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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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〇年农历六月二十是父亲逝世一百天的日子，在我们那里，“百日”很重要，家里人都得到场。
我们家住在乡下，村子距县城有一百里路。但父亲去世后，母亲毅然而倔强地把父亲葬在县城西北侧的公墓。她晓得，或者从别人口中，她晓得我与姐姐“有用”，是要“出去”的。如果以后在外头工作，回来很不容易。况且我们本来不是这村子里的人，是“别处来的”。人走茶凉后，回乡更是悲凄。所以即便我与姐姐都尚未正式参加工作，且家中因为父亲治病已欠了不少账，她仍要借钱把父亲往县城葬。
父亲“百日”，母亲要从乡下乘车到县城。可她向来晕车，经年照料父亲、挣钱养家，体质拖得更差，闻到汽油味儿便想吐。早年里，她坐车时用晕车药、晕车贴还奏效，近年来非得加大剂量。不知她从哪听来一个偏方，说是姜末贴于肚脐可治晕车，所以每次乘车前还总要往肚脐上贴好些姜末。这偏方只是个心理安慰罢了。即便用了这么些东西，坐车时她仍不敢说一句话，每次下车她仍要吐。于是她前一天就“出县”了，出去后在二姨家休息。
姐姐也是要来的。我们那里还很传统，烧纸上灯这些活儿总由儿子来干。可我们家里从不重男轻女，我与姐姐的生活费、零花钱、压岁钱等等开支总是同样。但我记忆中，烧纸上灯这类事情，姐姐只做了不到三次。父亲去世前两年，忽然有一次提说要带姐姐回老家烧一回纸，也就是认个地方。然而还没等到那时候，他便病倒了。我不爱扯皮，打电话联系她时只是说：“你要是实在忙，来不了就算了。难得跑路。”她在西安读研究生，整天泡在实验室，回来的话要向导师请假。导师严厉，她又胆怯，总是畏畏缩缩。可这次不知她用了什么说辞，竟请到了三天假，可以回来。
我那时在市里做份临时差事，假是能请的，于是也准备往县里赶。
这样，我们三人从各地赶车到县城。
烧纸路上，我与姐姐走在最前面，拎着火纸、香、祭品，二姨与母亲落在后面。我们也会停下来等，可三两步后又拉开了距离，于是我们索性叫她们慢些，我与姐姐在前面开路。下山路上也是这样。我与姐姐是老生儿，父亲有我们时已是四十三岁。大约我们之间隔了太长的岁月，于是总也走不到一起。
二姨留我们多住一天，说是母亲平日不出门，好不容易“出县”一趟，该“玩一玩”。
对我和姐姐来说，县城并没有什么好玩的。它太小、太旧。然而对于母亲、二姨，对于我们上一辈的人来说，县城就是“好玩”。
我、姐姐、母亲，我们三人在街上闲逛。望着街道两旁的房子，尤其是那些老旧的房子，我浮想联翩。我们本不住乡下，只因时代变动、父母双双下岗，这才由城里跌到村子。母亲走在县城的街上，没两步就会碰到一个熟人。他们有的衣着齐整，已是某单位的“元老”；有的业已步入养老生活、悠闲惬意。我心里忽然明白为什么母亲几乎不敢到县城里来，忽然明白她为什么不盼我和姐姐在县城谋份差事。她个性要强，受不得这比照。现在，姐姐在读研究生，我也大学毕业，走在街上，她竟能主动跟别人打招呼了。我向来讨厌她向别人吹嘘我们，我依旧讨厌，然而多了份理解。
我们闲逛的最后一站是北岭子。这地方有一个书店，那是我要去的地方；有一个冰激凌店，是姐姐要去的地方。母亲不晓得该怎么办。母亲晓得读书的重要，凡我写过字的纸她都不会轻易丢弃，但读书这事毕竟已离她太过遥远。于是她同姐姐去冰激凌店。
姐姐给母亲也买了一支，当母亲问价时，她说：“两个八块钱。”母亲听岔了，听成八十八块钱，当即脸色一变，望着手头的东西，说道：“八十八块钱啊！”这把我和姐姐逗笑了，母亲听得我们的笑，很窘。姐姐解释，母亲听后还是有些窘，她说道：“你们以后挣了钱不要乱花。钱都是不容易来的。”
路上，姐姐挽着母亲，母亲则拿着冰激凌边走边吃。她平日吃的都是雪糕、冰棍，很少吃到抹茶味的冰激凌，大约因为很好吃吧，母亲笑得很开心。我偶然转身，看到这场景，觉得母亲真像一个小孩子。
廿二日，我们三人各自回去。
姐姐的导师说下午有会，她必须在下午前回到学校。于是她要乘七点半的班车前往西安。母亲一早便起床了。但她昨晚太累，送走姐姐后，又继续回床休息。
我与母亲下午三点到车站坐车，她要乘公交回村，我则乘火车回市里。因为距离发车还有段时间，我们便坐在树下歇荫。香樟树下种着矮矮的小树，我在树枝间看到一个金亮的蝉蜕，立马走过去拾了回来。母亲见状，忙给我指，告诉我哪处还有。把玩一会儿，放下蝉蜕，我们就这样默然坐着。
我想到母亲孤身一人呆在乡下，没有近亲。她个性要强，不肯吃亏，我们那村子的人又格外欺生，便只得开口劝她收敛个性，莫多与人争执。她也辩驳，但没说出来便不说了。这类事情已发生过不止一两次，她也得了教训。她反过来劝我，照例重复那已说了一万遍的话：“吃好。睡好。”
车子快开了，我进了候车室。母亲在窗外望着我，待我坐下，一切安稳，她走开了。
首发于《安康日报》2021年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