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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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日子像榆树皮一样清苦难以下咽，压迫得父亲整天铁青着脸，凶神恶煞似的让人敬而远之。我们几个小的，包括母亲都有些惧怕父亲，母亲管父亲叫“你那阎王老子”。母亲直到现在还说父亲不知道心疼人，用年轻人的话说，就是不懂得爱，为这我常与母亲争辩，听了我细细的解剖，母亲终于相信，父亲的内心是多么的脆弱，并充满着绵绵爱意。
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没有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性格孤僻、脾气暴躁，但心地善良，为人忠厚，他平生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打死一只下山虎，最大的嗜好是饮酒，酒浸染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格，丰富了他平淡无奇的人生。
我是几个小的中最调皮淘气的一个，谁家的窗玻璃砸碎了、椅子凳子折断了腿，谁家的孩子被人打哭了，村里的大伯、大婶们不暇思索就指名道姓地说：“肯定是胡家老二干的，这伢子调皮。”如此这般，父亲只要听得片言只语，我必定要吃顿饱饱的柳树条子。
父亲揍我最多，所以我感受真切。父亲不识字，但他懂得读书明理，认准书本里有出路，只要我们是在看书写作业，家里再忙，那怕是天塌下来了，都不催促我们，也不准母亲唠叨干扰。
十岁那年，我迷恋读小说，厚的薄的长的短的，古今中外，凡是小说，轻而易举就被俘虏。那会还是公社管大队，大队管生产队，父母拼命挣工分，早晨一睁开眼就下地去了，我们这些半大娃儿们也没闲着，哥哥拾猪粪积农家肥挣工分，我熬一家人吃的稀饭。我非常乐意做这件事，因为在灶下添柴烧火，还可以就着火光读小说。有一天早晨，我沉醉在小说的情节里，一锅稀饭煮开后，漫溢得满地都是。我赶忙从灶下铲出柴草灰覆盖，但面积太大，米汤太多，柴草灰根本不够用。再看看锅里，剩下的一点点稀饭刚刚没过锅底。我吓得魂飞魄散，痛哭流涕。在那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一锅稀饭，全家人的早餐，多么“举足轻重”啊。母亲从地里回来，一看傻了眼，心痛得泪水盈眶，扯一根树枝就抽。母亲怎么打我都受得住，怕就怕父亲那一顿难以逃脱的暴揍。
邻居秀儿奶奶听到动静，颠着一双三寸金莲过来，看到这番景象也是直咂嘴：“哎哟，这怎么是好哦，伢子，快用水兑碗稀饭，吃了上学去，等会那阎王回来，要打死人呢！”
自知理亏的我立在灶间不敢挪动半步，远远听见父亲的咳嗽声，我的双腿就像筛糠似的簌簌发抖。果然，父亲看到满地的米汤米粒，顿时怒发冲冠，暴跳如雷，眼看那山雨欲来的惩罚就要劈头盖脸的下来。还好父亲这回开打之前，问了个“青红皂白”，听说我是看书犯了错，脸色马上由阴转晴，一反往常，给予“宽大处理”，还息事宁人，亲自动手铲柴草灰扫地上的米汤渍。
粮食不够吃，都是因为家里缺钱花，有时一、二个月，家里翻箱子底也找不出一个子儿，油盐酱醋靠鸡生蛋兑换，只有等到年底，生产队决分了，才能进一点口粮钱，家家户户都精打细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我再次闯下弥天大祸与钱与嘴馋有关。
秀儿的父亲在公社某个单位工作，时常带些五颜六色的零食、水果回来，分赏给自家的孩子。我第一次知道这世上还有桔子这东西，是看到秀儿吃桔子。当她剥开桔子皮，把那软软的橙黄色的肉囊送进嘴里，我睁大的眼珠都忘记了转动，干涩的喉咙旁若无人使劲吞咽馋涎。秀儿走后,我像贼一样，捡起地上的桔子皮,贪婪地闻吸着桔子皮散发出的香味。桔子皮被我珍藏起来，夹在书本里，直到干成硬壳，都舍不得丢，那沁人心脾的香味儿至今回味无穷。那时能拥有几角钱的财富,买自己喜欢吃的零食儿,成了幼小心灵梦寐以求的向往。
那天晚上，父亲在外面多喝了几杯，回来时乘着酒兴神侃。机会来了，我的小手不知不觉伸进他丢在一边的上衣口袋，果真摸着了一张纸币，我不敢细瞅，慌忙塞进破棉裤的夹层里。那一夜，我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感觉自己是天底下最富有的人，谋划着怎样花这张纸币，买麻花、糖果，还是糖葫芦？
第二天，我心怀鬼胎、春风得意地去上学，正一步步实施那危险的计划。课堂上琅琅书声突然静止，母亲惊慌失措来到我面前。我的脑袋顿时“轰”一声晕了，心里明白这肯定跟那张该死的纸币有关。果然，未等我走出教室，母亲的大手就在我身上里里外外摸索。母亲说，阎王爸爸口袋里的五元钱不见了，他要进山里垦荒，是好不容易才借来的伙食费，这钱要是找不到，全家人都会被那阎王吃了，你要是拿了，快拿出来，我们不打你。
走到家门口，秀儿奶奶、秀儿妈妈及左右邻居十多个人围在门口，那气氛凝重得像战场。我战战兢兢走过去，一束束怀疑的目光像鞭子一样重重地抽在我周身，被电击的感觉滋滋有声地灼烤着我的皮肉。 照例是秀儿奶奶颠着小脚跑过来，咬着我的耳朵，轻言细语地说：“伢子，五块是好大的钱呐，赶紧拿出来，你去帮忙找，就说是你找到的，啊！”看她老人家说的，铁定了就是我干的。
经秀儿奶奶一点破，我更加心虚气短，眼里已藏不住慌乱。表面上我矢口否认，内心里却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想把钱拿出来，又怕逃脱不了干系，想用秀儿奶奶的点拨，又找不到好借口。母亲一眼就看穿了我的把戏，脸色马上转晴，轻言细语哄我和她一起找。我狡猾地对母亲说，这钱可能是睡觉时掉在床上了，母亲将信将疑地把床上的棉絮、垫床草翻了个遍。我又说，可能掉床底下了，母亲便催促我钻进床底下找。在那潮湿、阴暗、霉味呛人的床底下，我终于避开了众人的目光，从棉裤的夹层里摸出那张纸币，然后装摸作样地大叫了一声：“找着了！”
全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母亲气恼地指点我的脑门：“就知道是你干的！”这次猾头波及全家，惊天动地，看来难逃柳条刑了，可是非常意外，作好心理准备的我，再次享受了“宽大处理”的政策。父亲什么也没说，摸了一下我的头，进山垦荒去了。
两个月后，父亲从山里回来，破天荒地买回一把糖果，我们几个小的每人分得二、三粒。那是软纸包裹的，晶亮透明的红薯糖，我们含在嘴里，舍不得嚼碎，轻轻吮吸它的香甜味儿，尽可能让它在嘴里的时间长一些。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父亲紧皱着的眉头总算是舒展开来，我们终于可以平等地对话了，甚至可以对他抽烟、喝酒等一些坏习惯提出婉转的抗议。
1998年4月，父亲不幸患了胃癌，一生辛劳、刚强的他被病魔折磨得没了人形，转院在九江做了手术后，病情更是急转直下。弥留之际，全家人围在父亲的床前。剧烈的阵痛让父亲冷汗淋漓，不省人事，我坐在床上把父亲搂在怀里，希望能减轻他的痛苦。母亲可能意识到了什么，要我放开父亲，说赶紧给他换穿上路衣服，可我摸不出父亲是否还有鼻息，是否还有脉搏，我紧张地说：“不行，不行，一会儿要是苏醒过来，谁敢承担责任呀！”大家都不言语，直到喊来年长的高大爷，才知道，父亲已上路多时了。
父亲就是这么一个轮廓分明的人，我们爱他，敬他，也怕他，他是一本厚厚的书，细读每一页，才知道，他并非不近人情，他的心里装着我们全家，装着我们的点点滴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