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

自行车，是80年代最普通的交通工具，也是70年代与缝纫机、手表共同体现家庭富裕的标志性物件。70年代，谁家如果拥有了蜜蜂牌或蝴蝶牌缝纫机、上海或北京牌手表、永久或飞鸽牌的自行车，那就基本与现代人拥有豪车、别墅相媲美了。

乡间道路都是厚厚的沙土，自行车在这里并无多少用处，爱惜的人总是扛在肩上，遇到被水浸过的稍硬的地面就放下肩头骑一会，但也感觉着与众不同的自豪。赶着毛驴车的维族老乡会不解地摇摇头。他肯定在想自己永远不会将毛驴车扛在肩上。有时，老乡会让扛自行车的人，连人带车坐着毛驴车走过厚实的沙土路。

自行车到了县城的柏油路才叫派上了用场，如同现代人开着奔驰从你身边经过。速度自然让毛驴车和步行者望尘莫及。主人的眼睛好像长在脑后，脊背挺的老直，赶车人和步行者羡慕的目光从他的后背直穿心脏。

我家在70年代末拥有了这三样宝贝，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创造了我家临时的富有。

七十年代，在农村招聘合同制石油工人，从事挖炮坑、埋雷管等重体力活儿。一个村一个名额，必须是壮劳力。听说很艰苦，大家都不愿意让孩子去。任务完不成，村上给公社无法交差。村支书给父亲谈了话，父亲心里明白我们一大家子能在这里落户，村支书冒了很大风险。父亲从老家出逃，政治上有问题，没有当地出具的证明，属于“盲流”，即盲目流动人员，可以随时遣送回原籍。

无奈，父母含着泪把大哥送去当石油工人。大哥当时刚满18岁，没有你想去不想去的选择，通知的时候已经是要走的日子。村支书用自个儿的永久牌自行车送大哥到公社。大哥坐着村支书的自行车离开的时候，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自行车。阳光下明晃晃刺眼的轮子转动时，让人感觉没有毛驴车稳当结实。当时不懂得杠杆原理的我，想着大哥坐在后座上，多危险啊！村支书一个劲儿地说着石油工人的种种好处，什么“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都要抖三抖”我想不出大哥当时的心情，但可以肯定他绝对是第一次享受坐自行车的优厚待遇。

大哥当了石油工人三个月，寄来了九十元钱，母亲和父亲哪里见过这么多钱，一遍遍地数，父亲数完了，母亲接着数，五元钱币上工人师傅帽檐上的探照灯明晃晃照着他们的眼睛，也照亮了这个家。大哥从苦日子里长大，不觉着累。春节回来从他一脸的喜悦就知道，大包小包买了很多东西，这是我记忆中最丰盛的春节。大哥还给我们姐妹买了花条绒衣服，那年春节，我在邻居家兰兰面前终于嚼着大白兔奶糖扬眉吐气了一回。

春节过后，大哥要走的时候，对父亲说：“这些钱买辆自行车吧，家里出行方便”大哥走后，好几个夜晚，我听到父母就买自行车还是缝纫机争论不休，但最终决定买缝纫机。因为家里人多，要穿衣服，母亲白天忙田里的活，晚上经常是通宵达旦给我们缝补衣物和鞋子。父亲把买缝纫机的事写信告诉了大哥。半年后我们收到了大哥的信和180元的汇款单。大哥在信里说要父亲买辆自行车，减轻他徒步的辛劳。那时，我们距离县城四十多公里，到公社也得二十多公里，父亲办个事都是来回走路。大哥为了让家里拥有这个“铁飞机”放弃了多少个休息日？加了多少班？挖了多少个炮坑？不言自明！听说有一次差点被雷管炸伤，真是万幸啊！

就这样，我家拥有了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我看过来看过去，时不时地用手摸摸这又摸摸那，晚上做梦骑着自行车飞。母亲为了经久耐用，在坐垫上缜密地缝上了厚厚的旧麻袋片，把前后轮子上的两个瓦取下，用布子沾上汽油擦洗得明晃晃放在柜子里，后座用旧布缠得面目全飞。在走亲访友的闲日里，父母才解除那些“武装”去赴约。父亲也像别人一样多数时间扛在肩上，遇到平坦稍硬的路面才放下肩头骑上。有时几乎心疼地一直扛到城边边沙石路上才骑。遇到好心的老乡也让父亲连人带车搭毛驴车经过厚重的沙土路，父亲总是微笑着推辞！老乡虽然心疼自己的毛驴，但更心疼扛着这个“铁疙瘩”的兄弟。父亲知道，自己也拥有了别人羡慕的目光。

我家因为大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大哥就被别人顶替回来了。原因是，村里的人发现这个差事使我们家有了变化，那就是我家拥有了缝纫机和自行车。最后村集体“研究”决定，给大哥不转公粮，合同工规定口粮由户籍地转出。大哥从一个没人去当的工人到了人人争着要去当的工人，徒然又到了农民，他的心情我现在至少可以理解了。当时只记得大哥好些日子蒙头抽烟，父母也蒙头吃饭、蒙头干活。无奈，生活总要继续。过了好些日子，我看见大哥带了一快手表，晚上忽闪忽闪地发着绿光。有一天，他从手腕上取下让父亲带，父亲硬是不要，说：“年轻人带着看个时间方便，我不用赶什么时间，没必要耍个派头。”我想，父亲是为了安慰大哥，才让大哥用剩下的一点血汗钱买了块上海牌手表。

我家因为大哥富有了一段时间，拥有了三件宝贝，但这个富有也给大哥留下了深深地伤痕。大哥从此沉默了许多。

我家三件宝贝中的自行车，有一次着实让我虚惊了一场。大哥从石油回来的第二年，即1981年的春天，父亲决定离开久住十年的村庄，搬家到距离县城5公里的地方定居，出行的路从一尺厚的沙土变成了石子路面，种植的农作物也从粮食作物转为蔬菜作物。父亲经常骑着自行车到部队大院推销蔬菜，自行车尤为重要！我和大妹从一个园艺场小学转到了县城小学，意味着学习环境和教学质量的改变，但也有了一群显赫的让我自卑的同学和一个讨厌我的语文老师。

记得，有一次中午回家吃饭，有两个部队单位需要大量蔬菜运送到阿里兵站，要得急，母亲做饭晚了。我和大妹吃完饭，连跑带走到学校也得一小时，迟到是毋庸置疑的。平时午饭，我们很少回家，带着包谷馕，嘴巴对着浇树的喷井喝一口水吃一口馕。冬天则把馕放在教室的火炉上烤热即食。那天，为了赶时间，我说通母亲，骑着面目全非的自行车，捎着大妹往学校飞奔。如果平时我宁愿迟到也不愿骑它，因为班里同学都骑着刚流行的轻便自行车，我家的自行车被母亲包装成一个丑陋不堪的老古董。可那天下午第一节又是语文课，本来语文头疼的我又遇上了一个讨厌我的老师。她对我的评价是“榆木疙瘩”、“糨糊脑子”、“木瓜”。

我想，无论如何都不能在语文课上迟到。我“飞奔”的速度可想而知，踩着脚踏板够不着坐垫，骑在大梁上一左一右很是费力，下坡的时候坐上座垫两腿悬在空中稍做休息。就这样我和大妹到了学校岔路口，上课铃声已经响过，老师们正向教师走去。但，这个载着我和大妹来的“铁飞机”如何处理？推到班里肯定不行，太丢人！让大妹推到她们班，她也不愿意。怎么办？我急中生智把我家这个宝贝向路基下的一片林带一脚踹了下去。那条公路是刚修的通往西藏阿里的国道，路基有三米多高，只见它连带着碎石子翻了几个圈，滚进了林带，尘埃落定，我拔腿飞向教室。那天虽然没迟到，但老师讲的什么我也全然不知，心理一个劲儿惦记着自行车。老师又一次叫我“榆木疙瘩”，我目瞪口呆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我依然“木瓜”似坐下，心神不宁。心想万一自行车丢了，母亲会把我打个半死，从此不会让我上学。

第一节课下课，我想溜到校门口看看，又害怕同学们看见，就此作罢！下午放学，我磨磨蹭蹭等到同学们都离开后，飞奔到学校岔路口。我惊呆了！它居然立在一个毛驴车的旁边，毛驴悠闲地吃草，驴车上有一个维吾尔老乡平躺着，黑色羊皮帽子盖了大半个脸，袷袢斜搭在身上。我不知如何是好？当时又不会说维语，对陌生的维吾尔族老乡正心怀胆怯。为了自行车，生硬的喊了一声“阿达西（同志），亚克西（你好）”驴车上的人听到声音后坐起身，大约四十岁左右，身体强壮，皮肤粗黑，重眉之下是一双大而亮的黑眼睛。他从驴车上跳下来，从树上解开拴毛驴的缰绳，拍拍毛驴，指指我的自行车又指指我，意思是你的自行车吗？拿去吧！就朝着拜西热克乡方向走了……远去的毛驴车消失在暮色夕阳的余辉中，甚是好看，成了我眼中一个移动的亮点……

大妹跑过来讨好地说：“姐，把我吓坏了！”我说：“吓坏了，怎么不推你们班去？”她说：“我是说刚才，害怕那个维族老乡一看我们是两个小女孩，会把我们的自行车放到驴车上拉走呢。”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呢？他要是想拉走还等到现在？他肯定知道这自行车的主人谁，就凭母亲包装的这绝活！他是专门在等我们呢！”大妹听后，拉着我的衣角坐上了自行车后座，我俩赶着暮色回家。

如果那天自行车不幸丢了，爸爸没有了交通工具，我如何面对父亲匆忙的脚步？如何面对全家人责怪的表情？如何面对愤怒的母亲？在那个公交极其不发达的年代，我们如何面对家里突然慢下来的的生活节奏。

今天，谁还会为一个自行车而犯愁呢？买辆小车用两年还要淘汰换新。包装成古董的自行车只能留在我的记忆里……

于2010年秋羊毛工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