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原意是指过了新年或过了春节。可是,在百姓的口头上,就将其称呼为过年了。民国初年,为了区分公历与农历的元旦,将农历每年的第一天改称为春节。然而,中华文化就如同汪洋大海一般的广阔而又深远,多少年的习俗是不可能说改就改的。或许,也是民意的一种表达吧。
中国,百姓家庭千千万万,都知道过年,都会自觉地遵守着过年的程序,也充分地享受着过年的内涵——团圆!
自打记事起,我们家的过年,也就是我们一家人的团圆,是在乡村经历的。这一家人,指的是父亲、母亲,还有我们兄弟姊妹。
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大部分人家的子女都多,少则2-3个,多达7-8个,还有更多的,都是轰轰烈烈的大家庭。人多,过年自然就热闹。在我五岁以前,我的祖父母已先后离世。我父亲兄弟姊妹六人,父母不在了,过年便是各自为政的每一个家庭。我家呢?兄弟姊妹也是六个,能够玩得转的当是五个。哥哥随父亲在城里读书,我虽是老二,却成了实际上的老大。有道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三四岁的我,一边追着牛尾巴读书,一边帮着母亲料理家事。同时,还在生产队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那个年代,物资较为贫乏。然而,生活在新社会的人们,过年也是极其有趣的。腊月二十三是大年头,生产队杀了一头猪,每家每户能分上半斤八两的肉,算是辛苦一年的犒劳吧。家家户户,老老少少便开始“忙年”了,豆腐、粉折、挂面、糯米粑粑等是农家人可以做,也能够做得起的“年货”。因为父亲不在家,缺少劳力与技术,我家便只能做些糯米粑粑、粉折之类的东西。
腊月的乡野,村村喧闹,户户炊烟,人头攒动,鸡鸣犬吠,好一派喜庆忙碌的景象。
一般,要到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或是年三十的上午,父亲才能回到家中。在父亲还没有到家之前,我的主要任务是写对联贴对联。一个上午,先写后贴,家里无论内外,只要是门,都会贴上对联,就连鸡舍、猪圈的门都不会让其成为空白。对联的内容除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诗词里的金句,便是课本上的话语。无论写什么,都是工整、喜庆的。门前屋后的拐拐角角,横横竖竖,不能贴对联的地方,一律挂上红纸条,像舞动的彩练,把过年的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
我家的年饭是放在中午的,而忙年饭的人却只有母亲一个人。母亲一大早便忙开了,先是烧好两瓶开水,接着将一些“咸货”放到锅里煮熟。然后,才是重头戏——煮年饭。年饭要煮得比平时一家人一顿饭多出一倍的量,差不多满满的一大锅。年饭多,有两层意思:一是饭多吃不掉,表示年年有余;二是年初一到年初三这三天不淘生米煮饭,寓过年不杀生之意。菜呢?讲究“八大碗”、“十个碟”。也就是说烧、炒、炖的菜要有八份,且都是用那蓝边的大瓷碗盛着,再拼上十个小碟的配菜。
不用说,碗、碟的数量是够了。可碗里面的东西,几乎都是蔬菜,只有少量的鹅、鸭、猪等肉制成的“咸货”,找不到一丁点烧、炒、炖的新鲜肉食。这咸货呢,也只是盖在碗上面的一层,真正的“外鲜亮,内秕糠”。碟子里配的则是萝卜、青椒、花生、麻饼、切糕,以及豆腐渣等等。即便如此,也是整整齐齐,满满当当的一大桌,既丰盛,又好看,引逗得我们口水直流。
父亲到家了,才是开启过年的时刻。父亲带回来的年货,有两样东西是我们在家里不曾准备的:几瓶“明光大曲”酒,几条“玉猫”香烟。
据说父亲的酒量不错,但平时不喝酒,也无此嗜好,只在一些不能推脱的场合下才喝上几杯而已。烟却是丝毫不沾,而且还成为“家风”,导致我们兄弟几个成年后也不抽烟。
母亲一年到头都在田地上劳作,哪里会碰烟酒?因此,烟酒与我家的正常生活没有多大的关系,是为正月里来客准备的。
父亲很传统,吃年饭,他会按部就班地做完了必须做的一些事儿,方能进入主题。当他在大方桌上首的主席位上坐定了,这才向我们挥一挥手,说:“放炮吧!”
哥哥领着我们兄弟几个到门外的场地上,开始点放我早就赶集买来的“二踢脚”了。
就在“嗵、叭”的炮声中,母亲差不多忙完了一切,端来最后一个菜,放好了,也在父亲的右侧坐下。我们兄弟姊妹,从大到小,自觉有序地选择着自己的位置,既无人乱坐,也无人抢夺,就像梁山泊上摆好了座次似的。我们坐下了,依然是静悄悄地看着父亲,等待着命令,只是鼻腔里无法阻止那扑来的阵阵香味。
父亲先是看了一眼母亲,又看看我们,脸上带着微微地笑,说道:“好快呀,过年了。你妈。”他称呼我母亲为:你妈!“你妈,辛苦了。孩子们,又长了一岁。吃,好好地吃,快快地长大!”说完,他先下筷子,在自己面前的一碗豆腐里夹了一块,轻轻地送到了嘴里,慢慢地嚼着,却没有及时往下咽,眼睛还在看着我们,似乎是在品尝着豆腐的咸淡,又似乎是在考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父亲发了话并起了头,我们这一帮早就急红了眼的猴仔子们,一窝蜂似的扑上去了。先吃有肉的,再吃豆腐、千张,然后才吃萝卜、青菜。一桌子人,近十双筷子,上下交错,左右开弓,横飞乱舞,见缝插针,没有多大一会儿,碗呀,碟呀,差不多都是底朝天了。
狂风暴雨之际,父亲、母亲都只是象征性地动着筷子,并没有吃下多少东西。
过了好一会儿,父亲拿起黑泥色的小酒壶,给我们每个人倒上一杯酒,便放在我们的面前。呵呵,这可不是“明光大曲”哟,是我在大队部的“代销店”里买来的散装酒“山芋干”呢。看到酒了,先是哥哥站起身,双手端着酒杯,看着父亲母亲,说:“爸爸妈妈,过年好!”然后,一仰脖子,喝了。轮到我了,可我还不会喝酒,也不知道这酒是什么滋味。但是,事是要做的,便学着哥哥的样子,说了一句:“爸爸妈妈,好吃!”是说溜嘴了,还是……嘿嘿地笑了一声,也喝了一口。不过,没敢真喝,只用嘴唇和舌尖尝了一点点,却也辣得舌头麻麻的。随后,弟弟妹妹们,能够端起酒杯的,也都依样画葫芦似的,给爸爸妈妈敬了酒。
敬完了酒,菜还在吃着,母亲则起身去了厨房,给我们每人盛了一碗饭。还一改往日我们自己盛饭、端饭的习惯,亲自将饭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吃了许多菜,基本吃饱了。不过,吃年饭嘛,饭是一定要吃的。只不过每人碗里的饭,只吃了一点点,一大半都留作“仓底”了。
晚上,大方桌摆在堂屋的中央,平时不用的灯盏早已收拾整齐,且灌满了油,天还未黑呢,倒点亮了。父亲坐在上首的主席位置上,以他那“老佛爷”式的姿态,等待着除夕夜的来临。没多久,父亲的亲兄弟、堂兄弟,以及侄子、侄孙一干人等便陆续地上门了。他们在桌子的左右两边,按照辈分、年龄,自然的找着位子坐了下来。名义上,大家是来共同守岁的。其实呢,是来聊天的,既了解和分享相关的信息,也有了团圆的意思。当然,来到我家不可能只是空坐着,桌子的中间,放着一大堆我母亲早已准备好的花生,还有两盒“玉猫”。
父亲坐着,凡来一个人便说上一句:“吃过了吧!”既是打招呼,也是表示欢迎。人们坐定后,先是伸手在桌上抓起一把花生,吃起来。吃完了,拍了拍手,又随手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着了,吸着,品着,似乎过足瘾了,便无话找话地说上一两句。有人说:“今年这天不错,无风无雨的,是个好年!”有人说:“四爷家的炮仗,像是闪光炮,太响了!”还有人说:“五哥家的年饭是晚上吃的,怕还在吃呢。”
大家就这样聊着,话题主要是过年的事。还有,则是这一年来的旧事新闻,以及村头巷尾的琐琐碎碎。不过,谁都没有忘记吃一把花生,抽上一支烟。直到夜半时分,方才一个、两个的,悄然离去了。
岁月匆匆,转眼我已为人父,有了自己的家。只不过,我们赶上的是“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新时代。我是一家之主,即便只是三口人的小家,那也是社会的一个细胞。这个细胞,便是一个独立的家庭,同样有着社会的责任与义务。
小家过年,规模小了点,形式却没有多少变化。腊月二十三之前,要完成“扫尘”工作。紧接着,便是备办“年货”。倒是人少,年货的类别与数量都可以“缩缩水”,尽最大的可能节约每一块“铜板”。
然而,有些东西是不能省的。比如炸圆子,寓意一家团圆;其次是鸡鱼肉等荤腥的菜蔬,以及烟酒糖茶等奢侈品,每样多多少少都得有一点。一年到头,省吃俭用的过日子,就指望在过年期间改善一下生活了。平时,我是属于不烟不酒一族的。但是,谁家没有三两个亲戚、朋友?过年了,是需要聚一聚的。有道是“无酒不成席”、“没姻无话题”嘛。还有,一家老小,每人得买件新衣服和一双鞋袜,不能让人感觉过年没有味道呢。
太太准备年饭时,我领着儿子贴对联,还把厅堂、卧室的老旧年画拆掉,换上新的,打开所有的灯,让家里焕然一新。
菜上桌了,一家三口分别落座。我坐在方桌上首的主席位上,太太在左边,儿子在右边,还有一方空着。怎么说呢,小家过年,就只能如此吧。过年嘛,就得有过年的气氛。从不在一起喝酒的一家三口,也喝上了。只不过,我喝白酒,太太喝红酒,儿子喝果汁。我端起酒杯,向太太、儿子示意一下,说:“过年了,干杯!”我们都没有起身,坐着,一起喝了一口。而我,则真的喝干了一杯。
“敬爸爸妈妈!”儿子主动站起来,双手举杯,喝了。
我和太太相视一笑,异口同声地说:“谢谢儿子!”也喝了。
接着,我又端起酒杯,对太太说:“老婆,辛苦了,干一杯!”
太太说:“不辛苦,喝!”我们共同喝了一杯。
我再一次地端起酒杯,对着儿子说:“儿子,你也辛苦,干了!”没等儿子说话,我已喝干了满满的一杯。儿子立马站起身,双手端杯,说道:“老爸辛苦,喝!”喝了一口玻璃杯里的果汁。
独立地过一个小家庭的年,既势在必行,又有些突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能够做的,可以做的,就是喝酒。她们母子俩吃着,我喝着,不知不觉,居然喝干了一瓶“古井贡”。不用说,我醉了,醉得稀里糊涂。
兜兜转转,还没反应过来呢,我倒升级为爷爷了。似乎,这就是幸福的生活,也是人生的成就。只是,有些难以释怀,偏偏在这当口,太太的身体每况愈下,尤其是冬季天凉便浑身瑟缩,非常的怕冷,很多事都不能做。
从年轻的时候起,我就只知道上班工作,却不会打理家务。如今呢?一切都得从头学,从一点一滴做起。无论怎么样的努力,好好歹歹也只能完成家庭生活的常规事务。
过年的传统,既有形式上的需要,也有许多不容忽略的实际内容。要是由我来忙好这一家三代人的年,显然不行,根本就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我和太太商量,今年的年,我们改在儿子家过了。
两个孙子知道了我们的决定,其开心,其喜悦不亚于领他们进一次儿童乐园。问题在于……
儿子儿媳妇,是真正地生活在新世纪的一代人,与我们的“代沟”较为明显。在他们的思维里,传统的观念淡漠了许多,尤其是这过年,只考虑需求,却不讲究仪式。吃好了,玩得快乐了,就是最好的过年。
眼下,我们是“太皇与太后”,一对吃客,还能说什么?房子虽在几十层的高楼里,却是袖珍的。一个长方形的餐桌,挤在卧室与厨房的两个门口之间。两端呢?一端临窗,一端是客厅。哪里是主席位?无从寻觅。
这个家,似乎我还是一家之主,便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曾经,想起父亲过年时说的话。然而,面对儿孙三代,不论老幼的济济一桌时,倒无话可说了。看着两个宝贝孙子,一左一右不紧不慢地吃着,未跟爷爷奶奶敬酒,却一声声地念叨着祝福贺岁。我呢?开心是自然的,却又有些恍惚,仿佛这不像是在过年吃年饭,却又是个实实在在的年。
人生就像是一列过山的车,少年向中年冲刺,如同攀登一座高峰,即便有些慢,一样勇往直前,不容置疑。中年越向老年,恰似翻过了几条沟壑,有成就,却也疲惫满怀。进入老年了,走路依然有力量,只是少却了几许激情,更不敢企求爬上另外的一座座大山。
或许,在儿子家过年,只是我人生乐章的一段小插曲,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但是,这个小插曲,却定格在我的心底里了。
当然,人生精彩,生活也更加的多姿。有了别样的景观,才知道比较与鉴赏,才懂得与珍惜曾经的过往。
2021年2月20日写于合肥巢湖北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