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清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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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翻译史上，绿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文学大家，其人文价值和文学意义尚未得到应有的挖掘、研究与传播。本文旨在探讨绿原的翻译观、翻译成就及其文学意义，希望对拓展目前绿原研究之视野有所助益。
一、引言
笔者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上读到关于著名翻译家、七月派代表诗人绿原的专访文章。2000年8月4日，绿原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里，我看到他和他的夫人罗惠，感到惊喜和欣慰，因为绿原作为半个世纪的“隐身人”，终于亮相于“东方时空”了。陈思和在绿原逝世后接受一家新闻媒体采访时说：“从去年王元化、贾植芳先生过世之后，‘七月派’这一代诗人一路凋谢过来，一个时代也真正结束了。”著名诗人沙克指出：解读与传播绿原的文化价值，必将是中国文坛的一种需要和必然。由于绿原最具创作能量的解放后（而不是罹难的1955年）至1980年（27岁至58岁）之间，因“文学艺术观念的异化”及受“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牵连，根本不可能释放全部的创作能量。即使从1980年绿原的政治生命和文学生命被解放后，由于“极左”流毒的影响、本质上是受文化形态的顽固排异感的疏离，同时也受绿原自身淡泊低调、不喜趋炎附势的性格的影响，他从来也没能像时代性主流的作家诗人们那样得到广泛的认可与传播。（刘若琴，2010：384）王忠祥指出：“绿原文学生涯的‘四重奏’：第一乐章，诗文创作；第二乐章，文艺评论；第三乐章，翻译著作；第四乐章，编辑出版。”（王忠祥，2006：147）本文旨在探讨绿原的翻译观、翻译成就及其文学意义，希望对拓展绿原研究之视野有所助益。
二、绿原的外语情和翻译缘
绿原（1922-2009），原名刘仁甫，另有译名刘半九，作家、诗人、翻译家、编辑出版家，通英、俄、德、法语。绿原是一位多栖文学家，成就斐然。绿原是一位跨越中国现代、当代两个文学史阶段的重要诗人，早在20岁时即出版诗集《童话》，被誉为中国诗坛神童。1988年以编审职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离休。绿原自小学习英语，其大哥刘孝甫（年长19岁）的英语极好（曾任远征军翻译），对幼弟学习要求甚严，因此为绿原打下学习外语的基础。绿原的翻译活动始于高中，17岁时尝试英译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译文颇受老师和长兄的称赞。40年代又在重庆复旦大学专修英语，并从盛澄华教授学法语。绿原21岁翻译了王尔德的《狱中记》；24岁翻译桑德堡诗《致肖斯塔科维奇》，刊于胡风主编的《希望》第二集第三期；25岁翻译惠特曼、桑德堡的诗及梵尔哈仑的戏剧《黎明》，陆续刊于《希望》杂志和《大刚报》副刊《大江》，其中《黎明》又于1950年由海燕书店出版。绿原还于1950年创作英文小说《一个新女性》，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表，解放初，举国学俄语，绿原业余在中苏友协附设俄语训练班学习，达到能阅读的水平。1953年翻译了保加利亚诗人普查诺夫诗选（译自俄文期刊）。1954年从俄语翻译《契诃夫论》，又从英语翻译德国童话《冷酷的心》，后者是德国童话作家豪夫的代表作，堪称世界童话名篇。绿原一生与诗相伴，因此而祸福同担，他后半生从事西方文化与文学的翻译研究，以德语、英语国家的文学翻译为主。
绿原于1962年被安排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德语文学编辑工作，为外国文学研究所编的《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等刊物翻译一些德国文学论文，同时审读社外专家的译稿。他审读的第一部稿件是朱光潜翻译的莱辛的《拉奥孔》。朱先生虽译笔老练，但因年迈力衰，仍有不少顾及不到的误译。绿原用铅笔在原稿上——改正后，写了—份供译者斟酌的处理意见，由社里转给负责推荐此稿的社科院外文所。外文所负责人冯至觉得意见非常中肯，还向出版社打听是谁提的意见。这个在狱中自学德语的人，德语水平究竟如何呢？外文所把他译的文字古怪的让波尔的《美学入门》的一章，送给著名学者钱钟书审阅。钱阅后写了这样的评语：“译得很忠实，有些地方颇传神。”（王培元，2007）。由此可见绿原的德语水平和文史哲修养。绿原先后被授予“中国当代诗魂”金奖、鲁迅文学奖（彩虹翻译奖），被戴上斯特鲁加诗歌节“国际桂冠诗人奖”的金环（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诗人。之前获此奖项者都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大诗人，其中智利聂鲁达、英国奥登、意大利蒙塔利、塞内加尔桑戈尔等曾是诺贝尔文学奖、但丁国际奖得主），被国际诗坛称为“常青树诗人”和“最迷人的中国诗人”，这既是对他卓越的诗歌业绩的奖赏，也是对他巨大的文学翻译成就的嘉奖。
二、绿原的主要翻译观
绿原从大量的翻译实践中提炼出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翻译理念和翻译观，本文限于篇幅，仅就他的翻译“整体效果说”、翻译“异同说”、名著重译“接力赛说”进行简述。
1、翻译“整体效果说”
绿原在谈到诗歌翻译时，曾将外国诗歌分成若干类，认为“有的诗作偏重于格律和音韵，有的偏重于情调和意境，有的则偏重于联想和意象，当然还有的是三者兼而有之”，说到第三类“联想和意象更多一些，格律和音韵更少一些”的诗歌时，认为“不论在西方哪个国家，诗风似乎越来越自由化，第三类诗越来越普遍”。随即对这类“意象更多一些”的诗之特征作了较科学的阐述：“这类诗的特征不在于音律而在于词义和词感，在于由词义和形变通过连缀和交错所产生的暗示作用，在于它们在读者心灵中的辐射性、弥漫性和渗透性”（绿原，2005：273-275）。这是绿原从译介学角度对意象的阐释。他在评介美国现代诗时提及英美意象派代表人物艾米•洛厄尔在一篇《宣言》中提的六条准则，其中一条就是“要呈现一个意象”，“诗应恰切地表现个别事物，而不应当从事模糊的一般事物，不论它们如何华丽或响亮。”绿原认为：“这六条未必足以概括整个美国现代诗，但从中却可见它的一般倾向，而且如果解放一下思想，也未尝不值得我国的青年诗人们参考。”从绿原诗歌创作的整体来看，他肯定是对美国现代诗有所参考、有所借鉴的。绿原还通过翻译实践得出结论：“汉语像英语一样，并不能胜任翻译任何与本国鉴赏习惯相距太远的诗作，这是读者和译诗家们都得心中有数的。”绿原写过一篇长文《“夜里猫都是灰的”吗？——一个读者关于译诗的几点浅见》，明确指出：“只是出于有限的鉴赏经验，我想向译诗家们建议：且用更精炼、更自然的语言译格律诗，最好用现代自由诗，力求把一篇外国诗作为一个诗的整体介绍过来。因此，一忌机械迁就原作结构，以致破坏汉语规律：二忌生造格律，转移读者的注意力，从而掩盖了原作固有的意义；三是套用中国旧诗的格律和词汇，把原作完全中国化，把一点异国情调消磨殆尽。”（绿原，2005：281-282）该文先被收入其诗话集《葱与蜜》，后被辑入海岸主编的《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绿原的“力求把一篇外国诗作为一个诗的整体介绍过来”就是“整体说”的由来。他翻译和研究《浮士德》的经历，是构建其“整体”翻译观的客观体验和重要基础。这一点，北京外国语大学韩瑞祥教授在刊于《中国翻译》1998年第5期的《文学翻译贵在整体把握──读绿原先生<浮士德>译本随感》一文中作了阐述。
2、翻译“异同说”
施蛰存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导言”指出：“一个国家的诗歌，用另一国的语言来转译，很难取得同样的艺术效果。为此，国际间的文学互译，诗歌的译作，数量总是最少”（施蛰存，1990：10）。针对这种情况，绿原分析道：“据说德国人翻译的‘莎士比亚’可以与原著比美，而英国人翻译的《浮士德》或其它外国名著，不是似是而非，就是莫名其妙，以至不堪卒读。这并不是说，英语的表现能力不及其它语言；恰恰相反，是它已经达到的精致程度，使它不容易和其它语言相对应，不容易和其他民族的思维制品相融合，特别是在抽象思维领域。”（绿原，1998：12）鉴于此，绿原提出了语言和文化的“异同”性问题。在庆祝《译文》百期时，文坛名家季羡林、王元化、王蒙、余光中、杨宪益、绿原、于光远等人的贺词刊登于2002年《译文》第一期。其中绿原的贺词为：“需将外国文学翻译和我国的文学创作结合起来，求同而又寻异：从相同处了解文明所处的位置，从相异处了解我们的特点或差距：一边肯定自己，同时丰富自己和提高自己。”许钧如此解读绿原：“绿原先生的贺词涉及到了翻译中的最本质的方面：如何对待‘异’与‘同’。‘同’是交流的基础，没有相同想通之处，就没有可能达到交流，而相同的东西是不必要进行交流的，从翻译的目的来看，‘异’才是翻译所应该关注的。绿原先生的这段话不仅仅是一个翻译家的经验之谈，其中蕴涵的深刻道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需要认真探讨。”（许钧，2005：347）
事实上，绿原关于语言和文化“异同”性的观点，也可以在歌德1828年致米勒的信中得到呼应和佐证：“在翻译中，不应该直接投入与异语的斗争。相反，应该深入到‘异语中’不可翻译的底层，尊重它的存在。因为，各种语言的价值及特征正存在于这一层。翻译中，应该一直深入到不可译的底层，只有到了这一层才能意识到民族与异语的价值所在。”翻译既要克服差异，又要表现差异，这是翻译的使命。共同的东西，无所谓交流，而“异”的东西的存在才有交流的必要。做文学翻译，我们要透过异语，抓住异语所表现的不同价值，包括文学的与文化的，尽可能传达出来。我们翻译一部文学作品，要注意区分语言与言语的关系。语言的差异当然是要克服的，但言语的差异则要尽可能去表现。人类的文化交流，以“同”为基础，以吸收“异”为目的。法国著名翻译理论家乔治·穆南指出：“翻译是可行的，但是有限度”。问题就出在语言与诗的密切关系上。一国语言有一国语言的个性，并不能完全用来翻译其它任何一国的诗作。绿原的翻译实践体现出这一理念，尊重不同语言的“异同”性，他在《日安课本》译后记中写道：“我断断续续地动手翻译起来。除了个别几首与德语习惯太密切、太不容易译成汉语、因而不得不放弃外，几乎全部译出来了。虽然译笔笨拙，远不及原作自然流畅，但作者对于儿童生活的亲切体验，对于儿童心理的慈爱同情，对于儿童教育的严肃思考，对于儿童审美力的广泛探讨等等，仍不难通过译文让中国读者感受到。我甚至相信，我国的儿童文学作家们不会从这里找不到一些可资借鉴的心得。”（约瑟夫·雷丁著，绿原译，2003，140-141）由此可见，绿原十分尊重不同语言间的异同性：对相异的特点，能译的尽量译出，以传达鲁迅所说的“原有的风姿”；实在不能译的，或译出得不到应有效果的，宁可不译。所以，在他翻译《日安课本》的过程中，个别几首与德语习惯太密切、太不容易译成汉语的文本，不得不放弃。作为一位著名翻译家，他这样做是需要智慧和胆识的。
3、名著重译“接力赛”说
绿原曾自称“少年浮士德”，而当他成为“老浮士德”之后，仍拥有一颗永远躁动的灵魂，追求文学艺术的真谛。他在《浮士德》译本“前言”中说过：“就其思想性与艺术性一体并存而言，《浮士德》在中国，要从“媒婆”为她所披的面妙后面露出真容来，恐怕仍有待于几代翻译家的努力，这是一场真正的接力赛……拙译如能参加奔向《浮士德》真谛的这场‘接力赛’，最后为得鱼忘筌的我国读者所抛弃，译者将觉得十分荣幸。”（歌德；绿原译，2016：5）实际上，名著重译已成为世界性的历史文化现象，是没有终点的“接力赛”。捷克功能结构主义美学理论家费.沃季奇卡在他的《发展的结构》一书中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这样一个事实：文学翻译作品作为广大读者审美感知的对象，始终被他们阐释着，评论着。一部作品只有被阅读才能得到审美的现实化，也只有通过阅读，她才会在人们的意识中转化为审美对象。但是，审美感知是与评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评价又必须以评价尺度为前提。这种尺度是不稳定的，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文学作品的价值并非某一固定不变的量。”（费·沃季奇卡，1975）现代阐释学理论家伽达默尔（H.G.Gadamer）进一步指出：“每一个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本文的真实意义并不依赖于作者及其最初的读者所表现的偶然性。至少这种意义不是完全从这里得到的。因为这种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因而也是由整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所规定的。”（伽达默尔，1999：380）
《浮士德》的汉译者中闪烁着一连串光辉的名字——郭沫若、周学普、钱春绮、绿原、樊修章、董问樵、杨武能等。重译《浮士德》是绿原晚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绿原女儿刘若琴告诉我们：“我母亲与我父亲共过65年患难，《浮士德》中译稿也是她一笔一笔抄出来的，她与我父亲之间没有秘密，她认为我父亲之所以不畏高龄接受翻译《浮士德》的重任，是他多年对浮士德精神——‘永远向前’追求的结果。”绿原“在绝望中学会断念”，其短暂的人生充满一次又一次的蜕变和超越，实现了诗歌创作的绝顶之旅，也在《浮士德》汉译的“接力赛”中表现优异，从而攀上了诗歌与翻译两大高峰。
三、绿原的翻译成就及其文学意义
1、绿原的主要翻译成就
绿原的翻译活动从他在少年时代的兴趣开始，严峻的社会生活历练，最终使他懂得应该自觉肩负起人类文化的传承责任。因而数十年来，他以翻译和出版为路径，努力将世界文学中的真善美介绍到中国来。《绿原译文集》“出版前言”指出：“绿原文学翻译的量超过文学创作的量。”（绿原，2016）绿原的翻译作品很精致、很丰富，总数量超过了他的文学作品。主要译著有：《浮士德》（剧本，歌德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德语国家现代诗选：请向内心走去》，绿原编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叔本华散文选》（叔本华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美学初探》（梅林著），《文艺理论译丛》第3期，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里尔克诗选》（奥地利里尔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2006出修订插图版；《德、奥、美现代诗选》；《邻笛集》（美国现代诗歌部分，德国表现主义诗歌部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戴维·史密斯诗选》；《霍斯特·凯米希诗选》；《德国的浪漫派》；《现代美学析疑》，《黑格尔小传》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绿原译文集》“出版前言”中指出：“《绿原译文集》收集了译者已发表的主要译作，其中包括若干未编集的散译，翻译语种包括英文、俄文与德文。译者离世后，家人发现他若干未发表的翻译手稿，限于人力，只整理出较少的部分。本套译文集一至四卷为诗歌，五至七卷为散文与戏剧，八至十卷为文学理论。”（绿原，2016：2）
绿原是一位诗人，所以诗歌翻译在他的整个翻译生涯中占了一大半的比重。在绿原的大量译诗中，影响较大的还有奥地利著名诗人里尔克(1879-1926)的《里尔克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2006出修订插图版）。该译本以莱比锡岛屿出版社的六卷本《里尔克选集》为主要依据，被视为里尔克与绿原心血的完美凝合。李辉指出：“我很喜欢读绿原在80年代翻译的德语诗人里尔克的诗。里尔克的是精粹凝练，他用自己的创作证明，诗中的理性，有时往往笔浓烈的情感更具感染力，更能刺激人的思维。谈到里尔克，人们一般常常以《豹》作为他的代表作。但下面这首《孤独者》，更让我感受到一种与宇宙一样广袤无际的悲哀，容易让笔者想到胡风。
不：我的心将变成一座高塔，
我自己将在它的边缘上；
那里别无它物，只有痛苦
与无言，只有大千世界。
只有一件在巨大中显得孤单的东西，
他时而变暗，时而又亮起来，
只有一张最后的渴望的脸，
被摈弃为永远无可安慰者。
只有一张最远的石头脸，
甘于承受其内部的重量，
而悄然使之毁灭的广漠空间，
却强迫它日益趋于神圣。”
（李辉，2010：375-376）
绿原无疑是里尔克的知音，不仅研究里尔克，还翻译里尔克。瓦雷里曾这样评价里尔克，“他是世界上最柔美、精神最充溢的人。”里尔克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德语诗人的地位依然无可置疑，在他的诗作中，诗的纯美与哲学的深思之结合几近完美。他的过人之处在于，善于把敏锐感受和深入思考的一切，都凝聚为精致而又独特的意象，如同雕塑一般展现在读者面前。读他的诗，你无法不感到震撼，你会在恐惧中若有所思。从《读里克尔》一诗，我们可以看出，绿原对里克尔非常敬仰，引为精神知己。而绿原译的《里尔克诗选》是一本比较齐全的汉译选本，以莱比锡岛屿出版社的六卷本《里尔克选集》为主要依据，借重了一些专家的研究成果，包括J.B.利什曼、罗伯特·布莱和迈克尔·汉伯格的部分英译与相关评论，以及奥古斯特·施塔尔的《里尔克抒情诗诠释》等。汉译本按照六卷本原文选载了作者各个时期的代表作（从所谓“少作”到晚年的未定稿），每一集前面都有一篇相关的说明，正文则在必要的情况下尽可能补充一点有助理解的注释，最后还增译了一份简明的作者年表。
绿原2007年荣膺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C奖（诗歌翻译奖），获奖理由是：“以翻译德文作品为主，勇于向德语文学史上最经典的诗人诸如歌德、海涅、里尔克等人进军，翻译了他们的诸多诗选，直至攻下巨著《浮士德》。”歌德(1749-1832)在德国历史上一直被尊为“奥林匹斯神”。其诗剧《浮士德》根据德国一个炼金术士向魔鬼出卖灵魂以换取知识和青春的古老传说，反其意而之，演示了广阔、深邃而崇高的人生内容，为人类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唱了一出迄今响彻寰宇的凯歌。
《浮士德》译本之多，完全可以和莎剧相媲。中国的《浮士德》译者主要有：郭沫若，周学普，顾寿昌，梁宗岱，绿原，杨武能，董问樵，钱春绮等，共计十余个译本。而绿原的《浮士德》译本也有多种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1997年，2002年，2003年出修订插图版及大学生普及版；《浮士德》（歌德诗剧，台湾光复书局，台北，1998），《浮士德》（歌德诗剧，台湾猫头鹰出版社，台北，1999，2000）等。对于前辈绿原，杨武能也赞赏有加：“只说说绿原和樊修章，他们两位都在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遭了大难，可他们在九十年代仍向自己的同胞贡献出了新的《浮士德》译本，这本身难道不已体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么？”（杨武能，2005：500）
2、绿译《浮士德》的文学意义
1980年7月1日胡风先生致信绿原：“……我还有一种也许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如果能把《浮士德》介绍过来，也是你对我们中国的一点宝贵贡献。因为，虽然《（浮士德》早在解放前就有郭老的译文，但我仍然认为，浮士德等于没有到中国来，以你的对于中国语言的敏感和选择能力，应该可以达到作品所应该达到的高度艺术性的。”（胡风，1989）胡风认为：绿原有能力真正译出《浮士德》。我们注意到，不仅胡风对郭氏的译本有微词，鲁迅也曾指出郭沫若的翻译“过于聪明，恐怕不牢靠”。为什么胡风先生对绿原如此看好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来说，语言的使用过程就是交际双方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绿原的多重身份和独特的文化背景，使他有能力成功重译歌德的巨制《浮士德》。
（1）非知者不能译，非译者不能知
绿原首先是一位诗人。郭沫若1946年在《九缪斯赞》一文中提到绿原的名字（当时绿原年仅24岁）。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他就被有关新闻传媒称为“大陆生命力最强的诗人。”在艰难的岁月里，诗人没有失去信念，没有停止思考、阅读、写诗。苦难铸炼了一颗深沉的诗心。当阴霾散去之后，诗人一篇又一篇优秀的诗作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诗作诗意清新、浓郁、深邃，蕴含着对人生、对生活的哲理思考。在内心，他是—个真正的强者，能够“痛苦地活”；他的诗闪射着耀眼的光华，那是他在人生的搏斗中撞闪出的火花。绿原说：“我和诗从来没有共过安乐，我和它却长久共着患难。”那意思不仅是指他曾为诗而受难，也表明了他并不想凭借诗人的桂冠为自己争来荣誉，而是在艰难的搏斗中，在诗里面寻求慰藉，通过诗来表达自己的痛苦与欢乐、渴望与追求，同时，也通过诗进行战斗。《人之诗》就显示出他的战斗历程。这位“类似超人的朋友”（郭沫若语）含冤忍辱，奋然前行——活脱脱一个老浮士德的高尚化和纯洁化的形象！事实上，绿原对歌德的崇拜和敬仰是由来已久。他在1948年写的《诗与真》显然受了《歌德自传》的启发。他在诗中将自己比作歌德笔下的少年浮士德，将诗比作靡菲斯特。而从其晚年创作的《歌德二三事》更可看出歌德对绿原一生的深刻影响。绿原是—位学者型诗人，他的外国文学和外语背景，使他的诗作融入相当多的西方文化元素，这不仅使他的诗显得绚丽多彩，而且丰富、加强了其艺术表现力。有人说，在诗歌创作成就上，绿原仅次于艾青。他的许多诗歌作品被译介到异域，尤为德、美、英、法等国的读者所喜爱。
绿原是一位富于哲理思辨的人。为诗受难的绿原长年在孤独中被迫作冷静的思考，加上理论原著的阅读对其诗作的影响，使他的后期诗歌创作体现出深沉有力的思辨穿透力和高度浓缩的精练风格。他总是把生活的各种现象提到哲理的高度，又在哲理的思索中凝聚他洋溢内心的诗情，——这种席勒式的哲理倾向与浮士德的思辨风格高度契合。当哲理与情感联姻便能产生动人心魄的力量。众所周知，德语作家从德国古典哲学中继承了对立统一的观点，如《浮土德》中的两个灵魂，席勒的“责任”和“倾向”，尼采的“日神”和“酒神”等等。对立统一往往使文学在生活面前从直观的感受上升到哲理的思考。歌德有句名言：“如果我们能按照英国人的模子来改造一下德国人，少一点哲学，多一点行动的力量，少一点理论，多一点实践，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拯救。”（艾克曼，1978: 72）哲学思辨的倾向歌德本人也难以幸免。歌德如此自评《浮士德》：它“是一部怪书，超越了一切寻常的情感。……浮士德是个怪人，只有少数人才会对他的内心生活感到同情共鸣。靡菲斯特的性格也很难理解，由于他的暗讽态度，也由于他是广阔人生经验的生动的结果。”（艾克曼，1978: 52）“上卷几乎完全是主观的，全从一个焦躁的热情人生发出来的，这个人的半蒙昧状态也许会令人喜爱。至于下卷，却几乎完全没有主观的东西，所显现的是一种较高、较广阔、较明朗肃穆的世界。谁要是没有四面探索过，没有一些人生经验，他对下卷就无法理解。”（艾克曼，1978: 232）绿原是一位非常富于哲理思辨的人，同时学贯中西，知识渊博，具有深厚的德文功底和理论素养，这为他研究充满哲学韵味的德国古典文学打开了天窗。
绿原还是一位歌德及《浮士德》研究者。他在纵观世界文学翻译史后指出：《浮士德》的英译本不下20余种，其中以格律形式翻译的，当推贝阿德·泰勒(1825-1878)的译本最为著名，而由小泉八云(1850-1904)列人“伟大译品”、却被贝阿德·泰勒讥为“将音乐译成语言”的亚伯拉罕·海沃德(1801-1884)的译本，则是同类尝试中的佼佼者。这两个译本各有所长，而真正向不懂德语的英语读者普及《浮士德》的，却不能不数后一种。中译本应当何去何从？绿原说：“试图通过与原文相去甚远的文字，复现原有的陌生的格律，企望在艺术上与原著并驾齐驱——多次严肃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似乎是徒劳的。因为任何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离不开它借以形成自身的文字，而对原著的艺术性的欣赏，老实说，除非事先学习原文，通过任何译文都未必能得到多少助益。那么，退而求其次，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原著的本事、情节和思想意蕴，大部分叙事的和说理的内容未尝不可译成散文，虽然一些抒情的内容也没有理由不去译成诗歌。基于这点浅见，拙译除了按照有关内容的需要，保持一小部分韵体外，便大胆地以散文形式为主，同时在散文译文中还尽可能自然地押了一些韵—其目的不在于争取什么艺术效果，仍然是设法让形式为内容服务，试图帮助读者通过稍微流畅一点的阅读，增进对于原著稍微深刻一点的理解。至于客观效果如何，自应由广大读者来评断。”（绿原，2016：5）从引文中可以领略绿原根据特定的翻译目的，选择特定的翻译态度和翻译策略的心路历程。
综上所述，由集诗人、哲人、翻译家及歌德研究者的绿原来翻译歌德诗剧《浮士德》是最合适不过的，这足见胡风先生的慧眼。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如果歌德与绿原并世，必然是莫逆于心的。
（2）世界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以绿译本《浮士德》为例
绿原为外国文学、哲学思想的翻译及普及工作做出了承前启后的重要贡献，国人对歌德、 黑格尔、叔本华、里尔克等西方文化大师的进一步了解，与绿原后期文化翻译生涯中的竭诚奉献有一定的关系。关于绿原于歌德的交集，我们可以通过对精神与艺术的双重探索，揭示绿原与歌德的文学契合和精神传承关系，具体阐释德国哲学、浮士德精神及歌德文学风格对绿原个性特征、诗歌创作倾向和翻译活动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哲学是绿原攀上文学艺术巅峰的助推器，正是在歌德精神哲学的启示下，绿原最终完成了从忧郁到断念再到超越人生的“绝顶之旅”。而更为重要的是，不只是歌德促使了绿原文学生命的完成，绿原反过来又促进了歌德《浮士德》乃至德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生成与传播。
《浮士德》并非读—遍即能深入其堂奥的。绿原在《<浮士德>该怎么读》一文中写道：“歌德和他的《浮士德》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称得上如雷贯耳了。可相当一部分读者，其中不乏好学之士，往往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实在不知道说了些什么。除了形式和内容的复杂性所构成的陌生感，主题方面的隔膜感更是有待克服的。”（歌德；绿原译，1999）尼采在1886年“人性，过于人性”一文中也指出：“歌德属于更高品位的文学，远比‘民族文学’要高……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只为少数人活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不过是时常拿来向德国境外吹奏一下的喇叭。歌德，不仅是个善良而伟大的人，还是一种文化——歌德在德国历史上是个空前绝后的插曲。”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翻译家周国平评述道，“在郭沫若之后，绿原所译的《浮士德》，也同样成了名译”。韩瑞祥指出：“就笔者所知，已经有六个《浮士德》中译本。毋庸置疑，这些译本为在我国介绍歌德做了开创和铺垫的工作。但它们或多或少存在着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种是过分地拘泥于原文的格律和音韵，追求文字上的晓畅，或者是逐字逐句的释译，从而使原文那深邃的意境在译文中往往流于一目了然甚或淡而无味的表层；另一种是超然于原文文字之上，想象纵横驰骋，似有原文的气韵，但与原文对照起来，在许多地方却相去甚远。绿原先生的《浮士德》译本借鉴于先行者的甘苦，扬其长，弃其短，在‘奔向《浮士德》真谛的这场接力赛’（绿原语）中迈出了令人赞叹的一大步。”“从这个译文可以看得出，绿原先生之所以能够得体地从整体上把握和驾驭这部旷世杰作，除了他在双语文字上有高深的造诣外，首先是因为他以学者的态度，对作者及原作有着全面深人的研究。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翻译家应当同时是外国文学评论家’。”（韩瑞祥，1998：35）
翻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很多译者来说，并不是用心翻译，就可以翻出好译本的。当年朱生豪翻译莎翁，把命都赔了进去；傅雷翻译巴尔扎克，眼睛几乎瞎掉。歌德的《浮士德》完成于80岁，绿原则在70高龄开始翻译这部巨著，简直是皓首穷经，把生命内在的不满足发挥到极致，并幻化为受惠者千千万万的《浮士德》汉译珍藏本。歌德之外，还有德国诗人席勒、海涅,德语诗人、作家里尔克、卡夫卡、茨威格等，还有英美剧作家、诗人莎士比亚、雪莱、济慈、惠特曼等。正如评论家叶橹所说：“对于绿原来说，他对外国文学和文化的吸纳融化，已经成为他自身血肉和思维的有机组成。”（叶橹，2006：101）绿原说过：“我们阅读外国文学，归根到底是为了发展本国文学”（绿原，1998：283）。所以，他的文学创作常常是和他的文学翻译同步的，尤其是他的哲理诗深受到德国读者和诗界的赞赏和青睐，这是一种世界文学的契合。绿原去世时，屠岸撰写了一副挽联：“译笔长挥歌德里尔克，诗思并驾艾青闻一多”。这个评价颇高，但并未言过其实。绿原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不次于艾青、闻一多两位大诗人，绿原的人格魅力以及生命基因里的浮士德精神，与歌德、里尔克两位大诗人也不分轩轾，何况绿原高超的翻译艺术使歌德、里尔克等诗人的巨著达到美妙的境界。
四、并非结束语
绿原在一篇谈论诗人冯至的翻译成果和学术成就的文章中这么说过：“冯先生不是职业翻译家，但他以诗人的敏感和德语学者的造诣，翻译了歌德、海涅、里尔克等大家的一些精品......冯先生在学术研究领域熔古今文学因缘、新文学创作经验和直接翻译原著甘苦于一炉......”，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描述绿原自己的著译和学术成就。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翻译史上，绿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文学大家，其人文价值和文学意义尚未得到应有的挖掘、研究与传播。本文旨在探讨绿原的翻译观、翻译成就及其文学意义，希望对拓展目前绿原研究之视野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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