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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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态，或说精神病态，是鲁迅文学中很常见的现象。“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自身承认了这一目的性的写作特点，并对此作了一番解释——首先，社会是病态的，他要开掘出这种“病态”而使之公之于众；其次，人在这种社会中是“不幸”的，因此要“疗救”。“疗救人”是最终目的，“揭露病态”是手段；而这个过程，涉及到对于欺瞒表象的打破，直至对于人精神的直接拷问。
“呐喊”与“彷徨”是鲁迅的两部小说集，同时也是他内在思想的外显——这在两部作品的名字上就有了一定的体现——“呐喊”的呼吁性似乎更为突出，从时间上也很贴近“五四”时期，符合当时代的思想需求；而“彷徨”则更显困惑与怀疑，或许与当时代，五四时期主张文学革命的一众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和革命道路的态度转变不无关系。
然而从鲁迅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对于“唤醒铁屋子里的人”的困惑、以及作为先觉者的悲哀、寂寞乃至迷茫在“呐喊”时期同样存在；而在“彷徨”中，亦处处显出作者的抗争来。
譬如说，在《呐喊》的自序中，“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这显然是对“启蒙”的一种怀疑——鲁迅自知文学真正能启蒙的人一定是少数，少数自觉了的人处于“不自觉”的社会中也定然是痛苦的，而这种唤醒一少部分人的行为是否真正能够“疗救”却又不得而知，因此这种对于“启蒙”的困惑其实一开始就存在于作者的思想中。又如《在酒楼上》的末尾，“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爽快非常”，这又是孤独的抗争者的姿态了。为什么明明“困惑”还要毅然决然地“呐喊”，“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呢？鲁迅的自述是“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然而在《希望》中，他却又放弃了这希望——“我放下了希望之盾”。学者汪晖认为这是一种无可挽回的“绝望”处境，他认为鲁迅在其中对生命的意义有了再认识，“生命的意义就存在于这种’绝望’的反抗之中”。但鲁迅所遇到的精神困境却不是“绝望”，而是“虚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最后得出了绝望与希望皆空虚的结论，从此游走在有意义与无意义之间的虚无状态；而他之所以要肉搏这空虚中并不真正存在的暗夜，也并不应是实行“反抗绝望”的生命意义，或许恰是为了寻找意义。
鲁迅文学中透露出的思想是抗争与困惑交错、最终归于“虚妄”的精神困境。而“呐喊”的意义、“彷徨”的缘由、“虚妄”的具体体现皆与前文提及的特殊意象——精神病态相关；这种精神病态有很多种的具体表现，“呐喊”、“彷徨”、“虚妄”三者，来源于此亦归于此处体现。
2.“先觉者”与“集体无意识”
先觉者形象在鲁迅文学中非常常见，而《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即是其中之一。《狂人日记》中存在狂人与常人二元对立的结构，但同时两者又具有同一性；在狂人片段式的内心独白与常人对其的否定中，先觉者存在的必要性、孤独性、以及与群体的不可分割性一一体现出来。
先觉者的孤独性是十分突出的。在小说开篇文言小序中，常人对于狂人世界达成了否定性共识，认为狂人世界是虚幻的、不真实的、不可理解的，从而形成了常人与狂人世界的对立。
然而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却能发现狂人世界并不完全脱离于常人世界，而狂人的那种“狂”的认知，恰恰是来自于常人世界中现实存在的现象。“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去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吃人”现象从历史来看、从现实来看，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常人却对此报以否认的态度，从而对意识到现实的“狂人”报以排斥态度。“有给县官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我们可以看到，常人世界中旧社会的迫害是现实存在的，按照常理来说，他们对此有直接的感受，不可能对此无知无觉；然而现实是，他们对此采取了一种“不自觉”——或者说“不肯自觉”、“不敢自觉”的态度。封建也好、旧社会也好，已经成为了一种秩序；当秩序稳固之后，人们会产生一种惯性，去自觉维持它，而不是去反抗它。当一个人去指出现存秩序的不合理时，秩序会开始动摇；此时习惯了旧秩序的人们对于秩序崩溃的恐惧胜过了对于受压迫的恐惧，从而对于先觉者产生了恐惧与排斥感，而这就加深了先觉者的孤独性。
常人这种对于现存秩序的惯性逐渐会发展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狂人的“大哥”亲口认同了“易子而食”、“食肉寝皮”。在常人的道德观念中，“吃人”显然是不可以的，但当“吃人”披上了一层“仁义道德”的幌子——为了尽忠、为了尽孝、为了仁义、为了天道——就变得可以了，甚至是被赞赏的了——常人从出于对秩序崩溃恐惧的“不肯自觉”，转变为对不合理本身的认同——集体无意识产生了。
但是现实的不合理性不会因为群体的否认而消失，“要知道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集体无意识的最终结果一定是毁灭性的——非转变，即毁灭。于是，一个从“混沌”状态中而生、逐渐觉醒的“先觉者”的必要性出现了。如前文所述，鲁迅的最终目的是“疗救”，而不是审美这种“不知觉”的悲剧。
更重要的是，不论是狂人，还是鲁迅本身，都不是站在“铁屋子”外头的人，而是同样被困在“铁屋子”里头的人。“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鲁迅指出了先觉者世界与群体世界的不可分割性。在小说的末尾，狂人意识到了自己在无意识中也是“吃人”的；也就是说，先觉者与大众没有本质的差别——同为被迫害者与迫害者的结合体，先觉者同样也是“无意识集体”的一员，他不仅与群体不可分割，甚至是具有同一性的。由此，精英意识被消解了，先觉者从一个“救人”的形象，转变为了“自救”的形象，产生了一种自我救赎的意味。
由此，“呐喊”的缘由十分凸显了。
然而在《狂人日记》中，“狂人”这个先觉者形象，最后却“早愈”，又回归到了无知觉状态去了，他所有的认知被当成了疯言疯语，并没有对常人世界产生什么动摇；而常人们依然处于无知觉的自我毁灭过程中，包括孩子——这些希望的象征，似乎也都是不可救的了。“呐喊”的意义被否定了，先觉者屈从于大众了——作者又回归了对于“启蒙”的困惑。
3.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
知识分子是鲁迅文学中的一大主题，而鲁迅文学中的知识分子角色往往是带有悲剧性的。
按照当时代的语境，孔乙己绝对称不上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其身上带有的一种文化象征，却让我们得以从《孔乙己》一文中窥见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中的处境。
孔乙己这个形象无论在社会中还是在一种文化语境中都处于一个边缘位置。
在传统文化这个语境中，孔乙己首先是一个“文化人”，是个“读书人”，而且不只是将读书作为一种考取功名的功利性手段——他“没有进学”，而对文化有种无法割舍的情怀。“之乎者也”的语言，“惟有读书高”的认知，简单说孔乙己是被封建科举制度毒害了，似乎并不合适；不如说这是一种“深层积淀的文化情结”，是由于一种文化的熏陶而形成了固有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但是，孔乙己与王观堂先生一类的“殉文化者”又有所不同——他不存在“自觉”的特征，也不具有抗争性；他只是一种特定文化的存在方式，却是“无意义”的状态。
更显著的是孔乙己在社会中的边缘处境。短衣帮在柜台外站着喝酒，穿长衫的在店里坐着喝；社会阶层的划分是十分分明的。但是，孔乙己却是一个特例，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身份的尴尬显而易见了。文化上的自我定位与物质生活的现实困窘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这是很多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孔乙己的迂腐表现在他对于“无用”文化的固守。譬如，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对于生活有什么益处呢？“无用”是文化的特点，也是文化的弱点；生存与读书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尖锐的矛盾。因而，文化是不被认可的。“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吗？”大众的思维是基于物质的。同样是读书人，“丁举人”是受人敬畏的，孔乙己却是为人嘲弄的。人们尊敬的是由读书换来的功名，而文化本身则不存在价值——这是一种文化缺失的现象。文人价值的缺失还体现在“无法言说”的状态。“教人半懂不懂的”、“这半懂不懂的话里”、“难懂的话”……文化在社会中陌生化了，“说话”这一文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行不通了，这种“失语”的状态是孤立无援的，知识分子处于这样的社会中定然是孤独的。社会缺少了文化的地位，但更严重的是社会的“不人性”。冷漠、麻木、没有个性，是小说中的社会群像。“我”这个角色的存在，凸显出了人性在这个社会中是被抹杀的。“我”与孔乙己一样，同处于一个边缘位置。“才可以笑几声”、“我可以附和着笑”——“我”是不自主的，“我”的行为只是对于社会的屈从；但随后，“我毫不热心”——“我”也变得同社会一样了。趋同，则人性被病态社会扭曲、沦丧；固守，则为社会排斥而消亡。这也正是知识分子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痛苦境地。
对于这样一种扭曲、病态的社会，作为启蒙者的鲁迅是一定要“呐喊”的，是要抗争的；但是在这种病态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困窘处境，又造成了他的“彷徨”。
如果说《孔乙己》塑造了一个艰难的外部环境，而《在酒楼上》则展现了知识分子思想本身的困境。小说一开始就描绘出了一副“浮萍”图景。“北方固不是我的故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北方不是故乡很好理解，但这“依恋”的南方又如何不是故乡了呢？因为“我”“早搬走了，搬得很干净”。当年的“我”舍弃“旧地”舍弃得十分决然，因而旧地自然不能是归处了。于是“我”就处于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在新旧两极之间漂泊不定。《在酒楼上》这篇小说创作的时候正值我们所说的“五四退潮期”，不同于五四初期亢奋而激进的状态，当时的知识分子在逐渐冷静下来后，对于“启蒙”产生了动摇；新旧文化两极之间难以舍弃同时落脚不得的境地使得很多人都产生了这种漂泊感。
而作品中的吕纬甫正是在这样的境地中放逐了自我。“模糊”、“敷衍”，是反复出现的两个词，这是吕对于自己无意义行事的自责与无奈。在他的叙述中，我们知道了他做的两件“无聊事”——一是迁了空坟，二是送剪绒花。
“我当时忽而很高兴，愿意掘一回坟，愿意一见我那曾经和我很亲睦的小兄弟的骨殖”，我们可以显然看到，“整理国故”的欲望是存在的，但是与“我”所期望的相反，“国故”已经什么都不剩了，就连本来应该流传很久的东西都没有了。于是，“我”的这种行为变成了没有意义的，但“我”还是按照预期做了这件事，但从自己想要去整理，变成了一种敷衍，使旧文化系统里的人（母亲）能够安心。有学者认为，这是鲁迅对于自己明知迁坟无意义还是敷衍行事，这种“不能独战”行为的自责，但私以为这种感情不应当如此简单。对于吕来说，这是一种至亲骨肉荡然无存的痛苦，一定是刻骨的；即使行事没有意义，但自我的剖析也不会是简单的“无聊”，而应当交织了无奈、纠结的复杂情感。鲁迅对于“国故”的感情也应当如此，即使他坚信其中已没有价值，但从情感上说也应是难舍的；因而他称赞胡适《水浒两种序》此类的事，怕也不是单纯的敷衍，或可理解为不能认同但能够理解吧。
而送剪绒花这件事同样也是无意义的。吕对于阿顺的态度，映射了鲁迅对于“好青年”的态度。“硬吃的痛”、“够赔偿我的苦痛”、“也还是祝赞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得更好”，对于青年人，鲁迅是十分想要给他们爱护的，但是正如阿顺的死亡，很多的青年人同样还是被黑暗吞噬了；“我”的这种热情又变成了无意义的事。
于是，吕彻底沦为了一个自我放逐者——他开始教旧学了。他曾是一个启蒙者，但他去教旧学了！他将自己比作蜂子、蝇子，显然是对于自己这种倒退行为的厌恶；但是“他们不要教”，他还是屈从于社会了。“你看我们那时候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过去的事被证明是没有意义的，未来的事是未知的；这种无意义的事使其对于”启蒙“本身产生了怀疑，而因为找不到意义，便也放弃了寻找意义，由此变成了一个模糊、敷衍、混沌的人。
小说的末尾，“我”与吕走向了相反的路，“倒觉得很爽快”似乎暗示着“我”从困惑中走了出来，是对于绝望的超越，他变得坚定了。但究竟是坚定于什么了呢？有人认为是重新坚定于启蒙、于革命，然我却不能完全认同。
4. 意义与无意义间的游走
创作《在酒楼上》后一年，鲁迅创作了《过客》。不同于坚定的信念，里面尽显困惑、彷徨。
哲学三大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往哪里去？在《过客》中没有一个得到了回答。“我不知道我本来叫什么。……我一路走，有时人们也随便称呼我，各式各样地，我也记不清楚了，……”；“你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不知道……我就在这么走。”；“我可以问你到哪里去么？”、“但是，我不知道。……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
“我”没有身份的认同，“我”不知道我是谁；“我”没有归属，“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没有目标，“我”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我”是一个虚无的人。
“我”唯一确定的事是，我一直在走——并且，我还将走下去。
“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哐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这是很有鲁迅特色的了——批判的文字总是更有力的。“我”虽然不知道前方是一种怎样的境地，但来路的黑暗是明确的；“我”虽是迷茫的，但我不会倒退回黑暗之处——这一点上他是坚定的。
那么，“我”就只能前进了。然而前方又是什么呢？是坟。坟后又是什么呢？不知道。“我”要去的前方似乎注定是自我的终结，然而到达那里后真的就是终结了吗？不！因为自我的消亡所带来的意义是未知的。人人都清楚终结，那“我”又有什么必要去追寻它呢？“我”要追寻的是终结的意义。既然它的意义是未知的，那么，“我”的前进之路的意义也是飘渺的了。
我们从中仿佛又看到了《在酒楼上》吕纬甫的影子了，这前无希冀、后无退路，不正是他与他们的困境吗？那么，“我”大概也就落入混沌了吧？
然而，我没有，“有个声音在呼唤我”，“还是走好”。没有凭附的吕纬甫停下了，曾经听到过那“声音”的老人也停下了，但是“我”没有。
在《两地书》中，鲁迅曾表明了他的态度——即使遇到歧路，他还是要走走；即使遇到了荆棘，也还是要走走。而在《过客》中，他表明，即使来路与前路全无意义，他还是要走的。
于是我们可知，“走”本身拥有了意义，不是逃避过去的意义，不是追寻未来的意义，而是“走”本身，这个寻求意义的过程、这个行为就是它的意义——“走”的行为即生命的意义。
5.
于是我们终于得知了，鲁迅何以又能在“寒风与雪”中感到爽快了。他所坚定的，正是寻求意义本身。
“呐喊”与“彷徨”，是长期纠葛于鲁迅文学中的，在他思想与创作的过程中，“启蒙”与对“启蒙”的怀疑同时存在，但是他的抗争性却非常明确。鲁迅的文学总是非常具有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因而我们在解读鲁迅文学时，不免将他的“呐喊”与“彷徨”看作是对于革命的呼吁、对于“启蒙”的动摇。然而我们忽视了，鲁迅的思想，并不是阶段性的“绝望－超越绝望”这样简单的解释，而应是一种更为连贯的、“呐喊”与“彷徨”的矛盾同时、持续存在的形式。当时代的文学，逃脱不了“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而当时代也未曾能够得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来。他人如此，鲁迅也做不了这个先知。因而，他当然是迷茫的。但是，他的抗争性一直存在。在描写“精神病态”的过程中，他既有批判，又有反思。而这种批判与反思，正是为了抗争——不只是对于社会的抗争，更是对于自我的抗争；既是自我剖析，亦是自我救赎。他以这样的方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寻找出路即为意义，寻找意义即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