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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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棉船镇是长江中下游一座有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冲积洲，四面环水，是江西省北面的门户。洲的上游是闻名遐尔的长江绝岛小孤山，南岸与长江天堑马当矶隔江对峙，西北与安徽省宿松、望江两县一衣带水。洲上土壤属石灰性潮土，土层深厚，质地适中，潜在肥力高，宜种棉花，因而洲得以冠名“全国产棉第一镇”、“中国乡镇之星”。
棉花是洲上人春播的梦想，秋收的富足。洲上人对棉花情有独钟。
春天，洲上人倾巢出动，散布土地的花蕊中，精耕细作，制钵播种，割了油菜，收了麦子，便移栽棉花，与天时较真较劲。
洲载着渐浓的绿色，漂游在恬静温柔的江中。父亲劳累忙碌的身影淹没在希望的绿色里。假日，我和哥哥便被父亲放羊似的赶到棉花地里，父亲则像督军的将领，不断叮咛，动作轻点，心细点，别伤了棉花的根、枝，别碰落了棉花的蕾、铃，这样会影响棉花的生长，减少收成的。松土、整枝、施肥、锄草、治虫、打顶，这一套种棉的程序调节着父亲脸上的喜悦。父亲常常蹲在棉花地里，张开手指测量棉花长高多少，数算发了多少层枝，结了多少颗棉桃，估量亩产籽棉多少斤。棉花地里的农活数打顶轻松，不用弯腰。父亲常说些打顶的道理。给棉花打顶是为了让它集中能量，成就眼前的事业。打了顶的棉花必将给秋一个成熟的交待，而漏打顶的棉花到了深秋，仍青枝绿叶，花蕾在风中不合时宜地招摇过市，不久霜冻便猎杀了它的妩媚。父亲还告诫说，见好就收，别多贪一层枝、而耽误几层枝，几倍的蕾生长成熟。
秋高气爽，金色的太阳催开了朵朵银花，繁星闪烁，白皑皑一片，洲恰似一艘盛装棉花的巨轮行驶在涛涛江水中。
还是生产队集体那会，捡棉花纯粹是妇女孩子们的事，男劳力是不下地的，他们除了售棉，总有做不完的“粗重活”，煞是清闲。土地承包到户后，就不一样了，我们几个孩子读书都帮不上忙，父亲不得不拉下面子，扎个围兜下地捡棉花。其实，母亲是真正的植棉高手，捡棉花也比别人快。父亲这时候把母亲奉为上宾，自知捡棉花的功夫差，中午便提前收工回家做饭，将午饭茶水送到地里。母亲一个秋天都在棉地里忍受父亲烹制的粗茶淡饭。
秋收时节，家家户户都腾出一间空房，存放棉花，门前屋后向阳处，搭起晒棉花的架子，连成一片的白让洲戴上了祝福的“哈达”。地里繁星稀疏一点的时候，父亲就懒得下地了，一天到晚在村子里上下窜门，张罗售棉的事宜，有时邀回几个同样闲着的“行家”，估估库房里的棉花大概有几千斤了。
每次，母亲从地里回到家，父亲赶忙凑上来，把那些个“行家”的估算重复一遍，“二千斤有了，三千斤差不离，四千斤朝上了，收完尾花五千斤八九不离十。”母亲信徒似的，眼里闪现着收获的惊喜，于是一身的疲倦不见了踪影。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父亲、母亲守着这希望，辛勤耕耘，为家撑起了一片绿荫，让我们兄弟几个乘着浓荫沐浴着爱，无忧无虑成长。
种棉的苦吃得，售棉的怨受不得。父亲最怕卖棉，排队歇夜，好不容易把棉花卖了，却没有别人卖的价钱高。父亲四处打听，才知道，公家人还收人情棉。亲戚朋友，那怕是拐弯摸角的一点关系，棉花级别、衣分给高一点，水分、杂质给低一点，同样的劳动，汗水的含金量却大不一样。有一年我从部队回来休假，碰上卖棉，父亲就说，这回可要出出面，找那些战友、同学卖个好价钱。我少不得依令行事，果然棉花卖了个好价钱，公家还客气地挽留我们吃了顿饭。父亲面子赚足了，见人就说公家的好洒比三元一斤的老烧好进口。
连续几年的好收成，父亲手头上渐渐阔绰起来，加上大的成了家，小的还早，心情轻松了许多，便约了同乡战友的父亲朱叔，到厦门部队上看儿子。那时我军校刚毕业，从舰艇上调到机关工作，生活相对稳定，条件也好多了。父亲头一次出远门，跑了码头、见了世面，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记得部队大院对面刚建起一座二十多层的大酒店，是美国假日酒店集团经营的涉外酒店，虽然近在咫尺，我们都没进去消费过。父亲和朱叔在街上转悠累了，总选择假日酒店门前的草坪闲坐。他们掰指数着楼层，数着进进出出的小轿车。霓虹灯刺眼的光芒映在父亲的脸上，发酵着父亲心里不断滋生的好奇。于是父亲与朱叔商量，打算挺身进入酒店，看看城市人、外国人到底玩些什么花样。朱叔畏首畏脚跟在父亲身后，临进门一刻又改变主意退缩了。在迎宾小姐灿烂的笑容里，父亲昂首步入大厅。平滑如镜的大理石地板，让父亲有些心虚，最后在人流推搡下进入电梯，一口气爬上十八层。十八层是餐饮大厅，服务小姐说声：“请！”父亲就顺着她的手势在一张桌前坐下来。“先生，要用什么吗？”“来碗挂面！”父亲来部队几天了，听的都是兵们的国语，所以国语难不倒他，听得懂也搭得上腔。挂面上来了，父亲三、两口喝了个精光，只是买单的时候，十八块一碗的“天价”，还是让他心里一紧，这可是一兜棉花的价呀。
父亲出得假日酒店，说起“陈奂生进城”头一回的新鲜事，把几个老乡笑得前仰后合。第二天，大家凑份子，把父亲和朱叔请到座落鹭江岸边、二十四层楼上的锦江大酒店风光了一回。
“十八块钱一碗面条”的故事和父亲一起回到洲上，纯朴的乡亲们不厌其烦听父亲反复叙述这外面的世界，体会着父亲知足的快乐。
一九九七年秋天，一些棉花收购、加工企业经营不善，加上市场因素，售棉形势发生变化。父亲和哥哥、弟弟三家一年的棉花全部卖给一家收购企业，谁知这家企业挪用收购资金，许多棉农的售棉款都难以兑现。整个冬天，父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东窜窜，西奔奔，唉声叹气，心里惦着三家十二口人来年的生活、生产。
翌年四月份，父亲的胃病又犯了，整个人虚脱了形，我正好转业在家等分配，便带父亲去县医院做了检查，后又转入九江某医院住院，动了手术，才知道是胃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手术失败，父亲病情迅速恶化，一边胃内大出血，一边又因缺血导致呼吸困难，生命危在旦夕。
这时候，一个可怕的“死”字，泛滥在我的意识里。父亲忙碌、辛苦一辈子，刚刚熬出头，却享不了子孙回报的福。在部队，多少次梦里回故乡，我都不忘起誓，转业后要好好孝敬父母，让他们晚年幸福，谁知立足末稳，就面临生死决别。在医院的走廊里，在父亲的病榻前，那一点一滴的父爱化成痛彻心肺的伤感，我痛苦的硬咽声和止不住的泪水引来许多同情、善良的目光。父亲表达爱的方式非常特别，他不会轻言细语，也不会亲昵柔肠，但那树条痕和如雷贯耳的喝斥声里，不是鲜明地跳跃着如铁似钢的呵护吗？我怎么报答这天高地厚的爱呢？我蹲下身子给父亲喂汤喂水，给父亲修剪手、足指甲，一次次更换冲洗插胃罐；医院血浆没有了，我跟随医生连夜叩开中心血站的门窗，竭力拨动父亲生命的时针。
父亲的生命已经是按时按分按秒来算了，出院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当我强忍泪水跟父亲说回家时，意识恍惚的父亲眼前一亮，欲抬腿下床走人。他哪知道手脚已经不听自己的使唤了。我和哥哥将父亲移到担架上，再抬上救护车。
救护车在湖牛公路上飞速行驶，当公路两旁的房屋渐渐稀疏，大片待播的棉田闪现眼前时，躺在担架上打点滴的父亲竟然一骨碌坐起来，我和哥哥都是大惊失色，直冒冷汗。父亲稳稳当当地坐着，神情木然地注视车窗外稍纵即逝绵绵不绝的棉田。我知道，父亲不舍他的土地，是在向土地表达亲近，依依惜别。
父亲弥留之际，还心痛为他的病花了许多钱，担心没有兑现的售棉款和三家开年的日子。父亲在汛期来临前走了。那一年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洲在洪水中摇摇欲坠。全家人都在祷告父亲的在天之灵，保佑洲，保佑洲上人平安。洲万劫复生，真的战胜了大洪水。大水过后，我斗胆给当时的县委书记、县长写信，说了家里的困难，也说了父亲的遗愿，没想到县领导真的过问了，年关之际，三家的售棉款一分不少拿到了手。事后，我和哥哥专门去了父亲坟前，烧些香、纸，了却父亲的牵挂。
掐指一算，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七年了，思念的创痛像那屋檐滴落的雨珠，要把心穿透。当思念不断淤积发酵之时，我便认真梳理着父亲慈爱、善良、忠厚、朴实、勤劳、勇敢等点点滴滴，然后抽出思念的纤维一一串接，存放心园，用一辈子咀嚼、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