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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北京后，开始我是租居在老国家机械部宿舍的，那里和中国人民大学仅一墙之隔，距我上班的报社也很近，步行不到十五分钟的路程。后来妻子和儿子相继抵京，原来租居的那间斗室便住不开了。换个稍微大点的楼房当然好，但海淀区中心的房租特别贵，我一个人的工资未必够用，而且是砖混结构、缺这少那的旧楼。后来我接受了朋友郉汶的建议，在通州区陈列馆路租了处设施齐全、提包即住的两室一厅。这里虽然离我上班的地方远些，但交通很方便，除了我每天辛苦点，至少全家人的住宿问题解决了，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月只交相当于海淀区中心一间斗室的房租。后来妻子、儿子先后在小区附近找到了工作，一家人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1年夏天，我突然发病晕倒在某地铁站，幸亏车站人员及时拨打120，并很快把我送到附近医院，才保住我一条性命。原以为身体会不久复原，没想到从此和医护人员打上了交道，断断续续在武警总医院和二六三医院住了七十多天，钱花了不少，病并没有完全治愈。
因为去北京之前，泰安的房子已经处理，想回来暂时也没有立足之地，还因为妻子、儿子在北京已经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我只要能坚持，报社一时半会儿还不会解雇我，所以那时我们还没有产生离开北京的念头。
出院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在房间里度过的。白天，妻子、儿子都上班去了，我就坐在床上看金庸的小说，听窗外麻雀的吵闹，间或在手机上写下一些零碎的感想。有一次，我挪到窗口往外看，正好有个腿脚不好的中年人在不远处走过，我很羡慕，心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像他一样在楼下活动就好了。傍晚，我禁不住把这种心情透露给下班回来的妻子，她说你不但能像他一样活动，还会像正常人一样健步如飞。这当然是我所向往的，而在当时，我只当奢望。
渐渐地，我能在房间走动了。这让我产生了往楼下去的愿望。很快，这个愿望就变成了现实。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虽然没能“健步如飞”，但在妻子的陪伴下，行走是没有问题了。这让我想起郉汶在我住院时说的一句话：眼前的一切都是“过程”，不远的将来，你还会恢复原状。“原状”是很难恢复了，但只要距“原状”接近一步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生病之前我是很少锻炼的，或者说一次也不曾有意识地锻炼过。晚饭后，妻子偶尔约我出去散散步，我也表现得很不耐烦，总觉得干什么都比散步重要，锻炼更是吃饱了撑的。生病后，我突然意识到锻炼的重要，或者说健康的重要，只要有机会，有时间，我就缠着妻子到楼下走走，能走多少走多少，能多走点多走点，仿佛走路是灵丹妙药，不但能够驱走病魔，还能让我的身体回到从前。锯响就有沫。几个月后，我的身体确实比过去好多了，不光能在楼前楼后活动，还能沿着小区内环路走一圈，甚至两圈，尽管累得气喘吁吁，但乐在其中。
一般情况下，都是晚饭后妻子陪我在小区转。这时，我们总能碰到一个捡拾垃圾的老人，或者推着三轮车在我们面前走过，后面跟着一只小白狗；或者打着手电在垃圾桶里翻找，一副全神贯注的神态。他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关注，不是因为他年龄大——捡拾垃圾的比他年龄大的有的是；也不是因为他身后总跟着一只小白狗——还有个老人天天骑着机动三轮，车前护栏上挂着一个音质颇佳的录放机，他走到哪里，节奏感很强的歌曲就跟到那里，而且音量总要开到极致，犹如得胜还朝的将军，更像鸣锣开道的州官。前面那位老人没有如此高调，他甚至只有在夜幕降临之后才出来工作，而且总是低着头，或直视前方，和任何人都不打招呼。他穿一件半新不旧的的中山装，花白的头发向后背着，一看就是用心打理过的，戴一副普通老花镜，给人一种虽然落魄但斯文犹在的感觉。我私下里对妻子说，这个老人一定很有故事，至于都是些什么故事，恐怕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夏天到了，春天残余的寒气被一扫而光。花园的人多了起来，街头巷尾也坐满了打扑克的、玩麻将的、下象棋的，更多的是看热闹的。我们后面楼头的空地上突然也多了两张方桌、数把矮凳，方桌上还摆了些笔墨纸张。一旁的两棵槐树之间挂了几张装裱好的字画，可能怕风刮坏，绳捆索绑的。一天中午，我到楼下散步，顺便拐过去看了看，刚巧主人不在，只听几个女人说，摆摊的回家吃饭去了，是个老先生，每年夏天都在这里传授书画技艺，分文不取。我问她们谁都可以跟他学吗？她们笑道只要不憨不傻，来者不拒。我想北京人就是素质高，不仅有戴红袖标的义工，还有不收学费的教师。
临走，我扫了几眼那几幅挂在绳上的字画，感觉字还可以，画却一般。也许装裱时间过长，那两幅山水画都皱巴巴的，上面还有很多浮尘，加之画面用色本来就浅淡，实在看不出有多少功力。我想主人可能只是把这几幅书画当做招牌，并没有将自己的得意之作拿出来展览——风吹日晒的，也舍不得。
第二天是周日。上午，妻子买菜回来，一进门就问我，你知道后面楼头摆摊的是谁吗？还没等我回答，她就说道，是那个捡破烂的老爷子，你说很有故事的那个。我笑了笑，并没有感到多么吃惊。之后从老爷子摊边过，果然看到不少人跟他学，更多的是不老不少不洋不土的女人。老先生是个不苟言笑的人，无论身边的人开什么玩笑，他都装作没听见，或者根本就没往耳朵里听；但只要问他书画方面的事，他有求必应，并且从来不嫌麻烦。他经常拿着毛笔在废报纸上做示范，这时我发现他的楷书写得确实非同一般。在他坐在小板凳上辅导学生的时候，那只小白狗始终依偎在他的怀里，脏兮兮的，好像从来没洗过澡。老爷子站起来的时候，顺便会把小白狗放下来，轻轻地，唯恐把它吓着似的。此刻小白狗就在老先生视野范围内跑动，稍微跑远点，只要老先生咳嗽一声，它马上就返回来，随之又跳到老先生身上。这只小白狗看上去很温顺，有一次我想爱抚它一下，手刚凑过去，它就汪的一声，差点没咬到我，才知道它原来这么凶。看到我吓得躲到了一边，老先生只是抱歉地一笑，并没有责备小白狗半句。
虽然白天为人师表，但晚上他一如既往出来捡拾垃圾，小白狗也一如既往往跟着他。无论骑车或推车，和过去一样，他从不环顾左右，也不与人搭话。你就是想和他说话，也没有机会，他也不给你机会。我想这也是他保持自尊的唯一方式吧？或者说他给自己加了一层硬壳，尽管这个硬壳不攻自破，但也避免了许多尴尬，而他要的，也无非是这个结果。
我从年轻时就喜欢书画，在老家泰安结识了很多书画界的朋友；来北京后，我在某报负责“艺术世界”栏目，经常联系的，也是国内书画界的大咖，所以对书画并不陌生。不过我只是纸上谈兵，并没有真刀实枪地干过。看到老爷子这边每天都是人来人往，我禁不住也想凑个热闹。我天生色盲，习画估计是不现实了，但字还是可以学的。我把这个意思告诉妻子，没想到她一听就乐了，你钢笔字写得那么差，还能把毛笔字写好了？我说咱老家有个表侄钢笔字写得和我一样丑，后来学刻章，现在都成篆刻家了。妻子见我当了真，就说我陪你下去问问老爷子，如果他说你可以学，你就学，听说写毛笔字还能锻炼身体呢！见了老爷子，把我的情况一说，他说钢笔字和毛笔字不说话，可以学。既然可以学，我也就当仁不让了，当晚我去物美超市买了笔墨，第二天吃早饭我就开始“上班了”。学习过程就不用陈述了，因为我和所有小学生一样是从零开始，从一笔一划开始，从间架结构开始，慢慢地才把字写成“个”。这时我已经知道老爷子姓洪，住在我家后面这栋楼的某个房间。也许学生中只有我一位是男士，所谓“万绿丛中一点红”，他对我便格外关照，除了手把手地传授，每隔几天，还把他提前写好的“范文”交给我，要我回家后好好临习。这些“范文”都是他用规规矩矩的欧体写的，其中有一篇是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至今我仍然保存着。
跟洪先生学了大约半个月后，妻子对我说，老爷子不收费，咱也不能没有一点表示，你送两盒茶叶给他吧。这也正是我的意思。刚好家里有现成的新茶，当晚我就给洪先生送去了。不过送前费了很多周折，因为打听了许多人，都不知道他到底住在哪层哪户，后来碰上了他的邻居，才把我领上去。上楼的时候，洪先生的邻居说，你如果是给老爷子送礼，最好拿回去，他不会收的，听口气他就像洪先生的全权代表，话说的没有一点余地。进门后洪先生不在，只有一个老太太开门后又回到八仙桌右边的椅子上，我想一定是洪夫人了，就叫了声大姨，简单地自我介绍了几句，就放下茶叶离开了。老太太手里拿着针线活，看上去很和善，可能听不懂我的山东话，直到送我出门，估计也没明白怎么回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一大早，妻子还没有上班，洪先生已经在敲我家的门了。是的，他又把茶叶送回来了。
只要身体允许，我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出去散步，当然还是由妻子陪着。一个人也不是不能散步，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生病后自己的胆子突然变小了，久而久之，便产生了依赖心理，妻子不在，单独出个门都胆怯。这时我们仍然经常碰到洪先生，他当然也注意到了我们，但都装作没看见似的，各行其道。第二天见面，彼此也不会提昨晚“见面”的事。
由于身体一直没有完全康复，写毛笔字又比较费力气，有时累了很长时间恢复不过来，后来我去洪先生那里的次数就少了。他的学生本来都是些散兵游勇，来去自由，很不固定，对我的突然疏离他也不好表示什么，只有从他的眼神里，偶尔捕捉到一丝落寞。
我患的是心脑血管疾病，尽管刚发病时比较严重，住院治疗的时间也比较长，但身体的各个部位并没有拴住，脑子也一直很清醒，或者说很清楚，不然我就不会坐在这里写这篇文章了。不过，这都是表面现象。在外人看来，我是“好人”一个，因为走路说话为人处事并无异于常人之处，而我为了证明自己与常人一样，就是有点小不舒服，也尽量坚持着、掩饰着，怕让人瞧不起，怕给人添麻烦。其实，我的身体经常因为天气的变化、情绪的起伏而波动，而且怕累，严重了一步也不能走，只能依偎在床上打发时光。也正因此，我很少参加聚会，很少接待来宾，更不敢出远门，担心自己的身体不争气，到时候不仅让自己丑态百出，还给别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人都是有自尊、爱面子的，我又何尝不然？年轻时我多么喜欢交游、宴乐、争强好胜？但现在不行了，身体不允许，而心情又与身体息息相关，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信天由命罢了。在这里，我也真诚地希望朋友们理解。
我说这些话也是因为当时不知道是因为受凉、受累，还是因为什么事生了点气，突然就心慌气闷血压升高，突然就不能走动了，突然就想打120。如果是现在，病情发作后，我会多吃片降压或降心率的药，坐在床上慢慢忍受，直到恢复，所谓“久病成医”。但那时我没有经验，遇到这种情况就高度紧张，一紧张病情更加严重，所以只能求助120。但求助120是要花钱的，被120拉到医院就不仅仅是花钱的事了。前几次住院已经花了十几万，尽管报社支付了一部分，但家底薄，早磕打光了，而我这时已与报社交割清楚，脱离关系，当然不能再麻烦人家，而妻子、儿子那点薪水，除了交房租和日常花销，所剩无几，我如果再住院，钱从何来？何况北京的医疗费贵得吓人。无奈之下，妻子把同在北京的老朋友郉汶叫来了。经过商量，我和妻子决定回老家泰安。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一是考虑到泰安的医疗费和北京比相对便宜，心脑血管疾病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如果住院，不如回泰安；其次，亲朋好友大都在泰安，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有人照顾。我和妻子都是雷厉风行的人，或者说火烧眉毛了不得不雷厉风行，第二天一早就让郉汶开车把我们送回泰安了。
因为事发突然，泰安这边没有任何安排和准备，是义妹杨霞暂时接待了我们，后来又用自己的钱为我们租了一个院子。期间我在八十八医院调养了一段，逐渐好转，并很快出院。至此，我们在北京的生活宣告结束。
回泰安后，我和北京的许多朋友都保持着联系，逢年过节，互致平安。只是我一直没有洪先生的联系方式——他没有电话和手机，当时走得急，也没来得及向他告别，但我始终记挂着他，牵念着他，无论他是辅导书画的老师，还是捡拾垃圾的老人。
洪先生是个有故事的人，只可惜缘分不到，我没有机会多了解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