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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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父亲叫他良子。
父亲一家,有二女三子。他生于一九五五年农历五月,有一个长姐,远嫁河南,死前写信与娘家联系,说想请奶奶去探望。路远未得,含恨而终。父亲有两个弟弟。幼弟小时戏耍,跌落山崖,七岁早夭,未能成人。尸骨无寻,只立了衣冠冢。二弟三十多岁因事故,死在煤窑。这是后话了。
早年,父亲与第一任妻子结合,无子,只一个女儿。父亲那任妻子肝病严重,常年喝中药,为他生下这个女儿已是勉强。听说孩子落地时,是“花脸子”,脸上黄一块白一块,渐渐长大,肤色才恢复正常。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严。父亲那时在供销社工作,虽供销社已有败象,但他无法为“超生”抛弃现有工作。唯有一女,按他们那辈人的观念,他“绝了户”,只能要良哥“顶门”。
良哥亦是二叔的独子。二叔比父亲小十一岁,他是个出气力的。二婶也没工作,平日种地,果蔬成熟,便挑着竹篮,走十多里地到冷水街上卖菜、卖豆腐、卖橘子。他们既无公职,便不怕超生,接连生了三个女儿,终于盼来了儿子。
按老话说,这叫“双祧”。二房合一子,良哥实在本该承受两房的爱意。然而,良哥二十八岁时便离世了,那是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三日。
良哥去世那天我正好大学开学。十二日下午,我与父亲坐火车从白河出发。路半,突遇泥石流,火车搁在半路。十三日凌晨一点多,我们才到西安。没多歇息,次日起床后我们便乘603路公交赴校。才放下行李,父亲便接到电话。电话那头说“良娃子掉到水里去了”。
父亲五月间刚过完六十大寿,他的大姐、小弟、二弟都不在了。二叔去后的不久,婶婶也带着三个女儿另寻人家。故人好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我不足十八,尚在求学。父亲得力处,唯有良哥。良哥虽不聪明,但他彼时已近而立之年,人又那么诚朴精壮,正是能“攒劲”的时候。花甲之年遽逢丧子,然而父亲那时似乎并没有多说什么。
我记得很清楚。父亲那时正站在我宿舍床边,一个临窗的位置。外面阳光强烈,从我所站的位置望去,他成了一张坚硬的深色剪影。一路劳顿,困倦异常,他左肩似乎有点乏,微微沉下。他的右肩依旧倔强地微耸着,不肯认输。天气酷热,他满身是汗,我能看到他的胸膛在不住起伏,愈显疲老。
惊愕压倒疼痛,竟没时间顾忌伤口。他只对我说了句“你到了。”随后,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说了句:“我,要赶紧回去了。”
说完,他连忙联系一位开长途客车的表兄,打问车次。我问用不用与他一同回冷水,他犹豫了一下,微微叹气,缓缓地说难得跑路。
不知怎么,我总记得自己那时瞟了一眼窗外。仲夏时节,窗外梧桐正自葳蕤,叶子又大又肥。经久不忘,而今想来,大约因为良哥正值青年,该与那叶子一样繁茂的。
二
那时突闻良哥去世,我心里并没多大震动,只觉惘然。只觉心里似乎有块什么东西融化了。之后,迅速风干,被蒸发得无影无踪。盖因父母不睦,故一九九八年至二〇一五年,十余年间,我与良哥相见的次数屈指可数,兄弟之情不深。
父亲和我母亲是“半路夫妻”,父亲的前妻是名工人,是“拎灰桶儿”的。她长年患病,身体不好。生下我那位“姐姐”后不久,便去世了。父亲是痴心人,照料了那病人十四年;父亲收入本不高,中年丧妻,家徒四壁,又有一个女儿正待抚养,境况窘迫不堪。
母亲就是在这种时候嫁给父亲的。母亲说,是她表姐骗了她。她的表姐为她介绍父亲,说尽好话。母亲自有打量,问那表姐,“他该不该帐”。那表姐说“不该帐”。母亲已是“二婚”,在那个年代,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她和父亲见了面,父亲倒也没露馅。一九九八年,白河县供销系统全面改制,191名职工买断工龄。父亲从供销社下岗,再无顾虑,说自己“还想再要一个”,而且他自认为有“经济头脑”,说是合开一个小店,日子也过得下去。母亲被“还想再要一个”这句话打动,和父亲结了婚。
婚后母亲才知道,父亲因前妻得病负债累累。
父亲不惑之年从供销社下岗,他大约是个极恋家的人,不愿外出务工。九十年代,社会治安没那么好,许多务工人员外出后被欺骗、欺负是常事。年末返乡时因有大额现金所遇抢劫、偷窃之事甚多。外出务工人员往往同姓结帮、同族拉派。父亲孤身一人,不敢外出。
想活着,就得找活路。父亲去十堰买了一辆三轮车,预备到冷水桥上拉客。他站在冷水桥头,站在自己的车旁,眼见行人来往,却不好意思“吆喝”“叫客”。常常外出一天,没揽着一个客人。
母亲娘家虽不富贵,然人口众多。她又是家中最小的那个,家中杂事,兄长阿姊分担殆尽。她的两位姐姐没读过书,她却成绩优异,总考第一。她还上了“卫校”,学得一技之长,生活自足。为人活泼,聪慧讨喜,她实在是个有能耐的“俏姑娘”。嫁与父亲,婚后生活极清苦。她要“躲超生”,无法露面自己挣钱;父亲又那样“无能”,无力供养。某次怀孕期间她没有吃的,竟至煮红薯干充饥。母亲彼时从卫校毕业,独力谋生之初,身上总有余钱。每回娘家,绝不空手。娘家里有谁头疼脑热、亟须用钱,她亦慷慨相助。境况如此,当年的往事已不堪回首,往事只堪哀。
父亲被时代席卷,母亲为婚姻牵累,他们都不敢再见往昔相熟的亲戚、朋友,都准备远离故乡,另去他处。
当年供销系统进行改革,对基层门店实行“租壳卖瓤”经营制。承包者(多为职工)买断集体商品,自主经营,上交房屋租赁费。辗转做了好几份工作后,经人介绍,父亲决定搬到小双,承包当地供销社;母亲心中虽不愿远走,但她既无颜面回娘家,又无处落脚,只得随父亲去小双。
我们一家就这样“流亡”到了那里。
异乡欺生,买卖难做。自家寒碜,羞见故人。这些委屈、心酸,见诸夫妇生活,便是无尽的指摘,无尽的刻薄。殃及池鱼,我与姐姐也总挨骂。母亲说我们是“拖油瓶”,要不是有我们耽搁,她不至于这样困苦,于是对我们分外严厉。父亲挣不到钱,自知“理亏”,便一味卸责、为自己开脱。说“得不到我们的力”,等我们长大成人、自力更生,他也享不到一点福,一点不“管教”我们。
我家亲友往来极少,我回冷水老家的机会更少。
三
我脑里关于良哥的记忆很淡薄。
最早的记忆是某次回冷水时,我与他一同放鞭炮。那时良哥还是十多岁的孩子,尚在“抽条”。他瘦瘦高高的,很敏捷,但他的动作总有点怪,一跳一跳的。小孩的眼里,只能看出异样,作伴戏耍时,并不介怀。我那时甚至很崇敬他。我们一同放鞭炮,他敢将鞭炮拆开,单个点燃,然后很迅速地扔出去。引线短、速度快,往往鞭炮在半空中爆炸。我小,不敢这么玩。玩鞭炮时,得将引线头处的鞭炮拔下一些,将引线变长,再一气点燃,听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拔下的那些,往往给了良哥。他接过时不说一句话,只是龇牙笑着,笑得很开心。然后,忽然跳着离开,独自到远处放炮去了。那时,有种叫“窜天鼠”的鞭炮,成人拳头大小,四四方方。点燃后,如小礼炮般挨次向天空射去,伴以飞升时划破空气的锐利叫声,极像鼠叫。我很喜欢这玩意儿,却不敢点燃,便由良哥来点。他点着后,退至一边,与我并排仰头看天空。黑黑的天空里传来一声声“吱溜”“吱溜”的尖锐叫声。我看看他,他看看我,我们都咧嘴笑了。我贪玩,放了一个,又求他再放。他没说话,龇牙笑着,跑去再放。我俩儿放完鞭炮后,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赶来,责备我们不晓得留下一些。良哥一言不发,与我一同受着责备,并不指证。待父亲再去忙时,我们又相视而笑了。
后来,便尽是对他成年后的记忆了。
一年夏天,我回老家。父亲、我、奶奶、良哥坐在家门前吃晚饭。良哥打开汉斯啤酒和父亲一起喝。父亲一尝便说是假酒。接着,父亲拿起酒瓶仔细查看,发现那酒已过期好几个月了。父亲追问,良哥说是前两天才买的,肯定不会过期。良哥,他总会买到过期的酒、过期的面粉、过期的挂面。他还会买到各种用不上的电器。卖家卖给他时只让他取走,总也不来安装。过了一时,便来“回收”,用低价买回全新的电器。去工地打工,良哥的工钱比小工还低。在工地里干活,像良哥这样二十多岁的健壮小伙儿,按大工算,一天能挣两百块钱左右;妇女是小工,一天也能拿到一百到一百五十块钱。良哥每天却只能拿到八十块钱。
这些都是因为良哥小时候摔过脑子,“傻”。
在我眼里,良哥又不是“傻瓜”。就在他去世那年五月,是父亲六十大寿。良哥特地骑摩托车跑了三十多公里到我家去,硬将几百块钱塞给父亲。他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只是一味蛮力,把钱往父亲身上擂。父亲抵不过,收了。良哥便笑了,随后,饭也没吃便骑车走了。他说明天一早还得再去工地干活。
良哥的日子十分简单,干活儿是他的“主旋律”。
早晨起床,煮一碗方便面,吃罢就去工地;中午,在工地吃一大碗米饭;晚上回来,再吃点什么垫垫肚子。循环往复。他似乎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求。
可有一次,二〇一五年的一天,良哥竟忽然打电话跟我母亲说,他找了个媳妇。等谈好了,要请我们去喝酒。这是良哥的大事,按说最该说与二叔、二婶。然而,二叔既已塌死在煤窑,二婶又带了三个姐姐改嫁。良哥无人商量。
他也跟父亲打过电话,可父亲一听女方三十多岁,是二婚,还带了一个孩子,便大声骂他,说他傻,说那女人分明是来骗钱的。良哥只有跟母亲打电话。母亲并不是不知利害,不过良哥的这种情况,能娶到媳妇已是不易,哪有挑拣的余地。回他说,如果接她,她一定去。
良哥有了结婚的念头,便开始攒钱、备办。下工后,他不嫌累,骑摩托车到冷水桥头跑“摩的”。然而他为人老实,又不知道行情、不熟悉人,才去没两天便去不成了。说是去了老没生意,而且总受那群二流子调侃、威吓,甚至挨打。于是,他和别人一起去打鱼、下网。说是打着大鱼,可以上席面,能省下些钱。
他就这样掉进了水里。
四
良哥死后不久,有一次,我与姐姐聊天。
谈及良哥,我叹着气说,“也好。”
姐姐懂我意思,也长长叹气,又补说:“唉,是嘛。社会竞争这么激烈,他人又老实,结了婚、生了娃,以后的日子恐怕更难呀。”
过了四年多,某次我去饭店吃面。为防水汽,我没戴眼镜。正吃着,店老板突然向我递来一支烟。我茫然抬头,看到他那张腼腆地笑着的脸——那么像!那老板竟长得那么像良哥!他正抽烟,以为我也想要烟,于是走了过来。他问我,“兄弟,要不要来一根。”
我猛地鼻子发酸,不敢回话,只是摆手。强忍着泪水,吃完面,我独自站在汉江旁流泪,哭了好久。
那天,我在日记里写道:我忽然想起四年前死去的堂兄。没有任何征兆地,就那么偶然地想起他。人生纵然很苦,但活着终究是美好的。
今年五月,与朋友相约去牛蹄岭登高临眺,远处巴山青绿,连绵重叠。汉水犹如碧带,盘绕在山下。江畔则高楼林立,生灵数十万。
下山途中,我又想起良哥,想到他去世已近七年。我把眼光瞟向路边花草:有青松、翠柏,有寄托人们美好希望的格桑花、四叶草,有实用、耐用的杉树、楠木。然而更多的是那些无名之木,无名之草。我只认出了几种,可它们的名字都那么“土”:狗尾草、猪殃殃、牛筋草、节节麦。
世间种种,本来相别。有的人生来要做栋梁,有的人生如夏花,而良子,大约如草。
《良子如草》，首发于《安康日报》2022年7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