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连长

在我的军旅生涯中，先后经历了四位连长。

第一位是新兵连连长。新兵入伍训练，时间紧，课目多，任务重。加之初入军营，不知道连长官有多大，那时对戴大檐帽、一脸严肃的军官，都有几分敬畏。因此，在新训期间，没有机会，也不敢亲近连长，直至新训结束，也没能和连长单独说上一句话。没有情感上的对白，留下的记忆是模糊的。时至今日，已回想不起来那位连长的名字了。

第二位连长叫魏新童，七十年代从陕西农村入伍，是一位性情耿直的黄土高原汉子。高高的个子，强壮的身体，黝黑的脸庞，骨子里透出信天游的气息。这位连长，事事雷厉风行，处处严于律己，时时身先士卒。

第三位连长姓杨，湖南长沙人。是我军校毕业后，在南海某部警卫连当排长时的认识的，与其共事时间不长，前后加起来，同吃“一锅饭”的日子，也就一个来月，我便提升去了另一个连队。当时连队干部较少，只能安排交叉休假，以不影响日常工作。接触不多，交心就少，相互之间的了解，便难以深刻了。

还有一位，是当指导员时与我搭档的连长，姓陈，湖南衡阳人，年龄长我几岁，兵龄早我几年。该同志头脑灵活，谦虚好学，思路开阔。遗憾的是，我们俩只配合了半年，才刚刚擦出了点儿“火花”，有了些兄弟之情之时，我接到了调机关工作的命令，不得不挥手作别。

时光匆匆，人海茫茫。路过的皆为风景，留下的都成了回忆。

在四位连长中，印象最深刻，且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新训结束下连后见到的魏新童连长。

1986年春节前夕，我从海军后勤部当阳新兵训练团新训结束后，分配到海军勤务学院警通连。按学院规定，站了半年岗后，进行了再分配。其他战友大多分配到学院机关公务班、学员队、教研室等部门的士兵岗位。我却被留在了警通连电话班，当了一名话务员。顾名思义，话务员的任务就是在总机房里接转电话。同时，还担负通信线路的维护，保障各级通信联络畅通。

那时候，通信还比较落后，电话还不带拨号盘，拿起话筒，总机便有显示。不管是长途，还是内线，都得靠人工接转。时隔不久，部队更换装备，所有通信设备改为程控电话。为此，海军后勤部举办了一期话务员培训班，每个团以上单位选派一位业务骨干参加集中学习。每个单位只有一个名额，我们电话班一共有10名同志，让谁去呢？班长一时犯了难。连长知情后，和指导员一商量，当即拍板，让我参加！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当一项重要任务来临之前，组织和领导选定谁参加，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而是经过全面衡量，反复酝酿才决定的。这不仅是组织上的一种肯定和信任，也是对入选人的培养和考验。我是农家子弟，与许许多多农村来的战友一样，渴望着能有机会获得一技之长，留在部队继续服役，然后跳出“农门”，转业后吃上“商品粮”。

毫无疑问，连长是在为我创造机会呢！

连长喜欢喝点酒，可从不收战士送的“土特产”；连长喜欢抽烟，但从未抽过我一支烟。仅此，我认为连长是位值得敬重的领导。

其实，连长让我敬重的，远不止这些。

1987年8月，由于军考落榜，我的情绪低落，心情冷至冰点。那天早餐时，我实在没有胃口。于是，将剩下的半拉馒头倒入了泔水桶，放下碗筷离开了饭堂。连队干部的餐桌离泔水桶很近，当时我心不在焉，思想上毫无顾忌。早饭后，连长集合全连官兵，列队再次进入饭堂，所有人都感到莫名其妙。只见连长来到泔水桶前，低头从桶里掏出那半拉馒头，三两口地吃了下去。然后说：“同志们，我们国家还不富裕，许多人仍处在贫困线以下饿着肚子。据我了解，你们中有80%的人来自农村，能天天吃上白馒头的家庭几乎没有。别小看这半拉馒头，关键时刻，它能救人一条命……”

听到这儿，我的脸顿时火辣辣的，小心脏“怦怦”跳，犹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想，坏了！今天要在全连官兵面前丢人现眼了！

接着，连长给大家讲了个真实的故事。

1980年4月12日，修筑天山公路的部队被暴风雪围困在天山深处，电话线被大风刮断，给养受阻，部队面临断炊的危险。当天上午，该部队二营五连四班班长郑林书奉命带领陈俊贵、陈卫星、罗强三名战士从山上向驻守在山下的部队送信求救。营地离目的地42公里，平时一天一夜就能到达。因此，4个人只带了20多个馒头、两壶水就出发了。可是，因为积雪太深，他们走了一天一夜，仅仅走出去12公里。风雪不停，山上的道路全部被大雪覆盖了。下午5点多钟，大家又饥又冷，实在走不动了。可是带的馒头只剩下了一个，班长说要留到最关键的时候再吃，饿了就啃上一口雪。就这样，他们连续走了一天一夜，每个人都已精疲力竭。尤其是刚刚入伍的新兵陈俊贵，更是难以支持下去，他告诉班长，自己实在走不动了，不走了。班长说不行，这个地方离目的地还有20公里，暴风雪仍没有减退的迹象，如果把你一个人留下，肯定会被活活冻死。班长拿出了仅有的一个馒头，命令陈俊贵和陈卫星吃下。因为有班长的命令，也实在抵抗不住饥饿和寒冷，他俩含着眼泪把各自半个馒头吃了。班长接过陈俊贵的枪，大家互相搀扶着往前爬。然而用了5个多小时才爬了100多米。又冻又饿的班长郑林书倒在了雪地里。在他只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命令副班长罗强带领大家继续前行，又断断续续地对陈俊贵说：“我不行了……你一定要完成任务，……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看看我的父母……”大家抱着班长大声呼喊，但是班长再也听不到了。班长牺牲后，副班长罗强带队继续前进。因为饥饿寒冷和过度劳累，罗强牺牲在离班长3公里的地方。陈俊贵和陈卫星被严重冻伤，是附近的哈萨克牧民救了他俩。那一年，郑林书24岁，罗强22岁……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天连长始终在讲故事、谈道理、提要求，却只字未提我的名字。

虽然未点我的名字，但却让我感觉到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懂得了“浪费可耻”的道理。从那天起，食堂里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我当上了连队领导，也一直以“节约为荣”教育战士杜绝浪费。

1987年底，考虑到机关的学习环境相对宽松，我便将去机关当通信员的想法，向连长作了汇报。连长不舍地说：“原来是想培养你成为电话班的业务骨干，以便将来能转个志愿兵留在部队继续干，看来你已经有了更高的理想追求。既然这样，希望你到机关后把握好机会，争取早日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他语重心长的一席话，让我动容。以至于在后来近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我对真诚厚道的陕西人始终怀有好感。

1988年8月30日，我怀揣着军校录取通知书，打起背包，提着行囊，三步一回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座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军营。当时，因为连长有任务，我未能与连长道别。

晨雾渐渐散去，阳光撒下金色的纱幔，柔柔地罩着静谧的车站。广场前，有一排整齐的梧桐，枝叶上的露珠，炫着灼灼光芒。兴许是有点早，车站里的人很少，显得有些寂寥。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让我无端地生出几分感慨：人生不过如此，看见的，被看见的，皆是风景……

“玉东！”就在我转身进入候车室的瞬间，连长出现在我的面前。原来他听说我今天去军校报到，专程赶来送我一程。我紧紧握着连长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唯有泪如泉涌……

军旅生涯像一条宽阔的河，左岸是青春的足迹，右岸是难忘的记忆，中间流淌着清澈纯净的战友情。时光荏苒，车站一别，已过去整整32年。

我的老连长，您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