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一站

人的一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每一个时段，不论短暂与悠长，也不论疯狂与舒缓，都有可以回忆的细节，也有可以品味的点滴。有的令人陶醉，有的令人忧伤。尤其是人生起步的第一站，更是如此。我的人生第一站，是从一个叫古城桥的人民公社开始的。

说起古城桥，还是有些来历的。这个地方因一座桥而得名，桥因在古城之侧，而谓其名。然而，这只是近代的事情。往前推，要一直推到三国时代。一度，古城是属于东吴的战略前沿，从古城向西南，直赴荆州，是一条传递信息与运输战略物资的驿道，古城桥是必经之地。

四十多年前，我曾在古城桥的桥头观察过。北面，一条大道自古城直接到达这里。桥南，有两条道，一条去西南，直对紫蓬山，应是战略要冲。一条朝正南方向，可以抵达安庆，顺江而下，便是建业城，是政治取向的通道。虽然，驿道只剩下土坯田埂，但那幽长深远的去处，是一直存在着的，不能不令人生出无限的遐想。

当时，这里是一条无名的河流，没有桥。但是，驿道从此经过，却被一条大河阻隔，来往自然不方便。据说当时运输货物最好的工具便是毛驴，可能是河太宽了，或者河谷太深了，毛驴到了河边便苦嘘苦叹，不愿过去。故此，这条河便有了个名字——苦驴河。

桥，就是在这个时期建造的。但是，当时的桥是什么形状，叫什么名字，建桥人是谁，已无从查考。只知道，建桥用的石料来自湖北襄阳，是由长江入巢湖，再经派河运进来的。因为，襄阳石头坚硬又有韧性，非常适合建桥。可见，造桥人是非常讲究的。

到了清朝中后期，这座石桥可能已经破败的不成样子了。苦驴河北岸有位姓万的进士，与河南岸的一位姓张的进士，两家要结亲，因为苦驴河的阻隔，很多事都不方便处理。这万进士便提议重修这座桥，张进士也欣然同意。于是，万、张两家倾尽家财，也从湖北襄阳采购石料，经过了几年的精心施工，才让昔日的石桥重见天日。桥修到收尾的一个环节，是填放最后一块石头。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这块石头怎么也放不上去。施工人员在桥上焦急地大声喊：“放了没？”万进士看着，急着，大声说：“还没！”

那块石头终于没有放进去，万进士则吐血而亡。

桥最终落成了，而从襄阳运来的石头，就只剩下了没能放入的那一块，搁在了一边。后来，有人就用这块石头做碑，刻上“剩石桥”三个字，立在桥头，算是为这座桥立了名，也让这块石头发挥了作用。

这是一个传说，也是一则故事，是真是假，也无法考证。不过，桥是真的，桥名也是真的。古桥最早的名字，就叫剩石桥。

民国初年，因这座桥在古城之侧，被叫做城桥。此时的桥，选遭破坏，多少次都面临着毁灭的危险。中华民国执政段祺瑞先生的祖上，就居住在城桥一带，因躲避土豪的骚扰，一度搬迁至寿春的炎刘庙。其祖父段佩老去世了，段祺瑞亲护灵柩，归葬古城桥南的陶岗村。从此，家道中落，段祺瑞便在一个叫侯大卫的村，继续读了一年私塾。后来，他发达了，对曾经养育他的故土恋恋不忘，听说城桥破损了，慷慨出资，使得城桥得到了修缮和保护。

经过修缮后的城桥，可能比当年初建时的难姿还要壮观。三个圆孔，呈品字形一字排开，中间一个大孔，两边各一个小孔，就像三只弯月一样横卧在清波之上，十分的优美。桥面两侧有精心雕刻的栏杆，不仅使桥上的行人有安全感，还让石桥越发的俊美。桥的上首，在三个孔的上方，有三把宝剑，似乎要斩断狂风恶浪，永保平安。桥的下方，也是在三个孔的上面，有三把宝刀，似是抽刀断水，任流水逝去，不许回头。最奇特的是，桥的南北两端，四个角落，居然设置了四口水井，称“四眼井”。井水分别是酸、甜、苦、嫩四种味道，似乎是在向世人昭示着某种寓意。

可惜，一九五四年的那场百年不遇的大水，没能撼动主桥。桥面上的栏杆，桥上、桥下的宝剑、宝刀皆被洪水冲走。四口水井，也只有甜水井至今还在使用，其他三口井也相继废弃了。

随着古城地位的提高，地处古城门户的城桥，也有了正式的名字——古城桥。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或许，是因为千年古桥的缘故，或许，是政治的需要，在这里成立了一个新的人民公社。因为，此地因桥为名，人民公社还有什么理由不用此名，故称为古城桥人民公社。

沉寂无闻的乡村，虽然，距离古城很近，却因为交通、时空的缘故。此时此际，就如同那三口被忘记了的千年枯井，老百姓也就是那井底之蛙，无论外面是什么的急风暴雨，在他们的面前只有碗口大的天，只有四壁苍苍的绿苔。无论怎么上蹿下跳，眼睛急成铜铃，肚子涨成皮鼓，都只是尺寸之间的王者。

现在，苦驴河的水，似乎是被一阵风吹起了涟漪。可是，老百姓根本不关心。春种、秋收，冬藏时能有余粮供家人吃饱饭，才是他们最关注的事情。不过，这事对于我来说，却是改天换地的大事。

那一年，我十五岁，正在读中学。父亲却将我弄到公社电影队当放映员。我即使中断了学业，也非常的高兴。走出家门，就意味着我可以独立了，可以为家里减轻经济负担。起码，能够解决我自己的吃饭问题。还有，一个乡下的愣小子，没见过世面，突然间到了人民公社，成了半个公家的人，不仅开阔了眼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身份，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

那时的古城桥，除了那座千年古桥，还有一个小小的镇子。镇子也就是临苦驴河而建的一条小街，自桥向上，踏过十几个台价，便可入街。青石板铺砌的路面，两边的房屋也是那种白粉壁，马头墙，黑瓦顶，皖南徽派的建筑格调。因为，远离政治、商贸，缺少人气，有些破败。可能是觉得小街太小的缘故吧，人民公社机关没有建在街上，而是建在小街的北部，比小街地势高出很多的一片开阔地上。

我去的时候，人民公社己全部建好，开始了正常的运转。公社机关虽是新建的，却很简陋，很普通，两排大约二十多间的平房，坐北朝南，土坯墙，红色瓦顶。东边打横的，是大约五、六间，还要简易些的，土墙草顶的小平房。西边是厨房，规格却比其他的房屋高，红砖墙，黑瓦顶，有三、四间的样子。

从格局看，两横两纵的房子，和房子中间的那个长方形，如同一个“口”字一样的院子，便是人民公社的全部。

当然，一个基层政权的设立，还得有些配套的东西。那时，对于农村、农业、农民来说，最需要的是“国营三站”，即粮站、供销社、食品站。还有信用社、邮电局。三站和信用社，是紧随公社一同进驻的，他们分别在公社机关的背后，按街道形状，建在一条路的两侧，自然形成一条街。邮电局未建，则在公社装上一台电话转换机，电话一通，井底之蛙也就跃上了广阔的天地之间。

这样，公社有了，街道有了，集市也就有了。

我们电影队，也是人民公社的配属之一，却只有两个人，就住在公社机关东头靠中间的两间屋里。我是学徒，另一个人里师傅，也是队长。队长姓孙，也只有二十几岁，瘦高个子，是另一个公社的人。他是三年前招工到县电影管理站的学员，被分配在南边的一个区电影队，在即将转正的前三个月，放映途中，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一场火灾，烧坏了一台发电机，也烧坏了他自己的一条腿。此事，被认定是因工作失误而导致的责任事故。他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后，伤是好了，却转不了正。招工，过了学员期，不能转正，就只能退回原籍。也就是说，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他当然不想回去，可不回去，去哪儿哩！那个年代，可不比现在，可以自谋职业。回去，就是回到农村，继续做农民，种地。当时，中央正在县及县以下的基层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要加强文化基础建设，有条件的人民公社可以组建电影队。

古城桥人民公社刚成立，很多的刚性需求是可以优先考虑的。或许，是组织上考虑到我家兄弟姊妹多，家庭负担重，照顾我家。或许，是别人还没反应过来，我父亲利用了这个契机，合理的为我们公社配置了电影队，还配置了技术人员，孙队长便是最合适的人选。虽然，不转户口，不是正式工人，名义上叫临时工，其实就是到人民公社打工。他，已经没有了选择的余地，只能来了。

而我呢，算是搭配进来的一个农民工。

无论是什么工，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了工作，有了工资。虽然，人民公社给我定的工资，第一年每月十八元，第二年每月十九元，第三年每月二十元。也就是说，我也要当三年学员。不管怎么说，我是成立人民公社之后的受益者之一。

电影队的工作就是放电影，县里无偿提供的是一台8.75毫米的小型电影放映机。那时的农村大多数地区都还没通电，因此，又配置了一台发电机。这是一台需要两个人用脚踏起来，才能有动力和发电的脚踏发电机。今天看来，这东西之筒陋实在令人不敢想象，但同时也说明，在当时的条件下，技术人员还是很聪明的，最起码，让远离城市的偏僻乡村也能看上电影，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创举。

我们在全公社各大队巡回放映，虽然，电影片源不足，而且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是，当荧幕挂到了生产队的房前屋后，打谷场上时，对于祖祖辈辈只在田间地头，跟着牛尾巴跑的农民来说，那可是开天辟地第一回，父老乡亲们喜悦的心情，都被那扶老携幼，奔走相告，三里、五里，甚至十里、二十里都来赶场的景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一般都是上午睡觉，下午到几天前就约定好的某一个大队开展工作。每天傍晚，大约在四、五点钟的时候挂好荧幕，架上电影机，吃个简单的晚餐，稍事休息，天一黑，人到的差不多了，就开机放映。

电影机距离荧幕大约十多米远，一场能容纳的也就一两百人吧。可是，电影机的位置，是全场的中心点。或许，这里看的视角正，看得最清晰。或许，放电影的是两个毛头小伙子，正当谈婚论嫁的年龄。所以，一些大姑娘，小媳妇总喜欢往里头挤，而且是一波一波的挤，经常被挤得电影机都几乎无法立足。我们的电影台上，会不断地有人，一会递上一把花生米，一会递上一袋葵花籽。有时，还有人递上小手帕，雪花膏之类的东西。显然，我们是受宠的。

那时，能够放映的影片不多。七部革命样板戏影片是主要片源，还有“三战，”即《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也经常放。国外的电影也有，不多，我只记得有部叫《伏击战》的电影，在我们这里放了一个多月。这些影片基本上都是通俗易懂，老百姓能看得明白，也就非常的喜欢。

对于放映员来说，电影看多了。当然，我是说每部电影看的场次多了，最大的收获，不仅记住了电影情节，还能背诵全部的电影台词。与别人来说，可能就是好玩。与我来说，似乎是开拓文学荒原，奠定文学基础的开始，对我后来狂热的喜爱文学是有一定意义的。

电影结束以后，大约也就十点钟左右吧，纯朴的主人己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夜餐。那时，乡村生活是艰苦的，夜餐也基本是随季节的变幻，吃不同的饭菜。春天，有泥鳅、黄鳝。夏天，有鱼、有鲜活的蔬菜。秋天，有鸡、鸭、鹅，可烧，可炖，可以有多种方式的吃。唯独冬天，几乎没有可吃的东西。但是，主人会想方设法，一定不让客人光筷子下酒，比如蒸豆子，蒸咸菜，即使都是咸菜，也一样让我们，酒喝得尽性，饭吃得满足。

这些，今天看来简单、普通的食物。在那时，却是非常的珍贵，非常的难得，无一不包含着农民们对能给予他们幸福、快乐的我们，最真诚的表达。

我是五岁那年，随着母亲下放回原籍的。是三舅的一架板车，把我们全家从县城拉回到故乡。从此，我在泥土上生活，在父老乡亲们的呵护中长大。但是，这只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家族的生活环境，一切都是自然的，平常的。眼下，我依然在故乡的天空下，只是在做着我应该做的工作，却被长辈们当作贵宾一样盛情款待着，既亲切，又意外，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

吃罢夜餐，我们赶夜路回公社。两个年轻人，说胆子大，也大。说胆子小，就小得很。一路走着，排解寂寞的方法，就是对电影台词，往往，从起点到终点，正好说完一部电影。天空上的星星听着，快乐的眨着眼睛；田野里的青蛙听着，鼓起肚皮，为我们伴奏。我从家里来到公社时，妈给我配置的唯一一件物品，便是一只能装三节一号电池的手电筒，光很亮，能照到几十来以外，走夜路有了它，是不会迷失方向的。每天夜里，一出门便打开手电，直至到了自己的宿舍才关闭。一路上，手电一会照一下前面，一会照一下左右，还会时不时地照一下身后，似乎只有这样才觉得安全。其实，那个年代走夜路的人很少，乡野的安全状况非常好，从没听说有拦路抢劫等事件的发生。我们的害怕，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什么鬼呀神呀的，一些虚幻的东西。然而，最害怕的是才死了的人，被埋下的坟墓。有好几次，下午走过的路上，什么也没发现。夜里回来时却在不经意间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花圈，还有一座醒目的新坟。身上的汗毛会立马竖了起来，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眼睛盯着它一刻都不敢离开，两只就像鸿毛一样轻的脚不知如何迈，简直就如同末日来临了一般。

人民公社，是一级政权机关，有政就有权，有权就有斗争，好像是亘古不变的现实。

人民公社的第一届领导班子搭配时，不知道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党委书记是个初踏仕途不久，只有三十多岁的大帅哥，来这里之前担任过什么职位，我不知道。不过，听过别人议论他，说工作能力很棒，组织、领导水平也很高，还是县委、区委委员。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同志，曾做过几个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来这里是职级上转正了。但是，党政机关里，党委书记是真正的一把手，主要工作都是由党委做出决定后，革委会才可以执行。革委会主任自然也就是副职。本来，这在党政机关里是约定俗成的事情，谁都知道，都会不言而喻的照此办理。

问题在于一把手年轻，又不谦虚，工作上常常是独断专行，显得对副手们不够尊重。副手呢？又有些倚老卖老，自视经验丰富，瞧不起年轻人，对一把手的领导不以为然。甚至，很多时候自作主张，根本不把真正的领导放在眼里，还觉得这是在为领导分忧解难。

如此等等，这个班子怎么能搞好团结，有矛盾是自然的。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班子不只是书记、主任两个人，还有一大帮人，甚至，几大帮人。有些人善于察言观色，投机取巧，为了一己之利，搬弄是非，拉帮结派，利用一人，排斥一方，不需要多长时间，什么样的健康机体，都会破毁坏。

我们这个电影队，在人民公社的地位是属于下下层的，两个毛头小伙子，谁都不把你当数，却又是谁都想挂在身边，当作可以被利用的一块石头。

我到人民公社，很长时间都没见到书记、主任。只和武装部长、水利委员、团委书记、妇女主任、党委秘书、革委会干事、广播员等一干人有些接触。

武装部长是个快五十岁的人，什么来历我不知道，但为人有些强势，做事喜欢揽权。他的妻子是电话总机的接线员，因此，他家住两间房子。他妻子还是个爱管闲事的人，所以，他家是公社的中心。

党委秘书兼文教干事，也是个中年人，与我有点亲戚关系，是我奶奶娘家的侄孙子，我应该叫他表哥。本来是小学教师，因为会写文章，成立人民公社时，被调上来的。他这人很温和，没有野心，做事认真、细致，适合做秘书工作。

我是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在食堂里看到书记和主任的。书记大约一米八几的个头，瘦瘦的，显得很精干。长方脸，高鼻梁，薄嘴唇，眼睛细长，却有两道很浓很长的眉毛，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修养的人。主任呢，个头也应该在一米七以上，但身材有些胖，背也有些驼，圆形的脸盘，眼睛不大，眉头的皱纹很深，感觉很深沉，很有内涵，也饱经沧桑。

食堂虽然有三四间屋子，却没有供大伙吃饭的餐厅，三口联在一起的大锅就占居了一大半的位置。有些人，可能是懒得跑，或在门口的过道上，或在院子的空地里，蹲下去，将盛菜的碗放在地上，就地便吃了起来。

书记、主任从来都是打好饭菜，端着就走，是回到自己的宿舍里吃各自的饭。

我是分别看到书记和主任的，看他们进入食堂，又端着碗走出食堂，都有一种莫名的傲慢，看我用的只是眼角的余光，很轻淡的一瞥而己，好像早就知道了我，也早就认识我似的。尤其是主任的目光有些复杂，似乎在轻淡以外，还多了一些轻蔑。

我好像知道一些原因。我来公社，最初是我父亲与书记沟通好的，与主任是否说了，是怎么说的，我不清楚。或许，这就是根源所在。也正因为如此，我在人民公社的队列中，不由分说的，就成了书记的人。

我和书记、主任，在公社的几年中几乎没有说过话，就像是根本不认识似的。对于书记、主任来说根本就不是事，我对于他们是可有可无的。对于我来说，好像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还太小，除了每月十几元钱的工资，其他的什么需求都不知道争。

据说，书记、主任在工作上从来就没有一致过，什么时候，什么事都有各自的主张。但是，最后的结果，基本上都是书记占上风，表面上看，书记总是赢家。

公社党委、革委两个班子中，跟书记一样年轻的人很少，比如团委书记、妇女主任、广播员等。不知道是因为年龄的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年轻人自然的成为一帮。而且，这个帮人数不多，却很团结。以主任为首的中老年帮，人数过半。可是，每个人考虑更多的是自身的利益，比如武装部长就是这样的人，与己无关的事，只随大流，轻易不得罪主要领导。因此，主任一帮的实力不强，关键的时候顶不上去。

书记及书记一方，在获得每一个胜利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埋下了一份难以解脱的怨恨。这种怨恨，就像一粒种子，被埋得久了，只要气候合适，就会发芽、生根、长叶子。

书记这一帮人，女人较多，都是单身汉。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年轻男女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有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发生，而且，还会愈演愈烈。工作也好，平时相处也好，有了一种超越工作本身的关系，似乎是不寻常的。

俗话说得好：聪明反被聪明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书记和他的女人们，本以为做事机密，毫不设防。熟料，人民公社就那么点大，又是两派对立。在很多人的眼睛里，人民公社是透明的，无论什么事情都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书记和妇女主任都住在第二排东首的屋子里，两人之间就隔着一个门。某天夜里，书记悄悄地进入了妇女主任的房间。关门，熄灯，一切都在无声无迹中进行着。门外无人，窗外无月，整个世界只在一片黑暗之中，有谁会关注人民公社的屋檐下，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呢！

你还别说，就有人在关注着。主任和水利委员就住在前一排东首的两间屋内，后窗正对着书记和妇女主任的门，他们若是想注意观察书记的行踪，坐在屋里，只要将窗户打开一条缝，一步路都不用走，就可以看个明明白白，一清二楚。

书记进了妇女主任的屋里，怎么能逃过主任和水利委员的法眼哩。

男女之间谈情说爱，本来无可厚非，只要他们自己愿意，你能怎么着！问题是党委书记居然睡自己的部下，这不仅损坏了党委的形象，更是让很多想动而未敢动的人受不了，起码不平衡嘛！

于是，第二天的清晨，主任和水利委员去敲书记的门。试想，天亮以后，书记和妇女主任都在自己的屋里，谁还会承认夜里干了什么事情！

有一点，我一直没搞清楚。主任也是经历过风雨的人，难道古话说的：“拿贱拿藏，捉奸捉双”的道理都不懂？是想着拿住书记的一个把柄，可以任意操纵，还是只想给书记敲个警钟呢！无论怎么说，这事弄得不好收场。

于是，事情闹到了区里，区里汇报到了县里。没几天，来了工作组，调查开始了。调查的主要人员是武装部长，党委秘书，还有我们。

为什么要向武装部长调查情况，他又说了什么，我无从知道。

调查党委秘书，是因为他住的屋就在书记和妇女主任之间。按理说，他与书记、妇女主任的距离最近，若真的有什么动静，即使看不见，也能感觉得到。我这表哥可是个老实人，平时与书记、主任都是若即若离的，对谁都没有意见。他怎么说的，我当然也不可能知道。

调查我，就有点不合逻辑了。我被看成是书记一方的，又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对谁都无关紧要。找我谈话的是县区联会调查组的副组长，也是我们这个区的副区长，中等个子，胖胖的，很和蔼，说：“那天夜里，你看到，或者是感觉到了，书记去妇女主任的屋了？”

这样的问话，是个傻子都知道怎么回答。我说：“没有！”

“要说真话啊，实事求是，看到了就说看到了。没看到，就……”

忽然，那副组长不往下说了，一双像叶片割开了一条缝似的眼睛看着我。

“真的没有！”我又说了一遍。他的那只胖乎乎的大手向我挥了挥，坐在那不动了。

我知道，这是让我走了。我如释重负，三步并作两步，逃出了门。

没几天，工作组走了。到底调查到了什么，我依然不知道。

半个月后，书记调走了，去了什么地方，一时还没人知道。主任没走，还是主任，却新来了一位书记，也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

这事到此，应该是结束了。

第二年秋季，征兵工作开始了。我虽然离开了农村的田间地头，可我依旧是农村户口。要想改变这一现状，无疑，当兵是一条路。

于是，我请表哥帮忙，去找武装部长报名。表哥一向不善词令，说话的声音小得跟苍蝇似的。他跟部长说：“今年好像是四川兵吧，让我表弟去锻炼锻炼。”

部长的手一挥，说：“行啊，四川可远得很哩，别哭鼻子啊！”一边说，一边打量着我，怕真走时，我会变挂。

我没敢笑，只是肯定的说：“不会的！”

然后，跟着那一帮十八九岁的村娃们，在区武装部住了一夜。先是填填表，后又量量身高，称称体重。还脱光衣服，让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在身上摸摸、看看，就算体检结束了。

体检后，我回了趟家，跟妈说：“我当兵了。”

我妈很吃惊！她从没想着要让我去当兵，感觉非常的舍不得。可我坚持要当兵，她也只能随我的意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跟我一道体检的人，只有一两个人不合格，其他人都领到衣服，准备入伍了。唯独没有我的消息，我又去找表哥。表哥见到我，两只手老是摸着脑袋，不正眼看我，也不说话。我很诧异，就说：“表哥，怎么还不通知我领衣服呀？”

“今年，你不走了。”表哥终于说话了：“你还太小，只有十六岁，明年再去吧！”

原来，我被刷下了。表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是太小了，恐怕军装都穿不起来哩。”表哥的情绪低落，脸上却是红红的，好像这事是他没办好，有点对不起我似的。

这一年，我没当成兵。虽说确实不够年龄，可能不能当兵，武装部长是清楚的，要不然，他是不会让我报名的。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公社党委研究我们这一批兵时，主任拿着我的申请表，对于会的人员说：“太小了吧，这是去当兵，不是上幼儿园！”随手将我的那张表抛到了一边。

他这一抛，抛掉了我自小就想当兵梦想，也让我的人生多了一份遗憾。

人民公社机关，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但是，公社所属的部门里却有很多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地方，就有朝气，就会有多姿多彩的生活。

我在公社以及公社所属的部门中，都是最年轻的，不客气的说就是个毛头小子。放电影的工作都在晚上，也不可能天天都放，总有一些是属于不工作的时间。因为我年轻，自然也就找年轻一些的人玩。学校有个老师小张，粮站有个开票员小沙，食品站有个杀猪的小秦，拖拉机站有个驾驶员小王……这几位都是年轻人，当然，都比我大。而且，这几位都是不喜欢与那帮中老年人厮混的不识时务之人，我们却成了好朋友。

那个年代，物资溃泛，文化落后。在远离都市的一个小小的人民公社里，一帮小青年在一起能干什么呢？

喝酒是聚会的最好形式。中国人喝酒的历史，源远流长。只要有酒，只要想喝。一个人可以，两个人也可以，人越多，喝得越热闹。虽然，我们这帮人，都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可每个人，依旧是经济拮据，没有多少钱可以供喝大酒的。于是，我们有了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赶着下雨天，尤其是秋冬季。一到雨雪天，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了，干什么呢？喝酒！这一帮人中，只要有一人挑个头，其他人会一一响应。

怎么喝？可不是现在这般情形，给某个酒店打个电话，什么都会安排得好好的，到时人去了，坐下就喝吧。

我们没有现代人的福气。如果，用时髦的说法，我们采用的是自助式喝酒。先由牵头人指点地点、时间，同时指定各位参加者的任务。就是看有多少人，安排谁带酒，谁带菜什么的。带什么酒，随各人的意愿。带什么菜，生熟皆可。因为，我们在哪个人的宿舍喝酒，都会安排两样东西：一只煤油炉，一只摘掉了底座的大灯泡。

若是谁有生菜的，就先放到炉子里烧熟，再将谁带的熟菜倒进去，一锅烩。弄一只大茶缸子，倒上半缸子开水。将酒倒到大灯泡里，再放到茶缸里烫着，酒很快就热了。

这样子的喝酒，我喝过好几次。但轮到我做东，在我的屋里喝，只有一次。

那是我到人民公社第二年的冬季。那一天，上午的时候，天只是有点阴，有点冷，没感觉要下雪。午饭以后，在西北风的缝隙中，雪星星点点的飞落了下来，而且越下越大。我和学校的小张老师正在拖拉机站，看小王跟着他师傅修理拖拉机。

他们修的是一台东方红牌拖拉机，而且有点旧，毛病不少。修了半天，终于听师傅说：“摇摇看！”

师傅是对小王说的。小王也就十八九岁吧，为人憨厚，身体也很壮实。这时，却缩着身体，好像冷得直不起腰来了。听到师傅的话，赶紧拿起那个很长的，拐着两个九十度弯的铁摇把，插入摇把孔，弯下腰，摇了起来。连续摇了三四次，摇把居然没能转动一圈。小王不冷了，腰也直了，眉头似乎都要出汗了。

站在一旁的小张老师说：“我的乖乖呀，别是冻住了吧。干脆，今晚我们喝它两灯泡。”

然后，转身看我，说：“在你那，还是在我那？”

“在我那！”我不假思索，一口答应在我屋里喝。因为，我一直在别人那喝，总得做一次东呀！

“那好，我通知他们几个。”小张老师说完，便先走了，给各位酒友们下达通知去了。

没一会，我也走了。

我师傅有煤油炉，我得去向他借用一下。另外，还得去供销社打一斤煤油，不然，这晚上的酒是喝不成的。

冬季，日短，大约五点多钟，天就黑了。只是，因为下雪，看起来不是很黑。

我将屋里唯一的一张三抽桌，顺直了，又从隔壁的几个邻居处借来几只小凳子，在桌子四周一围，桌上放着煤油炉，还有一只白色的搪瓷大茶缸，就等着酒友们光临了。

酒友们陆续地来了。先到的是小张老师，他从食堂打了一碗白菜豆腐。接着小沙、小秦来了。小沙提着一瓶酒，里山芋老白干。小秦则带来二斤猪肉，他是杀猪的，弄这东西，很是方便。

小秦，瘦高个子，也不足二十岁，家在区上。小秦不仅会杀猪，还会烧菜。他带来的肉，早己洗好、切好，便熟练的打开煤油炉，端上钢精锅，将肉放进去，烧起来了。

接着，拖拉机手小王来了，他带了一碗咸鸭，好像是从他的家里拿来的。因为，他家就住在小街边上的一个村子里。

随后，我师傅也来了，还提了一瓶酒，高粮玉液，瓶装的。

今天，我是东家，自然也不能空手。我从食堂买来了一颗包心菜，并在食堂切好、洗好，装在洗脸盆里，也放在桌子上。

来到的人，谁也不跟谁客气，自动地坐下来，在长桌四周围成了一圈。

不一会儿，钢精锅里的肉烧熟了，小秦随手将白菜豆腐放了进去，又将包心菜放了一些进去，再洒上一撮盐，用筷子搅了搅，说：“开始吧！”

于是，我提起大灯泡，把己烫热了的酒，给每人自带的，或碗，或缸子里倒上酒，没有人客气，没有人阻拦说不要。

开始了，每个人都端起自己的酒，不用人劝，也不用人分付，喝多、喝少，全凭每个人自己的意愿。

喝酒总是要说话的。小张老师先问小王师傅，说：“拖拉机修好了吗？”

“好了。”小王刚好咽下一口酒，说：“那家伙老掉牙了，常坏，天冷了不好发动。”

“那为什么还要用它。”小沙说：“我们站里也有一台，现在不用了，就放在那，都锈了。”

呆在一边只顾喝酒的我师傅，突然说：“你们知道吗，主任要调走了。”

他的话就如同这雪天里的雷，大家都一惊，却又不知为什么，都相互看着。

“听说跟书记的那件事，县里对他有看法，搞得没头没尾的，影响可坏了。”还是我师傅在说。

“调到哪去了？”小秦接着我师傅话茬，问道。

“说是县里，到什么公司，当副经理。”还是我师傅说的。

大家又各自的喝过了一巡，我师傅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没帮他指认书记，你呀，没当成兵。”

我早己不想这事了，现在被师傅这么一点，心里着实不是滋味。本来，我的酒量不大，两口酒下肚，头便有些昏了，又被点到痛处，喝酒就有些把持不住了。

一边喝着，一边想着。一边想着，也就一边怨恨着。不知不觉，别人还没怎么喝呢，我到先醉了。

第二天醒来，屋里的桌子、凳子，都按原来的次序、位置摆放得好好的。虽然，满是酒气，但一切都是原来的状态。推开门，院子里盖着厚厚的一层雪，一片洁白。只是，昨夜飘飘洒洒，满天飞舞的景象己经停止了，似乎有了放晴的迹象。

呆在公社里，总是想着要出去看看，尤其是省城近在咫尺，早早晚晚的就想着要去逛一逛。还好，小王师傅的拖拉机，近期正在向省城送货，想去，自然也就有机会了。

在今天看来，拖拉机跑运输，实在好笑。可是，那个时期，有拖拉机己经是了不起的事了。如果，我不是小王师傅的朋友，想搭一次拖拉机出门，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春月里的一天，师傅派我去县里送拷贝。因为，我想去省城逛逛，便坐上了小王师傅的拖拉机，向省城进发，然后，再转道去县里。

从公社去省城，要经过一座小山。这一段路，也就十几公里，却是弯弯曲曲，大坡小坡好几个，又是毛石磊砌的路面。拖拉机在这样的路上跑，除非载重了，要不然，就像是在跳舞。若是平坦的路段，到也无大碍。

拖拉机的挂车，至少载有七、八吨的货。前面一个大坡，站在坡底向坡上看，得仰起脸来。拖拉机是耕田犁地的好手，拉运输，爬高坡，就勉为其难了。只见拖拉机向坡上爬着，车头的烟囱里，一股浓浓的黑烟狂喷上冲，发动机的声音就像要撕裂了一般，速度几乎跟人散步似的，一米，十米，总算爬到了坡顶。虽然，也只有不到一刻钟的时间，却让人感觉像是过了很多年似的，太难熬了。

我忽然像是悟到了什么，心里头沉甸甸的。我在人民公社快三年了，伴着千年古桥度日，做着自己该做的事，不懂人情世故，不参与任何团体的活动。却因为没让主任当一回枪使，失去了一次当人民解放军的机会。当然，我很年轻，以后还会有很多机会，能做很多的事情。

我知道，将来的路，一定不会是平坦的大道，就像拖拉机跑运输，爬着高低不等的坡，其艰难，其困惑，其无奈，都会扑面而来。我没有选择，只能一心一意的去面对。

2018年12月31日写合肥翡翠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