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与人说,浸会大学最令我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中医药大楼的背面。我常常独自站在大楼的转角处,听着墙体里“轰隆轰隆”机器运转的闷闷的声响,再深呼吸,享受着淡淡的苦味滑入身体的温暖。
由于姥爷是中医,家里把西头的房子一直都被作为诊所和储药间,而我就在那里度过了几乎整个童年。
靠墙的那一个放药的“百宝阁”是姥爷的爷爷留下来的,每一格小抽屉上都贴着用毛笔手写在红纸上的药名。我识的不多,只觉得“龙骨”一名好生新奇,于是便问过姥爷,姥爷说龙骨就是恐龙的化石。我不信,便自己去查,拿着网上的解释跟姥爷争辩:“龙骨是乌龟壳!”
“瞎说!”姥爷闭紧双唇,一转身便不愿再与我争执了。
或许它本应取自化石,无奈化石难遇,碰巧龟壳与其成分相当,便拿来代替了吧。
大部分药都被收在一格一格长方形的纸盒子里,每次抓药便从中取之。以前三姨在家里帮忙,我最喜欢站在她身后看她看处方、铺药垫、备提秤、抓药、称重,再小心而平均地抖到六张垫子上。对我而言,最有意思的一味药是一种白色的切片。因为它不论颜色还是质地都像极了墙皮,甚至连味道也总能让我联想到墙。可惜我始终没记住它的名字,也记不得问过没有。
姥爷家从来都是车马盈门的景象,所以我的童年也总是热热闹闹的。来的人把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开开关关使得冬天家里总是倒灌西北风。
“高医生啊,给俺们看看吧⋯⋯”熟人两只脚还没踏进屋就嚷开了。
“请问是高医生家吗?”听人介绍来的人在大门口小心翼翼地探问。
诊所里总是有不下十个人等在被把着脉的人后面,有的人站着张望着瞧,有的人坐着聊天,姥姥放在炉子上的水壶开了“呜呜”地鸣叫着。
姥爷的手永远都是暖暖的,甚至柔软得不像男人的手。姥爷有时候会一边把脉一边抽烟,面容平静得如同一潭湖水。来看病的客人大多是朋友,有个经常来针灸的老太太,总是被姥姥请到里屋喝茶。于是我常常看见她头上或是腿上插着细细的长针坐在炕边的椅子上,好像来的所有人都耐心非常。
说起我们家与中医的渊源,家谱翻到头也断不了啊。从有记载开始,姥爷家就是正骨的郎中。近代最有名的便是姥爷的太爷爷,他曾是皇宫的太医,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先至回到故乡。随后一直到姥爷、舅舅,医生的血脉始终没断。然而我的两个表哥都没有学医的想法,而我虽心怀此志,无奈如今中医被划分到“理科”一类,而自己又不擅数理化,便也只得抱憾了。眼看着世世代代的中医世家马上就要画上遗憾的句号,姥爷和我都心痛不已。今年刚刚年满八十的姥爷仍旧在家里坚持为有需要的病人把脉、开方,却不收来者一分一毫。
来者便是客,哪来的病人之说?冬天玄关的大理石地面总是糊着一层层黑黑的泥巴,是客人们带进屋后被暖化的风雪。
“放不下啊。”
医者仁心,中医带给我们家的不仅是福泽,更是一种学习、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那一大箱辈辈相传的医书,我让姥爷别卖也别扔。我愿替这个家好好保存着,重续香火这一夙愿也铭记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