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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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木兰诗》，千古传诵。宋元以降，有人将其搬上戏剧舞台，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市井乡俚莫不熟知。然而，戏曲偏近俚俗，其枝节蔓延，多以功名利禄取悦俗世。本文属意，惟《木兰诗》文本，自唐至宋，入《乐府诗集》成杂言诗体所致一误。争奈笔者村愚，执着多年，未得说清。
众所周知，《木兰诗》的原创，乃北魏时鲜卑民歌。其作为少数民族民歌，在中华民族的胡汉文化融合中，始由南朝文人乐师改编为鼓角横吹曲，方为南梁乐府曲辞，后经隋唐五代至宋，历数百年，广为流传。最后，由北宋郭茂倩收入《乐府诗集》，定型为今所见乐府体杂言诗的形貌。
然而，《乐府诗集》对《木兰诗》的文本定格，借势印刷传播，成版本的权威性，湮没了其它流传文本存世的可能。这给后世鉴赏、研究该诗的文学及史学价值，留下了明显的缺憾。
上世纪五十年代，叶圣陶等人曾校订几册《文学》，做为中学语文课本。人教版1956年初中《文学》第四册，就收编有《木兰诗》。该诗第五段的末两句“愿驰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在这册《文学》第三十一页有注：“明驼，就是骆驼。据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说，明驼是能行千里的骆驼。”
但是，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至今，我们的初中《语文》，却泥执于《乐府诗集》古本的权威性，坚拒“明驼”于千里之外，将此二句作“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甚至，将千里足解释为千里马。
其实，不仅五十多年前的《文学》课本信赏“明驼”。另外，我们还可在朱东润先生所编《历代文学作品选》之《木兰诗》中欣赏到“明驼”。叶文玲《洛阳诗韵》，所引《木兰诗》句也有“明驼”。而金庸1965年所著《侠客行》，更以“明驼”为一种意象，命名了一些武功招式，如“明驼骏足”等。哪么，何以这些文学大家都信赏“明驼”，而如今的《语文》课本却坚决抵制呢？
很明显，这个问题，首先是不同学界理念的差别问题。即文学界追求的是文本的文学性价值，基础语文教育追求的是汉语词汇的普通性。前者追求的文学价值在于文本的原创性、民族性、地域风情、文化情致、人物品格、人物定位、及其社会价值取向等等；而后者所追求的并不在这些，尤其对初中学生，词汇的普通性要求甚在于浅显易懂。
除此学界理念上的明显差别，当初废止“明驼”已在新中国学生课本中的存在，还可能另有原因，那就是进入那个六十年代。“明驼千里足”在课本中的解释，要绕开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几不可能。而《酉阳杂俎》，却是一部道佛人鬼无不毕集的“四旧”黑货。虽然早于《酉阳杂俎》约百年的笔记小说集《朝野佥载》，其中有“星夜乘明驼，倍程至洛”，却不是关于《木兰诗》的，既未给出“明驼”之于“千里足”的文化内涵，更不足完整一个“明驼”的神骏意象。这样，绕开《酉阳杂俎》，既然释无所据，借助《乐府诗集》尊享天下的版本权威，扫除“明驼”，也就时在必然了。
就历史而言，本文只有一点可以强调。《木兰诗》历经唐宋时代汉文化高度辉煌的炮炼，都未能脱胎换骨其鲜卑民歌的品质，则其作为民歌，原发民间既不可否认，其最初形态，也未必不可以是个更其朴实简单的小故事。这样，从人事发生到形成传唱口曲，在民间流传中，要完成一首章节结构能被南朝文人瞩目的曲辞，恐怕这时间的回溯，就不是《古今乐录》成书上至北魏定都洛阳，这几十年可以考定的。
十年或十二年，战事漫长乃该诗的一层基本构因。而北魏王朝对“燕山胡骑”的战争，也只有太武帝拓跋焘横扫柔然，或与此构因相称。孝文帝及以下，无此气概。
从文学的角度讲，《语文》将《木兰诗》中的“千里足”解释为千里马，则是个不能容忍的篡改。就这一点，我们才更有必要，从文本的原创性、民族性、地域风情、文化情致、人物品格、人物定位、及其社会价值取向等等，做一番切实的梳理，来比较驼与马在其中的是与非。
首先，今人对《木兰诗》的鉴赏与评价，已很难准确感受其民歌的原创风貌，便是作为乐府曲辞的乐理情调，也非古曲专家不能评骘，则其文学体裁的价值，便仅以杂言诗的意义影响于后世。因之，笔者在此，也只能就其诗情气韵来讲。
从阅读的语感上说，在木兰奔赴战场的路上，其离乡之苦，思念父母之情，运用五、五、七、九言递进长句，一步一迭地叙情，气韵悠长，情实可见。而这其中的句式重复，地物对称，又为语境设限，未许悲情苦恨，暗了豪气云天。
接下来，“万里赴戎机，关山渡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尽以五言为句，铿锵激越，气势凌厉，将全诗的情节、语境都推向了高潮。但这高潮该如何回缓，如何舒展？“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情节所变，激越有减，语言气势却依然短促，终须有个气韵舒畅的情调，来回缓上段的激越凌厉，且推出情节高潮之后气韵更加高远的新意境。
当此之际，“愿驰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在“木兰不用尚书郎”这较为舒缓的长句之后，正是以舒畅而高远的气韵，物谐情美的意境，成就了全诗高潮的气韵与意境的完美节奏。这两段语言气势的抑扬顿挫，没有这两个七言长句便不能完美。唐诗的五七言绝律气韵呆板就在于此，宋词长短句的气韵优美也正如此。得明此理，方知删去“明驼”，不仅有失物谐情美，更使这两段相和而完美的语境，落得气韵短促，意味窘急。
其二，鲜卑之祖曰东胡，早先隅居内蒙古东端大兴安岭地区，乃一弱小民族。东汉时迅速壮大，族群势力取代匈奴，占据蒙古草原，包括河西甘肃广大地区。而这一地区，正是亚洲双峰驼的产地。在鲜卑文化中，“明驼”当是早有的一种风情物语。而汉人耕战，向以牛马为驱。两相比较，“明驼”决是该诗的民族特征与地域风情的真实存照。
《辞海》1979年版3176页，明驼：“善走的骆驼，段成式《酉阳杂俎·毛篇》：驼，性羞。《木兰》篇‘明驼千里脚’，多误作鸣字。驼卧，腹不贴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驼卧，腹不贴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不过是段成式为明驼之“明”字所作的解释。其捉字释义，苟简而牵强，或从什么民间臆说，却令人无从考据。只其“多误作鸣字”，倒是清楚地说明了，“明驼”在晚唐文人，还多有不解。
而事实上，这明驼的“明”字，在古代汉语，不仅原有神明灵异的意思，且还与白字通义。《礼记-曲礼下》“稷曰明粢”。唐初经学专家孔颖达疏：“稷，粟也。明，白也。”据此，大家不难理解，“明驼”所指的应该是白骆驼才对。
关于这一点，与《酉阳杂俎》同属晚唐著作的《明皇杂录》之49，“哥舒翰奏事使乘白骆驼”，有关白骆驼“日行五百里”的灵异记述就是明证。另外，早此百年的《朝野佥载》，“星夜乘明驼，倍程至洛”，讲说北魏孝文帝政改汉制，各地鲜卑贵族俱望跻身大姓门阀，急于申报家世赶赴洛阳的事，就用到了应是更早就见于《木兰诗》的“明驼”，而《明皇杂录》仍在用汉人口语直称“白骆驼”，则足以确证，“明驼”到晚唐还是个生僻词。
《木兰诗》以民歌出自北魏，乐府化于南朝，“明驼”一词的原意，就其所指品色罕见的白驼，应该还深有对其灵异神骏的敬信。就像晚唐郑处诲《明皇杂录》记述哥舒翰，镇使陇西，每回朝，必骑白骆驼，日行五百里。事实上，骆驼一天也不过能走百八十里，负重的驮运，更不过几十里为一日程。郑处诲说五百里已足神异，而况千里。也就是说，“明驼”在《木兰诗》中的地位，尽管最初民歌的鲜卑语表达现在难于考据，惟汉语未将其翻译成“白驼”，就足见译者深谙该族的这样一种文化敬信。就此，笔者以为，北魏河套以西鲜卑族人，因处“明驼”产地，会更早便有这种风情物语。
《乐府诗集》在版本学的权威性，无以说明晚唐至宋，郭茂倩不会同其他人一样,陋闻于此。而之前《木兰诗》几百年的无定本流传，杂糅了几个朝代的地理、历史、文化信息。到在今日，学界就凭文本中杂糅增窜的一些东西，竟很有以为其人事始发中原，与骆驼不相干系。
其三，《木兰诗》之“明驼”不见于《乐府诗集》，乃中国文学史上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漠视，是大汉族文化对异族文化精粹的一种湮灭。《木兰诗》所具文学与史学价值的厚重，并不仅在其刚健古朴之风格，传奇浪漫之色彩，推重女性意识的精神，而更在其超乎时代意义的平民意识之伟大。
木兰品格形象的塑造，从一开始便以民间少女的叹息相闻。“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作品便尽透给了我们“穷人孩子早当家”的信据。“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不是情愁闺怨，而是兵役给男丁无壮家庭带来的压力。这压力是巨大的，是家庭的灾难，也是战争加给所有平民百姓的灾难。但作品只以淡淡的无奈，把主人公的情绪向我们作了一个交待，而于平平转述之中忽见奇突，“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令闺中少女英毅之情，呼之欲出。
这里绝不仅是孝义之情，抑或报国意气。一个女孩，平等担负生活，毅然应对战事，无多悲情苦恨，不事豪言壮语，只此坚强勇敢，一个照面，便省却了后文来描摹白刃纷纷之惨烈，血溅征袍的奋勇。更显示着古代劳动人民的质朴，与默默地承载着国家的精神。这与班超投笔从戎，孔明辍耕救世，都不是一个文化传统的精神。
其四，曾有人疑《木兰诗》为唐人所作。因“万里赴戎机，关山渡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这四句酷似唐代边塞诗。但南朝陈光大二年僧人智匠所辑《古今乐录》，收有《木兰诗》这一篇目，实证疑者偏执。不过笔者也以为，这一段倒极有可能是唐人所为。或因流传所失，或因此节原创格调问题，有人删补，正当情理。况乎十年战事，仅此四句，便以“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戛然收结。不表拼杀之惨烈，骇言战事之漫长，些无死生之功利，未许望故乡而断肠。虽然文法有异于前后，却于诗情诗意剪接得当。
人教版《语文》课本，以“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为“互文”，竟是全不解诗情诗味，却刻意要把一种修辞方法传授给学生。
原诗之意，讲的是战争矿日持久，许多将军在战场上倒下了，作为年轻一代的战士，木兰不畏艰苦，以英勇机智、不惜生命的拼杀，在血战中成长为年轻的将领，终于赢得战争，凯旋而归。若非如此，归来能见天子者，岂是一般战士。赞称“壮士”，未允将军，实乃该诗绝妙之处，为木兰解甲还乡之平民意识，丝毫不染功利主义，成为一种语境上的划分。一如全诗上下不曾动念建功立业忠君报国之类，以奠定平民立场的价值取向。称木兰为壮士，恰是主人公的品格形象前后一致，丝毫未染功名声价的气息。
其五，有人要问，“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难道不是功利物欲么？
当此之问，笔者的回答是：“归来见天子……”四句二十字，不过是佳构中铺叙，为后句展开意境先置比照之意。更况归来壮士，岂止木兰一人，论功封赏，无非天子圣意。且木兰并未谢赏，可汗才加问想要什么。也唯如此，“木兰不用尚书郎”，才更全面体现该诗的价值取向。紧接着看似补白的“愿驰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也才能更以情、境、义、味超然统一的艺术感染力，塑造完成永著不朽的木兰品格形象。
愿驰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因为有此“明驼”，才能以一种民族的或说是地域的特有风情，以一种非功利的平民意识的志趣，以一种金风碧落融彻高远的意境，塑造出千古绝伦超然永世的艺术形象。
因为有此“明驼”，才能是送儿还故乡，才能是鲜卑儿女的故乡情怀。而不是汉家勋将请旨归省，高头大马，耀武扬威。
试想木兰回乡之路，沙丘碧草，蓝天白云，山川辽阔，金曦流溢，壮士英姿，明驼神骏，别一番气度雍容，别一番异族风情，岂秦汉文人之千里马所能构此佳境！
其六，木兰归里，所有的欢颜喜悦，尽在一户平民百姓家展开。爷娘的切切之情，阿姐的喜出望外，最是绘声绘色处，莫若“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举家欢腾，气氛热烈，且不掩主人公得还女儿妆的喜悦。更有最后一比，也拿百姓家常养的爱畜，径用第一人称，来自表主人公的那份喜不自胜。
全诗价值取向的高度统一，所有人物定位的一致完美，简直难于汉语词汇中求一语而概之。
古今论者，常以功成身退称誉。岂无辱没，不具王庭旌表，未烦府县迎奉，更无士绅拜会，亦非山水隐居的那份毫不矫情的平淡。便是同归战友，也不屑以得过什么军阶、官阶示人，而只以“火伴”相见。所有标榜平民意识的现代文明，所有标榜女权主义的现代文学，亦未必有此境界之人物，亦未必精构得如此篇章。
“明驼”，决是该诗的精粹之处。相反，恐怕也无可否认，千里马，自秦汉以来，在大汉族文化中，惟是急功近利之舆乘骖驾，在后世文学中，亦只切近显贵与侠道之行色。岂可，在木兰还乡中一呈炫耀！
一首《木兰诗》，一段女儿情。生死归望，鲜卑故乡。舍此明驼，何复可当！
——本文曾刊发在《散文》2014年第4期，今在此发布略有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