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琐记

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上学的。当时，小学一、二年级由生产队开办，称之“小学校”。升三年级，就得去大队统办的“大学校”上课，一直上到初中毕业。

大学校在街西头，距我家约有一箭之遥。校舍是当年土改时留下的，原是地主家的一个大杂院，年久失修，四壁通透，门窗破旧不堪，屋顶的瓦楞上长满了蒿草、青苔。教室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块刷了黑漆、缺了两个角的木板，部分油漆已斑驳，黑一块，白一块。一排排用烂泥和着麦秸、稻草垒起的课桌，高高低低，如同古代兵阵，错落有致，倒也不显零乱。上课的板凳是自己带的，因怕丢失，每天都是提着凳子上下学。

班主任姓高，名字已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他个头较高，浓眉大眼，就是腰有些弓，略显驼背。据说，是当兵时学骑马，从马背上摔下后留下的后遗症。说是班主任，实际上我们班的所有课程都是他一个人上的。

那时候，三年级学杂费每学期七八毛钱，书也只有两本，一本是语文，另一本是算术。书是上届学生升级后留下的，破破烂烂赃兮兮，有的连封面、封底都没有了。

高老师讲课是从不带课本的，但他能将书中的所有内容，滚瓜烂熟地讲得丝毫不差。除了上课，高老师还识谱懂音乐，会打拍子，而且篮球打得也不赖，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投篮高手了。别看他腰不太直，上了球场却生龙活虎，带球过人、投篮，动作十分潇洒，且中篮率极高。更让我们崇拜的是，他是全校唯一、也是全公社仅有的3名国家级篮球三级裁判之一。

学校的操场上，有一对用木棍支起的篮球架，经过风雕雨琢，篮板已腐朽不堪，铁圈也已锈迹斑斑，但它却是我们室外唯一的运动器材，也是我们大队搞群众性篮球比赛唯一的“正规”场地。每到课外活动时，人最多的地方，便是篮球场了。几十个男同学围在球架子下面，争吵着，哄抢一个篮球。能幸运地抢到一次球，再运用自以为潇洒的投篮动作，在众目睽睽之下，将球准确地投入篮中，那一瞬间内心会自豪得一塌糊涂。因为球场边上围着一群叽叽喳喳看热闹的小女生们，懵懂少年谁不想在女孩子面前显摆一下呢？我个头小，在拦板下当然是碰不到篮球的。

后来，我发现有的同学常常将球投出界外，于是我干脆站在篮球架的后面，守株待兔，拾拣“漏板之球”。因为腿短跑得慢，结果还是很难拣到一个球。好奇心和占有欲，是每个孩子的天性，越是难以得到的东西，心里就越想得到。

第一次碰到篮球，是在校长家。那时，学校只有一个篮球，由校长亲自保管，校长的儿子吴老二是我同班同学。为了过足球瘾，星期天我带着自己省下的一块糖，忐忑地找到吴老二，提出“以糖换球”，没想到这家伙竟然同意了。我抱着那只在操场上让众人欢呼雀跃的篮球，左摸右揉，并在地上不停地拍打，又拿到操场上使劲地投篮，折腾了整整一个上午，却找不到一丝拿球后的快感。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中的快乐，大多来自于分享。

高老师始终穿一双当时算是最时髦的白色“回力牌”球鞋，穿一身衣袖和裤腿外侧压着两道白条的浅蓝色晴纶运动衫。他有一枚亮晶晶的铁皮哨子，挂在胸前，从不离身。运动装、白球鞋、铁皮哨子，加上脑袋上三七开短分，成了高老师外表的形象标志。有时，他正在给我们上课，公社里的干部来请他去当裁判，我们就会一哄而上，前呼后拥，跟着他来到操场边观战。

一般情况下，只要高老师当裁判，我们大队的篮球队是不会输球的。如果我们大队的实力明显胜过对方，他就按章办事，实打实地吹。要是对方技高一筹，他就会利用权力使点小花招。人家刚拿球，他立马吹响哨子，两个拳头十分麻利地上下反转，说带球人“走步”了；人家明明是远投三分，他指指脚下说在三分线内（根本就没划三分线），判得两分；人家投进了两分，他把哨子一吹，一拍臂膀说人家带球撞人“犯规”在先，两分无效。对方气急了，将篮球朝着他砸过去，他一挥手，将其罚出场外。这下可把我们乐坏了，我方围观的人拼命地唏嘘鼓掌。

我们之所以会如此崇拜高老师，还因为他让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懂得了一个真理：规则的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权“玩弄”规则的那个人。

那个年代，上课没有现在这么正规的。老师如果有事，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反正就那两本书，无论怎么教，一个学期下来都能原原本本、一字不落地学完它。

有一回，第二节课的下课铃声响了，还不见高老师的身影，校长见我们班乱哄哄的，便让我们去找他回来上课。

高老师家住街东头，他娘在门前摇着扇子看摊做生意。我们说找高老师，老人家阴沉着脸懒得搭理我们，只是用手中的芭蕉扇子朝屋子后面指了指。原来，老师在后面，正高卷裤脚，赤着脚和稀泥，说是要泥墙呢。

在那个年代，我们村绝大多数人家住的都是茅草屋，墙体是土坯一层层垒起来的，外墙用河塘中的老淤泥掺着稻壳碎草和匀后作为保护层抹在外表，这是住茅草屋人家每年雨季后必做的事情。高老师见我们来了，不慌不忙地拿起水瓤，从水缸里舀了瓤水，冲了冲腿上的泥，光着脚来到了教室时，已经快中午了。

进了课堂，高老师可不含糊，让我们打开语文书的第十八页，给我们讲解关于雷锋的故事《好事做了一火车》：“雷锋出差去安东，去参加沈阳部队工程兵军事体育训练队。他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从抚顺一上火车，他看到列车员很忙，就动手干了起来。擦地板，擦玻璃，收拾小桌子，给旅客倒水，帮助妇女抱孩子，给老年人找座位，接送背大行李包的旅客。这些事情做完了，他又拿出随身带的报纸，给不认识字的旅客念报，宣传党的政策。一直忙到沈阳……”老师手中没有课本，但他叙述、讲解的内容，却与书中写的一字不差。高老师在当年是最受我们欢迎和爱戴的老师了。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不怒不恼，不温不火，有板有眼，永远是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从不会体罚学生。

上了四年级，班主任换了位姓朱的女老师，年轻漂亮，穿着时尚，家住在美丽的姑苏古城。据说是响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来的。朱老师的普通话，当时我们认为是最标准、最规范、最甜美了。我们觉得，她那温柔悦耳的声音，比广播里说的不知要强多少倍。但她的教学风格和对学生的态度，与高老师却截然不同。整天板着粉嘟嘟的小脸，见不到一丝笑容，就像是有人欠她八吊钱似的。发怒时，凶巴巴的样子，真是吓人呢。私底下，我们都称她“冷面女魔王”。厉害点，倒也没什么，只是有件事情，让我打心底里不能原谅她。

有一次，我抱着全班的作业本，去她宿舍交作业，她的门关得严严实实的，轻敲了两下，却没反应。我纳闷了，明明看到她下课后回了自己的寝室，怎么就没人吱声呢？于是，便下意识地扒着门缝往里头看。只见朱老师与高老师，两人坐在床边上，朱老师的脸蛋儿红的像一个鲜艳的桃子，高老师却把她抱得紧紧的，嘴对嘴在啃着什么东西，还不停地发出奇怪的声音来。开始真不清楚俩人到底在干啥呢，后来觉得孤男寡女如此亲热不是件好事，便红着脸俏俏地离开了。

高老师在我的心中一直很崇高、很伟大，肯定是受了姓朱的那个“坏女人”勾引，他才“下水”的。晚上，我和同班的张三描述了白天的事情，并狠狠地骂朱老师是从城里来的“狐狸精”，卑鄙、无耻、下流。没想到的是，这个小“叛徒”，为了讨好那个朱老师，一五一十地把昨晚的话，和盘托出，告了密。“祸从口出”，这下可把我害惨了，朱老师可不是盏“省油的灯”啊！

课堂上，只见朱老师怒气冲冲地走到跟前，一句话也没说，双手恶狠狠地拎着我的两个耳朵，如同抓小兔子似的，连拖带拽，将我弄到讲台前，让我罚站了半天，什么话都没说，什么理由也没给。秧苗般生长的年纪，却承受着自认为是人生中最大的屈辱，这一阴影几十年都未能从心灵深处抹去。

放学前，这个姓朱的老师，竟然宣布我的副班长由张三来当，还指着我恶恶狠地说：“下午你不用来上课了！”中午放学，我耷拉个脑袋，含着委屈的泪水，像只生了病的小瘟鸡，无精打采，有气无力地回到家中。

母亲见状，问了原委，便哈哈地笑了起来，笑得我有些莫名其妙。午饭后，母亲让我上学去。我说朱老师都不要我了，进不了学校门咋办？母亲却说没事了。到了学校，我的心像“十八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地进到了班级，朱老师既没赶我出去，也未批评指责我，就像从未发生过什么事似的。后来，才知道原来母亲中午去找了高老师。

后来渐渐发现，朱老师除了表情严肃、衣着时尚外，还多才多艺，其实人并不坏，渐渐地便喜欢上了她。她常给我们讲城里人的生活习惯，以及城里人有趣的故事，使我们这些从未进过城的乡下孩子，对城市有了一些模糊的印象，对城里人的生活产生了向往，也改变了我们一些生活方式，养成了讲卫生、守纪律的好习惯。

朱老师的二胡、口琴、手风琴样样都行，她高兴的时候会在课堂上，给我们奏上一曲。歌唱得也好，不仅声音甜美，而且声调也准，比起高老师要强很多。记得她教我们唱的第一首歌曲，是电影《沂蒙颂》插曲《愿亲人早日养好伤》。她让我们唱歌时，用丁字步站立，上身要挺拔，眼睛要平视前方，声音要从腹腔内发出，还要带着感情唱。我们照着试了试，果然有了几分不凡的气质，不用声撕力竭，嗓音也能高出许多。更重要的是，唱完了，嗓子还不那么疼。

“蒙山高，沂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添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仍然是那么熟悉，那么的优美，那么的荡气回肠。

每年的清明节，学校都要组织我们去祭扫烈士墓，缅怀先烈，接受洗礼。南方的天气总是变化无常，昨天还阳光明媚，今天却阴雨绵绵。记忆中，我们几乎每次都是冒雨前往烈士陵园。

正是人间四月天，小雨花还在轻舞飞扬着，渐渐地淋湿了春天的容颜。

出发前，老师总是提一些我们觉得无关紧要的要求，如：路上不能讲话啦，烈士墓前要有悲伤感啦等等。关键是扫墓后，三年级以上的同学，每人要写一篇作文。

全公社所有“大学校”聚齐后，主持人便含着泪水，哽咽地念着“千年不变”的稿子。结尾必说：“五星红旗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一定要牢记烈士的遗志，当好革命事业接班人！”

雨越下越大，有的同学快坚持不住了，在一旁的老师却一个劲地说：“在战场上，烈士们死都不怕，这点雨算什么？咋能当好革命接班人？”那时，我们都有“当好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强烈愿望。老师这么一说，还真管用，任凭风吹雨打，个个都精神饱满，再没有叫苦叫累的了。

作文，第二天是必须交的。对于作文，所有的同学都有些发怵。朱老师告诉我们，写作文是有诀窍的，写三段就够了。第一段写政治形势；第二段写事情经过；第三段谈感想表决心。按照朱老师的说法，我们鹦鹉学舌地模仿着试了试，作文还真的不那么难写了呢，而且我的作文几乎每次都能得“优”。

后来，我们渐渐发现，朱老师的“三段论”作文，不仅假大空，而且千篇一律，每篇作文的开头几乎一模一样：“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有一次，一个同学打破了常规，开头引用了杜牧的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师生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冒着蒙蒙细雨，来到了烈士陵园，瞻仰烈士遗容，缅怀革命先烈……”情景交融，语言流畅，令人耳目一新，我心里暗暗佩服。

然而，没想到的是，朱老师不但没表扬，反而严肃地批评了他。大概意思是：违背事实，凭空臆造。烈士埋在地下，你怎么能见到遗容？结果给了个零分。我心里不服气，觉得老师对这位同学不公平。我做梦都想写出人家那样漂亮的语句，可老师却偏偏觉得不好呢？朱老师让这位同学站起来，问他知不知道作文为啥得零分？那同学胆怯地摇了摇头。朱老师说，你的作文是抄来的。那个同学直呼冤枉，拍着胸脯，差点把祖宗八代都搬出来，赌咒、发誓，矢口否认。朱老师说了句：“不老实的小囝，不是好小囝！”然后拿出了证据：原来那篇作文的开头，赫然写着“本报讯”三个字……

那是一个“劳动最光荣”的年代。学校每个学期都会有两周的“勤工俭学”社会实践课。我们常常会在农忙季节和社员们一起，到生产队的农田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我们干的主要是拔杂草、施肥料、拾麦穗之类，辅助性的事儿。在农田里干活不像在学校课堂上课，不管你会与不会，是没人教你的，主要靠模仿。别人怎么着，你就怎么着。即使你有什么疑问，也没人会告诉你的。

在农村，很少有农活是被教会的，农活是这样，家务亦如此，为人处事也差不多。大人们通常会将孩子直接投入实践，没有那么多理论可讲的。大人们认为，讲理论、提问题，是课堂上才能够有的事儿。因此，农村孩子的实践经验、自理能力，都会比城里的孩子强多了。

生产队倒也不亏待我们，劳动结束后，一般会奖励些铅笔，本子，或糖果什么的。至于数量多少，是根据劳动的具体表现来定的。比如施肥，不仅要看使用肥料的数量，还要数庄稼的行数，要是用肥多、行数也多，得到的奖品肯定也会多。

尽管是在大集体平均分配的时代，但“多劳多得”的意识已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为了多拿奖品，又想偷偷懒，我们有时也会耍耍小聪明。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就会静静地躺在玉米地里，一句话也不想说，伸手触摸太阳的温度，洗耳聆听庄稼的呼吸。然后，百无聊赖地望着蓝蓝的天空，看着西边的残阳，想着太阳赶快落下，梦想着自己能长出一只长长的手，把太阳狠狠地拽下。或者干脆挖个大坑，将篮子里的化肥一轱辘地全部倒进去，之后提着空篮子快步向前走十几米，一个人开始在苗间挖坑，另一个人却返回取化肥。这一偷奸耍猾的办法，最终还是被生产队长发现了。那一次，不但没多拿奖品，还挨了批评，重新返工。

炎热的天气，繁重的劳动，简单的重复，枯燥得让我们透不过气来，学校的课堂自然就成了我们向往的地方，只有傻瓜才会逃学旷课呢。

我的童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所谓亲子班、才艺班，以及花样繁多的课外补习班。那时的亲子班就在大树下、庭院里，当年的才艺班就在大地中、乡野间，大自然就是我们最朴实、最优秀的课外老师。现在孩子每天起早贪黑地赶着上亲子班、才艺班、补习班，却很少亲近大自然，对于自然界的认知大多是从书本上、电视中、网络里或者老师的口中得到的，我一直在怀疑这种脱离自然的教育，没有经过实践的学习又怎能透彻？封闭式的填鸭、灌输，对于梦想快乐童年的孩子们，又何尝不是件痛苦的事呢？教育这个原本公平的行业，却因为错误观念的捆绑，从而导致一些人误入了歧途……

时光荏苒，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个快乐的学生时代，早已随着故乡的炊烟，飘逝在时间的云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