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连载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山开遍哟映山红，岭山开遍哟映山红……

打开电脑，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映山红》那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歌词，伴随着满山遍野、火红火红、流动摇曳的映山红山花，铺天盖地涌入我的脑海和眼帘。花团簇拥、生机盎然、激情蓬勃的画面，令人心驰神往，将我带入深深思念的意境。看见这灿烂若霞，热情奔放，摇曳多姿的映山红，不由使我想起了我的雪英姐。

映山红，顽强执著地生长在层峦叠嶂的悬崖碎石间，不管生存条件如何艰苦，它都是那样潇洒飘逸、落落大方，不计较、不抱怨、不悔恨，乐于奉献，哪怕风霜雨雪将它的花朵化为泥土，只剩下青翠的叶子还要抗争，决不死心，只要有一寸土地、一缕阳光、一滴雨水，来年春天照样花枝繁茂、鲜艳夺人……我的雪英姐，就是我心目中的映山红。

       初识

       认识雪英姐，是在1955年，我上小学二年级，八岁。

设在县城大北巷，我们家院子隔壁的石泉县医院，住进了一家三口。男的是上级派来的县医院院长，姓寇，女的在挂号室，姓郭。听说，男的原来是安康市市长，中等壮实的个子，穿一身四个兜的干部服，浓浓的眉头总是皱着，很少说话，看上去很威严，气度不凡有品位。在五十年代封闭保守的小县城，无疑是位让人们仰视的大人物。小姑娘的我连多看他一眼都不敢。女的既年轻又漂亮，匀称高挑的身材，真是长一寸显高低一寸显矮，多一分显胖少一分显瘦，清丽高雅的气质，整个形象和穿戴洋气逼人，简直就象一朵带露的玫瑰花，再加一口优美动听的东北话，让人只要看上一眼，就不会忘记，就会打心眼里喜欢她。小市民们过路上下有病无病，都会似傻非傻伸长脖子向挂号室张望，就像爱酒者品到一口酒，爱茶人喝到一口茶，颇感满足和欣慰。那些自我感觉优越的小干部、小医生，心中更有一种说不出的微妙心动，是喜欢，是羡慕，还是妒忌？我们不得而知。总而言之，他俩的到来，搅动了小县城一湖平静的水。

他们有一个十岁的小女儿，也上小学二年级，和我同级不同班。她，就是我说的雪英姐。

由于跟随父亲走南闯北，见过世面，雪英浑身透着一股灵气，个子高大而壮实，大大咧咧，像个男孩子；关中口音，说话做事风风火火，为人义气，好打抱不平，走到哪里都以“大姐大”自居，像老班长，像突击手；她又极具女孩子的细心谨慎，温存善良，多愁善感。比我们这些生在山里长在山里的同龄孩子成熟懂事得多。她随遇而欢，一落脚，马上就找我们这些同龄小朋友打成一片，把我们指挥得团团转。我很佩服她，听她的话，成天跟她一起玩，活像个跟屁虫。

那年秋天，在县城大礼堂开晚会，雪英在一个表现建国初期中国第一次离婚潮的话剧《离婚》中扮演一个小女孩角色。她朴实敦厚，站在灯光明亮的偌大舞台上，声情并茂，一边比划一边用浓浓的关中口音诉说着：“月亮圆，像铜钱，爸妈离婚我牵连……”演着演着，还真哭了，泪流满面，惹得台下观众也掉眼泪。我被她的勇气和演技所征服。从那天起，我在心里一直向往：什么时候，我也能像她那样站在舞台上表演。这个想法成为我儿童时代一个甜蜜的梦，而且这个梦一直鼓舞、鞭策着我：做事要大胆，要有勇气，像雪英那样！

我们天真无邪，无忧无虑，成天泡在一起玩。转眼到了1957年。一天，她胆怯又神秘地悄悄告诉我：“医院里贴满了写她爸爸的‘大字报’，连家门和窗户都被‘大字报’遮住了。”于是，我俩找来楼梯，搭在围墙上（医院后院与我们家后院仅隔着一道矮矮的围墙），从墙头偷偷窥视医院那边的“大字报”——嗬，真是一片“大字报”的海洋，铺天盖地。其中，有一幅画着一位扎着领带戴眼镜的骄傲绅士和一个卷发妖艳女郎的夸张漫画，下面写着“寇xx和夫人的结婚照”。也有快板，打油诗，标语口号等等，五颜六色，五花八门，矛头主要对准她父亲——医院院长。没有硝烟的战争，空气沉闷而饱含火药味，挺吓人。那些心思复杂、觊觎酝酿已久的小干部、小医生，还有平时受过院长批评、没受重用不得志的职员，终于有了发挥醋意发泄不满的机会，各显其能，展示“才华”。

据大人们说，现在全国都在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运动，号召鼓励人们给党给领导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向党交心，要大胆说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向谁开炮就向谁开炮，不管他地位、职务有多高……大人们说的我们一点都不懂，像在云里雾里一般。只感觉这恐怕不是什么好事。小小年纪的我们，哪里知道，这就是中国当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五七年反右运动”。这场运动像把双刃剑，运动后期，一些提意见的积极份子入了党、当了官；一些人被定为“右派”分子，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

雪英一家在安康受到过冲击，这次运动又经受磨难，她爸爸也被定为“右派分子”，从院长的位子上被拉了下来。辗转反复，这个延安军政大学毕业、建国前的老游击队员、共产党员，后来被调到石泉中学当了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小校医，给学生抹抹红汞发点感冒药什么的，再后来又调往石泉栲胶厂当采购员，常年住在深山里，更加默默无闻......

历经几十年坎坷磨难，直到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给她爸爸彻底平反。现在是正县级离休老干部，享受着党和国家的优厚待遇，定居在绿水青山气候宜人的石泉县城，过着幸福快乐又安逸的晚年生活。

看完“大字报”，我俩并肩坐在墙根草垛下，没有人能看见我们。雪英第一次给我讲她的身世：她的老家在关中淳化县，她爸爸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是展转战斗在关中一带的游击队员。关中解放后考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大学”的前身），解放后支援分派到陕南安康，任安康市市长。她有个亲妈在关中农村老家，与爸爸离散多年后组织按政策为这类不愿离开原籍的配偶补办了离婚手续，她跟爸爸来到陕南。现在的妈是继母。1955年，爸爸在因婚姻问题带来的高层内讧斗争中受迫害遭贬黜，从安康市市长调至石泉县当县医院院长……

看得出，父母离婚，对尚年幼的她，心灵造成了很大的阴影和伤害，她迷茫无助，无所适从，在家处处察颜观色，小心行事。说到亲妈，她哭了，哭得那么伤心，让我这个有妈妈宠爱的宝贝女儿心里异常难受。10岁的我，根本不懂也不知怎样去安慰她，只知道陪她流泪帮她擦眼泪。我不知道人世间还有这样的事，更想不到在她活泼开朗的外表下，小小年纪却经历着这么多复杂的变故和选择。也使我联想起两年前她在舞台上声情并茂的表演，那么伤心，原来她有亲身感受。

那时候，我父亲已去世多年，哥哥当兵在青海，家里只有母亲和我相依为命。雪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我妈很喜欢雪英，把她当女儿一般疼爱，说她懂事、聪明、勤快又活泼。

雪英爸爸再次受到政治冲击，进一步沦落，思想打击很大，心情特别烦燥，冤屈、郁闷、不满情绪只能在家里爆发发泄，雪英无端成了发泄对象。有一天，我在雪英家玩，看见床上放着一只正在拉（缝）的袜底子，出于小女孩的天性，我拿起来就帮着拉，一边和雪英有说有笑。突然，雪英爸爸皱着眉头凶巴巴地进门了，不由分说，从我手上夺过袜底子，呼哧一下扔在雪英身上，顺手拿起一只玻璃杯，啪！摔在地上，黑风扫脸地吼道：“谁叫你让别人缝袜底？”雪英无辜地用手捂着脸，她不敢哭、不敢争辩、不敢反抗，更不敢看她爸的脸。我见状，吓得不敢吱声，赶快悄悄从她爸爸身后溜出房门逃回家去。雪英跟往常一样，忍着眼泪，做饭、洗碗，殷勤地默默做完该做的一切家务，才背着家人偷偷跑到我家，向我妈哭诉。我妈劝雪英：“可能今天你爸爸又在医院受了冤枉气挨了批斗，回家拿你出气，你不要记较。”雪英滴着眼泪点头。那些日子，我觉得雪英特可怜、特懂事、特有忍劲。

毕竟是小孩子，再伤心的事，忘的也快。雪英最喜欢和我手拉手，漫步在古老的县城小街，走在上学的路上，没有烦恼，没有忧愁，开心极了。一天中午，她说：今天是我生日，我有二分钱，来，庆祝一下。她买了一个芝麻饼子馍，给我分了一半，我们吃着、笑着、蹦蹦跳跳去上学。至今想起来，那种惬意多么欢快，那饼子的味道要比现在任何生日蛋糕都香甜绵长。

苦 乐 花 季

1960年夏，我小学毕业，考上了初中。

当时，国家正处在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生活极度贫困，许多人得了“干瘦病”、“浮肿病”，各地饿死人的事频频发生。

1961年冬月，我母亲患心脏病加浮肿病，去世了。霎时间，我从妈妈的心肝宝贝，变成了风雨飘零无家可归的孤独雏燕，从娇嫩的公主、千斤小姐变成寄人篱下的灰姑娘。我的天塌了，地陷了，世界一片漆黑。我哭啊，哭啊，哭得天昏地暗。班主任张富华老师和班长谭镇渝、副班长张先明组织班上同学，下晚自习后来看我，家里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满满的。看着我的悲伤，想着我的孤单，想到一个没有了父母亲、唯一的一个亲哥又不在身边，孤零零的女同学今后怎么办？同学们纯真稚气的脸庞充满同情和忧伤，已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红红的眼睛满含泪水，有同学转过身偷偷擦眼泪......

母亲出殡那天，老城大北巷我们家门前，送葬的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我是万目焦点，所有人的眼神都不约而同落在我身上。忧心、担心、无奈又不安地看着这个还未成年就孤苦伶仃，又瘦又弱的小女孩，唯有声声叹息啊！大人们借来一身又宽又大的白孝服，我全身披麻戴孝，哭得天昏地暗。由两个亲戚搀扶着的我，像牵夫一样跪伏在地上，拄着两根哭丧棒，一条白孝布，一头栓着泪流满面的女儿，一头栓着那又大又黑又沉的棺材里躺着的妈妈，一步一叩首，一步一嚎啕，随着送葬的人流慢慢朝前移动，场面撕心裂肺……

从此，我再也见不到我的母亲、我的亲人……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悲恸、叹息。同学们停课由班主任老师带领走在送丧队伍里，男同学已经不敢看我，女同学个个哭成泪人……我母亲是军人家属，又是居民组长，镇人民代表，城关镇党委、政府为她主持了送葬仪式，并将送葬的场面拍成照片，寄到青海部队，以安慰鼓励在部队服役的我哥。

母亲的去世，也让我人生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来自人世间、来自社会、来自组织、来自老师和同学们的关爱和友情。我没有想到，在教室威严高不可攀的老师，原来这样可亲可近；那些平时在教室胡打乱闹，斤斤计较，课桌中间用粉笔划“国界线”，越界必猛打、必挨揍的小毛猴们，心地会那么善良、那么柔情、那么义气。同学们还背着我，自发为我捐钱，一角、两角，几个人五角，许启昌、冀舜模两个同学是六角，共凑了壹拾元另伍角钱，连同捐钱名单包好交给我。同学们的真情，连同那份捐款名单，成为伴随、感动、鼓励我终生的精神食粮。我的善良、热情、乐于助人的品行也由此萌芽。

雪英来看我，她眼睛红红的，一进门便将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抚摸着我的头，泣不成声。当时我完全成了一个麻木痴呆的泪人儿，在她柔软温暖的怀里我哭得更悲切……

此后，雪英加倍关心我，主动承担起了大姐姐的职责。上学放学路上，总是手臂搭在我肩上紧紧搂着我，晚上挤在一张床上睡，总有说不完的话，两颗心靠得更紧。是雪英让我重新感受到了慈母般的温情，象春日的阳光滋润融化着我悲伤孤独的心灵，把我从丧母的深渊中搭救起来，让我振作，感受阳光，学会坚强。

到了初中三年级，我们两都分在了初三1班，更加亲密无间，成天泡在一起。同学们把我俩形容成“身子和影子”，并形成一个印象：要找兆莲，先找雪英，要找雪英必见兆莲。雪英已经从一般同学，升华成为了我真正意义上的亲姐姐。还有张芝兰，杨恒芳，王传秀，周吟棣，赵松月等女同学天天陪伴在我左右。同学们的友谊成了我活下去的最大精神支柱和依靠。

少男少女们最渴望、最珍重的就是来自同学、朋友的友情。那个时间的我们，除了吃饭、睡觉、学习，友情是我们的生命全部，甚至超过了对家人的依恋。

雪英姐不仅仅对我好，她对任何人都宽厚、热情，最能吃苦、吃亏。

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初中三年级，同学们正处在无意识、不自觉的“青春期”——疯狂、倒腾、恶作剧。那时候，冬天比现在冷得多，家里稍稍有条件的，上学都拿一个竹编的“烘笼子”烤火。一天早自习，雪英同桌的男生在“烘笼子”里烧了一个小石头，待石头烧烫，他悄悄用火钳把石头夹起来，乘雪英正在专心写字，猛地将石头放在雪英的手背上。毫无防备的雪英，又惊又痛。“哎哟！”一声尖叫，划破教室的宁静，她像被针扎了一样，从座位上弹了起来，像被蛇咬了一般甩着手，眼泪像开了闸的山泉奔涌而下……

正在认真上早自习的同学们，被这天外飞来的尖叫声震惊。诧异的目光齐刷刷向这边寻来。那些坐在前排的小个子，更是惊恐地站起身，掂起脚尖向后看。待同学们弄清事情的原委后，死一般沉寂的教室顿时沸腾起来：有的惊，有的怒，有的笑，还有的拍打着桌子嚣叫、吹口哨……同学们乘此难得的放松机会，更美的是老师又不在教室，干脆放下手中那烦人的作业，叽叽喳喳起哄，尽情挥洒、放肆着那藏不住、用不完，像火苗一样跳动着的青春激情，跟过节一样。此时教室里的反应已经远远超过事件本身，发酵成一种自误自乐，一场难得的青春发泄。

大家摩拳擦掌，等待着人高马大的雪英扇比她瘦小的同桌两个脆蹦蹦的大耳光，大家期待着她惩罚他，期待着又一场好戏登台。正在这时，不知又是哪位同学的“烘笼子”里烧烤的铁雪花膏盒子，“砰！”一声爆炸了！登时，烟雾弥漫，灰尘满天，炒黄豆、炒包谷花炸得满天飞，一股股馋人的香味充溢着教室。同学们更像见到了宝贝一样，眼睛发亮，拍手欢呼，纷纷离开座位，一窝蜂你推我搡，去抢那一颗一颗散落在地上的包谷花、黄豆花，吃着、笑着。那种美味，那种兴奋，是长大后任何鸡鸭鱼肉、山珍海味、琼浆盛晏都无法比拟的，只要想起它，就会无事乐三天。

恶作剧的同桌，表情尴尬地涨红着脸。望望沸腾成一锅粥的同学们，他强忍兴奋。他要的就是这效应，他渴望表现自己，想当英雄；他想笑，但是又笑不出来，毕竟他的快乐、他的勇敢是建立在同桌的痛苦之上。他想道歉，又说不出口，这不是什么“对不起”，是在恶作剧……他知道，今天自己玩笑开得有点太过份了。

全班几十双眼睛都在望着无辜的雪英，她完全有理由尽情发作，甚至炒作。但是，同桌是她最要好的朋友，每天天蒙蒙亮他就会站在窗外喊她一块去上学呀，怎么打得下手呢，怎么能开口骂呢。她想大叫，这又不是她的性格；她想大声哭出来，又碍是在教室。只见她低着头，用另一只手紧紧捂着受伤的手。这时，烫伤的地方已长出鸽子蛋般大小的亮晶晶的水泡。她极力忍着，任泪水滴在课桌上，连一个责备的眼神都没有……

当时，我就坐在雪英的前排。我转过身子，近距离目睹了发生的这一幕。 深深被雪英宽厚善良的人品所感动。从此，更加尊敬、爱戴雪英。并开始领悟“能饶人处且饶人”“得理也要让三分”的人生哲理。感动之余，我又无数次责备自己：当时，我为什么不挺身而出为雪英姐撑腰为雪英姐 出口恶气，勇敢地站出来保护雪英姐？这件事也显露出我性格中软弱无能一面。我想，如果那件事换成是我，雪英姐肯定会冲上去保护我，她是我的保护神。

快乐而倒腾的初中生活结束了。面临前途、命运、职业等等选择。我和雪英姐商量好都报考“安康卫校”。因为我们两人的家庭都迫切需要我们尽快完成学业步入社会，挣钱自立。那时，中专毕业生当月分配工作，并拿29.50元钱加30斤粮票4两油票的工资待遇，令人向往到到垂涎。

中考结束，我和雪英同时被“安康卫校”录取。我们找到了铁饭碗，别提多兴奋了。我们还进一步打听到：上安康卫校、农校、师范，基本是免费，学校还发饭菜票、发零用钱。这也太令人激动神往，天下竟有这般好事！

谁知，学校教导主任蔡声燮老师亲自去我家，找我哥作工作（哥因惦记寄养在舅舅家的妹妹，已从青海部队转业回石泉） ：为了保证石泉中学高考质量，后备学习尖子不能走，要留校上高中。因为当时我中考成绩全县第三名，前两名被“陕西师大附中”录取，我成了“尖子”。书香门第，象慈父一样可敬可亲的哥，因自己没圆大学梦，一心希望妹妹将来能上大学，告慰父母在天之灵。哥欣然果断同意了蔡主任的建议，并当场承诺要给我50元钱，让我买高考参考书籍。那时的书多为几毛钱一本，50元钱真是个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

于是，我和雪英姐分离，她去安康上卫校，我留石泉上高中。分离后，才深切体会彼此关系是多么多么亲密，感情上、生活上已经不能分开。那种依依不舍心心相连，已经深入骨髓，特别是我对她的依恋和依靠。她不仅是我的姐姐，还是我的妈妈。

书信成了我们唯一寄托思念、谈心倾诉的载体。信中，雪英姐千叮咛万嘱咐：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一定要考上大学！只有这样你今后才有一个好的前途和归宿。三年高中，雪英姐的嘱咐从未离我耳畔。

只要是雪英姐回到石泉，我们时刻都想见面，晚上睡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她给我讲安康，讲卫校见闻，讲哪个男同学对她有“意思”，讲毕业后理想分配到哪个县工作，工资会是多少，讲以后我上大学，她每月给我寄零用钱……我们激情满怀地憧憬未来，探讨生活，有着说不完的小女生的悄悄话。

终于盼到了放暑假。雪英姐回到石泉。白天，她戴着大口罩，将长头发扎进帽子里，穿着一件又长又大的工作服，在她妈的单位“打包”（将收购的土特产品用压力机打成梱装车）挣钱。累了一整天，一个黄昏，雪英姐小声对我说：“趁天将黑未黑，我们到珍珠河堡子湾你父母亲坟上去看一下。”那个年代，是绝对禁止到坟墓上亮、烧纸、点香的，说那是“封、资、修”。因此到亲人坟墓去看一下都要担惊受怕，只能偷偷摸摸，像做贼一样。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伸手不见五指。身旁蛐蛐 儿在寂寞地哀鸣，远处稻田里青蛙在“呱！呱！呱！”地诉说着悲伤，唯有黑暗中飞舞的萤火虫，散发着幽幽蓝光陪伴着我们……我和雪英姐相依坐在荒坡野地我父母亲坟前，默默无言。雪英姐陪着我尽情回忆往事，追忆母亲的音容笑貌，母亲的温柔体贴，母亲的辛劳孤单，母亲的坚韧坚强，母亲最后的病容和忧郁深沉的眼神……我哭着，抽泣着，任凭伤心的泪水在父母亲坟前抛洒。雪英姐陪我流泪，她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抚摸着我，就像妈妈搂着我，我们就那样久久地坐着，依偎着，不想离开，不愿离开。

后来，我到安康去参加过几次“中学生运动会”。只要有一点点机会，就会跑去“卫校”找雪英姐，晚上和她挤在一个铺上睡，白天她引我满街逛，见商店就进，虽然没有钱买，也大饱了眼福，享受了快乐。直到现在，我仍保留着逛商店的习惯。那是雪英姐传给我的一件增加生活乐趣，抗击消极情绪的不用花钱的奢侈品。

青春像浪潮，在人生的悲欢离合中滚滚向前，永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