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手电

父亲那把破旧的铜壳手电，是我心灵窗户里的第一束光源，照亮了内心的文学世界。

很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书，我想除了天分，更多的是家庭因素的影响。在村里，我是喊父亲为“爸爸”的少数几个孩童之一，和两个堂哥称呼我嫡亲的叔父都不同，他俩叫“大大”。我推断，这情形应该因为母亲。妈妈是湖南人，她称呼我的外公为“爹”，“爹、娘”这是合乎我国北方或其他大多数区域对父母称谓的最普通的口头语言。我曾经为此奇怪，因为江汉平原的人把祖父才喊“爹爹”，外公则被称为“家家爹爹”。有了我和弟弟后，妈妈自然不会让我们喊父亲为爹，因为会与她家乡的习惯产生混淆而别扭；也应该不太接受“大大”这一明显乡俗的叫法，所以使用了中国比较标准的、现代的“爸爸”一语。

妈妈有个同乡，让我弟兄俩称她“桂英姨妈”。她俩有两个共同之处，城市的人和上过学堂的妇女，这在村里绝无仅有。桂英姨妈无儿无女，过继了村里的一个大姐姐做女儿，但她老有小人书，从湖南城市里带来的。桂英姨妈非常非常喜欢我，因而她的小人书没有我没看过的，尽管刚开始还不识字。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书名都忘了，仅仅记得其中一本描绘朝鲜的《摘苹果的时候》。在桂英姨妈家不仅有书看，有时候还有糖果吃，我想我的读书之瘾就是从那开始养成的。

“孙康映雪”、“车胤囊萤”、“匡衡凿壁”中国古代有不少寒窗苦读的典范。比他们幸运的多，我夜读有爸爸的手电筒。学龄前，因为老屋的狭矮、昏暗和拥挤，我一般跟爸爸到村东南的老街上，和他在单位的宿舍过夜。他的房间小而简洁，一张小木床，一张三个抽屉的桌子和一把有靠背的椅子。桌子靠窗，窗口比家里大且明亮，正中间端端正正摆着一套《毛泽东选集》，书上是一樽领袖的瓷像；最右边靠门的抽屉里放着他用过的笔记本，其它两个锁着；桌上左边靠墙还有一盏有玻璃罩的煤油灯，经常擦得亮晶晶的，比家里那盏没有灯罩子、妈妈在夏天的晚上端进乌黑的蚊帐里烧蚊子的灯，不知强多少。爸爸的枕边常常放着一把陈旧的铜制手电筒，外壳光滑，原先有电镀层，那时候不少地方就已经被他的老茧磨出了筒体的本色；拧开后盖，看得见里面的铜绿。这东西当年不见有卖，以后供销社有卖的也是银白色铁壳的。这手电不知和父亲相伴了多少年，应该是他珍贵的物品。后来，在村西边几里路外的小学上学后，我不方便上街了，这时就夺人所好“霸占”了父亲的手电筒，而动机不过是为了能在被窝里看小说过过瘾。

那时候小学生看小说，正面的说法是看课外书籍，负面的说法是“看闲书”。学校基本不允许，怕影响学习。老师在上课时发现了还会将书没收；很多家长是相信学校和老师的，对看“闲书”的孩子也会责怪甚至打骂、撕书焚书。非常庆幸，我的父母从不干扰甚至默许或怂恿，要不然，在挤着三、四个人，不怎么宽的木床上，捂着被子，还用几毛钱一节干电池的手电看书，是令人难以容忍的。

我被认为是比较听话的学生，因为不敢在上课时偷看“闲书”。其实，我有自己独特的读书时间和方式。我看书最好的时段自然是暑假，假期长、白昼长且无寒窗之苦；而最理想的地方可能别人难以想到，就是老屋后门处米把宽，一、二米长的过道地面上。老屋面南偏西，盛夏午后的阳光会慢慢移到堂屋的深处，满屋子热烘烘的，只有那过道是太阳照不到的地儿。屋后是树林、菜地和小河，从汉江那边吹来的南洋风经过道穿堂而过，形成一个相对凉爽的理想的“小书房”。仅仅穿着一个小裤衩，一屁股塌在油泥得像青石板的地上，赤背贴着青砖墙壁，捧着一本破旧的书，清凉静谧中人就进入了许多精彩纷呈的书中世界。但是，好看的书实在太多了，暑假也就显得短了，况且，在夏天我们还喜欢摸鱼踩藕“打鼓泅”，因此不少的书就得在冬天、在夜晚的其他时间阅读。

在被窝里用手电筒夜读，确实不是一个良好的选择，但也不是“被迫无奈”，而是一种“瘾”。明代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写到：“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以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这是典型的“书瘾”。我小学时看的书基本上也是借的。桂英姨妈的小人书早已满足不了我的渴望，但是，她家大姐姐的生父周先生是老师，家里也有很多书，《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金光大道》《艳阳天》……无疑成为我新的书源。周姐姐爸爸的书基本上是被人看过多遍的旧书，用不着我“手自笔录，计日以还”，但我想自己的“书瘾”已经不小了，拿到一本书巴不得一口气看完，有些书硬是“一夜登洲”。后来开始自己买书了，但用手电筒看书已经成了习惯和常态，直到参加工作有了自己独立的房间。

有文化的母亲支持我看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但长工出生、三十多岁才参加工作、入党后仅读了几个月“高小”的父亲，如此宽容我在被窝里用他心爱的手电看书，又是一种什么姿态或情结呢？别的不说，那每月好几节电池的钱，在他的工资里占的比重肯定不轻，这额外的花费如果不克扣家里的伙食，那肯定就要克扣他自己的烟和酒！后来我悟到，正是他的前半生决定了他对读书的态度——动乱的世道、赤贫的家庭、文化的愚昧以及思想的落后，导致受压迫和受剥削，这些父亲祖祖辈辈许多人经历过的“苦大仇深”，他不想在我们身上重演；而参加革命受党的教育后，他认为读书可以改变一切。对我馋书的态度，父亲用了一句朴素的俗语来表达支持——“人从书里乖”。

我家曾经是有名的“超支户”，城里来的母亲不善农活，我们姐弟五人小的时候，生活大多靠父亲菲薄的薪水填补。但也被不少人家羡慕，家用有“活钱”。那年头农村人一年上头难得见到票子，叔父是生产队长都没有钱包，父亲就有一个，尽管可能经常空空如也。母亲向他要钱家用的时候，十有六七会落空，不落空的时候，他常常带着丰富的表情，打开皮夹子：“呃，刚好有两毛，得亏回来没买包 ‘鸡公’”。但给钱我买书，就有现代老板埋单的派头了。我最早买小人书的钱，是家里的牙膏袋、鸡内金，加上自己打知鸟壳、割马草和捡废品废砖渣卖的钱，一般几分角把钱。买厚一点的小说就得依靠父亲了。我买的第一本小说《剑》，写志愿军侦察兵的，花了父亲六毛钱。那时候，我们喜欢吃、难得吃到的猪油锅盔才三分，二十个香喷喷的锅盔因为这本书，没了！父亲也不问我买什么书，眼皮都没眨一下，给了！那本书描写了五个侦察兵为了摸清美军一个代号“眼镜蛇”的重型榴弹炮阵地，像利剑一样直插敌人心脏，用热血画出了胜利的坐标。随着岁月的流逝，从乡村的老屋、到工作的单位、再到外出打工，最后到现在居住的人们称之为单元的城市蜗居，经过好几回的搬家转折，好多书丢失了，这本无头无尾、面目全非、破旧不堪的书，居然还插在书柜里陪伴着自己，也许是它承载着父亲的灵魂，不忍离我而去。

父亲也喜欢看书，但绝对不会买，因为工作没有闲暇、因为生活舍不得钱，而我有点不顾一切。但我却是因不买书的父亲而开始接触“四大名著”，并且迷上中国古典文学的。小学时的那场“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让我知道了有《水浒传》之类的经典。因为是反面教材，新华书店没有卖，但父亲单位却有一套，作内部资料供职工传阅学习，盖着公章，看完必须迅速交回。我有幸和父亲共享，但免不了要偷工摸夫夜读。后来，我不仅买了四大名著，还收藏了《封神演义》、《聊斋志异》、《三言二拍》、《三侠五义》《金瓶梅》等书籍，常年把玩品读；有一年还专门买了一套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荣兴堂繁体字版本的带点评的《水浒传》，觉得那书特别耐看有亲切感；还知道敬爱的毛泽东主席也喜欢看这些书。

每年的四月二十三日是世界读书日，全民阅读活动风起云涌，人们关于读书意义的讨论热烈而高尚。父亲去世多年了，那把手电也不知丢失还是当破乱卖了，早已不知所终。以前没想过他鼓励我读书的意义和期待是什么，或者说希望我有什么收获的问题，现在年近花甲了，在自自然然、平平淡淡、不知不觉中好像有了答案：读书丰富了人生、改良了人的品味、提高了人的素质。小学时，曾经一度流行“读书无用论”的错误思潮，因此，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开展在课间帮助生产队捡拾没有收获干净的稻穗的活动。好像是四年级时，有一次，在广阔田野的田埂上，我像说书人一样，绘声绘色给同学们讲了一出精彩的“武松醉打蒋门神”的故事，获得了老师的肯定和同学们的鼓掌。后来形势有了转变，语文老师以我为核心，组织同学们成立读书小组，拿来自己的书；收集的书籍由我负责管理，并分发给同学们交流阅读。这可以算是因我而兴起的一场很有意义的读书活动。其中收集的第一本书也是我的第一本书《剑》，同时还交出另外两本新买的《蓝天志》和《雁塞游击队》。那无疑是令我为之骄傲的、美好的、难忘的读书时光。当然，读书给我最重要的，永远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启迪，比如那本我看了无数遍的《闪闪的红星》告诉我——如果心中有一颗“红星”，人就不会缺失信仰，有了信仰，就能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如果找到了“北斗”，人生就永远不会迷航。我相信，这也是爸爸鼓励我读书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