出租楼

出租楼

      周树平

302A  杨丽

一天下午，我正在做菜，孩子兴冲冲地喊：“爸爸，杨阿姨来了！”

从阳台往下一看，果然是杨丽。她和二楼的邻居打过招呼，就问我饭熟了没，问我妻在家不。

我说饭熟了，女主人没来。杨丽笑着说，那我不来玩了，姐姐来家，打我电话。二楼的女邻居旋即哄笑开来。

这个杨丽！

杨丽是我的老邻居，住302。她家搬来后，302成了整栋出租楼最热闹的房间。她爱人高杰跑煤车，杨丽做块煤生意。杨丽爱说笑。不到一个星期，大家就熟了。我问她为什么不继续做块煤生意，块煤生意有市场，不会亏。她说农贸市场太吵，娃娃读书受影响。再说，那边铺面租金涨得太快，一个一年涨千把元，一年有两个月帮房东赚。钱找多找少是一回事，先照料娃娃读两年书。

杨丽爱窜门，不认生。二楼三楼的女人，爱到302聊天。杨丽家搬来之前，302住的，是一未婚女青年，三十多岁，经常向邻居家借这借那，健忘，借了未必还，邻居们看不惯，只要她一下班回家，各家门都半掩着，生怕她再来借油借盐借火。杨丽家搬来后，谁家的门都经常开着。往往是，大家经常聚在谁家聊天，聊到兴头上，吃饭时间将近，你家做一道菜，我家做一道菜，拢在一桌打平伙。

高杰成天在路上跑，如果回家吃饭，往往提前给杨丽打电话。杨丽性情随和，我常常直呼其名。

杨丽！

哎！

我下班了，饭熟了没？

做好了，就等你呢！

邻居听了常常笑我和杨丽。说我和杨丽开玩笑不分场合，胆大，怎么听怎么像一家人。杨丽笑着说，你们嚼舌根去吧。

高杰回家后，杨丽爱笑说她和我开玩笑。高杰说，好嘛，好嘛。你那么胖，我还行，周哥喜欢吗？他们夫妻玩笑时，高杰常叫他女儿来拉我陪他喝啤酒。小家伙喊我“伯伯”，甜甜的，脆生生的。有时不去，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我也一样，有友来玩，开饭之前，高杰在家，我给孩子做个手势，孩子也会去拉高杰来喝一杯。

初春到盛夏，杨丽总说街上的酸菜不好吃，趁妻来看我和孩子的时候，约妻到出租楼对面岩山脚空地里去扯野油菜，扯野芹菜，回来，两个女人做酸菜，盛在大盆或陶罐里，出租楼的邻居家家有份，谁家想吃，自己来拈一钵。酸菜多时，杨丽用钵钵盛了，挨家挨户送。她用蜂窝火慢慢煨的红豆，味道很好，一时半会吃不完，她也送这家一碗，分那家一碗。除了送邻居红豆酸菜，隔十天半月，杨丽叫上几家邻居，到她家打一次平伙，男人喝酒，女人劝菜，孩子也相互劝菜，大家有说有笑，如同过节。几家人打平伙，不论什么菜，不管盐味轻重，菜总被洗劫一空，众人也总是感觉欠欠的。那些时候，大家只谈生活中的笑话，不谈明天，人人开开心心，有时聊到深夜才散。

杨丽的任务，主要是照顾孩子，负责一日三餐、接送孩。下午，孩子们放学后，大家在阳台上煮饭，经常与杨丽聊天。她说，高杰在家是大哥，他们结婚后，和老爷爷老太太（方言。婚后对男方父母的尊称）住了半年，就出来了。家里还有兄弟小姑四个人，老爷爷老太太的意思，是希望他们在外安家落户。听她这么说，我劝她：我们都一样，都没有房子，样样靠双手。

提到住房，说起生活条件，杨丽爱笑着说：哥，你谦虚喽，你家两个人拿工资呢。我问她：高杰一个月工资1500多元，她家一月能存多少？她就岔开话题：不讲这个，不讲这个。

我经常加班，有时下午接不了孩子，就和高杰杨丽商定，早上上班，我送两个孩子去幼儿园，下午杨丽接。结果，很多时候，都是杨丽帮我接送孩子。两个孩子回家后，一起玩耍，一起写作业。春天或夏天的傍晚，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时，我常在阳台上看书或做饭。杨丽一般在二楼的女邻居家聊天，或陪女邻居们打十元一锅的小麻将。做好饭菜，两个孩子经常在一起吃。

孩子回家，爷爷奶奶问他在城里有好多小朋友，他第一个准说起高杰的女儿。说他和她好极了，她是他的小妹妹。她还说杨阿姨可亲了，对他超好。

高杰家住302时，302没空过一天，她家还时不时有亲戚来。因高杰晚上停车不方便，他们家决定另租他处。听说，他家还没搬出去，房东就已经答应了下一家租房的人。

杨丽家新租的房子，在出租对面，一个铺面，一间套房。杨丽说，本来不想搬的，一则为了高杰放大车放摩托车方便，二则亲戚经常来玩也方便，就租铺面加套房。她和高杰商量好了，女儿进一年级后，高杰自己买个货车运货，做点小生意，不给人跑煤车了，这两年，跑煤车的人越来越多，在煤矿排队，经常一排三四个小时，又脏又累，工资又不见涨。

我问杨丽，如果她女儿以后不在县城读初中高中，她家有什么打算。她说，女儿在哪里读书，他们就去附近租房子，边照顾女儿，边做点小生意。我说，如果我们在另一个地方、同一栋出租房相遇，可能还要经常麻烦你呢。杨丽说好啊好啊，那时，我们才四十多不到五十岁。周哥，你一定是说笑的，今年不知明年事，孩子们读初中高中，我们两家，会租房子在一起吗？

我没有回答。

出差回来那天，邻居告诉我，杨丽家搬走了。一位邻居说，杨丽家搬家那天，天气不错，整栋楼的人都去帮忙。第二天早上，杨丽回来拿温瓶。她一边走一边与邻居打着招呼，叫大家有空过去玩，说还用老温瓶装水泡茶给大家喝。一块石头绊了杨丽一个趔趄，温瓶差点就没了，大家一阵笑，杨丽很快爬起来，说，没事的，你们来家一定有水喝的。大家有空就过来坐，我家就在路对面，我做好酸菜，煮好红豆等大家。

      302B  王强

在高杰家之前，302的主人叫王强。

王强是浙江人，也是个不错的木匠，就在出租房后面的家具厂（也是租用的）打工。他孩子读一年级。每天上午或下午，我下班回家，王强不是在做西红柿煮鸡蛋汤，就是在做煮清水小瓜汤。一见我下班回家，他常停下来，装一支烟，陪我说几句话。

很多时候，问王强想不想买房子，他常淡淡地说，想，可他们做手艺的，家都在脚上。他的回答总让听得我心惊。他很少问我住房问题，常说如果他像我一样，有个稳定的工作，即便租房子住，心头也是热和的。王强这么说时，我通常转过身，狠吸一口烟，看着远处漂亮的楼房，同时转到他话题。

每天上下班或上卫生间，都要经过王强家门口。王强不在家则已，如果在家，总是正在吃饭。他经常微笑着喊我：吃饭嘛。

王强的普通话夹着浓浓的江浙口音，让人容易想起江南女子的“嗲”。他一米七左右，牙齿极白，体型匀称。我常和他玩笑说，既然他爱人在身边，他就没必要经常当家庭保姆。他总是笑着说，她忙。

王强爱人与我邻镇，口音与我的差别极大。开始接触时，要仔细辨别，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是个会打扮的女人，在时装店帮人看铺面。每天早上八点上班，晚上十点下班。王强玩笑说，他是陪爱人满世界转的那种男人。前年，他在老家浙江打工，也做木匠，月收入四千元以上。他妻子没手艺，成天只知陪人打麻将，他的工钱只能勉强支撑家用。去年，妻子说浙江太热，不习惯，他就举家回了娘家，还做木匠，月收入两千多元，仍然只能维持家用。王强经常都在加班，有时要到晚上十二点过才休息。他也抽烟，三元一包的“黄果树”。

很多时候，我会问起王强孩子的病情。

王强的孩子进二年级了，患先天肺气肿，常年四处求医。贵阳，杭州，上海，都去看过，只能稳定，不能根治。他说，近十年来，他所找的钱，不下二十万，但大都用来医孩子了。只要孩子健康，钱还可以再找。我常常把话题引开，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他说也许明年就回浙江，也许去广东，也许去甘肃，但都得时才能确定，走一步看一步吧。

每到星期天，王强丈母娘常会提一些新鲜蔬菜，来探望他们一家三口。那些时候，王强孩子总是围着外婆转，“外婆外婆”的直喊，我孩子也跟着喊奶奶。老人每次离开，王强一般默默地送她到楼下，边说“没事的，没事的”。他大概在向丈母娘保证，会对妻子孩子尽力的。我知道，按照我们这里的习惯，王强的丈母娘应该向他们小两口建议过：回家，向村委的说明情况，再生一孩。

王强也无意和我说起他想再要一个孩子的想法。不过，他和妻都担心第二个孩子是否也会有先天性疾病。他的妻子，患有心脏病。听了王强的话，我无语，也很少和他爱人打招呼了。而且，我还叮嘱孩子，和王强的孩子玩，不能打闹。王强夫妇俩，也很少带孩子上街。

从春天到秋天，三楼的孩子们，大家玩得高兴时，往往要到楼下的空地上去，三五成群，欢闹声声。王强的孩子，常一个人趴在阳台上，双手撑着下巴，眼巴巴地看着楼下欢闹的伙伴们。而从春天到秋天，王强妻子也换了三次工作。邻居们很少去他们家玩，只在他家吃饭的时候，常常听到他妻子埋怨他没出息，不能为自己的老婆买这买那，不能为自己的女人找一份合适的工作。王强总是很少说话。他妻子埋怨他时，我或者正在提水，或者正在洗菜，听得不寒而栗。当我提着水回家，总看见王强背对着他妻子。他微笑着向我点点头，算是招呼。还不忘递过来一支烟，问我晚饭后不准备出去玩吗，这么好的天气。

知道王强不在意他妻子数落后，我们的交谈轻松了不少。孩子们放学后，不论他妻子是否在场，我都鼓励让孩子们主动拉王强的孩子去玩。有时候，王强妻子不准孩子下楼去玩，脸上飞过一层阴云。我劝导她说，孩子们在一起玩，比给孩子买玩具还管用。较量过几次，她实在找不到反驳理由，而也知道我为孩子买的故事书多，便渐渐地习惯了让她的孩子到我家陪我孩子玩耍，或者读故事书。

冬天里，王强家首先烧起了铁炉子火。每天中午、下午和晚上，休息时间，他家那台十七英吋的小彩电，就传出声音来了。那是一些不知反复播放了多少次的动画系列。他们家很高举我孩子去看电视，也喜欢我为孩子买的那套《蓝猫淘气3000问》。整个冬天，王强的家里，充满了蓝猫、淘气和大人孩子们的欢笑。而我走过302门口时，如果他妻子也在家，她会热情地招呼我坐。开始时他喊我“哥”，后来知道我比王强小，她才改口叫我“叔叔”。那个冬天，她爱和女邻居们的交谈多了，脸也常常变成了多云转晴。

从老家过春节回来，王强家已经搬走了。问三楼的邻居王强家什么时候搬走的，谁都说不知道。出租楼里的邻居，十之八九都回老家过春节。春节回来后，大家还按去年的方式，先买些块煤，或换一瓶液化气，或新买一台微波炉，将家里打扫一通，把要洗的衣服被子洗一洗，开始打点新的日子。

      302C   陈哥

高杰家搬走才两天，302就住进了新的人家。聊天中得知，男主人姓陈，与我同镇，我叫他陈哥。学校开学一个月后，陈哥听说高杰家好玩，遗憾地说，早知如此，他绝不提前交房租。

陈哥人高大，话少，走路总是低着头，好像怕什么东西撞了。

陈哥的孩子读四年级，与我孩子同校。每天早晨，去洗手间时，陈哥已经从洗手间回来。我们住的小城，深秋和初冬交织在一起，难于区别。微冷的清晨，陈哥穿着单薄的内衣。他人高大，内衣短了点，看去有些滑稽。和我打招呼时，他的声音有些微微的轻抖。招呼之后，他快速回家。302房间自从他搬来之后，就成了出租楼最简单的房间。两张床，中间以一用过的席梦思床垫隔开。床垫两侧，是陈哥父子俩的床。不管白天夜晚，床垫一般用来放衣服。

高杰家或王强家住时，房间内放一层六门柜，一层厨柜，一个炉子火，一个衣柜，再摆两间床，余下的空间只能勉强坐五六人。陈哥父子俩住302，感觉总是空荡荡的。一个多月来，很少看见陈哥，也没见有女人来过。只有他的两个儿子，经常自己回来煮饭吃。除了中午和下午吃饭时间，陈哥的两个儿子也很少在家，门上经常挂着一把明锁。303的女邻居说，陈哥要么已经离婚，要么女人正在生病，或者女人过世了，你看他走路做事时，那懒精无神的样子。

陈哥在家的时候，一般都躺在床上睡觉，或就在门口与并不宽敞的房间里，转过来，转过去。有时和他打招呼，问他找什么。他说没找什么啊，看看床垫，好像有点不对头，怕它倒下来。

女邻居说的那类男人，村里就有几个。他们成天酒醉，动不动就发脾气，对子女凶巴巴的。然而一见到那个和自己开玩笑的女人，眼里就会陡然放光，语调立即软和下去。邻村也有几个，爱赶乡场以上的集市。一个月一次，或两个星期一次。赶场回来后，整个人就像脱胎换骨了一般。之后又一如既往，帮人打几天短工，想方设法攒点钱，又去赶场。但陈哥明显地不属于这两种男人。他走路时，头总是低着，似乎不肯放过任何沉思的机会。又好像他搬来之前，有一个对他来说无比重要的东西失落了，不会回来了。

陈哥关上门出去，到底做工，或者赌钱，还是干其他，没有人知道。我只知道，他并不吸烟。每天早晨、中午和下午，他都会准时出现在阳台上。做饭给儿子吃过，他就出去了。他一般很晚才回，很少有一两个夜晚，他会在十一点之前归家。

303的女邻居说，整栋出租楼，要数陈哥最神秘了。这样的男人，总让人有点害怕。我问她怕什么。她说说不清，总之就是有点怕。

一天，和同镇的同学谈起陈哥。同学说，陈哥爱赌钱，他老婆就出去打工，去了几年不见回来。他去外省找了几年，人是找到了，但她死活不回来。他回来之后，再没赌钱，学做泥水工了。不过，他性子淡，做什么都慢，我们那边来的人，有活路做，一般都不喊他。

我对同学的话半信半疑，但陈哥总不给我们机会。他很少和左邻右舍说话，也很少和我说上一分钟。他总是让我想起“苦行僧”这个词。

冬至前一天，有个男人来找陈哥，提着狗肉和青菜白菜。男人一见我就问陈哥在家不。我说不知道。男人骂了陈哥一句，说狗日的，去哪里了？还说昨晚上那么凶，不是说要我搞点好的给他补补吗。

302D   表嫂

开学时，帮朋友带孩子去报名，遇到同村的表嫂。

表嫂带孩子来讲书读，在等帮她忙的老师。问她怎么照料孩子。她说她家在城边租了房子，已经搬过来半年了，让我有机会带孩子去她家玩。还说：我杨丽很熟，白天经常去她家302吹牛，娃儿放学前回家煮饭。你家303的门，我拍了少不下五十次。

表嫂说话时，气有点喘，脸色苍白，好像感冒了。

我告诉表嫂，如果晚上有空去杨丽家，到家里坐坐。302与303，只隔一堵墙。接着问她，她和表哥进城，家里的田地怎么办？

表嫂说：收了今年的谷子，就送人做。

你家真舍得？

我帮表嫂家打过谷子。她家近四亩田，在我们村，能收将近六千斤谷子。

这年头，还有谁包土地种？只要有人帮忙捡起来做，不丢荒就是万幸了。

表嫂叹息了一声说。中秋时节的风，把表嫂的叹息拉得悠长悠长。我心底也不由生出些许感慨，父亲告诉我打谷子时回去，可时间未必允许。表嫂接着说，她和表哥也不想荒废庄稼，可是，她家那点田地，全部种庄稼，顶多能产出一万元。这点钱，供孩子读书再补贴家用，根本不够啊。

我心里一紧，没回答。转身，抽烟。

报名的人很多。学校专门安排一天的时间，为借读生办理入学手续。借读的孩子们，或者家长带着，或者亲戚带着，在学校宽大的操场上，一个个兴奋而矜持。表嫂的孩子一见我，就喊“老师”。我半天认不出来。表嫂说是小女儿，我还上课时才读学前班。

开学之前，回老家一次，听弟弟说，今年村小转学的学生不下三十个。除了十来个转到邻村小学，其他的都进城了。弟弟夸奖为孩子转学的家长有远见，舍得投入，宁愿到城里打短工，供孩子读书，也不让孩子在家继续混。

我听得心里阵阵发凉。我问弟弟都为转学的办妥了手续没。他说都办妥了。可是，转学的都是些好学生，校长为此还责怪他。弟弟说的道理我知道。一所村小学，走了几个好学生，老师们历来都很心痛。

我问表嫂，她进城后做什么。表嫂说，卖蜂窝煤，卖红豆酸菜，只要能找两分钱，都做。她问我城管有无熟人，能否帮她找找关系，她也去扫扫街。收入多少是另外一回事，主要是清洁工比较固定，一个月多少能够定期领到点钱……

交谈中，学校通知学生分年级站队报名。我帮朋友的孩子报好名，只见表嫂还站在校门边等我。她一见我，叫我一定把刚才说的事放在心上。说表哥在浙江打工。这半年来，她换了不少工作了。虽然每份工作多少都能挣点钱，可供小女儿和读高中的二儿子，仍然不够。她还说，我表哥就是太倔强了，要是去年将就和杨丽家做煤炭生意，就不用去浙江了，也不会到现在连合适的工作都还没找到。唉，你表哥哪，前天打电话让我想办法找点路费寄给他，他说外面的工不好找，决定回来陪我卖蜂窝煤……

离开学校，想起8月底邻居们最担心的孩子读书问题。我住的出租楼，一共十五个房间，只住着十三户人家，家家都有子女读书。其中的几家，除了照料自己的子女，还帮亲戚照料孩子。学校的开学通知才张贴出来，家长们一见面就问：你家孩子准备在哪个学校读？

一经交谈，才知道谁家都是托人找关系。随便问一个家长孩子读书的事准备得如何了，有的家长仍然心中没底，说不知道亲戚帮忙办得如何，晚上再问问。那些傍晚，男人们在一起抽烟时，见了我，总叫我坐坐，听听我的建议，并问我城里的小学哪一所好一些。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我只能套用别人的话回答：好学校不及好老师。男人们也都说，是咧，是咧。千好万好，娃娃争气最好。

开学之前那段时间，只要一有空，我就到各个邻居家拉家常。那些傍晚，夕阳出奇地好。走过一楼或二楼的阳台，邻居们总是热情地招呼我坐。一楼二楼的邻居，我大都叫不出名字，只知道谁家姓啥。大家说话都礼貌。年长我不多的男人，都不准我喊他们“叔”。说，喊哥，亲。又不是家门，何必在乎那些虚礼。遇到谁家饭熟了，又聊得兴起，我也不推辞，将就在那一家蹭一顿饭。同楼的男人，大家喜欢时不时小聚，喝两口。孩子们也喜欢在一起写作业，经常找我辅导。

我窜领导，第一件事，就是辅导孩子们作业。不窜门时，一到晚上，我的小家也很热闹。除了孩子们来问作业，还有同事、朋友来渴酒，聊天。也有喜欢书画的朋友来交流，在简易桌子上写字，交流习字体会。杨丽家还住302那段时间，表嫂晚上果然来过好多次，带着孩子，她陪杨丽在302聊天，我在自己住的303，辅导孩子们作业。

平时，邻居闲聊，大都不谈收入，只谈消费。这个说，虽然不收学杂费了，但一个孩子每天的零用钱少不下两元。带两三个孩子的，如果不找点事做，家头（农村）找来外头（城里）用，别说供娃儿读书，生活都成问题。那个说，是啊，我家小的那个读了三年幼儿园，幼儿园用费高，三年要抵读六年小学。

大家的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孩子转学。一个家长说，他去村小为孩子办转学证时，找了校长好多次，说了不少好话，人家就不答应。校长说转学可以，下学期如果你再转回来，我可不收。他说当时不晓得怎么回答，因为以前村里有一家转学时也说过同样的话，可是孩子才半期考试，因老父病故，家中欠下了债务，本来在城里还能勉强维持生活的一家人不得不回家，孩子中途转学回村小，转学手续不知瞎折腾了好多回……听他们说起这些，我发现，我们身上已经没有“男子汉”那层光环了，都成了一个个真实的男人。

男人们闲聊的时候，女人们一般不兴插话。或做着自己手中的活儿，待饭熟了，才喊，吃饭喽，吃饭喽。更多的时候，她们不忙于做饭，也坐在一起拉家常，或者玩扑克，或者打几桌小麻将。

第二个学期，学校开始上课后，表嫂一直没来找过杨丽。我问杨丽，她是否认识我表嫂。杨丽说怎么不认识。你表嫂家小女儿转学来城头读书，还是去年我给她出的主意呢。可是你表嫂身体不好，不知道你晓不晓得，她做重一点的活路，老病就会发作。她说结扎时伤口发炎了，后来重新手术，那以后感染了不轻的妇科病，天气一变化腰杆就疼得要命。

202A  张伯

张龙，张龙，你还不起来去读书？

我才搬来时，每天早晨，楼下张伯叫孙子起床的声音，比我手机闹铃还准时。离出租楼不到一里处的消防队，晨练的口号声也正好整齐地响起。早起的第一件事，一楼到三楼基本一致：上卫生间。很多时候，张龙喜欢跑到三楼上卫生间。这让张伯很生气。有好多次，张伯责问孙子，在哪里不一样，去三楼找死？张龙也不示弱：我就去，三楼干净。

一天下午，接孩子回家，张伯正在打扫二楼的卫生间。他的工具相当齐全，都是清洁工所用的扫把或铁铲。张龙正在帮爷爷干活。张伯说，从明天起，放学后不准出去玩，跟我去扫街。张龙说我不去，同学笑话。张伯说话的声音就高了，说，不去，就不准吃饭，也不准要钱。张龙趁自己爷爷转身时，使劲往下压扫把。他那一用力，衣服袖子“刷”地叫了一声，一条长长的口子从袖口破到肘部。张伯转过身，眼里的表情很复杂。他没有骂孙子，继续打扫卫生间。

第二天早晨，张伯喊张龙的声音没以往早，声音也有些沙哑。昨夜蜂窝火熄了，我拈着一个蜂窝煤楼上楼下转。从三楼到二楼，只有张伯的火是打开的。他正坐在门口的阳台上吸旱烟，眼睛有些红，好像感冒了。张伯的蜂窝火上，正在热水，他说要煮面条。吃过早餐，就去扫街。我装上一支烟，放下蜂窝煤，陪他说话。

张伯进城已经五六年了。平时做点小菜生意，但是太耽搁人。昨天一个侄儿帮他找了城管大队长，让他负责扫200米长的一截街，月工资500元。侄子问他愿意干不，他说什么都是做，就答应下来了，昨天下午才领来的工具。

张伯是2003年搬来这栋出租楼的。他的子女全都在外打工。二儿子家条件不好，出去打工时带走了一男一女，大孙子只得让他带着。他老伴已经过世多年。子女们还没出去打工前，他一家住三个月，轮流一圈，就是一年了。春节呢，就一家过一年。他说子女们都孝顺，每家每月寄一百元给他，老二家寄两百，他们爷孙俩，足够用了。

张伯和我说着，吸好旱烟，接着起身去拿面条（用一个黑色塑料袋状着，挂在墙上）。面条是新买的，用白色的打字纸包着。煮面条的锅小，张伯将面条放进水里时，几根面条从锅沿掉了下来。他用筷子将面条全搅进水里后，便弯腰去捡落在地面上那几截断了的面条，放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咀嚼开来。这时我看见，张伯的家里，家具不少，但都上了年纪。床是那种老式的四柱木板床，四面围着精致的木格子，挂着半黑半白的帐子。

张伯转身找碗拈面条时，我才发现他腿脚不太灵便。我转身面向阳台外面，暗暗作了一次深呼吸。刚才坐挨着他，我不便也不会让他发现，我有多么怕闻他衣服上散发出来的那股闷人的汗味。然而，我喜欢闻他的旱烟味。这个习惯，在家陪父亲说家事时，我已经养成。

一个星期五下午，三楼的孩子们正在夕阳里快乐地游戏，忽然听到楼下传来“老张——老张——”的叫喊声。向下一看，是一位中年妇女。她的着装参差不一，比张伯小得多，身上背着捡拾垃圾专用的袋子。二楼的邻居回答说，张伯今天一大早就出去了，还没回来。中午他孙孙是自己做饭吃。那妇女便走了。第二天，第三天，她仍然来我们楼下捡垃圾。她也遇到了张伯。张伯一般在垃圾堆旁边，手里拿着火钳，认真地将装料袋剔成一堆。等他收拾好，妇女出现了。她背着箩筐不动。他向她要过手套，将那些塑料袋捡起来，放进她背上的箩筐。妇女并未上张伯的家来坐过一次，不过，晚饭过后，张伯照例就出去了。

在出租楼，女人一般看家，男人们大都在外找活路。女人们没事情时，总爱在一起拉家常。话题一般是孩子和男人。对与我同龄的男邻居，她们也不回避，说话都很直接。还不时哈哈大笑，让男人们误以为她们在说自己。

入秋后的某天下午，我正在吃晚饭，听到二楼一男人直呼张伯名字，声音很高，且很快就开黄了。放下碗下楼去，只见那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一手封住张伯的衣领，用力将张伯往楼下拉。

来去！来去！男人一边用力往前拉，一边气愤地说。

你搞哪样嘛，你搞哪样嘛。张伯固执地往相反的方向扯，莫名其妙的样子。

你来去给老子讲清楚！你来去给老子讲清楚！

我和你讲哪样？

你把老子的婆娘带走哪里去了？今天你不老实交待，老子就揪你去派出所！

我晓得你家婆娘是什么样子！

你这老杂种，没有做得你就来去和那个人指证！

男人越骂越气，越拉越有劲。不到五分钟，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张伯被他揪着下楼了。天还没黑，张伯回来了，他的脸上，多了两道伤痕。见了我们，他恶狠狠地骂道：这个烂杂种，老子不找人来收拾他，老子就不姓张！

第二天，没见张伯。

第三天，没见张伯。

第四天，也没见张伯。

第五天，张伯回来了。他找来了两个板板车，搬家来了。他的家具，两架板板车拉了两回。他脸上的伤痕，已经变成了伤疤。抬家具的时候，三楼的男人只有我在家，我也去帮忙。二楼的邻居，不论男女老少，大家都去帮忙。205住的是一位老奶奶，张伯临走的时候，她问，幺，你找到房子了？张伯没有回答，眼角挂着两粒泪珠。张龙呢，也比任何时候都懂事，一直尾随着自己的爷爷。不过，张龙的眼里，没有泪水。他的牙巴，咬得紧紧的。侧面看去，不像四年级的学生。

202B  刘玲

张伯搬走后，202房间空了一个多月。直到9月初， 205的丁哥说，202又有人住了。是一家兄妹三人。哥哥读高一，妹妹读初二，弟弟读六年级。丁哥是养信鸽的，信鸽的家安在楼顶，开始时成天吵得我们心烦。丁哥租了205和204两个房间。

202的主人，是那个叫刘玲的女孩子。刘玲身高不到一米五，秀气，眼睛随时会说话。她经常拿题目来问我，也经常到302或305看电视。她说她知道我的，读过我写的散文，而且她的一个老师和我是同学，所以她一定要叫我“老师”。我说我才离开学校几年，就叫哥吧。她说那不行，一定得叫叔。

每天中午或下午下班时，二楼阳台上，我第一个看见的，一定是刘玲。她一般正在做饭，或正在炒菜。她经常做的菜，是洋芋。她说，她们家盛产洋芋，一年能收三四万斤。叔叔，有空去我家，你背点洋芋来吃吧。我们那里，交通不方便，好多人家，洋芋都是一千斤两千斤地烂掉。要有马驮的人家，才能把洋芋运出来卖。

我问刘玲她爸爸妈妈在家吗，都干什么。刘玲说都在家，种地，养猪，喂牛，还喂山羊。她们家里的洋芋，大多用来喂猪。家里种的不够，就在村里买，一角钱一斤，够便宜的。

刘玲的家，是我们县最边远的村。那个地方我去过。停车处到她们村，得经过一条小河。如果用眼睛看，小村明明就在对面的山腰上。可是，从这边的山顶到达那边的山腰，任你行动敏捷，两个小时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发改局的朋友曾经透露过消息，说那是个异地扶贫搬迁村之一。我暗暗为刘玲家祈祷。刘玲说，她家房后的大坡上，到处是山窝窝，也有成块的土地。那些土地都适合种洋芋。这样的山窝窝，或山间空地，小时候，寒假里，村里的陈三爷最爱带着我们去放牛。陈三爷照例先让我们生起一堆柴火，讲一段《薛刚反唐》或《薛丁山征西》后，就教我们如何在用小木棍在松软的土里刨洋芋。刨出来的洋芋，拿一部分放在柴火下面捂，吃不完的，收牛时带着回家。刘玲说，我说的这些，她很熟悉。还读小学时，冬天里没事，她也能在自家挖过洋芋的地里，刨出两百斤洋芋崽。

刘玲上楼来看电视时，我爱问她，如果她们家有一天搬到其他地方，她心里高兴不高兴。她说搬到哪里都没有她们村好。她们村里的水最甜了。这又让我想起了她们村后面那股甘洌的山泉水。那泉水的味道，比我所喝过的所有瓶装矿泉水清凉爽口。刘玲和我或跟女邻居说话的时候，常常会说她小时候在家乡的那个山沟里割草，在哪条山沟里打猪草。问她为什么很少去上晚自习，她说是老师批准的，她得守在家里，准备夜宵，她哥哥和弟弟每天下晚自习后都要吃夜宵。刘玲一般晚上十一点以后才睡觉。有时候，我陪邻居们聊天或看租来的电视剧，她会端来一大碗焖好的洋芋，让我们吃夜宵。

隔两个星期，到了星期天，刘玲的母亲就会来一次。她为孩子们送米和生活费。陪孩子们一个晚上，星期一早上，她送刘玲他们去上学时。刘玲的母亲也爱和邻近的女邻居拉家常，不忘请细心的女邻居们帮忙照看刘玲兄妹三人。刘玲的母亲个子不高，背微微有点驼，笑起来牙齿很白。阳光灿烂的时候，远远地，我就能看到她那口玉一般的牙。

女邻居们说，刘玲的母亲每次送刘玲他们去上学后，都要回来收拾一通房间再走。她陪她们说话时，音调也低低的，眼里的泪花，包都包不住。她们都怕陪她说话，总是劝她放心，说会经常帮她叮嘱好的孩子们，叫他们不要到处乱跑。但刘玲的母亲不止一次说，她想把家头的猪牛都卖了，来照料刘玲兄妹三人，可是……女邻居们向我说起刘玲的母亲时，她们的眼眶总是湿湿的。不过，在刘玲面前，大家的脸上，都挂着笑。

刘玲问我题目的时候，一般是中午。她常常还机灵地问我作文怎么写。她说她想写写爸爸妈妈。我又问她如果搬家她喜欢吗。刘玲说当然喜欢。不过，搬到哪里，都没有我家那里好。听到刘玲这么说，我就绕开话题，或趁她做好了要问的题时，请她读一段故事给我孩子听。她就让我孩子先坐好，把书放在我孩子双膝上，然后坐在旁边，像个小老师，读故事给我孩子听。刘玲普通话也说得不错，总叫我孩子小弟弟，声音甜而好听。如果我拿给她的是一本《散文选刊》或《小说选刊》，或者一本名著，她往往看得入迷。要到她哥哥在楼下喊，她才离开。临走前，她还不忘借一本自己喜欢的杂志，或借一本书。

一年后，刘玲初中毕业。邻居兴奋地告诉我，看不出来，小刘玲考了全校前十名，进了市里最好的高中，还进了快班。不出意料，我们出租楼，她将是第一个名牌大学生。

202C  伍 姐

在202居住的时间最短的那个女人，我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她和我一样，带着儿子，照顾儿子读书。刘玲兄妹三人住了一年半，但那个女人，只住了两个月。后来房东说，他房子的租期，从此以年为单位。二楼的邻居告诉我，那个女人姓伍，比我小。不过，她的孩子比我的大，按我们这地方的习惯，我得叫她“伍姐”。

听说，伍姐在某家保险公司上班。她走路不快。每次见她出门或回家，我就能明显感觉到一股春天的气息。而我看见，同楼的邻居，只要伍姐走过，大家一般不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她。伍姐搬来后，成了出租楼第一户用微波炉的人家。她很少在家，即使在家，也很少和同楼的女人们交往。我在接送孩子的途中遇到她时，她总是淡淡一笑，算是招呼。她的眼睛，在笑起来的时候，容易将我惊呆在那一个瞬间。要在她先走后，我往往才会回过神来。

后来，有女邻居说，伍姐的老公原是外县某个乡的书记。她老公外出学习半年回来，就和她离了。孩子房子归她。但她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将房子输掉了，还欠下了十多万元的赌债。女邻居们的闲谈，常常将我听得毛骨悚然。但我固执地认定，伍姐一定不像女邻居们所说的那样。

每天接孩子回来，伍姐和她孩子讲话的声音，总是比邻楼那个老师拉的二胡还动听。她的孩子和我的孩子同在一所幼儿园读书，同级，不同班。两个孩子年龄相仿，但她的孩子比我的孩子高出一头。她每次出门，总是牵着孩子的手。即使开门，也还牵着。她孩子所穿的衣服，经常都是干净整洁的。两个月里，我经常见她用一个大塑料袋，拎着衣服去干洗。也经常见她拎垃圾倒在楼下的垃圾堆里。她搬来之后，而我们所住的出租楼，各家都有拎垃圾倒在垃圾堆的习惯了。

伍姐的手机款式很精美。红色的，经常挂在胸前。好多次为孩子买玩具或读物，都遇到她。她很少和人打招呼。即使有人喊她，她也只是微微地笑笑，点点头，然后围着孩子转，直到孩子把自己喜欢的玩具或读物选好，这才拉着孩子的手，母子俩回家，做饭。

女邻居们对伍姐的猜测越来越多。我也越听越惘然。后来我干脆不听。天气好的时候，我仍如以往，坐在阳台上看书，或者到邻楼那个拉二胡的老师家海侃。

进入冬天后，我要到省城去参加一次培训。那时学校快要放假了。我学习回来，邻居们说，伍姐搬走了。没有人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搬走的。不过，邻居们说，有一个晚上，202房间里，传来悲凉的哭声。那个晚上之后，202房间的门，一直紧锁着。没有谁再见过伍姐。邻居们还说，不管她在哪里，只要一看见，他们一定能认出她。

没有陪同楼的女人们谈论伍姐的，只有105房间的那位大嫂。我孩子也常到大嫂家玩。一次，下楼找孩子，和大嫂一家闲聊，大嫂无意中说起伍姐。她说，伍姐不容易啊。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经常半夜三更的，还听到有人敲门。大嫂说，很多夜晚，敲门声前后的半个小时内，她总是听到一个人的脚步声，在一楼的院子里来回地踱着。不过，她从未听到开门声。有一次，她去菜市场买菜，见过一个个子高高的男人，陪伍姐母子俩买菜。可是，伍姐并没有和那个男人说话，她的样子，侧面看去，好像在生气，又好像在想心事。

202D  李姐

伍姐的迷还在困挠着大家时，202来了一个新邻居。她是个地道的清洁工，见同楼的人，不论男女老少，打招呼都很热情。但在大街上，她一般不打招呼。

邻居们叫她李姐，我和她的招呼却只以“你”代称。李姐四十来岁，带着一个孩子。孩子读五年级，是中途转学进城的。她说她们村小学管不了她孩子，这才为孩子办了转学。好在她表舅子在城管大队，她一来就直接当了清洁工。她负责的街道，不到200米。城管的熟人也曾经说过，近年来，清洁工很难请。现在，大街上站街的临时工，最低工资已涨到每天四十元，一个清洁工，每月的工资，不能少于九百到一千元了。我问李姐每月有多少工资，她说要到月底才晓得。

李姐搬来的第一个星期里，她的孩子就打坏了二楼洗手间的两块窗玻璃。前十天内，他就以不同的方式，将同楼的孩子们逗哭了一回。但两个星期以后，小家伙就老实了。李姐调整了扫街时间，将每天早晨和傍晚的活调到中午和下午放学之后，让她的孩子跟着扫街。好多时候，去幼儿园接孩子，经常看到李姐坐在木板做的垃圾车车把上。她的孩子，拿着长竹扫，嘟着小嘴，一下一下地扫街。放学的小学生，回家比较晚的，常指着他说，那是某某。那个时候，小男孩低着头，脸红红的。两个星期过去，他不再低头扫街了。见到同学，他会主动打招呼。有时，他还故意将竹扫扫一下同学的裤管，害同学责备他没安好心。李姐仍然坐在垃圾车车把上，两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没有笑意，也没有生气。

李姐带孩子扫街之后，小城的大街上，陪妈妈扫街的少年渐渐地多了起来。每天下午，我在阳台上做饭时，李姐母子俩回来了。她的垃圾车车把的左边或右边，常常挂着两棵白菜，一袋折耳根，或一捆青菜。她儿子空着手，慢慢地走在车后。他身上的衣服，从星期一到星期天，只是一套。到下一个星期，未必就会换上新的。李姐的垃圾车，就放在垃圾堆旁边。李姐来了之后，垃圾堆就一直很规范。李姐放好车，提着菜上楼的时候，如果有夕阳，在夕阳下，她那件已经发白的红衣服，就会亮亮的直晃眼。

李姐爱说笑，也爱陪同楼的女人拉家常。有时女人们问她姐夫呢。她说那挨刀的，不提他了，晓得他死钻哪里去了。嘴上这么说，却不见她脸上有愁容。中午或下午，她一般要收工回家，才做饭。那个时候，她的孩子，一般不出来玩了。问她，她说，在做作业。

一个月后，李姐为孩子换了套新衣服，买了双新运动鞋。小家伙可高兴了，每天傍晚，他主动拉着空垃圾车回家。车停稳后，他常常问，妈妈，今天吃过饭，我们还去体育场玩吗。

体育场建于十年以前。只要天气好，那儿总是站满了人。四五十岁的女人爱去跳舞，孩子们爱去草坪上玩耍，活脱脱一个自发的夜市。从傍晚六七点开始，一直要热闹到凌晨时分。同楼的孩子们，也爱相约去那里玩。女邻居们喜欢去看跳舞，或者就跟着跳舞。回家的路上，女人们一般议论着，今天晚上自己跳了多少时间，会跳什么舞了。

李姐家的门，只要她在家，经常都敞开着。孩子们在她的孩子的带领下，经常玩躲猫猫（捉迷藏）游戏。出租楼的房间，常常成了孩子们躲藏的好地点。李姐也不阻拦孩子，只要孩子的作业做完了，也让孩子当“小队长”，带着小伙伴楼上楼下到处“疯”。有时候，李姐喊她孩的声音变得急促有力，她孩子马上就回去。那个时候，她一般已经做好饭菜，而她的孩子，又玩得忘记了归家。

李姐从未和我们说她的工资。她扫街的时间仍然是中午和下午。不过，她出门的时间，经常在变动着。而她的孩子，也总是跟着她出去。只是，小家伙脸上，经常挂着笑。他也经常陪李姐讲话，不时冒出一两句搞笑的话，逗得李姐直笑，直骂他小挨刀的。

女邻居们说，这个李姐，什么时候见她，她都是笑的。她们曾经问过她男人，她说他在广东给人家当保安，年年都要回家过年的，管他的哦。女邻居们还问过她其他话题，不过，她一般不回答，总是将话题岔开。

101A  王刚

搬入出租楼的第二天，从街上买用具回来，经过101时，听到有人喊我，问我什么时候搬来的。

回头一看，是校友王刚。王刚不由分说，让我将新买的锅碗放下，硬要拉我在他家吃饭。坐上桌子，端上来的是一大碗米酒。王刚说是我们村来的正宗米酒，让我尝尝是谁家的。我向来不会尝烟酒，说不出所以然。一盅下肚，王刚说，是我父亲烤的，问我怎么连自家烤的酒都尝不出，还责备我什么人爱喝我父亲烤的酒我都不知道。听了他的话，我的脸很烫。

王刚长我四岁，初中时他补习了几年，我们同校。师范时我们又同级。师范毕业后，我见过他一次，那次都醉了，印象很深刻。我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他。两盅下肚，王刚说他正在砌房子，1998年买的宅基地，今年初动工的。一开始，他就没打算过要买商品房。他建议我最好买一块宅基地自己砌，说自己砌划算。王刚的爱人晚我和他四届。她责备王刚说人家不会打算啊，看你那样子，喝两口酒，话又多起来了不是。

那以后，一有空，我就去王刚家玩。当时，王刚的孩子上学前班，我孩子上幼儿园中班。两个小家伙一见如故。我孩子晚上梦呓都念叨着王刚孩子的名字。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时，王刚常常打电话，约他和我共同的校友们来划拳、斗酒、聊天。二楼或三楼的邻居，王刚熟悉的，也经常在场。

酒桌上，大家说得最多的，一般是房子的问题。人多的时候，王刚话不多，只是主持划拳，当裁判。而其他的校友，都相互询问，买房子了没。各人得到的信息，都是不同地方来的，而最终的房价，又都惊人地吻合。那时的房价600元左右一个平方。一校友说，他和爱人的月工资收入一千八九，除了应酬和生活费，每月能不借钱用，就已经很不错了。就在他决定预订房子的时候，房价每平方一下子涨了200来元。他不再犹豫，预订了一套。价格为880元。而离我们讨论房价一年半以后，房价已经涨到1300元以上一平了。当初到王刚家陪王刚和我聊天喝酒的校友，已经预订了房子的，经常为还未预订房子的校友惋惜。

王刚夫妇俩在乡镇中心小学上课。为接送孩子方便，两人的课是错开的。王刚说，为了调课，学校老师们的意见很大。像他一样的双职工家庭，又在同一个学校，且要照顾孩子读书的，每个学期最少得请老师们吃两顿饭，和大家交流交流感情。

王刚家一般下午五点以后回家。后来，他岳父家搬进了城，他们的上班才正常了，才没有要求学校为他们夫妇俩调课。但王刚夫妇俩仍然相当忙，他们新砌的房子，必须有一个人经常照看。每天早晨他先骑车送孩子去幼儿园，之后才接妻去上班。清晨的摩托车上，王刚的精神并不是很好。他看去有些发胖，但我陪他称过几次，体重并未增加。

来王刚家玩的校友们，很多时候也会到我的蜗居去坐坐。面对天下大雨，屋内下小雨的屋面，校友们劝我另外租一个套间。大家说房租应该变化不大。但又有人表示反对，说房租其实与房价的涨幅是成正比的。

后来校友们再来聊天，谁都不再说房子的事。大家尽量回忆师范那三年短暂但快乐的时光，回忆起年少时代的激情和斗志。往往是，一边回忆，一边把自己喝昏或喝醉。相聚的时间越来越少，喝酒的频率也越来越低，喝醉的频率到后来简直就没有了。王刚玩笑说，热情正在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加而减少呢。

王刚家和我一样，在吃的方面很是简单。桌上的菜，通常是洋芋、红豆、酸菜，或者白菜、青菜。他的孩子和我的孩子都挑食，很少吃肉及肉类制品。他玩笑说，不吃肉好，节约。他爱人算过一笔帐，说一个月只吃红豆酸菜，白菜青菜和洋芋，那也得六七十元，加上油盐和其他佐料，就是一百多元。假设每月招待两次客人，按最简单的标准计算，将近三百元……如果物价上涨，每个月的生活费用起码得增加七八十元，这还不算孩子每天的零花钱和房租费、水电费。

王刚一般沉默不语。王刚爱人所算的帐，我心里也是有底的。二楼三楼带着两个或三个孩子的邻居说，他们一个星期少说要用一百二三十元，这还得除开应酬。

王刚家住出租楼的时间，已有四五年。四五年来，他们搬了四五次家。王刚每次酒后，总是感慨地说，砌好房子，他就不必再搬家了。之后他就端起酒碗，要碰杯。碰杯的结果，他第二次倒酒，其他人酒碗里的酒才喝去一半。不喝酒的时候，他常对我说，兄弟，你不知道，搬一次家，有多麻烦，有多累人。那些的时候，我们一般坐在门外。他的家具不少，结婚时购置的家具只搬来了三分之一，但30多平方米的房间，已经很拥挤了。校友们来聊天的那些时候，大家是分成两排，坐在门口的过道上。

王刚的新房建设进度不够快，他在出租楼住的时间因此拖延了两个月。那两个月里，他很少在家，他说他成天都在找钱，工钱是不能欠的，为此，经常见他骑着摩托车到处跑。有时候，遇到我，他也停下车。我装他一支烟，他点燃，寒喧几句，便骑着车，箭一般地向远处射出去。也是那两个月，王刚真的消瘦下去了。他搬进新房后，就病倒了，输了一个星期的液。搬走后的王刚，仍不时到我住的出租楼走走。他说，他住过那栋楼，有感情。只要我不搬走，他就会经常走。

101B  赵老师

王刚家搬走的第二天，101住进了一位老师。他说是王刚介绍的，他是王刚小学时的老师，姓赵，五十岁。赵老师的爱人小他十来岁。据王刚说，她以前经常赶乡场和村场，做服装生意，是那种流动的摊点。

赵老师一家都和气、易处。他不准我叫他“叔”，说就喊“哥”或“老师”。他爱人姓李，他让我叫“李姐”。他们教我孩子喊“伯伯”“伯娘”，我无奈，只得依了赵老师。更多的时候，我直接称他“赵老师”。

赵老师每到星期五下午就骑着摩托车来看老婆儿子。他儿子读高一，个子比他还高。一米七几。消瘦。星期五下午，从幼儿园接孩子回家，李姐照例正在做饭菜。菜一般比平时丰盛。肉，鸡，烤鸭，这些平常难得一见的菜，在星期五下午，李姐的餐桌上，总是变着戏法出现。赵老师吃饭时，喜欢喝二两小酒。所以，李姐的餐桌上，还准备了下酒的油炸洋芋片或油炸阴包谷（阴包谷：水煮后晒干的包谷）。这两道下酒菜，是我们这地方最常见也最普通的菜，比两元钱一斤的干蚕豆味道好得多。

李姐的菜才准备好，或正在准备，赵老师来了。他到来的时间，一般在下午六点左右。一楼的男主人，个个都骑车，但赵老师的摩托车响声最特别，嗓音也最大。有一次，102的邻居问他，老赵，你的车还不换？怕在路上车骑你呢。赵老师笑着说，不会的，骑车像放伙牛，经常放那几头牛，码得住性子。邻居则暗地里说，老赵也太会当家了。他骑的那车，现在谁还骑啊。是否耗油尚在其次，关键是问题多，你能知道它什么时候突然生气，不跑了？

赵老师的儿子名叫赵学仪，除了比赵老师高，小伙子还很幽默。说话没有城里孩子语调中的“嗲”味。不论他爸爸是否在场，他和妈妈说话，也都是想说就说。不过，他话少，头老是低着。李姐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脾气不好时，也会说一句，你别烦我。或者说，你让我清净清净吧。

赵学仪说，他们班的同学，不少人都在补习。李姐问他要不要补习，说他英语一向跟不上。他说补什么补，我能考什么就考什么吧。也是从赵学仪口里，我得知，我的一个在高中上课的校友，也在为学生补课。据说，他的月收入，除了工资，每月少不下4000元。后来其他校友证实，说那个校友和他爱人，准备三年内还清买房子的贷款，他们家买的房子，有两百来个平方。

有时，我建议赵老师让他儿子补一两门课，他说，补课的钱，没有。他自己读，当初我们要谁补过课？我往往无言以对。

除了周末，赵老师家一般很热闹的。李姐爱约人打小麻将，所以，经常都见她在家，她家也经常坐满了女人。每天上下班走过101门口，李姐都要和我打招呼。她打招呼，不管我是否听见，也不管我答应的声音高或点。

赵老师也会隔三岔五让赵学仪来喊我陪他喝酒。他邀请的还有我的同事。酒桌上，赵老师常爱说起他教书的往事。他说他十七岁开始教民办，如果按照前几年市里出台的三十年工龄就可以退休的政策，他早可以退休了。不过，退休后工资没有在岗的高，他这才决定干到六十岁。他身体还过得去。娃儿两年后要读大学，老爷爷老奶奶身体又不是太好，李姐又不再做生意了，他们家正是用钱的时候……喝过酒，吃过饭，赵老师就拿出旱烟来装。他很少抽我或同事、邻居们装的香烟，说旱烟劲大，过瘾。纸烟（香烟）烧嘴，他不习惯。但我父亲不是这样解释的。父亲说，旱烟节约，不得罪人；纸烟浪费，易得罪人。李姐说，赵老师抽旱烟，有二十五六年了。所以，我们装烟给赵老师时，她总是说，你们不要浪费了。他呀，家里到处搁的都是纸烟，他从来不吃。

赵老师一般不问他儿子的学习情况。他说，就是问了，他也不懂。高中上课要上到星期六。赵老师每次来，星期六一天，就陪爱人上街，或陪爱人到亲戚朋友家走走。李姐说他不认生。星期天一大早，李姐早早起床做好早餐，一家人吃过，赵老师就用他的老摩托车带着一家人出去玩。他爱钓鱼，去的地方多是水库或小河边。我们的小城附近，到处都有水库，有河流。下午四点来钟，赵老师一家就回来了。有时候他钓了几条鱼，有时候一条也没钓到。不管钓到鱼没，他们一家三口看去都很开心。

赵老师的喜好，不觉就影响了一楼的一个邻居。那以后，一到星期五，那个邻居就会问李姐，赵老师什么时候到。也从那个时候开始，赵老师很少陪李姐上街了。星期六早上起来，他就陪邻居去钓鱼，一直到天将黑时，两个男人这才骑着车回来。

一楼的门口有垃圾堆，加上二楼三楼的一些邻居不爱乱扔垃圾，李姐说过了几次，后来就不说了。赵学仪进高一下学期后，103那家搬走了，新邻居是搞石材加工的，机器声吵得人整天还得安宁。妻每次来看我们，李姐都要陪她说说话。妻说，李姐家想搬走。

赵老师家搬家那天，他给我留下了电话号码。李姐说他们家在城区租了两间挨在一起的木板房，宽度和这边的差不多，但安静，买菜也方便，只要有空，周末就过去陪你赵哥喝酒。

101C  贺哥

赵老师家之后，101和102住的，是一个家具厂老板的亲戚家。房子老板租的，他的亲戚家负责帮他照料孩子和给他家做饭。老板姓冯，名友仁，三十多岁，看去比我年轻。他的亲戚贺强，四十多岁。贺强的女人姓许，四十来岁。我叫他们夫妇贺哥、许姐。除了吃饭和晚上接孩子回家睡觉，冯友仁一般不来101。

贺哥的长孙与我孩子同级，两个孩子经常在一起玩耍。但贺哥的长子小我七八岁。我笑说他享福早，他总是说，别提了，提起来伤心。我孩子要主动一些，常下贺哥家来玩。我到贺哥家找孩子吃饭或喊孩子睡觉，也很频繁。有些时候，孩子们不在院子里玩耍，只要一问许姐，准知道孩子们在什么地方，都和谁玩。

贺哥说，他与冯友仁，其实只是挂角亲，或者说一点亲戚也攀不上。冯友仁以前不成材，是个浪子，经常向他借钱。后来运气好，讲了个好媳妇，被媳妇管住了，靠他老子的关系，做起了家具生意。这才做了七八年，现在铺面有了，房子也买了。不过这家伙精，铺子房子都出租，一家人宁愿租便宜一点的房子住。他家的铺面和房子出租一年的费用，一个三千元一年的套间，能连续租五年。

冯友仁的爱人来101的时间比较多。她说话干脆、流利，打扮干净利落。她有吸引男人的条件，但是她没有用那样的语言。床垫坏了，妻与她讲好价钱三天后，她就让人把床垫送来了。

冯友仁的女儿也和我孩子同班。但他孩子的玩具和读物，却少得可怜。他家才搬来的上半年，他爱人说，女孩子，不要惯坏她，要什么你买什么，长大后怕你买不起。下半年，他女儿的玩具和读物就是同楼的小朋友中最多的了。不仅我孩子，出租楼里五六年级或七八年级的大孩子，也经常聚集在101玩。冯友仁的女儿可爱，机灵，借给小同楼的哥哥姐姐们看的书，她一定会收回去，放好。问她谁教她，她说，是妈妈。

贺哥白天里不经常在家。许姐说他是他们村里最好地石匠之一，只要他不想闲着，每天都有活路可做。虽然活路不固定，东家做十天，西家做八天，但工钱比村里的高，还是有做头的。问许姐冯友仁一月开他们家多少工资，她说还没谈过，年底大概有万把元吧。反正平常买油盐柴米，她都记帐了的。每个月都从他表弟媳那里预支一些钱，用完了，打个电话，她就会送过来。

贺哥家与冯友仁家的相处，那感情简直就不是“挂角亲”，比我常见的姑舅亲还亲。有时闲聊中问贺哥，他们夫妇是否每个月和冯友仁夫妇算一次帐。贺哥说一个季度算一次。多用三四十元，少用三四十元，他表弟表弟媳都认帐的。

我对许姐说我感觉她成天都在转，她说那是没有的事情，她有的是玩的时间。不过她不会打麻将，也不会跳舞，所以很少陪同楼的女人们出去玩。隔三岔五，我和朋友在小城的小餐馆吃饭，也遇到冯友仁和贺哥两家人在一起吃饭。他们一般不喝酒，老老少少，有说有笑，令人妒忌。

贺哥喜欢唱孝歌。但他在出租楼里从来不唱。只是在晚上，他督促孙子写作业的时候，他才拿起一本孝歌书，坐在灯光下看，一边在鼻腔里哼哼。许姐说，贺哥在家时，只要村里有老人过世，他都要去坐夜。但他一般不和其他唱孝歌的歌手斗歌。在家时，我就目睹过孝歌手们因斗歌而发生争执甚至打架流血事件的。那时我真希望歌手们别编孝歌来怄对方的气，但是我认识的那十几个还健在或者已经谢世的歌手们，他们中只有一两人能做到心平气和地唱孝歌。尽管许姐多少有点夸贺哥，我还是打心底敬佩贺哥，且从发现他喜欢哼孝歌之后，我和他说话时就多了一些敬重。

贺哥家帮冯友仁家做饭之前，冯友仁请的是个初中才毕业的小姑娘。那小姑娘年轻，有朝气，也不大说话。不过，同楼的女邻居们反应极不好。杨丽就曾说过，那小姑娘的确还不懂事。小姑娘还住101时，经常和前面的出租楼里那一帮四川来的专门架电线的男青年打成一团。有一天，她来问杨丽说有了三个月怎么办。杨丽就将这事告诉了冯友仁的媳妇……杨丽她后来知道，自己对不起那个小姑娘，但小姑娘毕竟有勇气，跟着那帮四川男孩去了四川……

贺哥家什么时候搬家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家的门关了关月有余。那段时间单位很忙，半个月内我天天下乡，待工作忙好，才知道贺哥家原来不曾搬家。那段时间，他孩子在外省打工出了点事，他去了外省一趟。许姐在家服侍老爷爷老太太。果然，贺哥夫妇回来后，两个人都消瘦了一圈。

101D方平

贺哥家搬到104和105后，出租楼空出了两个房间。但两三天后，又有人住进来了。我托熟人帮打听的二手房，价格也已经翻了一番。朋友们劝我再看看时机，不行就约几个人，买一块宅基地自己砌。在101的新主人搬来后的两三个月内，我一直打听出租房的情况。我们住的三楼，在丁哥家鸽子的入侵下，每个房间经常都是潮湿的。而修补平房的价格又高得离谱，一条两尺长的漏水缝，开价超过一百二十元，所以三楼的邻居，家家都想重新找一处合适的出租房。

打听的结果，我暗暗心惊。套间都涨到3000元以上一年了。我也算过一笔帐，一个月花在吃食及房租、手机、水电等方面的费用，其实早已超过五百元。每次回家，村人都爱开玩笑，说我一个月一千多元的工资，到底存了多少钱了，已经买了房子吗，搬家时一定要告诉他们。我只有淡淡一笑，而不能苦笑的。类似的情况，所租房子比我租的贵得多的同学或友人，他们也都常常叹气。他们说，别说买房子，就是每年的房租，有时也不得不向银行贷款。

静下心来后，我主动去101和新邻居闲聊。主人家住贺哥邻村，名方平。他家租了101和102两个房间。是经贺哥介绍来的，房租的事，贺哥也帮他向房东求了情，每年少收两百元。方平三十六岁，看去总是四十三四的样子。他妻子谢兰，比他壮实得多，带着四个孩子。接触过几次，才知道方平在家和几个朋友办了一个砂石厂，但不景气，几个朋友你怀疑我，我怀疑你，老扯皮。其中的一个还承包了一段公路来修，结果搞得人财两空，现今出门打工快一年了，欠下的帐怎么还都是在的，每个月找的钱只够还利息。

方平说他想把砂石厂承包过来，他已经买下了百分之四十的股份了，但村里见有赚头，想插手。他实在没精力管理娃儿们，只得让婆娘带着娃儿们来城头读书。我说一家五口人在城里生活，一个月最少还不花千把元啊。方平说钱是人找的，再找多少，最终都是为了娃儿。

方平两个星期来一次。他是看起来没有精神，但内力很好的那种男人。他来一次，就要请贺哥陪他喝一次酒。我作陪过两次。那两次，我和贺哥都昏了，他还清醒着，尽说些他曾经的艳遇，害谢姐在一旁拿眼睛直拧他耳朵。

方平来城里，除了喝酒，玩处也不少。他在城里一般只呆两个晚上，之后就回去他的砂石厂。他说请了三四个小工，只要肯做，天天都有做的。好在小工们都是自己回家吃饭，一个每人多开百把块钱，那也值得。

杨丽搬走后，也经常回来和我们楼上楼下的女人们拉家常。她两三次就和谢姐混熟了。她说话从来直性子，爱问方平的女人说怕不怕方平花，染了病后二次传染。她的话才说完，女人们聚集的地方就传出打闹的声音。

我的表嫂，她在杨丽家搬家后，也曾经来找过杨丽一次。她说她已经找到工作。表哥找人帮她做了一个流动的摊点，她专门在学校门口卖点小零食。杨丽开始来的时候，一般落脚二楼或三楼。时间长了，她就在101或105闲聊。这两个房间门口，不论春夏秋冬，女人们经常坐在那里编织毛线拖鞋，或者编织毛衣，一边说些家长里短。孩子们呢，也都喜欢大家在一起玩耍，共享玩具和读物。

垃圾堆仍然没有改变，房东虽然每个月都收垃圾费，依然要两个月才找人拖运一次垃圾。谢姐将门口的垃圾场打点出来，种上了一块菜。那菜地，其实就是整个出租楼的小菜园。菜都没用化肥，长在过去的垃圾堆里，很是茁壮。谁家想吃新鲜蔬菜，给谢姐说一声，就自己去掏。至于葱蒜，这家或那家买时，都留下了根，将它们种成一畦。那一畦葱蒜，真供得上一栋楼的人吃了。

三楼的邻居们不时和二楼的商量，如果二楼的谁家要搬出去，事先通知一声，让受够了雨水之苦的三楼人家换一换地点。然而楼高了也不是没有好处，春末到秋末，苍蝇就相当少。不像一楼，一个夏天要换几张苍蝇拍。

就在大家都说自己所租的房子时，邻县一个法院下了审判书，说出租楼原系某家厂房。该厂建厂初在邻县的某家银行贷了一笔款，贷款至今已经翻了两番，我们所住的出租楼得抵押贷款了。

我是在法院的审判下来一个月后搬离那栋出租楼的。那之后我又找到了一栋新出租房。房租比之前的每年多三百元，环境和以前所住的那栋楼差不多。一次我带孩子回原先住过的出租楼去玩，只有方平家和贺哥家还住那儿。贺哥说，他家已经没帮冯友仁家做饭了。而方平呢，他的砂石厂，也已经关闭了，他又来城里办起了蜂窝煤厂。我的那个校友，自从我搬走后，果然再没来过出租楼。出租楼的常客，只有杨丽。杨丽经常说起曾经的邻居。杨丽在说起我时，总要给我打电话。

听贺哥一说，我就明白了。难道，好多时候，我和孩子在灯下看书或写字的那些夜晚，我接到的杨丽和高杰的电话，是他们在贺哥家或方平家时，给我打的吗。

2009年初稿

2021年1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