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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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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2022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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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友

我和谢工同在W科研所,但不在一个部门,应该称同事。我们开始并不很熟,后只因同病相怜,迅速发展成“病友”,谢工虽已离世多年,不知怎地,现在竟又常常想起他,想起当时所发生的那些事。

 

一、

那时我和谢工都在W科研所,我在人事处负责专业技术职称评聘,他在研究室搞数字表技术研发,他本不叫谢工,因是助理工程师,所以大家都习惯这样互称。

我去科研所的时间晚,起初和谢工只是因评聘职称工作有些接触,不是很熟,更谈不上私交,也就是有事说事,见面打个招呼,多余的话没有。真正让我们熟起来,并能聊得很投机,是在那年夏天,所里组织年度体检之后。

体检作为福利,每两年组织一次。

那天下午快下班时,医务室姜医生来电话,让我去她那里一下,我一听就有些紧张,心也立马揪了起来。体检后,只要医务室不找你,说明你没事。体检后的几天,谁都怕接到医务室的电话,可现在我接到了电话。

我急忙来到医务室,就姜医生一个人在。

“姜医生,体检有问题?”我进门就问,顾不得旁的。

“嗯,刚接到医院通知,要你明天去复查。”

“啥问题?”

“尿蛋白4+,有潜血3+,还带管型,应该是肾的问题,你平时有什么不舒服吗?”

“就是最近感觉有点儿累,懒得动弹,别的没有。姜医生,我这样算厉害的嘛?”那时我对肾病一点概念没有。

“肾病一般都有这些症状,不好说,需要复查确定,明天早点儿去,空腹,挂肾病科。”

那时不像现在,还没有网上和114预约挂号,需要赶早去医院排队。

“好的,谢谢您。”

说完我正要走,这时研究室的谢工来了,我主动和他打过招呼,本想问问是否也被通知了,后一想,还是算了。谢工和姜医生是两口子,人家要是有别的事呢。

回到办公室,我向处长请了假。

没想到,转天一大早,我和谢工竟又在医院挂号大厅遇见。看来和我同样,也是被医务室通知来的。

谢工个子不高,瘦瘦的,年近四十,却已头发花白,并非未老先衰,而是人们常说的少白头。长年穿的工服,因不是量体裁衣,最小号穿起来仍显肥大。要看背影,有些滑稽,不伦不类,但他要面对你时,又像是换了一个人。黑色细细的金属框架眼镜,进口镜片,高端,上档次,一下就把精气神提起来,挺胸抬头,不论走到哪里都是气宇轩昂,即使扎在人群中,个头不起眼,但那气质也能打倒一大片。就像今天来医院,也没有病歪歪的感觉,而是板板正正,倒像是来给医院作学术报告的。

这家市属中医院离我所很近,两站地距离,也是我所的合同医院。

我和谢工挂的都是中医肾病科专家号,我们去得早,人不多,分诊台护士把我们分别安排在两个诊室。

给我看病的是位老中医,女的,估计得有六十多岁,身旁坐着两位实习的年轻医生,他们喊她林主任。楼道张贴有林主任的照片和简介,主任医师,在肾病领域享有盛名,并且有着一大串的院校、学会的兼职和头衔。看来我的运气不错。

林主任号脉,看舌苔,又让我捋起库管,按一下小腿,看是否浮肿,之后详细询问我自觉症状。我自述很简单,除了感觉有些累,没劲儿,并无不适,饮食、睡眠、二便正常。林主任并没有多说,开了化验血和尿的单子,叮嘱说,等结果出来再找她。

我那时二十多岁,仗着年轻,加上曾长期游泳、长跑锻炼,有底子,什么都不在乎,甚至长年都很少感冒,对肾病更是无知,感觉还跟没事人儿一样。

尿检结果出了,血检还没有,只能坐在楼道长椅上等。

我拿着尿检化验单看,上面都是专业术语,什么白细胞,红细胞,酮体,胆红素,PH值等等,但因标有正常参考值,也能看出大概。尿蛋白4+,潜血3+,尿液浑浊深黄,还有什么管型,多项指标明显超出正常值,当时并不知这意味着什么,但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心里不觉还是有些紧张。我坐在那,目光呆滞,看着过往的病人,过往的医生,过往的护士,浑身有些发软,感觉脑子反应也有些迟钝。

血检结果终于出来了,我顾不上核对上面的指标,赶紧去诊室找林主任。

 “您看,问题严重吗?”我小心地问。

林主任皱了一下眉,看了下单子,对我说:

“有问题,再去做个肾脏B超。”

当我把该做的检查全部做完,拿着结果再去诊室,林主任对我说:

“回去准备一下,住院吧。”

“住院?有那么严重吗?”当时我一听,就蒙了,什么情况,竟需要住院。我急切地问,我的心砰砰直跳。在我的印象中,只有那些非常重的病人才住院。

林主任指着检验结果,严肃地说:

“你自己看看,已经很严重了,住院治疗效果会好些。”

“能不能不住院?需要做什么检查我再过来。”

“不是这个问题,你现在需要卧床,完全休息,我们要随时观察你的病情,以便有针对性的治疗,不然那会影响治疗效果。”

我愣愣地坐在那,不知该说什么。可心里还在坚持,千万不要住院,千万不要住院。

“这病发展下去是很严重的,会导致尿毒症,真到那时就麻烦了”。林主任见我还在犹豫,便耐心地说出这种病可能会导致的严重后果。

我的心一沉,之前倒是听人讲过,什么尿毒症,肾透析之类的名词,可并不详知。怎么也没想到,这些一直觉得很遥远的事情,会突然降到我的眼前。

林主任见我实在不想住院,也不再勉强:

“暂时不住院也成,但不能上班,要绝对卧床休息,我给你开病假单。”

“一定一定。您放心。”我保证。生怕她再变主意,让我住院。

“那就先开些药吃着,一周的,之后再来复查。”

林主任边写着药方,边向身旁的两个年轻医生讲解,根据我的病情,哪味药多少克,哪味药加,哪味药减,讲得两位年轻医生频频点头。

我拿着林主任开的药方,出诊室,排队交费,排队交药方,排队取药。整个行程没有一百米,我却像跑了个马拉松,累得两腿发软,头冒虚汗,走两步就想就地坐下,我咬牙坚持着。这感觉与早晨来时截然不同,早晨的劲头哪去了?像是换了一个人,已不是早晨的我,忽然觉得我真是个病人,虚得像根稻草,风一吹就能给吹倒。

在我准备回家时,在医院大门口又看到谢工。他没有像我,拎着一大兜中草药,而是只拎着一个小塑料袋,都是成药,看样子药开的不多。他还是早上见到时那样精神,像个猎人,手里拎着猎物,正东张西望寻找下一个目标。

“怎么,您也看完了?”我走上前问。

“啊,怎样?等你半天了,还以为你走了呢。”原来他是在等我。

“这不刚取完药,太麻烦了,排了三次队,找我有事?”按说,他不该等我,我们还没有熟到那种程度。

“嗯,也没啥。就是有个事拜托一下。”

“啥事?只要我能做到的,您尽管说。”

“就是我今天看病的事,不要和所里人说。”

“哦,行。我不说。就这事?”我感到不解。

“对。就这事。”

“为什么?”我刚一说出口,又后悔了,我不该问。我赶紧把话又接了过来:

“没问题,我谁也不说,自当今天就没见过面。”我举手发誓。

“好,谢谢。”谢工说的很诚恳。他高兴地点头,并要和我握手,这也太居于礼节了,这点儿小事不至于这么隆重吧,但我看得出,他不是做作,不是装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或许他觉得这样做会让我重视起这件事。

没想到,我们都是肾的毛病,只是他的轻,尿蛋白1+,稍有潜血,医生讲没大事,抓紧治疗,严格说还不能算是肾炎;我就不同了,诊断结果把谢工吓了一跳。这么厉害,还需要住院?

“你住吗?”谢工问。

“不住。太麻烦,回家养不是一样?”

其实我不想住院,并非怕麻烦,而是觉得没有必要,再有怕母亲着急,能抗就抗,实在不行再说。当时仗着年轻,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在乎。

现在感觉怎么样?”谢工问。

“就是觉得浑身没劲。”我说。

“这病也不知是怎么得的?”

“说不好,没想到一发现就已经这么厉害。”

刚才问过林主任,她说原因很多,病毒、细菌感染、其他疾病诱发、遗传、药物和自身免疫紊乱等等,均有可能。

现在已是中午十二点多了。

我直接回家,因昨天我已请过假;谢工说要回单位,课题组还有事,得赶回去。

我们挥手道别,各奔东西。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这个谢工真有意思,看个病有啥可保密的呢?又不是自身不洁染上艾滋病,说出去丢人,既然人家不愿意让说,或许有他的道理,有他自己特殊的情况。

回家路上顺便买个熬药的砂锅,家里以前没有。

 

二、

那时父亲在外地工作,节假日才能回来,平时就我和母亲,母亲身体不好,已经退休。

看完病回家,见我左手拎着大包中草药,右手拎着熬药砂锅,这架势给母亲吓了一跳。

“早上出门还好好的,这是咋啦?”母亲着急地问。

“没事,找大夫调理一下。”我没敢说出实情。

“到底咋啦?”母亲追问。

“真的没事,最近有些累,大夫说调理一下就行。”

“哪不舒服,也没听你说。”母亲还在追问。

“可能是这两天忙,累着了。”

“那你歇着吧,我去帮你把药熬上。”

“不用,过会儿我自己弄,不急,您歇着吧。”

我的病开始也是一直瞒着母亲,可时间一长,包不住了,因为这病也不是十天半个月就能好。当母亲知道是肾炎后,非常着急,让我不要再去上班,千万不能大意,这病厉害了,可是要命的,听见没,要命的!母亲的话我信,可这病能要命我不信,怎么可能?不就是腰酸腿没劲嘛,哪至于和死说在一起?

现在想来,幸亏当时母亲知道我的病,及时调整我的饮食,清淡、低盐;监督我按时吃药,坚持吃药,注意休息。这么说并非矫情,多大的人啦,吃药还得让人看着,而是这大砂锅熬的汤药,成年累月喝,喝到后来,别说看见药,就是看见那个药锅,都想吐。甚至出的汗,拉的尿都有股子药味,就像整个人用药汤泡过。有时实在喝不下,想空一天,每当这时,母亲便把药热好,端到我面前,一定要看着我喝完。而每次又不忍心让母亲着急,强迫自己喝下。

在我开始治病的那些日子,期间几乎没有请过假。严格说,我没听林主任的话,没在家卧床,不过我很在意,尽量不让自己累着,不然,吃的药都白吃了,罪不能白受。我过去骑自行车上班,后改乘公交车,省力些,有时就是眼看车进站,哪怕只有十米,我也不会跑两步去追,更不会像有些人,离着老远挥舞着双臂,连呼带叫地追,示意车等你,我宁肯再等下趟。要知道,那时追两步,其实对我都已成精神负担。

我和谢工不同,他怕别人知道,我正相反,复查后,如实向处长和同事们讲了,大家一致意见要求我住院或在家卧床休息。可我不愿意,我想工作,不想在家躺着,这可不是什么假积极,我年轻轻的,实在是在家待不住。处长听了,开始时不同意,怕耽误我的病,可架不住我一再坚持,最后只好这样处理;

职称评聘,工作繁重,你这身体,肯定撑不住,这样吧,既然你不想在家休息,那就把工作调整一下,暂到资料室去,正好那里也缺人。”

说实在的,直到如今,我都要感谢处长和同事们,及时调整了我的工作并给予很多的关照。刚去资料室,我还真不适应,也不喜欢,过去忙惯了,突然清闲下来,感觉心里空空的。过后想明白了,在当时,这也是最适合我的工作。这样决定,不仅对所里、对我所分管的工作,对我,对我的家人,都是一种负责。

也正因如此,加上积极治疗,我的病总算控制住,没有继续往严重发展,虽说尿蛋白总在3+或2+间波动,毕竟比4+进了一步,也给我带来信心。对我来讲,一个需要住院的重病号,既没住院,又没卧床,已然是相当大的进步了。

 

三、

在所里,和谢工见面次数明显减少,过去我负责技术人员职称评聘,工作时间随时去研究室,或去试验车间,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所里90%的专业技术人员都集中在研究室,另10%在试验车间。自调到资料室后,便没理由到处去转,所里在这方面管理是很严的。只能中午在食堂,连吃饭带休息,聊上一会儿。

我们共同的话题,当然是病了,相互问药吃的咋样,自觉症状是否好转,或许是同病相怜吧,虽然病的程度不在一个档次,但相互表现出一种少有的关切,这倒霉的肾病让我们成了病友。起初我还以为谢工是个比较死板的人,只埋头业务,不好接触,其实他很随和,也很健谈。

对这病友,我之前负责职称评审时,查阅过所有专业技术人员人事和技术档案资料,所以我对他的背景并不陌生。

那时我们所是市里重点科研所,几乎每年都有成果获市级嘉奖。整体技术力量雄厚,专业技术人员占全所人员总数3/4,其余为行政管理人员和少量实验车间的技工。其中仅建国初期留苏(前苏联)回来的正高级工程师就有十几名,中青年技术骨干更是充实,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大都出自国内名校。所里可谓人才济济,要想在这里拔尖,必须要有过人之处。

谢工在硬件上稍逊,仅是普通高校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开始时在课题组只能打杂儿,可他有股子不服输的拼劲、韧劲、狠劲、钻劲,业务上精益求精,技术上勇于创新,所提的多项技术改进建议,均被采纳并成效显著。不久,便从技术员中脱颖而出,破格评聘为助理工程师,后又成了新组建的攻关课题组副组长,当时组长病休,由他主持课题组全面工作。虽说是个组长,听起来很不起眼儿的职务,这在我们所,可是非常了不起的任用,要知道,在研究室五个专业课题组中的正副组长,都是正高级工程师或副高级工程师担任,连工程师都没有,而谢工只是一个助理工程师,能够独当一面,可见其突出的实力和所里对他的重视了。

据说现在谢工的课题组又接了一个新项目,设想很大胆,技术上也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如果试验成功,那摘取当年市级科技进步金奖,不会再有悬念。那时,谢工可说是所里最具实力的中青年科技人员。

唯一遗憾的是,不知什么原因,谢工没有孩子。这种私事,如果本人不说,别人也不好问,问了可能会伤人。

这天中午食堂吃饭,见到谢工,买完饭后,我把他拉到一边,找个靠边人少的桌子前坐下。

“听说最近更忙,几乎每天加班,你身体咋样?”我问。

“谁知道,最近也没去医院化验。”他轻描淡写,好像说的不是他自己的事。

“这不成,要随时监控,你本来很轻,可别拖着。”我关心地说。

“应该问题不大,上上周验过一次,还是尿蛋白+-。医生说,没大事,最起码控制的没有发展。”

“药还吃着?”

“上次开的药吃完了,没时间去医院,这些天太忙,都快累死了。”他摇摇头,叹了口气说。

“那怎么成?药不能断。”我劝道。

“这我知道,可我真抽不出时间,医院人又多,一去就得大半天。你呢,怎么样?”他问我。

“还成,总体趋势向好。”我说。对此,我很有信心,因为这是看得见的变化,虽然很慢。

看来他是真累了,脸色不好,不论是站,是坐,还是那样挺拔,可总觉得是在硬撑,看着感觉很不舒服。

临走时,我再次向谢工说;

“别太累了,一定注意身体。”

“没事,放心,我这是小病。”

其实,最不放心的是我自己。那时的我,年轻,好动,明知劳累肯定加重病情,有时就是控制不住。一次尿检蛋白降到2+,这是第一次出现,星期天我竟骑车出去远远地逛了一圈。回到家就感觉不对劲,周一去医院尿检,立马又成了4+,刚保持两天的2+,又废了。有过这次教训,我是格外小心,再也不敢造次。

 

四、

时间真快,距上次体检查出肾炎,已快一年。大袋子中草药若堆起来,能码成一座小山。病情虽说比较稳定,可总在3+或2+之间晃荡,并没有明显好转,总体还是病歪歪的样子,病歪歪的心态,脸色蜡黄,走路脚下没根,没劲,轻飘飘的僵尸一般。

这让我倍感压力,倒不是因身体,而是精神苦恼。林主任讲,这病很难治愈,也就是所谓终身疾病,就像高血压,只能减轻病症,即使化验全正常,也并不代表彻底康复,可以为所欲为,稍一劳累,极易复发,只能非常谨慎地活着,并且长期服药,时刻想着自己是一个病号,甚至可以说,这辈子与药结缘了。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何时是个头儿呀,难道真的要等到死?

一次复诊,我特意问林主任:

“就不能下点儿猛药?见效快点儿,现我看见药汤子就想吐。”

“药不能瞎吃,病这么重,不可能短时间就能好,先控制住不往坏发展,就是成功。”

既然林主任都这样讲了,我还能说什么?可又心有不甘,怎样才能尽快好转?因为这,让我苦恼了好长时间。

那天无意中在家看到一张西药说明书,其中用法用量中明确写道,首次用药或重症可加倍。既然西药可以,那中药也应该没有问题,这一下触发我的灵感,我病这么重,何不试试加量?可又一想,万一林主任已在药效上做过调整加了量咋办?我再加量,那不超的太多了吗?思来想去,最后,虽有顾虑,可还是不死心,决定一搏。

于是,从那天开始,每晚熬药时,都多熬一付,过去一付药,早晚两次服用,后改为中午多加一次,三付药两天

喝完。加量后,身体并无明显不适,于是胆子大了,继续加量喝。

之前林主任每次只开一周的药,七付,加量后只够五天,药不能停,只能再去开,林主任不解,问道:

“不到时间,怎么又来了?”

这可不能实话实说,编个理由,煎糊了,或洒了。好在和林主任已经很熟,人家没有计较。时间一长,次数一多,林主任觉得不正常,我不可能总编同样的理由。这我不能说,只好间接错开林主任门诊时间,另找别的医生,拿我的病历本,抄林主任开的方子抓药。再到后来,因是慢性老病号,放开了,每次可开两周的药,甚至二十天的药,回旋余地大了,就这样,我坚持了有半年多,直到稳定后才又恢复正常服药。

你别说,加量一段时间,再化验明显见好,当我第一次见到化验单尿蛋白为+-号时,简直不敢相信,仔细核对姓名、诊室、医生签名,怕看错是别人的。没错,就是我的。当时那种感觉,难以言表,有一种说不出的爽快。

其实,我并不能肯定这就是吃药加量的结果,还是正常医治应该出现的结果,别管什么原因吧,结果还是让我非常高兴。

或许我那样做,也有一定道理,把指标快速压下来,蛋白流失减少,有益体力恢复,最主要精神上得到很大安慰。当时拿到化验单的样子,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呆呆地站在原地,化验单反反复复看了不下十遍,随即立马来了精神,走路感觉都轻松了。这可说是自得病以来第一次,发自内心的喜悦,我几乎掉下泪来。

我赶紧来到诊室,对正在看病的病人客气地说:

“对不起,就让林主任看一下化验单。”

林主任接过化验单一看,也非常高兴,接触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还很少见到她笑。

“不错呀,药还坚持吃呢吧。”

“一直在吃,您开的药真好!”我恭维道。

“嗯,你先到外边等一下,等我看完这个病人,我再把你的方子调整一下。”

“好好。”

说完,我赶紧退出诊室。

或许真是因为加量,我不敢对任何人说,包括我的母亲。同时我也清楚,这化验结果,并非病真好了,自觉的症状告诉我,这是假象,就像一个人发烧,强制用冰块降温,温度下来了,可发烧病根并没有好转。

在那之后,我格外注意,仍是加量服药,一周之后,再次化验居然是尿蛋白-,也就是阴性,其他指标也都在正常值范围内。如果没有前边这些事,那我就是一个正常人了。

那天林主任带着一个年轻医生,我成了讲课的病例,首诊重症,一年多时间,症状逐渐好转,疗效明显。年轻医生非常认真地抄写我病历上的药方,经典是需要熟记下来的。

林主任毕竟经验丰富,化验单上没事,并不代表真正没事。号脉,看舌苔,观察神态,还是看出问题,叮嘱说:

“化验不错,并不说明病好了,这种病稍不注意就会反复,明白吗?千万不能累。一定要静养,最好是卧床,这个结果来之不易。”

“知道了。另外,林主任,能改吃成药吗?”

“怎么,不想喝汤药啦。”

“我一看就恶心,想吐。”

“不成。现在正关键,汤药我可以根据你的情况进行调整,效果要好,你每次可以熬少一点嘛,别一弄一大碗。”

我应着。虽说自我感觉并没有缓解多少,腰酸腿麻,浑身没劲,可精神上却轻松许多,自信心大增。

 

五、

我和谢工又有些日子没见了,这天还是中午在食堂碰到了。我们仍选择一个角落,谢工不希望别人听到我们的谈话。

“没事了吧?”我心想,尿蛋白+-,应该是最轻的症状了,很快就会好的。

“哪呀,不好。”他皱着眉头说。

“怎么?”

“简直不敢想象。”

“怎么讲?”

“前天我去复查,再取点儿药,可一化验,尿蛋白4+,血尿3+,和你当时一样严重,化验单上恨不得每项都不正常,哎!医生也叫我住院。”他长叹了口气说。

“你没再查一次?要是不准呢。”

“查了,还是那样。”他满脸沮丧。

“工作太累了,说我谢工,歇歇吧,别太玩命了,不行就住几天院,让医生好好调理调理。”

“课题正在节骨眼儿上,怎么好离开?”

“要是真累趴下了,那课题同样受影响呀。谢工,真的

不能再拖了。”我看他的神态,比我最严重的时候都不如,有些萎靡不振。可他的口气,却是一如既往的严肃,对我几乎是命令的口气:

“这事可千万不要向外说,更不能告诉我老婆,免得她着急。”

“你的病她不知道吗?”我不解地问。

“知道,体检完那次复查,回去就对她讲了。只是最近病重了,没告诉她。”

“那你每天熬药,他不问?”

“说是小毛病,医生在给调理。”

“嗯。保密可以,可你这样下去可不成。”

“你不是也没住院,也没卧床吗?”

“你我的情况不同,我比你年轻,身体素质,也就是底子肯定也比你好,虽说病症一样,但治疗的效果肯定不一样;再有,我在资料室,工作不累,而你带课题组整天加班,耗费的精力体力比我多得多。所以你比我更应该重视。”

他点了点头,没有言语。

或许是我的话,说到关键了。他饭吃的很快,说有事得赶紧回去,他起身走了,我本想和他再多聊一会儿,再劝劝他。

看着他的背影,我的心一沉,他走路的样子明显与以前不同,有些拖沓,有些软绵绵,谁要是走路愣点儿,都能把他给碰倒。别人或许不在意,可是我却有感觉,我病得最厉害的时候,就是这副样子。没想到,几日不见,他的变化竟是如此之大,我还以为他早就彻底好了呢。按说,一个尿蛋白+-号很快就能治好的。

有一点,我想不明白,病既然已经很重,为何还不让对外说,有必要隐瞒吗?还要隐瞒到什么时候?是怕休息了影响工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再这样下去,会很危险,林主任就曾不止一次地向我讲过,这种病拖延下去会要命的,人家讲的已经很直白。发展下去,等着你的就是尿毒症,肾衰竭。换肾的机遇又有多少?

我甚至都想去找他们室主任,把实情向室主任反映一下,不要给他压太重的胆子,他的病承受不起。即使不住院,不卧床,尽量调剂一下工作,不要太紧张,不要加班,不要再把他当做一个正常人使用,中午多休息一会儿,或者来个特例,只对他实行弹性工作时间,既然工作不想离开,那总得想点儿别的办法,总之不能累着,更不能拖着。

说是这样说,可我不敢去找,因为我答应过谢工,不对任何人说,不能食言,不能不守信,我很无奈。

吃完午饭,我没回资料室,而是拐个弯,到医务室。

医务室的几位医生都在,我不好当着大家的面说,便示意姜医生出来一下,姜医生看了我一眼,把手里正在看的《内科学》放下,跟我出了医务室。

“有事么?”姜医生问。

“嗯,没啥事,就想问一下,谢工现在咋样?我好几天没见到他了”

“还那样,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他很忙,中午食堂吃饭,很少碰到他,顺便过来问问。”我没有说刚刚我们见过面。

“你还挺关心他的。”

“同病相怜嘛。”

“嘿,瞧你说的,你们倒成病友了。”

我没敢这么说。

通过和姜医生对话,谢工病重的情况,她还真不知道,我几次想捅出来,话到嘴边,又给咽了回去。

我真想不透,要是真给桶了,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六、

所里有规定,上班时间非工作原因不准串岗,所以人们休息聊天都集中在中午吃饭时间。我似乎也变得有些神经质,一到食堂,不忙着排队打饭,先忙着找谢工,看他来了没有。好像对他的病比对我自己的病更上心。谢工是个很实在的人,他是个业务强人,令人敬佩,我真心希望他尽快好起来。

这天我饭买完了,也快吃完了,还没见谢工的影子。我又等了一会儿,午餐的时间都过去大半了,食堂也没什么人了,还是没见。去医院了?不一定。这时只见和谢工同一课题组的技术员小赵来了,我忙上前拦住他问:

“这么晚才来呀?”

“啊,手里有点活儿。”

“谢工没来吃饭?”

“在办公室讨论图纸呢。”

“已经吃过啦?”

“没有。我这不是来帮他打回去吗。”果然,见小赵手里多拿了一个保温饭盒,正是谢工平时用的那个。

这样下去怎么成?怪不得病越来越厉害了,也太不注意身体了,可我也不能和小赵说什么。

出了食堂,我正往回走,忽听身后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是姜医生。我连忙迎了过去。

“姜医生,您叫我?”

“是呀,我问你个事。”

“您说。”

“你的病怎样?听你们资料室的说,现在控制的不错。”

嗯,是这样。化验是没啥问题,感觉也轻松许多,但还不能算好,医生讲还需继续吃药巩固一段时间。”

“不错呀,你是哪个医生看的,不行也让我们家老谢去看一下。”

“谢工,他现在怎样了?”

“不好,厉害啦,现在尿蛋白都4+了。”

“他向您说的?”我试探性地问,因为谢工不让说,那姜医生是怎么知道的。

“哪呀,他夹在书里的化验单,被我无意中看到的,都这么厉害了还不说,还瞒着呢,急死人了。”

“他不是尿蛋白+-号?这可没多长时间,怎么一下这么厉害,和我刚查出时一样,那您一定要说他,别太累了,听说他们每天加班都很晚,这病弄不好会很麻烦。”

“我当然知道,几次我都想去找他们室主任,给他请个休假,或者另行安排个轻点儿的工作,就别挂着那个组长了。看你现在多好,工作也不累。可他不听呀,不让我去找,一说就跟我急。哎!”

“他们室主任知道谢工病重了吗?”

“应该不知道,或知道有点病,不知道有那么严重。要是知道,室主任肯定早就让他回家休息了,最起码也不会在工作上给他加码了,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那他自我感觉怎么样?我开始那会儿是腿胀,浑身没劲,恨不得走两步就得坐下。”

“他现在也差不多,每天回到家,胡乱吃几口饭,倒头便睡,其实也睡不着,浑身软得像一滩烂泥,连话都懒得说,闲说话累。”

“不行就找一下给我看病的林主任,主任医师,周一和周三上午出诊。要早点儿去挂号,找她看病的人比较多。”

回到资料室后,我半天缓不过劲来,这我就整不明白了,已经那么重了,室里的领导就真的一点看不出来?我才不信呢。一个大病号即使毅力再强,再能装,外在的表现,也难免露出蛛丝马迹。

他的病和我开始时差不多一样重,我在办公室同事面前,刚开始也是强颜欢笑,实际上一点说笑的精神都没有。我那时强打精神,一天下来,真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没撑两天,同事们便都劝我,别硬撑了,该休息就休息。可见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再说,我比谢工年轻,在病之前,身体素质也比谢工好,游泳、跑步是我的强项。我就不信,他比我还能抗,还能装。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假设人们知道谢工有病,可为什么就没有人出面解决一下呢?莫非也都是因为课题需要?这我又不信了,地球离开谁都转,就离不开谢工?

当时我甚至想把吃药加量的“偏方”告诉姜医生,可又有些后怕,各人的体质条件不同,万一吃坏了怎么办?不行,这是药,不是食疗。再说,人家是医生,给医生讲怎么吃药,那不是班门弄斧吗?

既然谢工不让姜医生去找研究室领导,那我就找机会去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七、

几天之后,研究室的老主任,电话打到资料室,让我帮他找一份国外的技术资料,说一会儿派人来取。正好我想去看看谢工,就对老主任说,不用来了,资料我给您送去。

资料找到后,我先去老主任办公室,在科研楼一层,把资料交给他,老主任谢过之后,让我坐下,我们很熟,过去搞职称评聘,我在研究室待了半个多月。老主任德高望重,是位留苏(前苏联)的正高级工程师。

因为知道他很忙,室里几个课题同时上马,时间紧,任务重,我不好打扰他,于是便起身对老主任说:

“您忙吧,我去找谢工有点儿事,说完就走。”

“谢工?他不在呀。”

“外出了?”我问。

“到外地参加一个高峰学术会,本来主办方是邀请我的,我离不开,就让他代劳了。”

“哦。现在全所您这里最忙,听说总加班?”

“可不,现在正是关键时候。”

“那也得悠着点,别都累坏了。”

“我也怕呀,可任务太急,有什么办法?我每天也这么盯着,现在晚上睡觉都得靠吃药。”

老主任虽嘴上这样说,可仍看得出,他很满意自己手下的这些同事,于是很欣慰地笑着。

 “今年在市科技大会上能拿几个奖回来?”我问。

“现在还不好说,拼吧。”

 “您的三高好些了吗?”我听他说过,他有三高。

“老毛病,无所谓啦。大家都那么拼,我能歇着吗?我们这还真有身体不好的,可仍照常坚持工作,吃药抗着。再说了,吃五谷杂粮,谁还没点儿病呢?像我这老三高,吃药都不管用,那又怎么样?”

他的话我不好接,本来我想慢慢扯到谢工身上,再暗示身体不好,需关照一下。可老主任都六十多岁的人了,自己

都带病坚持工作,带头这么拼,我还能说什么?

可我还是不死心,想再做一次努力。于是我把话题又转回来,不再拐弯,直截了当:

“谢工身体咋样?那天中午在食堂见到,无精打采,病恹恹,脸色灰暗,我没细问,是不是加班累着了?”

“他呀,没事。能有什么事?好着呢,干起活儿来,跟小老虎似的。再说,他老婆是咱医务室医生,谁能有他这待遇,专职家庭医生护理,还能有问题?说实在的,我是真干不动了,到岁数了,所里也不让走,非让我再带带这些年轻人,也是呀,将来还指望他们接班呢。”

主任很自豪地笑着。我心说了,还小老虎呢,你手下的那个谢工,现在可是个病猫!

我出了老主任办公室,没有直接回资料室,而是来到科研楼二层谢工所在的课题组。大家见我来了,都非常客气地打招呼,然后又埋头忙自己手里的工作,好像我忽然来了一下,忽然又不在了,像空气一样。看到这种工作状态,我真不忍心再打搅他们,好像跟他们多说一句话,都是罪过。

可要是不问出点啥来,我又不死心。索性拉下脸来,问离我最近的一位老师傅,这位师傅是实验车间的一位高级技工,我也比较熟,见面常开个玩笑,他现也在和课题组一起攻关。

“谢工怎么不在?”

听我这样一问,皱了一下眉,说道:

“哦,你找谢工?出差了。”

“好长时间没见,他现在身体咋样?”我问。

“嗯,没事,挺好。”师傅笑着说。

“真的?”

“那可不,不过,谁能没点儿毛病呀,你别说,现在还真说不好,谢工身上总有股子中药味。”

“他病啦?”

“不知道,也可能没病,吃药调理调理补补身子吧。其实我才有病呢,老气管炎。”说着,刻意地干咳两声。

“得了吧,您是老妻管严吧。”

“去去,你这臭小子。赶紧走吧,没工夫理你。”他把我推出了门外。

我本想再问,也不好再开口。

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谢工,也真有意思,保密工作做的也真是奇葩,听室主任的口气,也像是不知情;同课题组的同事们似乎也不是很清楚,即使知道一些表皮,恐怕也没有人去深究。这让我感到一种由衷的不快,这都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呢?一个简简单单的事情,怎么搞的这么蹊跷?

出了科研楼,我先去了医务室,想找一下姜医生,问问谢工现在怎么样了。

到医务室后,有几个人正在等着开药,我便把姜医生悄悄叫出门外。

“还是问老谢的病?”姜医生说。

“对,我就想问一下,谢工的身体现在咋样?上次您说想去找给我看病的林主任,谢工去了吗?”

“哎!别提了,他还没去呢。”

“都多少天了,咋还不去?听研究室人说,谢工又出差了。”

“是呀,没办法。”

“那他怎么吃药呀?现在可千万别停药。”我知道他也是汤药。

“提前熬好装个瓶子带上呗,好在时间不长,来回一共四天。”

这也真够受罪的,出个差,还得带着一大瓶子汤药。那时就是麻烦,现在好了,汤药已经能制成小颗粒的冲剂,很方便。

我还想再叮嘱几句,可没有。似乎我也和姜医生一样,无能为力。可这样下去也不成,想了一下后,便对姜医生说:

“实在不成,您就去找一下研究室的老主任,把谢工的病情挑明。我想老主任会照顾的。”

“老谢不让呀,上次我想去,跟我急了,还大吵了一架。他本来工作就够累的,我也不想再给他添麻烦,可现在他的病,哎!”姜医生无奈地摇着头。

“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您是医生,比我更清楚,您要是不方便说,我去说。”

谢工的病都已是住院的水平了,并且还在加班加点地工作,既没卧床,也没休息,这可真是在拼了,每天就靠那点药撑着。可姜医生并不同意我去找老主任,并且和谢工的口气一样:

“先别声张,等明天老谢回来商量一下再说吧。”

“那好吧。”我也只能这样。

 

八、

谢工出差回来,火车中午到的,那时不像现在,出差随便一个地方,只要有航班,就坐飞机。姜医生和研究室的技术员小赵去接站,所里专门派了公务车去接,原本是先回所,向主任汇报开会情况,之后再回家,可出了车站,既没有回家,也没有回所,而是直接去了医院,并且直接进了危重病房,可见谢工当时的症状有多吓人。

后来听姜医生讲,当时在火车站见到他时,脸浮肿得像换了个人,再看他的腿,粗了一圈,一按一个大坑儿,到医院后检查,憋了半天又尿不出来,那副神态,几乎和死人一样,躺在那里像一滩泥。真不知在外这几天是怎么过的,幸亏有小赵跟着,不然我根本搀不动他。

想象得出,一个重症病人的那副神态。我非常理解,我有切身体会,在我病得最厉害那段时间,走在街上,只要走不动了,随地而坐,也不管啥地方,哪怕行人再多,什么脸面不脸面,根本不会顾及。

姜医生的电话打到所里,所长,室主任等一行领导,拿着单位的支票急忙赶到医院。这突发的情况出乎大家意料,平时觉得他虽不是很强壮,也有些毛病,可怎么也不会出个差,就一下整进了危重病房?

其实真正的原因,我相信,除了我和姜医生,肯定还会有其他人知道,谢工的病并非突发。

谢工住院后,我没去医院探望,怕影响他的休息和治疗,但我隔三差五就会去医务室,问一下姜医生。每次去之前又很犹豫,害怕问出不好的消息。

医院虽已进行了全力救治,但肾衰,功能丧失和代谢紊乱,仍没有止住,最终导致尿毒症发生,即使进行血液透析治疗,也仅仅是维持,这也是最危险,最无望,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唯一的希望只有肾移植,可供体短缺,虽想尽办法,最终也没有得到解决。

一天早起上班,在所里碰到姜医生,姜医生的眼睛红着,询问谢工的病情,姜医生说情况很不好,医院已下病危通知,恐怕来日不多。

我不能再等了,问姜医生:

“我想去看看他,医院那里方便吗?”

“下午我正要去,你和我一起吧?”

“行。”我无力地答应。

谢工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各种管子和连接的仪器,嘴上扣着一个罩子,吸着氧,打着点滴,监控着心脏、血压、脉搏,整个人像一部实验室里的仪器。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讲话,身体半天不动,只是眼睛偶尔眨一下,看得出人还活着。即使你趴在他的跟前,眼睛也是呆呆的看着你,面部没有一丝表情。

我坐在床前,轻轻地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已没有一丝力气,甚至没有一点温度,像一个假人的手。

我轻声对他讲:

“谢工,会好起来的。”我重复说了几遍。

他的眼睛终于动了一下,看来他听见我刚才的话,只是无法用语言或肢体交流。

我默默退出病房,去问他的主治医生,情况咋样?

“很不好。怎么不早住院?难道不知道自己病得这么重?”医生像是责怪,也像是质疑。

我无言以对,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之后,不到两个月。

这天中午,所里研究室接到姜医生从医院打来的电话,谢工走了,时年四十一岁。

这是他第一次住院,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

 

当我听到这一消息时,心里一凉,浑身发冷,像打摆子。其实我早有预感,可还是没有想到,这预感会来的这么快;再一个没有想到,一个肾炎,又不是癌症,听起来并不吓人,可竟要了一个人的命。

在举行追悼会那天,所里的人去了不少,从所长到员工,包括一些外边协作单位的朋友和老同学,我也去了。

谢工的遗体摆放在花丛之中,崭新的服装是量体定做的,他仍戴着那副超派的眼镜,静静的,像是正躺在床上闭目休息。

所长致悼词,几度哽咽。为谢工的英年早逝深感痛心,他动情地说,谢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身患重病,也没有向所里提出任何要求,仍带领课题组加班加点攻关,是我们的楷模,他破格提拔为副所长的任职报告,局里已批复,原准备他出差回来开会宣布。本可堪以大任,可人却不在了,他的去世无疑是所里的一大损失。

研究室老主任更是泣不成声,谢工所带的课题组,已连续两年获得市级科技进步银奖,今年他所带的课题组是一个新项目,概念全新,设计超前,本有望夺魁,可在这关键时刻,人却走了。他病重的情况,也是出差回来住院才得知的,当初医生是要他卧床休息的,哎!其实我也是有感觉的,看他的状态,觉得有些问题,可没有深究,总认为是工作压力大所致。其实那时已经有病了,并且病得很重,我们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如果当时知道这些情况,强迫他休息,抓紧时间看病,或许早就治好了,最起码不至于发展成不治之症。他不但没有好好的得到治疗休息,反而带病攻关,并且担子越压越重,这无形中也加重了他的病情,如果……

这已成既定事实,没有如果!

人事处长,也就是我的直接领导,也是哭的捶胸顿足,作为人事处的领导,我们的工作就包括技术干部管理,过去只关注工作和业绩考核,对干部健康情况关心不够,谢工得了这么重的病,我们人事部门,居然一无所知。虽然所里两年组织一次体检,可后续工作没有跟上,应该对体检结果进行跟踪,建档,并采取相应措施,如果平时的监督考核工作,也把健康情况作为日常考核中的一项指标,肯定会早有察觉,采取强制休息或另行安排轻一些的工作,或许可以挽救他,最起码不至于这么快就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之后还有各部门代表发言,虽是一片自责和惋惜,可似乎谢工的死,大家并不应该感到突然,因为谢工并非突发疾病或灾祸,而是一个已经病了近两年的老病号,并且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老病号。当初还在世时也并非一点看不出来,其实我相信,有些人恐怕早就看出来了,最起码在病重的阶段,只是不敢说或不想说而已,因为谢工正在组织课题攻关争取夺魁的关键时刻,你给捅了,那他还能继续干吗?肯定领导强制要求住院或回家休息。你说是关心同事,可有多少人会这么想?或许有人会说你是怕人家获奖?嫉妒人家?既然这样,谁还敢提,所以大家都在观看,像舞台下的观众,看台上演出,现在人一落幕,如梦方醒……

作为老病友,我本想也说几句,可一想,还是放弃了,我不知在这种场合说什么合适。能埋怨他只想着工作,不注意自己病重的身体吗?不能。人已经走了,责怪的话半句都是多余;是后悔当初只为了一个承诺,没有把他的病说出去?现在看来,当初的承诺已变得毫无意义,已变得一文不值;还是自责加量吃药的“偏方”,因害怕担责,没有告诉他?我不知道。

我只为他的离开感到难受,这一切原本可以避免,比如我。如果早重视,在还没有恶化之前,治疗效果应该比我更好。

追悼会开成追思会,之后又开成检讨会,大家讲的情真意切,感染了在场所有人。

最后是谢工的老婆姜医生,话还没说先嚎啕大哭起来,她更是一顿无遮拦的自责:

“老谢,我对不起你呀!都怪我,当初也是为了你,怕影响你的进步,要是不掖着藏着,我们一起坦然面对,把你的病情向领导汇报,大家共同监督,那也不至于此呀!”

姜医生哭的撕心裂肺,这种场景,令天地动容。

我的这多半生中,参加的追悼会不少,唯有这次是最个别的一次,也是最揪心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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