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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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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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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老师

朗朗乾坤,大千世界,何谓老师?

这样说,似乎有些矫情。真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一问。

华夏文明,植根在灿烂的山河里,历久弥新,丰富多彩。

据说,在宋朝和元朝时期,民间对幼儿、小孩的启蒙教员,就称呼为老师。由此,老师便成为专属于学生对教师的一种尊称,一直沿用至今,也成为一种职业。

中国的典籍里,老师多被称为:师傅、夫子、讲郎、教书先生等等。

唐代的大学者韩愈在《师说》里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这是古人对老师一词的定义。意思是说: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就是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了。

而且,老师的任务和责任,也非常的明确:教书育人。要先成人,后成才。为人师表之人,才能解惑答疑。

因此,对老师的称谓,又有了更广泛的延伸。如:教师、师长、导师、先生、园丁、慈母、蜡烛、春蚕、春雨、人梯、孺子牛,等等。

无疑,老师是“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践行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老师,既平凡,又神圣。既普通,又伟大。既艰辛,又光荣。

我们这代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20世纪60年代末期,走进小学的课堂。从一草一木开始,引导我们认识炎黄故事的,便是老师。

我读小学,是从三年级起步的,老师姓凌,180厘米朝上的个头,身板笔直,四方脸,大背头。既刚毅,又儒雅,似乎不像小学老师。然而,他就是我的老师。而且,语文、算术等几门课,都是他一个人教。

凌老师是什么出身,我不知道。但是,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教学经验丰富,工作认真负责,是不言而喻的。我们那个班,好像还是个复式班。也就是说,一个班里,几十个学生,却不是一个年级的。课堂上,凌老师的课程,是重叠的,需要轮流的教授。

课前,是否要备课,不得而知。但是,上课次数多,作业批改量大,当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凌老师还是一位书法家,粉板字、钢笔字、毛笔字都写得好。尤其是毛笔字,无论揩书、隶书、行书、草书,都有出神入化的表现。也因此,我从三年级开始,就练习书法。凌老师还专门用田字格的本子,给我写了一本字帖,是柳体楷书。可惜,我没有坚持下来,没能写出凌老师希望的成就。

我读中学时的主课老师是张老师,师范大学毕业的。虽然,他的家也住在乡村,除了学校的工作,还要做些庄家地里的活。不过,丝毫不影响他教书育人的职责。

每天早晨,张老师和我们这些学生一样,匆匆忙忙地向学校赶去。到了学校,来不及喝上一口水,拿上粉笔盒、黑板擦、课本,赶在上课铃声响起的同时,站在讲台上,等待着学生们的第一声问候:“老师好!”

“同学们好!”张老师很平静地回应道。就此,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

张老师为人谦逊、敬业、认真,是全校公认的优秀教师。

我家兄弟姊妹多,有三个孩子在同一所学校读书。可是,家里的活计,只有妈妈一个人做。鸡、鸭、鹅、猪等一大群的牲口,便顾不上了。我们要上学,也要抽时间管它们。因此,迟到、早退、缺课是常事。成绩时好时坏,也就成为必然。

我家和张老师的家,住在学校东南部的同一个方向。经常,下午放学时,张老师会叫上我一路回家。一路走着,张老师有意无意的与我闲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到书本上的课程了。哪里,我落下了。哪里,我似懂非懂的。几条田埂走完了,快到家时,我的课业捋顺了。张老师会盯瞩一句:“回家吧。晚上,再复习一遍。”

张老师以他那自然、浅显、平淡,几乎没有任何痕迹的方式,恰到好处的,指点、引导着我。使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入社会,迈向人生。

我参加工作时,只是个不足二十岁的愣头小伙子。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偏偏爱上了文学,不知天高地厚,无所顾忌的写起小说来了。梦想着,有朝一日,要成为作家。其结果是,折腾、失败,失败、折腾。

经人指点,我拜访了文化馆的周馆长。

周馆长,是作家,只是还不太出名。不过,为人热情,乐于助人,喜欢培养后学。

知道了我的意思。周馆长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说:“看看,文学的魅力有多大!这么个小青年……”却又有些不太相信,看了我好大一会。说:“都写些什么呀?”

“小说、散文,都写。”我怯怯地说道:“就是,不知道怎么写。馆长,我要拜您为师!”

周馆长又笑了,笑得轻松、自然、开心。那张圆圆的脸上,像是喝了一杯老酒似的,火热,暖心。

稍停,周馆长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试探我似的。说道:“作家、作家,是‘坐’在家里的‘家’。辛苦、寂寞呢,你能坚持下去?”

“能,一定能!”我坚定地说道。

“那好,有思想准备,就是成功的基础。”周馆长很认真地说:“拜不拜师,不重要。你想写,能写下去,好!我们就共同切磋,共同提高吧。”

严格地说,我的文学梦,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我三天两头的,带着文稿,去找周馆长。无论在办公室,还是他家里。他都会放下手头上的“活”,聊我的“蓝天、白云。”聊我的“古往、今来。”我无一次,不是忐忑而去,兴奋而归。

有一回,周馆长生病了,发烧,躺在床上。可是,我来了。他迅速地爬起来,歪在床头上,一边打着喷嚏,一边看着我的稿子。

我说:“您休息吧,我改天再来。”

“没事。兴许,讨论、讨论,发发汗,就好了呢。”我不好坚持,坐下了。这一聊,就是一个下午。

《论语·述而》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这是孔子的经典学说之一,意思很明确:只要有三个以上的人在一起,就一定有人是我的老师,就有了学习的机会和目标。当然,是学他身上的“善”。

这段话里,还有个潜台词。那就是:也有人不可以当我的老师,不“善”的东西是不能学的。

因此,能当我师的,必学之。而且,还要“择其善”而“从之”。反之,不善之事,就不用学了。

如今,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见到谁。听到最多的称呼,便是:老师。

一时间,老师,有了“广而用之”的效应。我有些怀疑,甚至,不能理解。

有时候,别人称我为老师。有时候,我也称别人为老师。而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听着别人,互相称呼老师。

叫在嘴里,听在耳朵里,似乎很顺溜。可是,总觉着有点别扭,有点“搞笑”。难道,我们每天所面对的芸芸众生,都是老师?

当然,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称呼别人为老师的人,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学生”的位置上,以谦逊的精神,以尊重的态度,面对社会,面对所接触的每一个人。

问题在于,被人称为老师的人,可能有几种反应。首先,会心安理得的认为自己就是对方的老师,没有丝毫异样的感觉。其二,心里很惶恐,可面子上却获得了某种满足。其三,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是对方的老师。但是,理解对方是尊重自己的,为对方的谦逊、客气,而感激莫名。只是,怀有这种感觉的人,少之又少。

同样,称呼别人为老师的人,心理上的感觉也是不平常的。其一,对方就是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而且,诲人不倦,乐于助人,是真正的老师。其二,出于社交礼节,出于某种需要,必须称呼人家为老师。其实,根本不屑与此人打交道。甚至,鄙视所谓的“老师”。

我们天天都在称呼别人为老师,又被别人称为老师。严格地说,这些人,都只不过是社会形态中的一个人,一个食着“人间烟火”的平凡人而已。有人,在某一方面有专长。有人,善于某个层面上的事业。但是,要上升到老师的层面,显然不够。面子上,不够。实质上,也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流行用“老师”来互相称呼,似乎是华夏文明在渐渐地回归,普天下的人,一夜间变得儒雅、睿智了。实际情况呢,并非如此。这只不过是一种虚伪的表现,是一种“无信仰、无原则、无品格”的乱象与噱头。

民国初年,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提出以“同志”作为“革命者”之间的称谓。他在遗嘱中再一次的写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足见,人与人之间,并非只有老师一种称谓。

当然,同志一词不是孙中山先生发明的。春秋时,左丘明在《国语·晋语四》里说:“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刘陶传》里写道:“所交与友,必也同志。”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党以共产主义为信仰,党内人士称为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志一词的对象、范围逐渐扩大,同事、朋友,皆称同志。一个阶段,同志,成为九州大地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代名词。

改革开放以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同志一词淡化了。甚至,说同志是同性念的代名词。同志一词,与无形中退隐了。

在经历了“老板”、“领导”等一系列的称谓之后。“老师”成了“同志”以后的又一次转型升级,成为人人都必须接受的一种形式。

不得不说,“同志”与“老师”,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同志,虽与先生、长者、君等,有着同等的涵义,却不能与老师同日而语。老师,就是老师,是为人之师。甚至,可为人父,怎么能自降身份呢!

凌老师,以朴素、智慧的态度,成为我一生的启蒙者。张老师,以认真、求实的风格,成为我学识的奠基人。周馆长,以远见、卓识的胸怀,成为我文学的引路人。

他们都是平凡的人,执着于自己的事业,不为名不为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尤其要说的是,他们不仅有专业的知识,还有为人民,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奉献精神。而且,还有着就连他们自己,都不曾宣扬过的远大理想和无私敬业的品德。

很多时候,很多场合,人们不称呼他们为老师。甚至,有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老师。

重要的是,每时每刻,他们都在做着老师的事业。他们,才是真正的老师!

2020年5月12日写于合肥翡翠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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