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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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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峰作品」洪先生

去北京后,开始我是租居在老国家机械部宿舍的,那里和中国人民大学仅一墙之隔,距我上班的报社也很近,步行不到十五分钟的路程。后来妻子和儿子相继抵京,原来租居的那间斗室便住不开了。换个稍微大点的楼房当然好,但海淀区中心的房租特别贵,我一个人的工资未必够用,而且是砖混结构、缺这少那的旧楼。后来我接受了朋友郉汶的建议,在通州区陈列馆路租了处设施齐全、提包即住的两室一厅。这里虽然离我上班的地方远些,但交通很方便,除了我每天辛苦点,至少全家人的住宿问题解决了,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月只交相当于海淀区中心一间斗室的房租。后来妻子、儿子先后在小区附近找到了工作,一家人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1年夏天,我突然发病晕倒在某地铁站,幸亏车站人员及时拨打120,并很快把我送到附近医院,才保住我一条性命。原以为身体会不久复原,没想到从此和医护人员打上了交道,断断续续在武警总医院和二六三医院住了七十多天,钱花了不少,病并没有完全治愈。

因为去北京之前,泰安的房子已经处理,想回来暂时也没有立足之地,还因为妻子、儿子在北京已经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我只要能坚持,报社一时半会儿还不会解雇我,所以那时我们还没有产生离开北京的念头。

出院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在房间里度过的。白天,妻子、儿子都上班去了,我就坐在床上看金庸的小说,听窗外麻雀的吵闹,间或在手机上写下一些零碎的感想。有一次,我挪到窗口往外看,正好有个腿脚不好的中年人在不远处走过,我很羡慕,心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像他一样在楼下活动就好了。傍晚,我禁不住把这种心情透露给下班回来的妻子,她说你不但能像他一样活动,还会像正常人一样健步如飞。这当然是我所向往的,而在当时,我只当奢望。

渐渐地,我能在房间走动了。这让我产生了往楼下去的愿望。很快,这个愿望就变成了现实。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虽然没能“健步如飞”,但在妻子的陪伴下,行走是没有问题了。这让我想起郉汶在我住院时说的一句话:眼前的一切都是“过程”,不远的将来,你还会恢复原状。“原状”是很难恢复了,但只要距“原状”接近一步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生病之前我是很少锻炼的,或者说一次也不曾有意识地锻炼过。晚饭后,妻子偶尔约我出去散散步,我也表现得很不耐烦,总觉得干什么都比散步重要,锻炼更是吃饱了撑的。生病后,我突然意识到锻炼的重要,或者说健康的重要,只要有机会,有时间,我就缠着妻子到楼下走走,能走多少走多少,能多走点多走点,仿佛走路是灵丹妙药,不但能够驱走病魔,还能让我的身体回到从前。锯响就有沫。几个月后,我的身体确实比过去好多了,不光能在楼前楼后活动,还能沿着小区内环路走一圈,甚至两圈,尽管累得气喘吁吁,但乐在其中。

一般情况下,都是晚饭后妻子陪我在小区转。这时,我们总能碰到一个捡拾垃圾的老人,或者推着三轮车在我们面前走过,后面跟着一只小白狗;或者打着手电在垃圾桶里翻找,一副全神贯注的神态。他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关注,不是因为他年龄大——捡拾垃圾的比他年龄大的有的是;也不是因为他身后总跟着一只小白狗——还有个老人天天骑着机动三轮,车前护栏上挂着一个音质颇佳的录放机,他走到哪里,节奏感很强的歌曲就跟到那里,而且音量总要开到极致,犹如得胜还朝的将军,更像鸣锣开道的州官。前面那位老人没有如此高调,他甚至只有在夜幕降临之后才出来工作,而且总是低着头,或直视前方,和任何人都不打招呼。他穿一件半新不旧的的中山装,花白的头发向后背着,一看就是用心打理过的,戴一副普通老花镜,给人一种虽然落魄但斯文犹在的感觉。我私下里对妻子说,这个老人一定很有故事,至于都是些什么故事,恐怕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夏天到了,春天残余的寒气被一扫而光。花园的人多了起来,街头巷尾也坐满了打扑克的、玩麻将的、下象棋的,更多的是看热闹的。我们后面楼头的空地上突然也多了两张方桌、数把矮凳,方桌上还摆了些笔墨纸张。一旁的两棵槐树之间挂了几张装裱好的字画,可能怕风刮坏,绳捆索绑的。一天中午,我到楼下散步,顺便拐过去看了看,刚巧主人不在,只听几个女人说,摆摊的回家吃饭去了,是个老先生,每年夏天都在这里传授书画技艺,分文不取。我问她们谁都可以跟他学吗?她们笑道只要不憨不傻,来者不拒。我想北京人就是素质高,不仅有戴红袖标的义工,还有不收学费的教师。

临走,我扫了几眼那几幅挂在绳上的字画,感觉字还可以,画却一般。也许装裱时间过长,那两幅山水画都皱巴巴的,上面还有很多浮尘,加之画面用色本来就浅淡,实在看不出有多少功力。我想主人可能只是把这几幅书画当做招牌,并没有将自己的得意之作拿出来展览——风吹日晒的,也舍不得。

第二天是周日。上午,妻子买菜回来,一进门就问我,你知道后面楼头摆摊的是谁吗?还没等我回答,她就说道,是那个捡破烂的老爷子,你说很有故事的那个。我笑了笑,并没有感到多么吃惊。之后从老爷子摊边过,果然看到不少人跟他学,更多的是不老不少不洋不土的女人。老先生是个不苟言笑的人,无论身边的人开什么玩笑,他都装作没听见,或者根本就没往耳朵里听;但只要问他书画方面的事,他有求必应,并且从来不嫌麻烦。他经常拿着毛笔在废报纸上做示范,这时我发现他的楷书写得确实非同一般。在他坐在小板凳上辅导学生的时候,那只小白狗始终依偎在他的怀里,脏兮兮的,好像从来没洗过澡。老爷子站起来的时候,顺便会把小白狗放下来,轻轻地,唯恐把它吓着似的。此刻小白狗就在老先生视野范围内跑动,稍微跑远点,只要老先生咳嗽一声,它马上就返回来,随之又跳到老先生身上。这只小白狗看上去很温顺,有一次我想爱抚它一下,手刚凑过去,它就汪的一声,差点没咬到我,才知道它原来这么凶。看到我吓得躲到了一边,老先生只是抱歉地一笑,并没有责备小白狗半句。

虽然白天为人师表,但晚上他一如既往出来捡拾垃圾,小白狗也一如既往往跟着他。无论骑车或推车,和过去一样,他从不环顾左右,也不与人搭话。你就是想和他说话,也没有机会,他也不给你机会。我想这也是他保持自尊的唯一方式吧?或者说他给自己加了一层硬壳,尽管这个硬壳不攻自破,但也避免了许多尴尬,而他要的,也无非是这个结果。

我从年轻时就喜欢书画,在老家泰安结识了很多书画界的朋友;来北京后,我在某报负责“艺术世界”栏目,经常联系的,也是国内书画界的大咖,所以对书画并不陌生。不过我只是纸上谈兵,并没有真刀实枪地干过。看到老爷子这边每天都是人来人往,我禁不住也想凑个热闹。我天生色盲,习画估计是不现实了,但字还是可以学的。我把这个意思告诉妻子,没想到她一听就乐了,你钢笔字写得那么差,还能把毛笔字写好了?我说咱老家有个表侄钢笔字写得和我一样丑,后来学刻章,现在都成篆刻家了。妻子见我当了真,就说我陪你下去问问老爷子,如果他说你可以学,你就学,听说写毛笔字还能锻炼身体呢!见了老爷子,把我的情况一说,他说钢笔字和毛笔字不说话,可以学。既然可以学,我也就当仁不让了,当晚我去物美超市买了笔墨,第二天吃早饭我就开始“上班了”。学习过程就不用陈述了,因为我和所有小学生一样是从零开始,从一笔一划开始,从间架结构开始,慢慢地才把字写成“个”。这时我已经知道老爷子姓洪,住在我家后面这栋楼的某个房间。也许学生中只有我一位是男士,所谓“万绿丛中一点红”,他对我便格外关照,除了手把手地传授,每隔几天,还把他提前写好的“范文”交给我,要我回家后好好临习。这些“范文”都是他用规规矩矩的欧体写的,其中有一篇是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至今我仍然保存着。

跟洪先生学了大约半个月后,妻子对我说,老爷子不收费,咱也不能没有一点表示,你送两盒茶叶给他吧。这也正是我的意思。刚好家里有现成的新茶,当晚我就给洪先生送去了。不过送前费了很多周折,因为打听了许多人,都不知道他到底住在哪层哪户,后来碰上了他的邻居,才把我领上去。上楼的时候,洪先生的邻居说,你如果是给老爷子送礼,最好拿回去,他不会收的,听口气他就像洪先生的全权代表,话说的没有一点余地。进门后洪先生不在,只有一个老太太开门后又回到八仙桌右边的椅子上,我想一定是洪夫人了,就叫了声大姨,简单地自我介绍了几句,就放下茶叶离开了。老太太手里拿着针线活,看上去很和善,可能听不懂我的山东话,直到送我出门,估计也没明白怎么回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一大早,妻子还没有上班,洪先生已经在敲我家的门了。是的,他又把茶叶送回来了。

只要身体允许,我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出去散步,当然还是由妻子陪着。一个人也不是不能散步,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生病后自己的胆子突然变小了,久而久之,便产生了依赖心理,妻子不在,单独出个门都胆怯。这时我们仍然经常碰到洪先生,他当然也注意到了我们,但都装作没看见似的,各行其道。第二天见面,彼此也不会提昨晚“见面”的事。

由于身体一直没有完全康复,写毛笔字又比较费力气,有时累了很长时间恢复不过来,后来我去洪先生那里的次数就少了。他的学生本来都是些散兵游勇,来去自由,很不固定,对我的突然疏离他也不好表示什么,只有从他的眼神里,偶尔捕捉到一丝落寞。

我患的是心脑血管疾病,尽管刚发病时比较严重,住院治疗的时间也比较长,但身体的各个部位并没有拴住,脑子也一直很清醒,或者说很清楚,不然我就不会坐在这里写这篇文章了。不过,这都是表面现象。在外人看来,我是“好人”一个,因为走路说话为人处事并无异于常人之处,而我为了证明自己与常人一样,就是有点小不舒服,也尽量坚持着、掩饰着,怕让人瞧不起,怕给人添麻烦。其实,我的身体经常因为天气的变化、情绪的起伏而波动,而且怕累,严重了一步也不能走,只能依偎在床上打发时光。也正因此,我很少参加聚会,很少接待来宾,更不敢出远门,担心自己的身体不争气,到时候不仅让自己丑态百出,还给别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人都是有自尊、爱面子的,我又何尝不然?年轻时我多么喜欢交游、宴乐、争强好胜?但现在不行了,身体不允许,而心情又与身体息息相关,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信天由命罢了。在这里,我也真诚地希望朋友们理解。

我说这些话也是因为当时不知道是因为受凉、受累,还是因为什么事生了点气,突然就心慌气闷血压升高,突然就不能走动了,突然就想打120。如果是现在,病情发作后,我会多吃片降压或降心率的药,坐在床上慢慢忍受,直到恢复,所谓“久病成医”。但那时我没有经验,遇到这种情况就高度紧张,一紧张病情更加严重,所以只能求助120。但求助120是要花钱的,被120拉到医院就不仅仅是花钱的事了。前几次住院已经花了十几万,尽管报社支付了一部分,但家底薄,早磕打光了,而我这时已与报社交割清楚,脱离关系,当然不能再麻烦人家,而妻子、儿子那点薪水,除了交房租和日常花销,所剩无几,我如果再住院,钱从何来?何况北京的医疗费贵得吓人。无奈之下,妻子把同在北京的老朋友郉汶叫来了。经过商量,我和妻子决定回老家泰安。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一是考虑到泰安的医疗费和北京比相对便宜,心脑血管疾病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如果住院,不如回泰安;其次,亲朋好友大都在泰安,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有人照顾。我和妻子都是雷厉风行的人,或者说火烧眉毛了不得不雷厉风行,第二天一早就让郉汶开车把我们送回泰安了。

因为事发突然,泰安这边没有任何安排和准备,是义妹杨霞暂时接待了我们,后来又用自己的钱为我们租了一个院子。期间我在八十八医院调养了一段,逐渐好转,并很快出院。至此,我们在北京的生活宣告结束。

回泰安后,我和北京的许多朋友都保持着联系,逢年过节,互致平安。只是我一直没有洪先生的联系方式——他没有电话和手机,当时走得急,也没来得及向他告别,但我始终记挂着他,牵念着他,无论他是辅导书画的老师,还是捡拾垃圾的老人。

洪先生是个有故事的人,只可惜缘分不到,我没有机会多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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