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桥，我的路；志摩，我的光

徐志摩的诗，犹如他的人，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

                                                      ——朱自清

因为家父桂向明，我几乎在同一时间接触到了七月诗派和新月派的作品。家父算是七月派第二梯队成员，因此我们家有浓厚的七月派情结，我本人特別喜欢艾青、曾卓、绿原、冀汸等人的诗。在新月派诗人中，我最推崇徐志摩。因为徐志摩，我又特别钟情康桥。我的名字清扬即取自《诗经·国风·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朋友说，我是嘴里含着诗勺子出生的，生命符号里戳上“诗三百”的印记。

身处诺丁汉，却移情康桥

看一回凝静的桥影，

数一数螺钿的波纹，

我倚暖了石栏的青苔，

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

这是徐志摩的诗句，它常常让我想起徐志摩及其往事。

1920年10月徐志摩去康桥（即剑桥）寻找当时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家罗素，后因深受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和西洋文学的熏陶，开始走上浪漫主义诗人之路。两年的康桥生活凝结成了他永伴始终的“康桥情结”。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是享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蜜甜的机会了。我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我曾于2003年和2004年间由国家教育部公派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做访问学者。之所以选择去英国，主因是那里有我一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康桥，次因是自己在昔日的英国殖民地新加坡读的研究生，便希望有朝一日去“日不落帝国”本土走走。因此，曾对同去诺丁汉大学访学的外国文学研究学者章汝雯教授说过自己赴英访学的初衷：“追寻徐志摩的浪漫踪迹。”

桂向明在《浪漫浪漫》一文中指出：“所谓‘浪漫’，并非行为越轨，而是性情的自然流露，如一株活泼艳丽而怒开着的花。”因撰写《忏悔录》而名重一时的卢梭，说他渴望过一种真实、不矫饰一己天性的生活。徐志摩曾意味深长地说：“爱是人生第一件伟大的事业，生命中没有爱的自由，也就不会有其他的自由了”。而他后来在《恋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文里说过：“我再不想成仙，蓬莱不是我的分；我只要这地面，情愿安分的做人。”

康桥是徐志摩学业精进的里程碑。1922年8月10日启程回国，并在回国前夕写下了《康桥再会吧》。回国后不久，他深陷于与陆小曼婚后生活的困顿，胡适恐其诗才零落，建议他去欧洲，寻回灵性，可惜他没有寻到，只有曾带给他诗的灵性的康桥还在那里，于是他有感而发，在归国途中写下脍炙人口、传诵近百年的《再别康桥》。

徐志摩，是新月派的杰出代表，是一种诗的象征，一种文化符号。毛泽东在1938年4月28日的《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对他作了如下评价：“大家可能知道，徐志摩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那时像他这样主张的人很多，他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21页）

先天的性灵铸造了徐志摩诗人的气质。“美、自由、爱”是徐志摩穷尽一生去探索和追求的唯美境界。他做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能做的一切，他在追求自身幸福生活的同时，也对民族命运有过深刻思考。因此，他的诗诠释了诗人高尚的灵魂，体现了他对美的追求，对爱情的视死如归。遗憾的是，1931年11月19日的一场空难，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年仅35岁。这“粉身碎骨”的结局似乎是他为真爱、为自爱，冥冥之中自有的安排！

徐志摩去世后，林徽因痛心作诗《别丢掉》，以哀之。其中写道：“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而第二诗节中的“在黑夜，在松林”和第四诗节中的“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我惊异地发现，林徽因将自己的芳名巧妙而不留痕迹地镶嵌进字里行间，若隱若现，若即若离，永远与志摩厮守，永远定格在新诗里。

席慕蓉说过：“旋转木马是最残忍的游戏，彼此追逐却有永恒的距离。而这距离，是我们无法丈量的殇！”

我多次拜访过牛津和剑桥。而每次去剑桥，都不忘朗诵一遍《再别康桥》，都会去剑河之畔逗留良久，兴许还会看一会儿书。中组部六处的潘先生曾赴英国诺丁汉大学履行公务，校方安排我陪同数日，游览之地我首推剑桥。潘先生说我身上带有诗人的气质和诗的痕迹。

                                   枕着浪漫和山，念着康桥水草

       岁月流转，诗心永恒，人生自有诗意。

我先后在南昌大学（原江西大学）、南京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学习或访学。眼下工作单位浙江外国语学院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小和山高教园区。非常庆幸，在生活和工作中，始终有诗的天使和浪漫和山环绕着我。它们教会我如何享有诗意的生活方式：诗化教学，诗化写作（哪怕是学术论文，其语言也是科学性与文学性兼具），诗化旅行，诗化待人处世。既望星空，又接地气，人生短暂，哪怕成为悬崖上的枯藤，也要潇洒地狂草一种生命的文字。

我从“第一义诗人”的视角探讨七月派诗人及其翻译家群体；以诗的笔触重译史诗般的英国名著《呼啸山庄》；怀揣一颗诗心为著名诗人和剧作家黄亚洲的诗集《狂风》作了一万五千字的长序。我的人生感言是：“教书育人诗化我短暂人生，东西文化滋润我道德文章。”本人被吸纳为国际艺术家部落成员，“晨臻文化”平台推出介绍我的专辑《桂清扬，从诺丁汉归来的“徐志摩”》。

徐志摩纪念馆距我家近在咫尺。2018年元月我应邀为纪念馆旧馆题词：“新诗因志摩而美丽，志摩因新诗而永生。”同年在一个“人间四月天”：4月3日，我有幸出席了徐志摩纪念馆新馆开馆揭牌仪式。由徐志摩读书会“康桥的水草”送来的花篮特别引人瞩目，令我心动，自认情愫相通。

啊，“康桥的水草”，我在心中默念起《再别康桥》里的诗行：“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据悉，2008年，在剑河之滨的一块草地上，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国王学院为中国诗人徐志摩树立了一块白色大理石的诗碑。诗碑被切出两个平面，徐志摩《再别康桥》的前两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和后两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即被镌刻放在参差错落的两个平面上。树立诗碑的倡议者是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在剑桥大学任教长达30余年的艾伦·麦克法兰教授，他堪称顶级的“洋摩粉”了。我必须抽时间再去剑桥看看，看看剑河，看看剑河之滨的徐志摩诗碑。

                                                     并非尾声

从古至今，人们常常追求一种精神长相。广大的摩丝、摩女、摩粉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福建徐志摩读书会给徐志摩纪念馆赠送的“志在摩天”书法条幅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写照。

话说铁杆摩粉、徐志摩纪念馆馆主罗烈洪先生，他是浙江慈溪人，今年47岁，一家专营女性内衣的公司老总，自创品牌“素思玛的女人”。所谓素思玛（SUSIMA），是泰戈尔赠予徐志摩的印度名字，在印度宗教中也是太阳神的别名。徐志摩与泰戈尔情同父子，他在写给泰戈尔的书信中，常常落款“素思玛”。从“素思玛的女人”的品牌名称中，我们可管窥馆主内心深处的志摩情结。可以说，他是靠一己之力，筹建、维持着这个纪念馆。主要展品都是他从20多岁开始四处搜集和珍藏的“宝贝”。他真心希望走进纪念馆的每一个人，都能把注意力重新转移到徐志摩本人及其作品上来，真正地走近徐志摩、了解徐志摩、亲近徐志摩。

十六岁的上海女孩吴文婕，离世前在病榻上默写了徐志摩《再别康桥》一诗。她是一位高中生，志摩的铁粉，现已去世十六个年头。不久前，她的母亲委托艺术家朋友张仪飞先生将孩子珍贵的手稿捐赠给杭州徐志摩纪念馆，为志摩、为爱女、也为天下摩丝送上一瓣心香。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连夜创作了《摩丝天使》一诗，先后在徐志摩纪念馆馆刊《太阳花》和台湾《秋水诗刊》刊出。

新馆开馆典礼上，我还认识了90后理科女“小木屋”，她是纪念馆的工作人员。那天她的着装颇具民国之风，我逗趣道：“你今天扮演的是林徽因还是陆小曼？”她莞尔一笑。我因诗歌钟情徐志摩，而小木屋告诉我，她是因志摩爱上文学、爱上诗。你们看，我们彼此的境界是多么地不同！

充满魔力的徐志摩纪念馆，就我本人而言，多了一个情感寄托之处；就我来访的友人而言，无疑多了一个好去处。

啊，康桥，我的路；志摩，我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