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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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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2022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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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大杂院

                                               一

中年得子,虽已有把子年龄,可儿子还小,正在读小学二年级,正是无忧无虑的年龄,每天除了上学,写作业,剩下的时间就是吃饭睡觉和畅快的玩儿。

儿子好动,每周六或周日都要我带他出去,要不打球,要不游泳,再或是无任何目的的满街瞎转,骑着电动车带着他,凡是没去过的地方,不论是公园还是博物馆,也不管是大街还是小巷,走到哪儿算哪儿,同时还要讲到哪儿,念叨点儿传说和典故。就这也成了习惯。别看儿子岁数不大,可北京的大事小情,能够磕磕巴巴地给你说出许多。

前不久,我带着儿子去中山公园玩儿,从中山公园的西门出来,便是南长街。我对这里的一切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往路西的一个胡同里走不远,就是我小时候居住过的地方,在那里我从出生一直住到上初中时离开。儿子听我这样一说,立马来了兴趣,非要过去看看,其实那里早已拆迁改建了,原来我们住的院子和门前的那条小街道早已拆除,盖了新楼,楼外侧围着高高的院墙,早已看不出过去丝毫痕迹。

小的时候,我家住的那个大杂院,是那种不太标准的四合院,院子分为前院和后院,靠东墙跟儿有一道门相通,连接前院和后院。整座院子没有南房,前院南侧是院子的围墙和大门。

全院加上我们一共有六户人家,都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陆续搬进来的。各家的人口都不是很多,听老人讲,过去搬走的有一家,是个大户,已经有八个姑娘了,还不成,末了还是生了个儿子算是打住了。那时房子也并不富裕,但管理的比较松,只要有理由就可以多申请,无非就是多交上一点儿租金,可是先搬进的住户谁家也没有那样做,都是够住了就行,有的甚至住得比较紧巴,其实那时租金很低,一般的家都能够承受。那时的人们,想法似乎都很简单,并不往这方面多想。这要是放到现在,一家子就恨不得把整座院子拿下。

我家住在前院靠西边的三间北屋,宽敞明亮,相比较其他东、西屋,那是好的。我和弟弟、姥姥住一间,父母住一间,还有一间当做饭厅或客厅。房间不大,家具摆设也极为简单,因为那时大家都不富裕。

住在我家隔壁的,也就是北房靠东边的两间,是小丑一家。他家是姐弟俩,姐姐叫小慧,父母都在工厂上班,其实小丑一点儿也不丑,大眼睛、双眼皮,高高的鼻梁,长得很虎实,不知为什么他的父母给他起了这个小名儿,我和小丑还是同班同学呢。

西屋小一些,只有两间,是邻居王奶奶一家住,他们家也有两个孩子,都比我小,大的是男孩叫小军,小的是女孩叫小妞,加上他们的父母,五个人住两小间,显得比较拥挤,但家里收拾得很干净,虽说家具已很旧,看上去却一尘不染。小军的父母都是小学教师,都带着眼镜,人很和气,说话细声细语的,见面也总是客客气气,很有文化的那种。

前院东屋也是两间,和西屋差不多大小,是小洪一家住。他家人口不多,平时只有小洪和他的母亲张大妈,张大妈身体不好,没有工作,在家做家庭妇女,听说小洪的父亲长年在外地工作,是搞地质勘探的,平时很少见到回家,偶尔回来也就是开会什么的,住上一两天就走,只有春节才能长住些日子。小洪比我们要大许多,在我们这个大杂院里,在孩子中排行老二,我们都习惯叫他二哥。

后院没有住满,只住了两家。是在我们之后陆续搬来的,住在北屋的是赵大伯一家,赵大伯很爱开玩笑,时常总拿我们这些小孩子取乐,赵大妈身体不好,难见出门,也很少和院子里的大人们聊天,只是偶尔出来坐坐晒晒太阳,他家的孩子是姐弟俩,都比我大,姐弟俩平时不住在这里,好像是在别处他的奶奶家住,只是星期天才回来。

西屋住的是顺子一家,他比前院的小洪还要大上近两岁,自然成了我们这个院子孩子中的老大,他的父母都在百货商场工作。

院子里的街坊四邻都是寻常百姓人家,所以各家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孩子们也更容易合群,新邻居搬来没几天,我们很快就熟悉了,便整天玩儿在一起,有时甚至是打在一起。那时只有顺子和小洪上了小学,其他都还没有上学,大都是五、六岁的孩子,整座院子就像一个幼儿园,不时会传来孩子们的叫喊声、笑声、哭闹声以及家长们的呵斥声。

那时我们的小伙伴很多,除了院子里的,还有院外胡同里的孩子,大家住的都是平房,都在一个房檐下,孩子们很容易熟识,不像现在住楼房,楼上楼下住了三年,不知对方姓甚名谁,客气点儿的在楼道走个对脸,笑一下算是打了招呼。现在各家看护得都很紧。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跑了一天,儿子玩儿累了,晚上早早地上床准备睡觉。平时都是他的妈妈给讲故事,这也是从小养成的习惯,不讲不睡觉,这天儿子非要我接着讲我小时候的故事不可,讲讲那早已消失的大杂院的事。

其实那里还真有些故事。

                                                二

在我们家刚搬进那个大杂院时,院子还是比较破旧,之后各家陆续进行了修整。房子的产权是房管局的,等着他们来修很慢,需要先去报修,再排队等着,不知要到何时,所以各家大都自己干起来,忙不过来时,各家还相互帮帮忙,除各家外包括院子的围墙和地面也一起进行了修整。

经过修整的院子一下变得整洁多了,各家便又都在门前种上了花草。我家的门前比较宽敞,父亲不知从哪里找来的葡萄枝,压在地下,又找来一些粗粗的木杆,搭了一个大大的葡萄架。尤其是到了夏天,到处都是绿油油的,整座院子就像一个大花园。

为了我家的葡萄,父亲费了不少心思,开始时葡萄结得并不多,但即使再少,哪怕只有一小篮儿,收获的时候也要把全院的孩子们都喊来,每人分上一小份儿。这是我和姥姥最愿意做的事了,姥姥会找来一些小纸盒,坐在家门口的小马扎上,要孩子们排好队,边发边说:

“孩子们,尝尝鲜,尝尝鲜。”

葡萄很好吃,紫紫的,甜甜的,姥姥说这是“玫瑰香”,或许由于是自己也参与劳作得到的果实,从内心有一种偏爱。

夏天,在葡萄的叶子长得很多很茂密的时候,父亲总要拿个大剪刀,搬个高木凳,站在上面为葡萄剪枝,为这我曾问过父亲:

“剪了那么多枝叶,稀稀拉拉的都不好看了,也没法遮阳避雨了。”

“这是为了结的葡萄能见到阳光,葡萄不见阳光长不好。”父亲说。

入冬前,父亲又会在葡萄架下挖一个大坑,把葡萄的主要枝干弯成一团埋在地下,然后上面再盖上厚厚的土以防冻死,待来年春天再挖出来。每次父亲做时,我都要跑前跑后,一副很忙的样子,因为我觉得和父亲一起干活儿,很好玩儿。父亲也愿意让我和他一起做事,当他的下手。每次父亲干活儿都会把我支得跑前跑后,他会边干边喊:

“小林,给爸爸拿铁丝去。”要不就喊:

“小林,去找姥姥要老虎钳子。”

姥姥这时要是坐在一边,也总爱唠叨上一句:

“看你爸干这点活儿,得有多少人伺候着。”父亲听了也只是笑笑,并不作声。

还有一件让我非常高兴的事,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一个卖小鸡仔的老大爷,挑着筐经过院子门口,让正在门口的王奶奶看到了,就把那个卖小鸡的老大爷请进院子,然后王奶奶前后院招呼着:

“都来看看,买几只吧,给孩子们养着玩儿。”王奶奶这一喊还真管用,家家都出来了。姥姥拉着我和弟弟,迈着小脚,边走边说:

“看看去,看看去。”

来到鸡筐前,姥姥看了看,对卖小鸡的老大爷说:

“挑五只吧,四只母鸡,一只公鸡。”

这怎么能看得出来?我想。毛茸茸的,都是一个样。这时只见老大爷,从鸡筐里抓起小鸡,捏着小鸡的两只爪子,倒着拎起来,鸡头冲下。

“这是干嘛?”我不懂,问姥姥。姥姥说:

“你看,拎起来,鸡头朝下不动的,翅膀也不扑腾的是母鸡;鸡头使劲扬起来,翅膀不停扑腾的是公鸡。”啊,原来是这样。后来在小鸡长大后,验证了这种鉴定的方法是对的。

院里的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买了几只小鸡,回到家,姥姥找来一个废纸盒子,把小鸡放了进去。小鸡小的时候,毛茸茸的,象个小线团,只能喂些小米和水,再加上点儿剁碎的青菜。每天都是姥姥负责准备,我和弟弟负责喂。小鸡小的时候,还真是挺娇气的,弄不好就要拉稀。

在小鸡稍大些后,各家的小鸡都会放出来在院子里散养,全院足有十几只。小鸡有时也很怪,院子里各家的鸡混在一起,有时我们都分不清哪只是谁家的,可小鸡却很清楚,等天一擦黑,各家的主人站在家门口“咯咯、谷谷”地一叫,鸡都各自跑回各自的家,绝不会弄错。鸡其实是很聪明的。

在我家房子西头的窗沿下,父亲找来一些砖块,为小鸡搭了一个大大的鸡窝,宽宽敞敞的,鸡窝的门是一个高高的圆形门洞,外边用一块厚木板挡住,且当做门,到了晚上,为了保险起见,门的外边再加上一块大大的石头顶住,很牢固的。

我最喜欢我家的大公鸡了,它从小就有一派绅士的风度,在院子里跑着玩儿时,只要大公鸡捉到一只小虫或是找到什么好吃的,它都要咯咯地叫来母鸡,把捉到的小虫或是好吃的东西送给母鸡吃,特别是葡萄架上掉下来的那种大大的足有一根手指粗的绿毛毛虫,小鸡最爱吃那种虫子了。遇到自家的母鸡和别家的鸡相互打架时 ,大公鸡总是第一时间冲过去,乍起脖子上的毛,脸红红的,头扬得高高的,把别家的鸡赶跑。可在我们坐在院子的小饭桌吃饭时,它也从不捣乱,只是静静地卧在一旁,看着我们吃饭。有时我实在忍不住,就从碗里夹出一大团儿米饭放到它面前,大公鸡也只是看看,然后又是咯咯地叫起来,等着母鸡来吃。如果母鸡不过来,这时它才把米饭团吃掉。即使是每天给小鸡喂食时,大公鸡也是这样,从不与母鸡争食。真是不可思议,它绝不像狮子那样,当母狮子把猎物捕获后,公狮子要第一个享用,母狮子和小狮子只能躲在一旁看着公狮子吃饱之后才能轮到自己。这样一比,我家的大公鸡真可称之为模范了。怪不得古代把鸡称为“五德之禽”呢。

小鸡给我童年带来的快乐,在那个时期是无可替代的。

儿子打小就喜欢小动物,尤其喜欢小狗,常常吵吵着要买一只,这让我很纠结,倒不是因为怕屋里有味或是怕麻烦,而是狗太通人性了,万一有个好歹,那会平添痛苦,让我无法接受。所以,我总是一次次地托辞,说以后再养,现在顾不上这些。儿子总是说,我在糊弄他。

                                               三

记得小时候,那一年的夏天。午后雨过天晴,在东方的天空中出现灿烂的七色彩虹,那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最漂亮的一次。那天下午,我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正在院子里趟水玩,当时雨已经停了,其实那时我们常常是冒着小雨在外边玩儿的,现在的家长十有八九是不会让孩子这样做的。我们不经意间,抬头往东边的天空一看,一条宽宽的彩虹挂在天边,非常漂亮,我们高兴地叫起来。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是书上描写的,实际远远不是这样,各色之间并非界线分明,而是有着很宽的模糊地带,在阳光下,颜色也不甚清晰,即使这样已让我们这些小伙伴们兴奋不已。这在我的记忆中可是最美的景象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也许出现过只是没有去注意。

我讲到这,儿子马上把话接过去:

“现在雨过天晴也很难见到,可我还从没有见过真正的彩虹呢。”儿子不无惋惜地说。

现在城镇雾霾的治理已大见成效,可怎么就见不到了呢?这个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了。

前院靠南墙跟儿有棵大槐树,也不知有多少年了,院子里的大人们说,大概有上百年了。这么粗的树只有在天坛公园里见过。树干粗粗的,我们两个小朋友伸开双臂也抱不拢,树长得有三个房高,树冠大大的,像个巨大的伞,遮住了大半个院子。

到了夏天,院子里的人们便拿个小板凳或是小马扎坐在大槐树下乘凉。这应了那句老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可就有一点不好,虫子太多,就是那种绿色的象蚕一样的肉虫子、一寸大小连着丝悬在半空的“吊死鬼儿”。在地上爬时身子一拱一拱的,大家都这么叫。具体学名叫什么当时谁也说不清。后来才知道是叫什么槐树虫或蓑衣虫。要是不小心踩了,让人恶心半天。虽说那时也有单位负责打药,打药的车只能停在院外,药能喷上一半就不错了,所以成效甚微。

院子里最热闹的时间,还是夏天吃晚饭的时候,家家都把小饭桌搬出来摆在房前,摆上几个小板凳或小马扎。每到这时,也是小朋友们最高兴地时间,都会高兴地叫着:

“吃饭喽,吃饭喽。”

谁家要是做了点儿好吃的,像是鱼呀、肉呀什么的,都要喊邻居家的孩子过去,或是大人们端着碗直接走到你家的饭桌前,把一块鱼或一块肉放到孩子们的碗里,因为那时家家都不富裕,只要做了点儿好吃的,都会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西房的王奶奶更是这样,只要是单犒劳孩子的东西,她都要做出四份,两份是她家的小军和小妞,另两份就是我和弟弟。只要有这样的时候,母亲也总要从家里找出点什么再送过去,哪怕是一点点自己腌制的咸菜。母亲总这样对我们讲,关系再近,也不能白吃人家的东西。

因为院子里各家的关系都很融洽,所以在我们这些小孩子之间也很少发生矛盾。即使偶尔出现点儿小矛盾,那也是转眼就又和好如初,重新玩儿作一团。

不过在我们院这些孩子中间,也有淘气出圈儿的,把大人真惹急的时候。不过事后大人们谁也不会真的计较,毕竟都是些不懂事的小孩子。院子里的小洪就是那种偏淘气的孩子,倒不是爱打架骂人,而是总要冒点儿坏水儿出来,常搞点恶作剧。只要他一先吃完饭,就跑到别人家的饭桌前捣乱。特别是看到有别家小孩子在场的时候,他就更来劲儿,对着人家的饭桌,学着呕吐的样子,弓着腰,嘴里还哇哇的叫着:

“我受不了啦,我要吐,哇——”

再不就是学大粪车的声音,边说边比划:

“大粪车来啦,嘀嘀,曝喽曝喽,哗哗,哎呀,好臭呀!”说完,捂着鼻子哈哈地笑着跑了。

离院子大门不远处就有一个公共厕所,抽粪车隔三差五便会来抽粪,抽的时候在院子里都能听到。小洪这样一学,让人很自然地联想起抽大粪的情景。正在吃饭的大人们便假装生气地挥挥手:

“去去,这儿吃饭呢,多恶心。”

小孩子听了,倒是不嫌,边笑边顶嘴道:

“我不怕,哈哈,我家的饭真好吃呀。”说完再诚心吧唧两下嘴。一副很香的样子。

每当这时,只要小洪的母亲见到了,就赶紧过来,拉起小洪,连声说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这孩子不懂事。”

“不碍的,不碍的,小孩子嘛。”大人们也只是笑笑并不过多地责怪孩子。

谁家也不会因为小孩子的淘气而闹矛盾,只是一笑了之。

可有一次是个例外,事件的主谋,也就是后院的顺子瓷瓷实实地挨了他父亲的一顿胖揍,据顺子后来说,把扫炕笤帚都打烂了,屁股疼了两个礼拜。

那天我们几个小伙伴吃过晚饭后到顺子家去玩儿,他的父母大概单位有事,还没有回来。顺子很神秘地对我们说:

“今天我给你们玩儿个鬼游戏,你们可别害怕,我也是从同学那里学来的。”

我们争先恐后地说:

“不怕,不怕。”

只见顺子从他家的柜子里翻出一件冬天穿的大棉猴,就是长的棉大衣,上边带帽子的那种,然后又找来一个厚枕巾卷成一团,塞在棉猴的帽子里,把棉猴的帽子撑得圆圆鼓鼓的,像一个人的头。再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掉了一个镜片的破眼镜别在“脸”的上边,眼镜的两个腿儿用一根小绳子围着头系住。在嘴的位置上再用别针别上一个红布条当做舌头,足有半尺长。头上再扣上一个两边带护耳朵的那种旧栽绒棉帽。做好后,顺子一手拿上一根一米多长的竹竿,另一只手拿上一个手电筒,顺子钻进棉猴,整个棉猴用竹竿高高地挑起,足有两米多高。顺子一手举着竹竿,另一只手打开手电筒,从棉猴里面的领口处,照着那红红的舌头,走起来,晃晃悠悠,的确怪吓人的。当时把我们吓得都往屋外跑,顺子见我们都跑了,他不但没有喊我们回来,还顺势把屋里的灯全给关了,那时天已晚,屋里黑黑的。我们都躲在院子远远的地方往屋里看,虽说害怕,却又不敢回家,当时谁要是回家,小朋友们准保笑话他胆子小。同时大家也是出于好奇,倒要看看顺子能搞出什么名堂来。

借着月光,只见他家的门被轻轻推开,一个两米多高的“大鬼”晃晃悠悠地走出顺子家的门,从“大鬼”的脖领处透出一线手电筒的光亮,隐隐约约地照着那个足有半尺长的“红舌头”,我们被吓得魂飞魄散、大喊着四处躲藏。

顺子见我们真的害怕了,便脱下棉猴抱在怀里,对我们说:

“瞧把你们吓的,快过来吧”。顺子说完便回到屋里,重新打开灯并把棉猴扔在床上,这时我们也都陆续跑了过来,还都装得很英雄的样子:

“这有什么呀,一点也不可怕。”

“那好,咱们上街上去吓唬别人,唉?小洪怎么没来?”顺子看了一下屋里所有的人问。

“和他妈妈上街了,说一会儿就回来。”有人说。

“那好,就是他了。”顺子满有把握地说。

“谁呀?”我们还问,顺子把手一挥,说道:

“目标小洪,出发!”

我们排着队,一个拽着一个地跟着顺自出了门,说实话,当时我确实有些害怕,两米多高的一个“大鬼”,吐着红舌头。我们战战兢兢地来到院子的大门口,见小洪家还黑着灯,大概还没有回来,顺子说:

“那我们就等他一会儿。”

在我们院子大门外胡同不远处,有一个拐角,旁边是一个公共厕所,路灯在厕所的另一侧,使得这个拐角正好在黑影里,平时我们要是回家晚路过这里,也都要不由自主地回头往这黑影里看上一眼,怕藏着什么东西,随后便会紧走两步,离开这个黑拐角。

我们几个壮着胆子在拐角里藏好后,派小军站在外面放哨。

没过多久,就听见小洪和他妈妈说话的声音,在昏暗的路灯下,小军又仔细看了一眼,确定后马上跑过来报告:

“来啦,来啦。快准备。”我们紧紧地贴在一起,大气不敢出,只等小洪他们走近。

当小洪和他的妈妈快到拐角时,顺子打开手电筒,挑着棉猴,慢慢从黑拐角处走出来,只见这个两米多高的“大鬼”一下出现在小洪和他的妈妈面前,猝不及防,把她们吓了一大跳。只听小洪被吓得“哇!”地大叫了一声,一下坐在了地上,小洪妈妈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怪物吓得不轻,无奈护子心切,顾不得害怕,拉起小洪转身就跑。

见真的吓着他们了,这时我们这些孩子赶紧从黑影里跑出来,冲着小洪他们喊:

“小洪,小洪,别怕,是我们。”

顺子见到这样,也赶紧收起棉猴抱着,和我们一起喊:

“别怕,我们逗你玩儿呢。”

说是逗着玩儿,可小洪的妈妈这次是真的生气了,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当晚就找到顺子家告状,顺子被他的爸爸连打带骂:

“你个混孩子,要是把人家吓坏了怎么办?”顺子的爸爸也有些后怕,连连向小洪妈妈道歉。

回到家,姥姥也说了我,以后别再这么闹了,怪吓人的。小洪经过这次惊吓,蔫了好几天,不过很快又恢复原样。大家在一起玩儿时,提起那天晚上的事,都会开心地大笑起来,我们对小洪说,那天晚上其实我们也很害怕,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玩儿这种游戏了。

讲到这,儿子突然笑着坐了起来,他指着窗前的衣架说:

“爸爸,去把衣架上挂的衣服拿下来吧,或把衣架搬走,黑着灯,外面的月光一照,太像你讲的大鬼了。”

我一看,果然有点儿像。屋里关上灯以后,窗外的月光透过纱帘,衣架影影绰绰的立在窗前,只是少了那个发着亮光的红舌头。我对儿子讲,那只是衣服,可儿子不干。无奈我只好下床,索性把衣架挪开。

当然,除了以上讲的这些,那时我们会自制许多小玩意儿,自娱自乐。像推铁环;抽汉奸,又叫陀螺;做风筝;做书签,说到做书签那还是从顺子那里学来的。从街上捡回一些五角型树叶,可能就是枫树叶吧,接一盆水,然后把叶子泡在水里,浸泡一会儿后拿出来放在小饭桌上,再用棕毛刷子轻轻地拍打,叶子的肉被拍掉,只剩下树叶上细细的网状的筋,然后摆在窗台上晾

干,再用颜料染成各种颜色,夹在书里压平,一个树叶书签就做成了。

还有我们男孩子爱玩得小竹人,用旧毛笔杆儿截成数段,分别做成身子、胳膊和腿,找一个圆圆的带眼儿的珠子作脑袋,头顶上和双脚用三个带眼儿的衣服扣子,用竹签子做红缨枪或薄铁片剪成双刀作武器。最后再用一根非常结实地的小线儿从头分别穿到双脚。做成后,找一个大的木椅或小饭桌,必须上边有裂缝的那种。玩儿的时候,把穿小竹人的小线儿从椅子上或是桌子上的缝隙穿过去,我们两只手在椅子或桌子下面,快速地、不停地交叉拉拽手里的小线儿,小竹人便会在椅子或桌子面上手舞足蹈起来,如果做两个小人对打,那就更有意思,可见刀光剑影,令人眼花缭乱。如果慢一点拉动小线儿,小人就像木偶一样,很有节奏感地舞动起来。

那时的玩具少得可怜,大部分都是自己做的,很少有买的玩具,在那个时期,甚至有时做玩具的过程比做好后去玩儿更有乐趣。

我讲的这些玩艺儿,儿子是不屑玩儿的。我讲一个,他否定一个,那有什么好玩儿的呀?真没意思!儿子的玩具成箱子放,大到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各式电动玩具,小到课外读物、纸工,甚至陶泥都有精致的包装,需要花钱来买。我小时候,那泥巴都是到街上直接到地下挖的,许多玩具也都是家里留的边角废料自己制作的,几乎用不着花钱,当然,那时也没有过多的钱去买玩具。

                                               四

后院的顺子已经上小学三年级,应该十岁了,那时上学都晚,满七岁才能上学,如果生日赶不上点,就要晚上学将近一年。不像现在,不论是社会还是家庭,把孩子的早期教育看得很重,满六岁就可以上学,从三岁起上幼儿园,五岁起上学前班,上了小学手机电脑比大人玩儿的都利索,嘴一个比一个能说。孩子的早期智力开发远远胜过我们小得时候。

儿子说的没错,我那时玩儿的确实没啥意思,可在当时对我来讲就是再好不过了。还比如养蛐蛐就是很大的一件乐事。

儿子上幼儿园时,也让我给他抓过蛐蛐,只不过就几天新鲜,随后便扔在一边,记得我小时候,一只蛐蛐能玩儿很长时间。

那天顺子学校没课,便喊我们到他那里去看斗蛐蛐儿,我们知道,顺子养了好些蛐蛐。瓶瓶罐罐在他们家的墙根摆了一排,一到晚上就叫个不停。

顺子在他家的门前,摆上一个小饭桌,桌上放着一大两小的小铁罐,小铁罐上盖着盖子。我们围过去,问:

“这是几号呀?”

他便故作神秘的样子说:

“过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今天请你们看一场蛐蛐儿大战。”

说完,便把那个最大的罐子打开,我们伸过头去看,四五个小脑袋撞到了一起。大罐子里空空的,只有罐子底下垫的一层黄土,别的什么也没有。

大家失望地看着顺子。

“别急嘛,蛐蛐儿在这两个小铁罐里呢。今天可是顶级决战。”

顺子说着,便把其他两个小罐里的蛐蛐儿轻轻地倒进大罐子里,再用一根探子,也就是一根竹帘子棍儿,上边绑着几根头发,用来斗蛐蛐儿用。

顺子把他的蛐蛐儿罐编成顺序号,1号最厉害,2号次些,依此类推,在他家的墙根下已摆满了足有十几个小铁罐儿。

今天大战的就是1号和2号。顺子把1号偏黑的蛐蛐儿叫做“黑头”,2号偏黄的叫做“黄头”,两个蛐蛐儿倒进大罐里后,只见“黑头”前后抖动了一下身子,便一头追了过去,“黄头”被吓了一跳,赶紧跑开。顺子见状急忙用探子把“黑头”截住隔开,不让它继续追,“黑头”仍不依不饶,振翅鸣叫起来。蛐蛐儿最怕从身后猛追了,本来可以赢的,从后面一追也就完了。隔开后稍停了一下,顺子又用探子探了一下“黄头”的大牙,只见“黄头”重整旗鼓,振翅鸣叫,疵着大牙,追着探子的毛一路咬过来。

“好啦,注意看。”

顺子说着,用探子让两个蛐蛐儿调头,然后让蛐蛐儿迎面自己往前走,直到两个蛐蛐儿自然碰头,其实等不到碰头,两个蛐蛐儿的长须子已相互探到对方,这时只见两个蛐蛐儿都鸣叫起来,以壮声威,震慑对方,然后猛地冲上前,两个嘴,各自张开钳子似得大口相互对咬,四个呀紧紧地绞在一起,这真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僵持了很长时间,在进退翻滚五个回合之后,最终2号不敌1号,垂头丧气,败下阵来,仓皇逃窜。被1号追着在罐里跑了好几圈。1号“黑头”猛烈地振翅鸣叫,像是在向顺子报功。

顺子赶紧把2号用手取出来,轻轻放回到原来的小罐子里。

顺子边鼓捣着他的蛐蛐儿,边一本正经地讲起来,这些也不知哪儿学来的。他说:

“好的蛐蛐儿,不仅头要大,脑锛儿还要亮,像寿星老那样的头最好。像那种尖头小脑的,根本排不上队;还有就是看蛐蛐儿头的颜色了,那种发黑、发黄、发紫、发青的,属于上品;那些纯白或杂色的都是次品。记住几点就成,头圆、牙大、腿须长、毛糙、势强、厉害。

这是我第一次看斗蛐蛐儿,我对顺子说:“哪里可以抓到,我也想养蛐蛐玩儿,到时咱们玩蛐蛐儿大战。”

顺子收起了蛐蛐儿罐子,重新摆到墙根处。他去屋里拿来一个自制的抓蛐蛐儿的罩子,是用细铁丝编的。

“用手抓不成吗?”我问。

“手抓也可以,不过容易把蛐蛐儿的腿压断或是把须子压断。最好的蛐蛐儿是全须全尾,一点儿不能伤残 。”

回到家,我让姥姥帮我找几个小铁罐子,姥姥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我只好想办法自己做了。我到街上挖来一些黄土,和成泥,做成小泥罐,然后让姥姥帮忙放在煤球炉的炉台上烤。烤干后用煤夹子夹下来凉凉,然后再找一些小木片当作盖子。就这样,我一气儿做了好几个。并且也学顺子的样子,用毛笔在罐子上真事儿似得标上1号、2号、3号。

晚上爸爸回来了,见我做了这么多小泥罐便问:

“干什么用呀?”

“抓蛐蛐儿。”

“好呀,那晚上爸爸带你去抓。”

之后我又让爸爸帮我做一个抓蛐蛐儿的罩子,我一说,爸爸就知道,立刻找来一些细铁丝,很快就做成了,像个捞饺子的笊篱。

就这样,吃过晚饭,爸爸带着我,去附近的花园或是街头巷尾的墙根或大树底下抓蛐蛐儿,听到哪有叫声,就拿着手电筒,轻手轻脚地靠过去,再慢慢地蹲下身子,照准了迅速用罩子一扣,蛐蛐儿被惊吓迅速一跳,正好跳到我的蛐蛐儿罩子里。爸爸还真行,一个晚上就抓到五只,有一只扣歪了,蛐蛐儿的一支大腿还给压断了。不过没有死,那我也舍不得丢掉,带回家放在罐子里养起来。这要是顺子,早给扔了。他说过,有一点小毛病的都不要。

之后的某一天,我也学着顺子的样子,一手托着蛐蛐儿罐,一手举着探子,边走边喊:“顺子,咱们斗蛐蛐吧。”

我是见蛐蛐儿就抓,抓了不死就要,并没有像顺子那样精挑细选,和顺子的蛐蛐儿大战,那肯定必败无疑。本也想学学田忌赛马,别管是三盘两胜,还是五盘三胜,可最后还是输了,其实输赢我也并不在意,只是觉得好玩儿,开心。

之后爸爸又帮我抓了许多蛐蛐儿,十几个泥罐都装满了,也在我家的墙根下摆上一排。一到晚上蛐蛐儿便都鸣叫起来,声音有高有低,有细又粗,很好听,真有点儿世外田园的味道。

蛐蛐养的很精心,我每天都要打开看一看,喂一点吃的喝的。蛐蛐的寿命也就是从夏天到秋天,百天左右。有一个蛐蛐我甚至一直养到深秋初冬,天气已经很冷了,街上早已没了蛐蛐儿的叫声,这只蛐蛐坚持到最后,在蛐蛐儿罐里,最后几乎都爬不动了,直到慢慢死去。

养蛐蛐不过是一种乐趣罢了,记得前些年居然在地摊上有卖蛐蛐的,好的品种能卖到几十块上百块,这未免玩儿的也太过于奢侈了。

那时,能够吸引我们的玩意儿,再有就应该是玩儿弹球儿了,这也是过去同年代不少人的共有经历。

如果谁要是有玻璃球,那是很稀奇的,很让人羡慕。在我们这些孩子中,只有小丑家有,我见过的。小丑家有一副玻璃球跳棋,棋盘是个五角星,五个角五种颜色,玻璃球的球芯也是不同的五种颜色。因为早先丢了几颗,不能再玩跳棋了,小丑便把玻璃球拿出来分给我们,每人分几个。我得到了三颗玻璃球,中间夹个彩芯,一颗是红的,一颗是绿的,还有一颗是黄的,非常漂亮,我非常喜欢。

弹球儿的玩法很多,在院子里的地上挖几个水碗大小的小坑,弹进小坑再瞄准对方的球,击中赢球。在院子里玩时,我都舍不得用小丑送给我的玻璃球儿,因为老玩儿,玻璃球儿上就会磕成许多小疤瘌。后来我想到了蛐蛐罐,我又到街上挖来一些黄土,揉成许多小泥球,放在炉盘上烤,直到烤干烤硬。以后再和小朋友玩儿时,我就用泥球儿玩,院子里的小朋友们见了,也很喜欢,都抢着要,于是我又做了好些个分给大家。

玩儿弹球儿,是那时我们这些小朋友主要的乐趣之一,直到玩得我的右手的大拇指指甲盖都给磨掉一大块,姥姥见了心疼地拉着我的手说:

“唉,你这孩子,怎么使这大劲儿呀,看磨的,都露着肉了。”

每到这时,我就会赶紧背过手去,不叫姥姥再看。

那时小孩子坐在地上甚至趴在地上玩儿是常事,现在的小孩子谁要是在地上乱爬,那家长非打骂一场不可。一次我带儿子去公园玩儿,就见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由于孩子在地上爬,被这位母亲一顿打骂。什么脏啦、病菌啦、传染病拉,数叨了半天,孩子被母亲骂的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其实我对儿子也是这样,现在要是在大街上别说在地上爬,就是坐在地上还要挑个干净的地方,绝不会随地乱坐,甚至还要垫上张纸。过去老人们讲,小孩子就得沾点地气儿,现在恐怕没有人信这个了。

                                                 五

那时,北京的冬天很冷,虽然我不喜欢北京的冬天的寒冷,似乎穿多少衣服也暖和不过来。穿着棉衣、棉鞋、棉裤,戴着棉帽、棉手套。圆滚滚的,从头到脚,全副武装,可还是冷。院子整天是冷冷清清的,家家关闭着房门,只有各家的烟囱冒着烟,那时家家都烧煤炉,液化燃气罐是后来才有的。人们要是出门,也是来去匆匆。

只有下起大雪来,院子里才又会充满生机。大团大团的雪从天而降,像抖落的棉絮,要是站在雪地里,几分钟不动,头上身上便会落上厚厚的一层,如同一个雪人。

不等雪停,我们这些小伙伴们便呼三喊四地跑出来,谁也顾不上冷了。在院子里打雪仗、堆雪人,学着北极熊在雪地里踩出一串串的脚印。玩得满头大汗,甚至能把棉帽子摘掉,那一个个小脑袋冒着热气,象刚出锅的馒头。每到这时,只要有家长看到了,总要推开门,隔着老远喊上一嗓子:

“怎么把帽子都摘啦?看一会儿非冻感冒不可,快都戴上!”

小朋友们听到喊声,马上会一溜烟儿地跑远,留下一片哈哈的笑声。

那时的雪才真叫下雪呢,得有半尺厚,早起家门都推不开,现在北京怕是再也没有这样的镜头了。

我儿子也很喜欢雪,前几年倒是下过几场,可现在暖冬,雪成了稀罕物。

现在的人们其实很矛盾,就像这雪,即盼着下雪,又害怕下雪。下雪可以净化一下空气,可又害怕交通瘫痪,虽说科技已很发达,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很有效的迅速化雪的办法,有人曾幻想过,在铺设路面的沥青、水泥或是砖中加入一种特殊的化工材料,雪落上即化,这不就解决了吗?这种科幻的东西,好像现在还没有。

那时每年冬天的雪,下得都很大。要是晚上下雪,早晨起来,家家的门都推不开,厚厚的堵在门口。记得有一年,雪下得将近一尺厚,起床后雪已经停了,我们使劲推开房门,并招呼院子里的小伙伴儿们,先用扫把在院子里扫出几条供大家走的通道,然后我们就开始堆雪人。由于雪大,雪人很快就堆成了。之后再各自跑回家去找东西。有的找来煤球当作雪人的眼睛;有的找来胡萝卜,插在脑袋上当鼻子;有的找来旧扫把,做成雪人的两只胳膊。我从家里向姥姥要了一个破旧的脸盆。扣在雪人脑袋上当帽子。小伙伴儿都很卖力气,因而玩儿的也非常开心。之后再美美地玩儿上一场打雪仗,弄得满头满身都是雪,即使是两败俱伤,也绝无怨言。每个人的棉鞋都被雪水沤湿,回到家又都免不了受家长的训斥。我回到家,把湿鞋脱掉,叫来姥姥,帮我把湿棉鞋烤在煤球炉子旁。

当时我就这一双新棉鞋。

鞋湿了,出不去了,我便蹬着椅子趴在玻璃窗上对着玻璃窗哈气,玻璃上已结成一层薄薄的冰花,像是蒙上一层窗帘,很快被哈气融化,露出一块圆圆的透明玻璃,我透过玻璃往外看。那时虽说都穿着棉衣棉鞋,可是双手和双脚仍被冻起了小疙瘩。晚上睡觉前用温水一泡,奇痒难忍,那时的我似乎什么都不在乎。

那时雪天还有一景,现在城里已不多见。雪天过后的中午,各家房顶上的雪,经太阳照射,已开始融化,顺着房檐往下滴,可空气并未回暖,仍在零度以下。已溶化的雪水顺着房檐滴下来,在房檐下便会滴成一个大大的冰凌子,有的能冻成一尺多长,像一把剑。有时我们用竹竿儿把这些冻的冰凌子敲下来,可它们一掉到地上便摔得粉碎,我们便捡大些的冰凌子玩儿。冬天玩儿冰块儿,手被冻得通红,都有些麻木了,可我们玩的还是津津有味。

儿子的衣服塞满衣柜,鞋也是一堆,冬天又是旅游鞋、又是运动鞋,有不少只穿一季就小了,许多还是八成新的。我儿子肯定想象不到就一双棉鞋一旦湿了就出不去门是啥感觉。

                                                    六

时间真快,转眼到了上学的年龄,那时要求七岁上学,不像现在,满六岁就可报名。开学前,学校通知先去进行学前测试,其实就是学校要了解一下孩子的基本情况,简单问个加减法,或问点儿生活小常识。

记得在学校的一间大教室里,摆了几张桌子,几名老师坐在后面,孩子们排成几队,分别被叫到老师面前回答问题。小孩子们都显得有些紧张,毕竟是第一次面见陌生的老师,那时许多孩子都是家里老人看着,没有上过幼儿园的。

“小朋友,请过来。”叫我的是一位女老师,瘦瘦的,戴个眼镜,很和蔼的样子。我快步走到老师面前,先向老师鞠一个躬,这是爸爸教我的。老师先问了一下,会不会写名字、几岁啦、简单的加减法,最后问了一个常识性问题,我的回答,让老师都笑了,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老师会问我这样一个不着边的问题。老师问:

“树叶子夏天是绿色的,什么季节会变黄呀?”

“还是夏天。”我肯定地回答。

“为什么?”老师又问。

“太阳晒得呀。”我理直气壮地说。

可老师说我回答的不对。当时旁边进行测试的几位老师也都笑了。回到家我问爸爸,爸爸说:“秋天叶子才会变黄,夏天的叶子都是绿绿的呀。”原来是这样,其实这些平时我都见过,在院子里有几棵树就是这样,只是没有刻意留心而已,那时的我真是傻傻的。

说到这,儿子哈哈大笑起来。“爸爸真笨,这都不知道呀。”这话不假。现在的小孩子远比我小时候,所学到的东西,接触的东西多得多。

上学了,我和院子里的小丑被分到同一所小学,同一个班。每天我们都是相约同去上学,正好做个伴儿。不需要家长接送,学校离家不远,只有一站地的距离,但途中需要经过一条小马路。那时路上的汽车很少。

当时我们用的书包是那种最简易的帆布书包,小小的,几本书几个本加上文具盒和一个喝水的搪瓷水杯。书包很轻,背上它可以轻快地跑跳。不像现在小学生的书包十几斤重,在街上常可看到这样的情景,一身肥肥大大的校服,带个小眼镜,弓着腰,拖着拉杆箱,像是刚出差回来,身旁跟着接送的爷爷或奶奶。

我儿子的书包就是这样,一周中课程最多的一天,书包真的有十多斤重。儿子毕竟是男孩子,教室在四楼,那班里的女同学呢?怎么往上扛,特别是那些瘦小的女孩。儿子讲,那就一个一个台阶慢慢往上爬呗。那种场景可以想象得出,可见知识的份量。

暑假到了,这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学校安排了暑期学习小组,按住家就近组成,每个同学轮流坐庄,第一年老师把学习小组定在我家。我们小组一共四个人,除我和同院的小丑外,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同学,他们住的离我家也很近,都在一个胡同里,上学前我们就已认识。

我们小组的学习时间是每天上午八点半到十一点半,在我家门前的院子里摆上小饭桌,搬来小板凳,大家一起趴在桌子上写作业,写累了就玩儿一会儿,有时作业多时间长了些,赶上中午吃饭,姥姥便会留下他们在我家吃饭。其实姥姥每天都特意把饭菜多做出一些,以防万一。

作业写完了,按老师要求一起读课文,那也是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我们大声朗读,虽然有时读不准跑调,有时甚至磕磕巴巴,可是我们读的很高兴,也很会自我欣赏,读完了还会相互吹捧一番。有时也会得到院子里的大伯、大妈的赞许。姥姥要是闲了,也会叫上西屋的王奶奶,搬来个小马扎坐在一旁做针线活儿,听我们读课文。有时听着听着,姥姥也会学上几句,带着浓重的河北家乡的口音,逗得我们大家都笑起来。

其中有一首卖菜的童谣,我至今记得,是这样写的:

“卖菜、卖菜。卖的什么菜?韭菜。韭菜老。有辣椒。辣椒辣。有黄瓜。黄瓜一头苦。买点马铃薯。昨天买的没吃完。再来二斤葱和蒜。光买葱蒜怎么吃?再来二斤西红柿。西红柿人人爱,又做汤来又做菜,今天吃了明天还要买。”

现在的孩子很少和同学一起写作业了,除了在学校,放学回家后都是自顾自,同学之间少有沟通,其实我倒觉得同学之间互相讨论学习或作业的问题不仅有效,也更有乐趣。

                                            七

除了院里的小伙伴儿和同学外,我还有一个最好的玩伴,就是我家养的那只大公鸡。大公鸡长得非常威武,高高大大的,脖子伸长仰起头,能到我胸脯的位置,又花又亮的羽毛,走路时,骄傲的头高高地扬起,我很喜欢它。

一天晚上,我们正准备睡觉,听到外边的鸡窝有声响,平时只要天一擦黑,我们就把鸡赶进鸡窝。天黑了,鸡就不再叫了,很安静,可今天却反常,还有哐哐的声响。我急忙起身,抄起门后的一根儿棍子,推门快步跑了出去。一看,鸡窝前一只黄鼠狼正在扒鸡窝的门挡板,我一下冲过去,举起棍子就打,这哪儿打得着,黄鼠狼嗖地一下窜跑了。我来到鸡窝前,伸手摸了摸鸡窝里的鸡,一只不少。我又重新把鸡窝的门挡好。我站起身,又朝黄鼠狼逃跑的方向看了看,见没事了,正准备回屋,爸爸跟了出来,问我:

“什么呀?”

“黄鼠狼。跑了。”我说。

爸爸又找来一块大的木板,挡在鸡窝的门上,这下好了,双层加固,牢不可破了。

从那以后,黄鼠狼再也没有出现过。

讲到这里,儿子来了兴趣,问黄鼠狼长什么样子,还没有见过呢。现在城里很不容易见到,不过动物园应该有。你想呀,黄鼠狼,又像鼠又像狼,比老鼠大比狼小而已,跟猫差不多。儿子对我的回答并不满意,非让我给画一下不可,我只好起身找来笔和纸,草草地画了一只黄鼠狼。儿子说,画的四不像,看不明白是什么。

不久,院里西屋的王奶奶病了,记得是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王叔叔只带她去了一次医院,回来后王奶奶就再也没有出她的那两间小屋,后来王叔叔又把他们家所有窗户和门都用报纸糊上,像一个封闭的纸盒子。可以想象,这样屋里一点阳光也见不着。

为什么要这样?一天我问姥姥:

“王叔叔干吗都把窗户和门的玻璃糊上呀?多憋气呀。”

“不知道,大概是怕传染吧。”姥姥说。

“那小军和王叔叔他们不怕吗?”

“这,也可能不是,唉。”

姥姥叹了口气,其实她也不知为什么要这样。

王奶奶病了,这事让我一直很纠结,他们一家似乎与世隔绝了。

在院子里,虽说各家的关系都很不错,但我们家和王奶奶家的关系最近,或许是两家的房子紧挨着的缘故吧。平时我和姥姥在家,要是临时离开出去买点儿菜,房门也不用锁,打个招呼,王奶奶就会搬个小马扎坐在门口照看着。王奶奶有事,也常喊我过去帮忙,象做个针线活,就喊我:

“小林,小林,帮奶奶紝个针。”

我会马上放下手里的事情,跑过去一手拿着针,一手把线头用舌头舔湿,再用手捻一下,闭上一只眼,像瞄准打枪那样,一下把线穿好,王奶奶会在一旁很高兴地看着我。

王奶奶会做酥饼,里面加上馅儿,非常好吃,很像是“稻香村”的点心,每次做好后先要喊我,或是让小军给我送来。又酥又软。

王奶奶的家被报纸糊的严严的,根本看不到里面,一天中午,趁院子里没有人,我偷偷趴在王奶奶家的门缝往里看,里边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晚上的时候,在院子里遇到了王叔叔,我对王叔叔说:

“我想去看一下王奶奶。”

王叔叔看了我一眼,弯下腰,压低声音说:

“好孩子,还想着奶奶呢,你不要去看,她的病会传染的。”

“那你们怎么和她住一起,不怕传染吗?”我不解地问。

“没有办法呀。”叔叔无奈地说。

王奶奶到底得的是什么病,谁也不知道,至今我也没有闹明白。在院子很静的时候,有时还能隐隐约约听到房里传出的细微的哼哼的声音。

                                               八

冬天到了,又是一个格外寒冷的冬天,北风刮在脸上,象刀割一样,这么形容一点也不夸张。就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天,学校组织我们进行拉练,也就是背上行李,徒步行军到农村去接受锻炼。开始同学们还挺兴奋,可以出去玩啦,可一出门才知道,远不是想象的那样好玩儿。

爸爸帮我整理好行装,东西虽不多,这对于八、九岁的孩子来说,绝对够份量。更为困难的是,还要徒步行军、连走两天,每天要走上七、八个小时。目的地是的近郊区县,好在不算太远,我们只是走了两天,中途在老乡家住了一宿。

第一天走下来,许多同学脚上都磨出了水泡。老师不让同学们把水泡弄破,说那样会感染的。可我没有听,晚上洗过脚后,趁同学们没注意,用指甲一掐,把两个前脚掌的水泡弄破,顿时水泡里的水一下子流了出来,只是破的口儿稍为有点疼,但泡里的水出来了,还是很舒服的。

我们分别被安排在老乡家里住,吃的是派饭,晚上睡的是火炕,这是我第一次睡这种炕,热乎乎的很舒服也很解乏。第二天起床成了问题,有的同学宁可不吃早饭,也要再多躺一会儿。整条腿酸疼,没见第二天的队伍呢,整个成了散兵游勇,一瘸一拐的,直到天黑才蹭到目的地,比计划晚了两个小时。

在村里住了两天,冬天没有啥活儿,只是帮助村里干一些零碎的事情,其实也确实没有啥事好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去干。

天一擦黑,同学们便早早地钻被窝睡觉。在农村好像比城里还要冷,到处都冻得邦邦硬,放在房间里的大水缸,所存的水都会结上一层薄薄的冰,早上我们便用这缸里的冰水来洗脸,洗过的脸,肌肉似乎都僵住了,甚至冰得脸都有些疼,有的同学怕冷,只是把毛巾蘸湿,在脸上胡乱擦一把了事。

这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这么长时间,独自在外生活,当然有老师的关照,可真正躺在被窝里并睡不踏实,总是想家。

拉练结束了,在返回的途中,又下起了雪,不大,但路有些滑。同学们顾不上这些,一下来了精神,谁也不觉得累,像是经受了锻炼,提高了素质。其实主要是因为往家的方向走,我们要回家了,当然不觉得累了。进城走的是机场老路,笔直的路一眼望不到头,除了路两侧的树丛还有头上的路灯,似乎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路上的车辆很少,不像现在,机场高速都像是停车场。

拉练回来刚进院子,见许多人在王奶奶家门口说着什么,门口还放了一口长长的箱子,是医院拉死人的那种。我急忙跑回家,问姥姥:

“这些人在干什么?”

“王奶奶死了。”姥姥擦了擦眼角说。

“怎么会这样?”我感到很突然,虽然王奶奶已经病了很长时间。

我爬在窗户上往外看。王奶奶用床单裹着,被抬进了箱子,然后盖上盖,被几个人抬出了院子。王叔叔和李阿姨满脸是泪,低着头紧跟在后面,这时不见小军和小妞的影子,我们姥姥:

“小军和小妞呢?”

“大概是让亲戚接走了吧,怕吓着孩子。”

顿时我感到心里空落落的,浑身有些发冷。我赶紧到炉子前去烤,把双手捂在烟筒上取暖。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人,王奶奶的死对我触动很大,在感情上,真可等同于我的家人,王奶奶也很喜欢我,在我们院子里的这些个小孩子中,王奶奶说过她最喜欢的就是我,说我懂事。我比小军和小妞大一些,所以王奶奶有些事,常喊我过去帮忙。

后来姥姥说的一件事,让我至今不解。那是王奶奶去世前一天的上午,我还在外拉练没有回来。

姥姥说,王奶奶不停地喊你的名字,喊了足有十几声,不知要干什么,我过去看了,可门锁着。怪了,全院子的人,她谁也不喊,专喊你。姥姥学着王奶奶有些沙哑的声音,怪怪的有些吓人。突然间,我感到后背有些发凉。可一想到姥姥形容的情景,又觉得王奶奶怪可怜的。

                                                九

在这个大杂院里,我一直住到小学毕业,后来因为要在此片盖楼,院子被拆迁,新居有几处可以选择,邻居们根据各自情况各奔东西,并没有集中住在一起,后因各忙各的,我们这些老邻居也很少联络和走动,时间一长,可以说基本失去了联系。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这些都已成过去,包括那当时的院子、那棵百年的老槐树,甚至那条街道,早已踪迹全无,变成了一座座大厦。拆迁后我曾回去看过一次,当时正在施工。过往的一切,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已如烟飘散,过去的一切已成心中的印记。

我还在不停地讲,努力回忆着当时的一些细节,尽可能找一些让儿子觉得新鲜有趣的事情,这毕竟是我的一些真实经历,没有小说类似的夸张与虚构。可当我打开床灯,看一眼儿子时,他不知什么时候早已经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嘴边枕头上流着一大滩口水,微微笑着,不知正做着什么美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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