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世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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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小学四年级下半学期转学了，告别了距离县城三十公里外的乡村小学，从此和拥有着商品粮户口的显赫群体结下了深深浅浅的缘分，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和无奈。
记忆中非常期待春节，春节有美味可口的食物，可以穿上没有补丁的衣服。母亲用一个陶瓷缸子盛满滚烫的开水，把一家人过年的衣服一件一件地熨平，放在炕头一个红色大木箱子里，那是我的等待。越临近春节越急不可待，以至于春节将近的日子里，我会每天下午早早撕去日历。有个叔叔在我家凑巧碰见，哈哈大笑说：“黄毛子，你把日历撕了就是明天了嘛！”我以为那样可以缩短等待的时间……
新学校在零公里，零公里是新藏公路的起点，驻扎很多部队。新同学中军官家子女众多；还有一些是筑路单位和运输公司的工人子女，父亲多为司机。司机这个现在非常普遍的职业，在当时可是非常了不起的职业，有“油门一踩，黄金万两；轱辘一转、金钱到手”一说，比起一般人司机有着优厚的生活待遇。还有一些交通学院毕业的老牌大学生，为了边疆建设长年驻扎在零公里，我的新同学中就有了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这样一群商品粮本本中的显赫群体成了我少年时代的同学。我好羡慕！好喜欢！好想成为她们的朋友。但是，土气木讷带有浓重甘肃口音的我，没有勇气走近她们。
零公里学校对于当时的我是那样的鲜亮与好奇，我们的教室全都是一排排整齐的红砖房，教室的地全由红砖铺成，洁净明亮的玻璃窗与乡村学校糊着白纸或钉着塑料布的教室形成鲜明对比；每年一次的运动会用黑煤粉标出的规范跑道，让我兴奋不已！这对于被沙漠包裹着赤足上学的女孩来说简直是不敢想想的大学校。零公里有又宽又长的柏油马路；学校对面的哨楼里有握着真枪实弹、抬头挺胸的士兵；那个大门每天有穿着四个兜和两个兜等级分明的军官出出进进；军用大卡车一辆辆从学校门口驶过，我在偏远的乡村从没见过如此的大场面！
男生们奢侈地在帽子里垫上很多报纸，他们把报纸叠得方方正正，将帽子撑得老高，也许是想赶快长高、长大，奔跑着进入男子汉的行列。殊不知到了不惑之年，才知道真正的男子汉不是帽子戴得高高的那么简单的事。刮风的时候他们两只手捂着帽子，稍不注意，黄军帽随风飞起，他们在风中追逐帽子，报纸随风散落，像战争时期从飞机上洒落的白色传单。捡到帽子后报纸就在天空与黄沙一起飞舞，城里的孩子多的是报纸，第二天依然戴着垫上一踏报纸的帽子走进教室。我把他们帽子里飞出的报纸捡回去让爸爸卷莫合烟，免得爸爸找不到报纸就撕我的本子或者课本的目录，他总说目录不重要。
女生以穿条黄军裤而一度风靡校园。她们的黄军裤是那样得绿、那样得漂亮，高高扎起的马尾巴刷刷辫子上的蝴蝶结那样得美丽，有些同学的短发刘海刚好遮盖在眉毛上，眼睛显得黑而亮，不像妈妈总是将头发给我梳得光光的，前额一点碎发都不留，露出我凸起难看的额头，两个低低的辫子挂在后脑勺上，真是土气得一塌糊涂！初中快毕业时，我在零公里的“飞霞理发店”擅自将头发剪短，被妈妈狠狠地打了一顿。后来妈妈不打不骂了，我却坚持流着长发。我认为女人不漂亮，可以用长发弥补天生的缺憾，留短发的女人是自信而美丽的，我终究是那个没有自信相貌平常的女子。
女老师们也会穿一条黄军裤，比同学们更漂亮。她们将紧身的T恤扎在腰里，用宽宽的军用皮带将腰束得很细，我担心她们吃饭时会不会妨碍进食。她们走进教室时，高跟鞋的清脆声和随着声音摆动的腰肢，在黑板上写字时头发的大波浪卷有节奏地上下舞动，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的样子，像是在舞蹈，不是在讲课，真的很美！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着迷！那个教过我们英语的袁老师就是其中一个。她讲课的声音像是从收音机里传出，非常好听。
同学们背着军用黄挎包，在我看来他们的黄挎包里装的不是书本，而是与我有距离的身份。妈妈给我用碎花布拼出的书包是那样的土气落伍，那样的让我怨恨妈妈！我却不能拥有一条黄军裤，不能拥有一个黄挎包，只能穿着一件核桃呢牡丹花色的衣服，肩头已经破了个洞。棉质的东西不但不经穿，还容易脱色。母亲用同花色的布料缜密地在我肩头补了一个大补丁，补丁上的牡丹花霸气地彰显着，这和整体已经洗得发白的牡丹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朵显眼的牡丹花就这样掮在我的肩头走进了零公里学校，走进了同学们的视野中。我天天与这样美丽、时尚的老师和同学们在一起，是那样的自卑与无奈！
班里有个调皮的男同学，父亲是司机，妹妹和我们同班，皮肤白皙，一笑两个大大的酒窝镶在鹅蛋型脸上，甚是好看！我经常偷偷注视她，她爱穿鲜亮的衣服，衬得那张脸更加妩媚动人，让我忘记了自己嘴角也有牵起的酒窝。他们兄妹俩个性格截然相反，妹妹文静内秀、谦和低调，哥哥好动外向，张扬霸气。班里的男生为了亲近妹妹都在有意无意间讨好她的哥哥，这使得捣蛋的哥哥为所欲为。
这个飞扬跋扈的男孩，有一次课间休息时，盯住我肩头的牡丹花恶作剧。他歪斜着头，怕帽子掉下来，右手扶着黄军帽，左手从我肩头揪起那块补丁说：“哎，韩世霞同学，你这一块是咋回事呀？看着满有特点啊哈哈……”因为他的动作极其夸张，惹得同学们都围在我的周围嘻嘻哈哈，我羞得无地自容，呆坐在座位上任凭嘲笑声从耳根直穿心脏，却没有一句反抗。全班人都围着他转，我这个刚从乡村学校转来的木讷女孩，难道还有男生为我两肋插刀，揍他一顿么？绝对没有！我只有在心里恨恨地想，瞅着机会要把他那顶捏得方方正正的黄军帽子踩在我的脚下，把里面垫得厚厚的报纸拿回家让爸爸卷莫合烟，让那些在他头顶站立过的报纸灰飞烟灭，让他的帽子上留下我的脚印……
被这个同学羞辱后，我回家把那件核桃呢衣服甩给妈妈。母亲愕然了，奇怪这个平常如此乖巧的女儿怎么突然变了。我不说原因就是说明天不穿这件了。母亲生气地说：“不穿就别上学了……”这招够灵验的，第二天我又乖乖掮着肩头那朵牡丹花走进同学的视线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朵肩头的“牡丹花”便是我生活中最美的花，是母亲对我最好的教育。事物总有两面性，总有利弊，那件事便是我直面困顿人生的开始。现在无论发生什么不如意的事，我都能够迎面而立。事情总会过去，总会改变。一切事情正确面对总比逃避好，面对才是改变的开始，那件事更加坚定了我考学的信念。那位同学便是我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人，那件事便是我苦涩少年时代一个美丽的逗号。
最近，我建了一个回忆零公里的同学群，为二十七年的相聚而感动，与他们兄妹相聚提起那件事时，他说没有一点印象，但还是频频和我碰杯，表示自己少年无知的歉意。
我从自己辛酸苦难的少年生活中汲取了一点一滴的养分，让肩头的那朵牡丹花绽放美丽，把它献给梦开始的地方，献给同学们记开始的地方……
于2012年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