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清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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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洲是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但他首先是一位诗人。他自己说过：“诗歌能够直接将情感迅速、饱满地传递，很多场合下，我更愿意以诗人的角色存在，以诗歌的名义出现。”
黄亚洲属牛，诗人卢文丽曾著文《牛人本色是诗人》，颇有见地：我自从结识心目中的“老黄牛”，对世间的牛便情有独钟了，以至于每次漫步杭州西子湖畔，路过涌金门，都会情不自禁地对池中那颇具传奇色彩的金牛多看几眼。
亚洲笔下的“印度神牛”：“印度人首先塑造了神，并且把牛献给神作为坐骑，然后，他们便通过牛来肯定自身。我必须指出，他们肯定的一种品性，他们是如此地赞美忍耐、敦厚和温顺，赞美非暴力，所以他们选择了牛，他们不能不选择牛，因为他们实在不知道自己的灵魂和品性除了被牛整除之外，还能剩下什么余数。”“我庆幸我属牛，并且庆幸我这辈子有幸到印度走了一遭，并进而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民族，集体属牛。”(黄亚洲散文《印度神牛》)
读亚洲的诗文《游水亚龙湾》和《冬泳恒河》，冥冥中，感觉到他本人就是牛的化身。
著名评论家谢冕有言：“读黄亚洲的诗，总有这样言说的冲动，即使我知道仍然说不清。”（谢冕序《星光都是如此》）
笔者只是一位文学爱好者，爱读诗，爱读亚洲的诗。关于读书，艾默生有一段妙喻：“要让书成为自己的注解，而不要做一颗绕书本旋转的卫星，不要做思想的鹦鹉。”
黄亚洲自1982年至今，共出版29部诗集。他自认为较好的诗集是《毫无准备》和《花茶》，其中《毫无准备》的前三辑，是他最为满意的。我对于亚洲其人其事其诗，有一些了解，若能以心灵感应的方式，独自发现一个为我所独有的黄亚洲，则欣慰之至！
我以为，从文学的专业性来看，亚洲是一位彻彻底底的诗人，同时拥有几种诗人的“身份”。本文拟从行吟诗人、主旋律诗人、哲理诗人三个层面切入。
一、行吟诗人
许多人称亚洲为“行吟诗人”。似乎，他犹如浪迹四方、怀抱六弦琴的古希腊同行荷马。
近些年，亚洲越来越显示出一个行吟诗人的本色，进行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旅行”（谢冕）。
谢冕眼中的亚洲：“黄亚洲总在行走，在行走之中感受、发现、并诗意地表达。一方面，他认为‘写诗必须战战兢兢’，另一方面，他又从写诗中得到充分的愉悦。‘写诗的时候，觉得一个人特别放松’，他有一种陶醉的创造的快意。”（谢冕序《星光都是如此》）
我们得感谢评论家高松年，他为我们记录了一个历史性的镜头，清晰地描述了诗人颇有行为艺术做派的写作状态：
“这次大西北之行，我正好与亚洲同行，而且一路上亚洲一直是坐在我的汽车前排位置之上。当车在广漠无边的戈壁滩，或者是在风尘扑面的河西走廊上震颤前行，整车人都有点昏昏欲睡之时，惟独亚洲总是躬着身子伏在置于膝上的一叠纸上，不停地写着什么。常常是走过一段路程，他就兴奋地站立起来，在车上向大家发表他刚刚草就的诗作。于是，困乏的一车人也就随着激昂的朗诵之声，精神为之一振。”（高松年：文化精神与艺术个性）
亚洲的诗集《行吟长征路》2007年荣获中国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他在《获奖感言》里说：“在七十年前的两万五千里征途上，我真切地闻到了人和马的味道，闻到了硝烟和鲜血的味道，我相信，这种味道将永远伴随着我的打着绑腿的笔，行走在我的稿签纸上，直至终生。”亚洲的笔的确是“打着绑腿的”。他在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过5年“兵团战士”，几十年来，一身军便衣，一个军挎包，是他的常见形象。他虽然事务繁忙，曾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十六大代表、第五第六届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第六届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现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影视委员会副主任、《诗刊》编委、杭州市文化顾问、杭州市黄亚洲诗歌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还兼着一批名誉主席，比如浙江省作协名誉主席、嘉兴市文联名誉主席、杭州市西湖区文联名誉主席、拱墅区文联名誉主席，等等。多少个场合还得去坐一坐，去说一说，但他本人依然马不停蹄，笔不停挥，依旧是退休前的大汗淋漓模样。
他曾如此叙述自己的行吟之路——
“我参加中国作家‘重访长征路’活动，在大渡河小凉山以及雪山草地之间，边走边唱，写下一册《行吟长征路》；譬如，南中国遭遇雪灾，我急随中国作家采访团赶赴重灾区黔南州，爬上积雪皑皑的山头向抢修电网的英雄们朗诵我的献诗；譬如，汶川大地震的第九天，我就随中国作家抗震救灾采访团赶到四川，奔走于山崩地裂后的都江堰、绵阳、绵竹、北川、什邡、汉望等地，十天间写下一册诗集《中国如此震动》，采访团长高洪波在四川现场就为这册匆匆写就的诗集写了序言。”
亚洲曾这样告诉笔者：“我确实喜欢在前沿‘行吟’，也就是所谓的‘在场’，或是‘在线’。”
他的行吟现场——雪山、草地、会场、餐桌、飞机、火车、轮船，随时随地。
他分明是自己人生的一首流动的诗。
二、主旋律诗人
很多研究者对“主旋律”之类的题目不感兴趣，出于各种原因。对此，我也不奇怪。
但我认为，“主旋律”并不等同于过去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应是支配、统治文化或文学生产的主导性思想。
当今时代，要合理有效地阐释文化或文学生产的制度，离开对“主旋律”的研究，几乎不太可能。
亚洲坦言：“不少人称我主旋律诗人，答对了，因为我确实写过不少主旋律诗歌，而且，写作过程，还觉得蛮享受的。”“四十年里我努力把我的长短句子卷起来，卷成长长短短的喇叭，真挚地吹奏‘时代最强音’。我的绝大多数诗作被认为是阳光的、明朗的、‘与时代同步’的，因此有不少人称我‘主旋律诗人’，我一直不认为这个称呼含有多少贬意。”（黄亚洲随笔《主旋律诗歌的琢磨》）
主旋律诗人的使命，是表达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亚洲不只因为他与共和国同龄，更是因为他总是与时代同步，为祖国而歌，为时代而唱。文化最终沉淀为人格，而写诗写到最后就是写人格。“所以我很恼火我最初写下的那些诗作/总有奶油小生的腔调”（黄亚洲诗：《在湖州的那些日子里》）。
他一直思考着生活的艺术，确立生命中的某种精神价值。
亚洲用心感受祖国的精神——中国父亲的精神，乃人格的继承和延续；汶川抗震救灾过程中体现出的中国精神，令世界“如此震动”；雷锋，是道德的丰碑，是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根标杆；他也用心感受奥运精神、讴歌奥运理想，因为理想主义是我们共同的精神诉求和信仰风骨。
理想主义“也许可以发育得很苍白，但是永远不会消亡”。（黄亚洲语）
是的，即便在怀疑的时代，我们依然不能没有信仰。
就主旋律诗歌而言，当代并不乏见，但出版主旋律诗集，并由此拓殖成一片独立的精神空间和艺术空间，亚洲作出了极可贵、极有意义的探索。如《华人超市》中的诗句：
我总是在货架上热爱祖国
我检阅各省、市、自治区
包括台湾宝岛，包括
香港特别区、澳门特别区
我有很强的全局意识
我充满信心地注视着他们
这些甜的省、酸的省、辣的省
这些带蒜味的省
所有的东西都通过了美国的安检，由此
我对我的祖国充满好感
在个人主义思潮泛滥于野、情感主义德性遍布于市的当代社会，多些亚洲笔下这样既抒写崇高精神、又充满理性光辉的作品，于读者是一种鼓舞，一种激励；于社会，则是一种财富，一种信念。
他的这种理念也同时投放于诗歌以外的文学体裁创作，譬如说写作长篇小说《日出东方》《雷锋》、电影《开天辟地》《落河镇的兄弟》《邓小平1928》、电视剧《张治中》《上海沧桑》《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等等。
实际上，主旋律创作，并不与一味歌颂划等号。亚洲有他的“主旋律”理解，拨乱反正与反思追责，都是主旋律的一种，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一种。亚洲的创作一直有他的锐利思考。比如说，他29年前在电影《开天辟地》中，突然就推出了“男一号”陈独秀的极其正面形象，为当时的中国观众带来了莫大的错愕；在散文集《应该抓一把糖给老刘》中，他则为一位露宿北京街头上访数十年的退伍老军人鼓噪呐喊，还到处给领导部门写信呼吁救助；在诗集《中国如此震动》中，他作出了对天灾的思考：“土地打了一场内部的战争，却让外围的生命，承担全部牺牲！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面对土地，我们要——实施天问！”他还在《致遇难者》中写那些死去的孩子：“那怕再过二十年，你们，也才三十岁上下；你们会问我们许许多多年轻人的问题！你们的问题，是我们的责任，每一个，都在8.0级以上！”而在他最近出版的抗疫主题诗集《今夜，让我的心跟随你们去武汉》中，更是发出了尖锐的追责之声：“我们都希望能在第一时间，知道真相！希望所有的规定和条例，都成为，有效的口罩！”“他在2019年12月30日吹出的气流，只惊飞了那只黄鹤，并没有，吹成有效的大风；原来，风暴是可以被约谈的；原来，风暴在被训诫之后，是可以猛烈发作，吞没整个共和国的！”“我一不问这样的干部是怎么上来的，就比如，这位湖北黄冈市的卫健委主任，她现在用口罩遮住了羞涩与人生履历；我二不问这个疫情仅次于武汉的城市，有着什么样的白天与黑夜，天灾与人祸，各占多少比例；我三不问央视的这次曝光之后，他们黄冈卫生系统的官场，将如何震动！有时候，愤懣是彻底的无言，就譬如，我的此刻！”“庆功大会之后，要好好提拔一大批勇于逆行的、倒下去的、昏过去的、满眼睛血丝的；也要仔细搜寻一批敷衍失职的、睁眼撒谎的、形态类似冠状的乌纱，统统，当纸钱烧掉——如果那一天，有亲人在坟前痛哭！”“孩子，到那时候，妈妈就陪你一起哭，我们用很多很多的眼泪，把祖国，洗干净！”
亚洲明确认为，这些带有尖利锐角的内容，也是他“主旋律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他在自己的公众号“黄亚洲工作室”上推出的那首著名的《黑暗中，哨音还在响》，好几次被网管封杀，也好几次被各省的网友捞出，“浴火重生”。
或许，他概念里的“主旋律创作”，与一般人概念里的“主旋律创作”，还不是同一个概念。好像同一首诗，两个不同的人看，看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
三、哲理诗人
曾有一位外国诗评家说过，诗的最高境界是哲学。当然，哲学不是诗，而是诗化了的哲学。
笔者也一直认为，真正的思想家应该是诗人哲学家，而真正的诗人应当是哲学家诗人。
大哲学家与大诗人往往心灵相通，他们受同一种痛苦驱使，寻求着同一个迷的谜底。庄子、柏拉图、卢梭、尼采的哲学著作放射着经久不散的诗的光辉，在屈原、李白、苏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的诗篇里也回荡着千古不衰的哲学喟叹。诗人在孕育作品时，会有一种内心的颤栗，这种颤栗会通过他的作品传递到读者的心中。没有哲学的眼光和深度，一个诗人只能是吟花咏月、顾影自怜的轻薄文人。
而以这个观点审视亚洲的诗歌创作，我也发现，亚洲的创作是有他的一份哲学追求的。他的创作理念执守于崇高，根植于理性，而一切至美，一切崇高，一切生命，一切色彩，均与自己的诗魂努力融合在一起，成为自己光明正大“诗无邪”之源。
因此，看亚洲诗作，亦可如此断言，他非常多的诗歌篇什都充溢生存智慧，蕴含热血和正气，亦狂亦侠亦温文。
他的新诗集《狂风》不乏哲理诗，读来如含英咀华，令人爱不释手。如《狂风》一诗里的“只有狂风才能让我内心宁静/让我能用疼痛/抚摸世界/河流长出枝桠，山脉交换坐姿/许多人不喜欢见血，但我/知道狂风被打倒之后/多么伟大”；《句号画成了梨》里的“世上所有的句号都叫人忧伤/不管是不是梨形”；《阿芙乐尔巡洋舰》里的“有时候，必须以绿色的思路/执行红色的命令”。
诗的外壳是言说方式，它的深层，则是宗教和哲学。有了深层，诗才耐人咀嚼，耐人寻味，读者才会有所震动，有所共鸣，有所净化，有所提升。
每当我读到亚洲富有钙质、富有思想的诗作，便由衷地把他归入“诗人哲学家”之列。我为此写过《当诗人与哲学对话——黄亚洲印象》一文。我不能不为他的诗句怦然心动，从中感觉到哲学的光芒：“这世上，所有的钥匙，都是善意的谎言，只有，锁是真实的。”（诗《轮回》）“你们看不见，我全年保持青春的秘密；你们看不见，我每天与世界交换俘虏，点数男女。”（诗《我总是在运筹帷幄》）“风吹过你的脸上，但找不到你的泪腺；该风干的，早已风干”（诗《失恋》）“只知道，那个清凉的有音乐的世界不属于我；那张静静躺在金沙池中的舒展有致的莲叶，不是我的皮肤；只知道所有冷却的石头，都不是舍利子；只知道轮回，也等于绝望”（诗《燥热》）“我会用一炷最细弱的火，把清明与世界点着。我会蹲在这团火的面前，取暖。道理我是懂的，只要，我不把自己遗弃，你们也就平安了。”（诗《罪过》）“想改变一切者，终将改变自己”（诗《坏人说》）
我们知道，一个封闭的有体系的哲学家只能属于某个时代，而有哲学思考的文学家和诗人，对社会的影响和启迪，将是无限跨时空的。
我祝福亚洲的继续写作与继续思考，尤其是在哲理层面上。
四、三种文化身份，同样的写作目的
黄亚洲曾自问：“‘为什么写诗呢？无非是在嘴唇紧闭的时候，听听自己的声音。’我很赞同诗友邹汉明的概括，正是这些发自自己心底的声音，使另外一些心谐振起来。”（黄亚洲随笔《我无论如何要向当代诗人致敬》）
通过对亚洲作品的研读和考察，我们似乎可以归纳出其诗歌创作的以下目的：
1、探求真善
西班牙诗人碧瓦尔蒂说：“我在诗中从不撒谎。”诗的具体表现与思想情感的具体塑造应该是一体的。前苏联文学家和哲学家卢那察尔斯基也说，“诗人必须洗净自己身上的污秽，才能使自己的灵魂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诗，是创作主体心灵的突出呈现，是情感的浓缩与奔涌，是审美态度直接的表露和熔铸。因此，一个诗人应该有社会的担当，有自由的灵魂和独立的意志。亚洲认为，最能体现他的现场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诗集《中国如此震动》算是一部，新近出版的《今夜，让我的心跟随你们去武汉》也算是一部，因为它们追求的都是都人生的尊严和人间的真相。
这辆汽车驶过深夜的风寒，这天气
已经过了元宵，依然这么阴冷
病人与病毒抱团坐着，他们的抱怨成了司机的方向盘
车上没有干部指挥，司机终于决定
让自己的一只眼睛变为红灯，另一只
变为绿灯，他自行决定选择医院
下车的病人，一时间，被寒风收治
……
这辆车终于驶过了“约谈”这个字眼，次日
武昌区长在心灵的颠簸中，坐到了中央督查组的面前
我不想形容约谈的气氛，不想提及用词的沉重
都什么时候了，龟山与蛇山都几乎改名火神与雷神了
红绿灯依然失序
有关方向盘的约谈，是最为必要的
约一些方向盘来谈，是最为必要的
武汉深夜的这辆汽车，撞进的不是医院，而是战地指挥部
茫然下车的，不是发烧的病人，而是
滚烫的问题
（黄亚洲诗《一辆汽车驶过“约谈”这个字眼》）
记得亚洲在接受香港著名主持人王明青的访谈时，提到“诗歌对社会有一种推动作用，诗人有责任把人间的真善美往深度挖掘，并不断地自觉地去拓宽审美领域，不能仅仅局限在个人的小天地里。”
雨果说得好：“人，有了物质才能生存；有了理想才能生活。”而“诗歌要柔软美丽带‘羽毛’，但同时也要带‘骨头’”，则是亚洲倾吐出的文学的力量和文人的担当！
属牛的亚洲，骨子里总有一股子倔劲，始终把“轭行是福”当作自己的人生信条。他执着地追求真、善，所以也特别钦佩真的寻求者鲁迅。他不止一次地说过，鲁迅的灵魂是永远躁动的灵魂，一生都在写作，都在思考，都在战斗。亚洲也钦佩自称“科学社会主义者”的大诗人冀汸，在冀汸晚年的时候每年都去浙江医院住院部看望他。冀汸有一次动手术，他还一直守在病房外，直至手术车推出来。亚洲说，就因为冀汸的生命中始终充满着乐观主义笑声，始终放弃过对真理的矢志不移的信仰。
诗不仅是一袭撩开风花雪月的窗帘，也可以是一把匕首或是一把解剖刀，直面骨骼与真相。看来亚洲是坚信这一点的。
2、体验情感
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扛起天下所有的亲情、友情和爱情。黑格尔认为，抒情诗“它所特有的内容就是心灵本身”。当代诗人帕斯也说过：“灵魂也需要爱情。”
亚洲在《春天，住宿同家乡村花园》一诗中唱道：“春天的写作是这样的，当风以若无若有的轻佻走过乡野，而一朵花，抖动了一下瓣叶，一篇抒情散文，就完成了。”在《这是最大的事件》诗中，他又这样描写春梦：“我走在梦里，神魂颠倒，土地翻滚着后退，松软而湿润。崭新的蚯蚓与甲虫，跟着我。蛇远一点，她不变作白娘子不敢见我。春天来了，我走着跳着总是没个尽头，我的梦境与春天有相同的体积。红桃花与白梨花的波浪，一轮又一轮地淹我，我刚挣脱，又被吞没。有时候我走得眼冒金星，其实是，溪流里的蝌蚪在闪烁。”
亚洲善于把一个又一个的童话，摆在读者面前。
对于诗的抒情愉悦作用，亚洲曾一篇散文中感慨系之：“经常是一首小诗读完之后，一整天都有一种莫名的愉快。诗的享受是一种境界的享受。当然，知道这几十个中国汉字换不了几文稿费，也知道越来越没有地方可换。只是想，对于世界的如此猛烈的再创造，可以在一张不起眼的擦手纸上在几分钟之内迅速完成，这真是一件奇异得不能再奇异的事情。”
鲁迅说过：“诗歌是本以抒发自己的热情的，发讫即罢；但也愿意有共鸣的心弦，则不论多少，有了也即罢。”“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
亚洲的体会是：“诗人脸上任何一种细微的流露都是唐诗宋词里的经典情绪。”“我只习惯这样直起喉咙歌唱，唱得脖上青筋爆起，青筋也是骨头的一个变种。”（黄亚洲随笔《读诗偶想》）
他曾经这样形容他的写诗过程：“在一张很小的不规则的纸片上，任意摆弄很少的字句，使这张纸片一下子湿润而成南方，一下子燥热而成北方，一会儿响起桃花和春风剧烈摩擦的声音，一会儿又飘出红薯和麦子的奇香……”
“诗心”和“真我”，不啻为黄亚洲诗之象牙塔上的两颗夺目耀眼的珍珠。亚洲是一位颇具个性的诗人，正如他自己坦言：“在诗的旗号上，我始终丧失主义，无法把自己归入某种流派。主义们似乎也不肯接纳我。我只用自己这副共鸣不足的嗓子唱自己的歌，像谁是谁，我独家赞助自己。”
我认为，作为一个诗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他为人们提供了多么丰富的创作理论和方法，而在于他以自己的诗歌坦诚描述了他同一时代多重文化身份的存在方式。诗心永恒，真我永恒。黄亚洲坚信：“生命是一个茧，诗居于其中，等待长出翅膀。那一刻是必定会到来的。”
3、寻找诗心
亚洲曾给“诗人”下过一个有趣的定义：“一见到诗就热爱就欣然提笔自我批准的人，叫做诗人。”（黄亚洲随笔《读诗偶想》）
亚洲的性格和气度，从本质上说，更接近一位诗人，一位多重文化身份的诗人。他在他就在这种多重文化生活身份中，寻找一颗真正属于自己的“诗心”。
诗，心也。宋·王令《庭草》诗：“独有诗心在，时时一自哦。”
亚洲曾这样说：“诗歌日益边缘化，而每一个诗人仍然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诗人肯定就是宇宙结出的果子，悬在银河系的枝头，左边是太阳，右边是地球。”“面对诗的魔力，我无法逃遁。写诗的时候，好像自己高高坐在月亮上，手持长长的麦杆，随便点拨地球。”（黄亚洲诗集《磕磕绊绊经纬线》中《代跋：诗心》）
诗心以寻找诗意为目的，赋予作者一双慧眼，洞察事物独到之所在，从而更诗意地栖息。诗心所到之处，往往也伴随一种别样而深入的视角。在这个视角里，世界饱含新奇，饱含奇迹，饱含真言，这些都是蕴育诗意的基因。
同时，诗心的培育与拥有，也是一种人生目的，是生命的本真与皈依。真正具有一颗诗心的人，是世间生活得最有意义的人。
诗心是一个诗人在经过反复锤炼之后，所获得的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而诗人，并不是人人都有一颗诗心的。
亚洲在为此努力。我觉得他差不多已经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