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荣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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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施娟娟 黄荣久
季家湖为楚国都城的建设和繁荣坚守了几百年。之后，烟消云散。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拨郢，火烧夷陵。当楚顷襄王带领权贵仓皇逃窜到河南淮阳时，被流放到湖南汩罗的屈原闻信，他的泪一下子滑落在楚国最后的一片疆土之中，冷漠的土地吞咽了泪的热度，湮灭了他仅存的豪气，他悲愤的跳进了汩罗江。也就在公元前223年，秦国吞噬了楚国，楚国正式纳入大秦帝国的版图。八百年的大楚风流，灰飞烟灭了。
二千多年前的那点事儿，不仅引起了历史学家和考古专家们的浓厚兴趣，对于不管相隔多少年之后的普通老百姓也永远是一个巨大的悬念。
座落在当阳沮漳河流域季家湖那座古城的遗址，不知从哪个朝代开展挖掘，一代代挖下来，挖到今天，也不知究竟挖了多少，还有多少。来自各地的旅人，只要踏上这片土地，面对昔日繁华都市的生活遗迹，人们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当看到自己的同类竟然在那么遥远的古代就产生了如此密集的汇聚，享受着与我们的感官需求相去不远的日常生活，不能不产生有关人类和人性的深切体认。但是，这种体认立即又被那几乎无法想象的毁灭所驱赶。人们从血痕、悲泪、忧伤、遗恨、猜想中抖身而出，在一种祭奠的氛围中边走边看。脚下，便是楚国先人们的墓葬、尸骨、陶器、铜器、丝织麻等随葬品。
我在季家湖边上盘桓良久，想象着几千年前在季家湖发生的一切。它波光一闪，就像一只看得太多而终于看倦了的冷眼。陪同考察的当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德权在季家湖已生活了50多个春秋，研究楚文化也已20多年。他说：在蒹葭苍苍的洪荒年代，追溯楚国发源地，或许要从“熊绎辟荆山”开始。而荆山（湖北保康、南漳一带）又是沮、漳二水的发源地。因此，研究早期楚文化，荆山与沮漳河流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季家湖作为楚国最早的都城，座落在今天的当阳市草埠湖农场境内。草埠湖农场的集镇如今建在沮漳河东岸的山坡上，这里是荆山山脉，山下便是沮漳河。在季家湖一带出土的数以千计的楚墓，这些楚墓的年代，上至西周晚期，下到战国中期，时间延续达500年之久。当时不仅是南方的百城之首，而且还是南北的经济通道。人们从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推断出这座城市的繁华。这座城市周边的枝江、江陵密密地排列着的遗迹，想一想，当时该是一副何等繁荣的景象！
德权兄对季家湖的解析让我对远古的楚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是个爱行走的人，更是个爱泡书吧的人。行走到哪里，只要那里有书吧，总想去闻一闻有没有楚国先人们的体香。
我在《史记·楚世家》一书中看到，楚国的祖先，出自颛项帝高阳。高阳是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即：祝融)。重黎弟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六子，长子名昆吾，次子名参胡，三子名彭祖，四子名会人，五子名曹姓，六子名季连。季连又姓芈，楚国就是他的后代。在周文王时，季连有一个后人叫鬻熊，待奉周文王。鬻熊的儿子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生于周成王时，成王叙鬻熊之功，封其曾孙熊绎于楚地，为子爵，都丹阳。以上记载说明，楚国是因鬻熊在商末时为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三代帝王师，又辅助周文王、周武王灭纣有功，才被周成王封其曾孙熊绎为楚子，立国于沮漳流域，成为真正春秋战国时五霸七雄之一的强大楚国的开国之主。据考：鬻熊也是万古神州诸子第家。即我国最早的哲学家。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道家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中《鬻子》二十二篇。如《文心雕龙.诸子篇》言：“篇述者，盖上古遗语，而战伐所记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子自肇始，莫先于兹。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爰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则鬻唯文友，李实孔师，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矣。”此文已说明，鬻子是周文王的朋友，早于老子李伯阳，而老子李伯阳又是孔子的老师，所以鬻熊是中国得道最早的一个人，也是我国诸子百家中最早的一家。
早在西周时期，鄂西则存在巴文化、周文化、土著文化和其它文化交织并存的现象，这种文化相互交织正是早期楚文化(即：前楚文化)的孕育时代。追溯到商代，生活在鄂西荆山一带大片地区的族系的总称为荆楚，而没有只称"楚”的民族。周成王时，荆楚族系的一位民族首领熊绎受封于荆山丹阳，但因爵位低活动范围不大，且是经济落后的小诸候国，称为楚国。从此才有"楚"的称谓。由于楚国属于荆楚族系，所以又有称楚为荆的。如《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古书就往往称楚为荆。又从《墨子.非攻》看到："楚熊丽始(讨)封于雎(沮)山间”。长沙马王堆土帛书亦云：“楚将不出沮漳”。《楚世家》载"楚祖熊绎居丹阳”。不难看出，楚的地域概念应介于荆山、沮水之间。从西周至春秋战国，楚国依托于沮漳流域和汉江流域发展。而当阳地处江汉平原西部边缘地带，西北部是荆山山脉，源于荆山的沮漳河贯穿当阳全境，经江陵境内注入长江。因而有"沮漳流域当阳是楚国的肇基之地”之说是完全有根据的(董乐义的《古当阳》)。
在学术界，有关楚族文化历来都存在“中原说"和"土著说”。一种是中原文化或周姬文化不能与楚文化直接相连接，而"中原说”又缺乏考古依据，许多学者不能认同。另则“土著说”过去以楚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江汉地区的某种原始文化的延伸，而当阳一带发现的早期楚文化遗存表明，楚文化并不能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任何原始文化相连接，所以说，楚文化并非是某种原始文化直接发展而来。而应是商周时期我国南方新产生的一种文化。“它是在鄂西土著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吸收了多种文化因素而形成的，或者说它是多源头的，它的起源地在鄂西沮漳流域的当阳一带”(杨权喜《当阳文化考古论述》。任光椿在《楚文化三议》中说：“楚文化的先河为道，诗与纵横学》”。他认为，一是彭祖(楚先王颛顼帝高阳第五代隶儿孙，陆终三子)即为道家之祖，为道家所祖述。《神仙传》云：“彭祖者……殷末已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少话恬静，不营名誉，不饰车服，唯以养生治身为事。”则“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史记.老子传》)；二是屈原这个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大诗人就是楚国人，他及弟子宋玉等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奠基人；三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鬼谷子先生，也是楚国人。《宁波府志》："鬼谷子……周末居汉滨鬼谷山，弟子百余人”。(汉滨为汉水之滨，鬼谷山为清溪山，今当阳市境内)。所以，从以上三方面看，彭老学道，屈宋诗学，鬼谷纵横学便构成了古代楚文化的核心。
从考古专家那里进一步得到了不同时期考古发现的新的解说。
早期的考古学说：楚文化可概定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它的时间范围大约以春秋中期开始到战周末期楚被秦灭亡为止。它是以楚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一种区域文化，它具有我国南、北文化融为一体的特证。在楚文化形成之前楚文化叫早期楚文化(也叫前楚文化)，早期楚文化与楚文化不同，它基本属于单纯的楚族文化，所以可称为早期楚民族文化，找到早期楚文化是解决楚文化渊源的关健。20世纪80年代初，在当阳发现了早于春秋中期的楚文化遗迹遗物，在磨盘山找到了一处面积约有6万平方米的早期楚文化遗址，暴露的一些器物可以追溯到西周后期。从赵家湖楚墓群中发掘的物器看，都证实属春秋以前的墓冢，这就应证了当阳一带在春秋中期以前的活动范围，准确的推测早期楚文化存在于两周之交，即：西周后期和春秋早期两部分。当阳出土的西周后期物器以陶器为主，石器、陶器多为一般日用品，以烧制水平较低的红陶、红褐为主，基本炊器为楚式鬲，这明显反映出楚人在这个时期文化的落后性。春秋早期的遗存是铜礼器、磨光暗纹黑陶器较高级别的器物。这正好与古历史文献记载的楚国在西周时期“辟在荆山”、“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历史相印证；与楚国从两周之交开始崛起，不断并呑小国并向江汉平原地区扩展的情况相吻合。楚建国之初还没有自身独立文化，甚至所谓早期都城丹阳也就可能没有高大的城墙之类的防御建筑。到楚熊渠之时国力增强，便开始走出山西向沮漳河流域发展，到了当阳南部一带创造了早期楚文化，为东周楚文化体系的形成和向江、汉、淮地区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競之定”考说：1979年，中国考古专家在当阳季家湖古城进行考古发掘并确认其为唯一一座早于荆州纪南城的楚城址。以至有许多学者认为，此城可能是楚文王于公元之前689年由丹阳迁至春秋时期郢都。因此在古城址中曾挖出许多青铜构件，其中还有一件铜件，钟上有铭文，钲部四字"秦王卑命"，左鼓上部八字"競平王之定救秦戎”。专家还把这件文物的发现作为沮漳流域寻找楚文化渊源的突破口。果不其然，根据楚王器的鉴别和《左传》中的记载，某年二月，楚王命令競之定援救秦戎，競之定是"握兵权，有着自已领地(封邑)的一位有权势的封君”，“競之定”即”景之定”。即：”景平王之定”，与楚昭王是兄弟，均是楚平王之子。是楚国的一位王室贵族，他救秦戎之事，功不不没，而铸青铜重器，将其记录下来。可以推测，如此贵重的纪念品应放置在居所之内。
楚城址考则说：在沮漳流域的当阳先后发现了楚城、糜城、麦城等楚国郢都、北屏重镇和商都遗址、遗迹。
西周晚期"筚路蓝缕”的楚人由"辟在荆山”而“克权置县”，进而逐鹿中原。按现在的说法，先“辟在荆山”在沮漳创业，再“借道”权国，闯荡江汉，后"置文塑疆”，再造就江河一遍"望"。由此可见，汉江流域是楚国兴望强盛之地，而在沮漳流域腹地的当阳，正是辟在荆山之南，卧于长江之北。从已可考的当阳境内的三古城遗址看，一是楚城(季家湖古城)。古城遗址西与枝江问安青山村接界、东西临着季家湖，南是龙口堰，北是鲁家坂；古城呈圆形，南北直径约2000米，东西宽为1400米。面积约2.2平方公里，城内文化遗存丰富，已发现不少夯筑台基，城墙建于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之上，是楚文王于公元前689年由丹阳迁至的春秋时期郢都。
二是糜城，糜城遗址在沮漳河出口的三角地带，它原是商王朝在江汉沮漳平原地区的一个封国——糜国的都邑。后来，楚国借道逐江汉时采取“并其地，迁其国，用其城”的方法，灭了糜国。勘测发现城址上层为近代至汉化文化层，中层为周代文化层，下层为新石器时代屈家岭类型文化层，尤其以东周时期的遗物最多。糜城就成了楚国郢都北屏的军事重镇，曾为楚国赢姓贵族的封邑。此城到东汉三国时仍然很旺盛，直到明清时才逐渐衰退。
三是麦城，在今当阳市东五十里，沮漳二水之间，相传楚昭王所筑。楚国大夫伍员(子胥)叛楚降吴之后，在城东筑磨城，在城西筑糜城，借以夹攻麦城。故有"东驴西磨，麦城自破”之说。据《四蕃志》记载，纵横十里。漳河在其东，沮河在其西，二水在城南交汇，然后合流于长江。麦城为楚郢都北屏的军事重镇。三国时有“垓下因项羽闻名天下，麦城因关羽蜚声中华”之说。对于麦城，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英雄蒙难，基地也跟着蒙冤倒霉的代名词。其实不然，追溯麦城的历史，在周代时的麦城，乃财兴富裕之城。从古文字学探讨，“麦”原为赐予美好之物的意思。这是麦城以"麦”命名的缘由。古时许多“走麦城”的人变了鸿运，赚了钱，发了财，成了巨商富贾。所以，古时的人们认为它是一个财源享通的风水宝地，故曰"麦城"。
在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家天下的政治体制，国家一旦归属帝王，帝王就不得不直接面临如何治理，如何防备权势旁落，如何应付周遭的背逆。所以周朝只给了楚人熊绎“子男之田，方十五里”很小的疆域。而楚人熊绎趁着周天子山高皇帝远管不着自己的机会，利用在沮漳河流域已占据的地盘不断向外扩充自己的势力，进而把大块地盘划入楚人管辖的范围。很快，熊姓子孙们便占有了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大部分和安徽的部分地方，在季家湖建立了楚国，成为周朝分封的诸侯国外地盘最大的国家，还建立起了自己的军队——荆之旅。后来，周朝害怕强大了的楚国对周朝产生威胁，曾派大量军队南下征讨楚国，当周昭王的军队还没到楚国的大本营，就失败了。此时的楚国已在沮漳流域的季家湖建起了颇具规模的楚国首都，已与周王朝分庭抗礼。
随着楚国国力不断增强，季家湖都城早已不能与楚国国力和疆域相称，于是，楚文王下令，在距季家湖不远的东南六十里处的荆山余脉——龙山，重新修建了一座当时称得上世界最大的都城——荆州纪南郢都。
在与德权主席交谈中，我突然想起西方还有一座比季家湖更古老、更辉煌的都城不知到哪里去了。据历史记载，雅典在遥远的古代曾有一个壮阔而富丽的岛城，岛城四周挖有宽阔的淡水运河，河上帆墙如林，城内道路整饬，恍若仙境的王宫和神殿上镶满了金银和象牙，经常举行辉煌的典仪。但不知怎么，这座岛城一夜之间遇上了强烈的地震和海啸，整个岛屿都消失了。直到今天，寻找和考证阿特兰提斯的地理方位和消失原因的文章已经连篇累牍，每年总还会冒出来上千篇论文。
季家湖，一座繁华的都城就这样消失的无影无踪。我站在季家湖岸，望着一马平川的季家湖，于是产生了一种幻觉，以为这座城市出现在这里是天造地设、不言而喻的，似乎从遥远的过去到遥远的将来应该如此，没有改动也不会有大的改动。要改动也只是城市里的楼多楼少、街道的宽窄，朝廷官员的更替，人类的生老病死，怎么可能想到它会整体衰落乃至不复存在呢？继而又想，华夏大地在数千年间曾先后出现过多少星罗棋布的城市，能够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又有几座？如果从社会政治影响大、延续的时间长来衡量，可称为中国古都城的也不过六七座。有的称为古都的城市除了某些古迹外，其实人性汇聚到此不能不说是人类的一大悲剧。
任何一个都城的消亡，依旧是后人心中被观仰的宏大历史构建。我总想在逝去的年代中找回些历史的余温，只是苦于那些历史过于久远，过于漫长，过于深邃。历史文字与历史本身是有距离的，历史被写成文字时，是有选择的。有些历史记忆会被忽略或遗忘，有的会被误记或被扭曲，有的会修饰或被篡改，有的会被加工或者是捏造。正因为此，鲁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历史每个字都很可疑。然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就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不同时代的人必定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于是就必然会有不同的兴趣，于是就会有不同的眼光，心目中自然而然地就有不同的历史。那么，历史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历史真相只有一个。当来来往往的人群在季家湖穿梭时，他们知道这座都城在自己心中的份量，只是习惯了不予多说，或走到湖边，听听蛙鸣；或抓一把厚土，就像抓住远去的历史和流逝的时间。虽然，这泥土已分不清年代，但它却来自于历史。
也罢，暂且在胸中收藏这些回味，不管回味是淡雅还是浓烈，我只自知：拾梦的是今辰，遗梦的是往昔。
(2017年4月4日草于草埠湖，2018年9月29日三稿于黄柏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