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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灯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闪着冷漠的光，整个城市还在酣睡，我一路小跑着来到了医院。
推开虚掩的大门，穿过一道长长的、幽暗的门廊，我看到候诊室的长椅子上端坐着一排人。不用问，这就是本市那个唯一的、对于治疗小儿体弱黄瘦，发育不良有特效的门诊室了。我小心地问准了排尾在哪儿，就依次坐下来。这个门诊室，每星期只有半天接待患者，每次只挂30个号。我数了数，还好，从排头到我，正好十五位。我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放下了一颗空悬了一路的心。看看手表：五点整。八点挂号，还有三个钟头，时间尚早，我留心前面的人，只见排头的小伙子正在和周围的人砍大山：
“……六点就来，哎呀，你猜怎么着，还是没挂上号！这次可好，不到十二点，就让孩儿他妈把我给催来了……忍了半宿……说来是为了儿子，其实，等儿子长大了，也未尽领咱这份情……”一番话说得大伙直点头。我想，这可真是养儿才知父母心。小伙子一扭头，看到旁边坐着一位老人。
“这位老大爷，您这是给谁排队来了？”
“为我那小外孙。”
“孩子的爸爸妈妈呢？”
“爸爸在外地，妈妈终归是个女孩子，这么早让她一个人出来，我不放心。”
“都当妈妈了还是孩子，您可真有操不完的心。”
“唉，没办法呀。”
“哎，瞧那位，三点多钟就来了，戴着个耳机子，一直就没拿下来，跟参禅入定似的。”
我顺着那小伙子的眼神，看到中间坐着一位身材微胖的中年人，笔挺的西服，黑亮的皮鞋，双手捧着个录音机摆在膝头，两耳扣着耳机，目不斜视，仿佛周围的一切议论概没有听见。
“瞧人家多好学，他也不困！”十二点来的小伙子羡慕中多少带点讥讽。
“小伙子，你也带本书来看看呀，这儿也不冷，还有灯。”
“我？哼，早不知书本长得什么样了。那天厂子里的头儿发给每个青工一本文化补习课本，我拿着它颠来倒去翻了几个过儿。知道的呢，说我在看书，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是书在看我哪！”
“哎——现在工厂里不是都在给青工补习文化吗？”
“嗨，补习？说得轻巧。文化革命开始那年，我刚刚小学毕业。上中学了，挥了几年语录，后来下乡，一去就是十年，如今，儿子都三岁了，我还补哪门子习去！”
“不是说还要考试吗？”
“考——头儿有头儿的规定，工人有工人的法子。那天，给我们监考的胖子会计师，搬了把椅子坐在教室门口，跟我们说抄题时利索点，别抄错了。有人来，我就咳嗽一声，你们就收好书本，别让人瞧见了。您说，这是考谁哪！局里的领导关心咱们文化补习的事，说考试那天要来看看，我们主考的也绝，你们局里不是八点上班吗！我们七点半开始考，等他上了班，晃晃悠悠来了，我们也抄得差不多了，他查谁去！”
“我说小伙子，这学文化也是为你们好哇！”
“这谁不知道——要说实际操作，甭说考一回，考十回我也奉陪。可是，要考文化，考理论，这好比鞋垫钉在了马掌上——咱不是那块料。话说回来，我要是会理论，也不在这个小厂子里呆着了。”听了他一番议论，我这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回城知青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这小伙子的一番议论，很引起了周围人们的共鸣。大家都是经历了上山下乡，三十左右，当了父亲的人，真正有机会上大学深造的能有几个？我看看那位戴耳机的人，他恐怕就是一位幸运儿。只见他将录音机放在膝头，点燃一支香烟，一手夹着烟卷，一手托着一团废纸，一边抽烟，一边把烟灰弹在手上的用废纸叠成的简易烟缸里。我毕竟没有起早床的习惯，加上是一路跑过来的，又累又困，一个劲的打哈欠，终于，靠在椅背上迷糊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会儿，我被喧嚣的人声惊醒。扭头一看，嗬，这会儿功夫，在我后面又续上了一条长长的尾巴，足有一二十人。晚到的人，数到自己是三十多了，明知没有希望，又不甘心就此回去，都排在后面，希望挂号时，大夫能可怜可怜，多挂几个号。
八点差十几分钟时，排队的人们紧张起来，大家自觉地从椅子上站起身，一个紧挨一个，排成一长溜等着拿号。忽然，从队尾挤上来一个抱着孩子的年青妇女。
“同志，跟您打听一下，今天挂多少个号？”
大家告诉她，医生说了，只挂三十个号。
“唉，这可怎么办哪，上个星期，我就抱着孩子来了一趟，没瞧上就回去了，这次又要完了，这可怎么办呢？”年青妇女一边说，一边瞧着大家。
“您不会早点来？”
“早来？我是半夜抱着孩子坐火车来，又换公共汽车，紧赶慢赶还是晚了，这可怎么办呢？”
“坐火车来的？您家住哪儿？郊区？”
排队的人们惊叹着，同时又咒骂这个小有名气的门诊室，为什么一个星期只有半天门诊，为什么每次门诊不多加几个号，害得老百姓这么苦。然而，面对这个抱孩子的妇女，又实在无法可想。忽然，那个穿西服的微胖的中年人大声说：
“我提个建议：这位女同志带着孩子不容易，就让她加到前边来吧，行吗？”
排在前面的人自然没话说，排在后面的人尤其是接近第三十个的人，眼睛早就瞪得小包子一样，生怕前面有人加塞，把自己应该拿到的号挤掉，这时可不干了：
“谁也不是没孩子……干吗单照顾她……都不容易，我们都是请了假的……您以为请一次假容易吗？”
没人说话了，抱孩子的女人站在那儿，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莹莹泪花只在眼眶打转，不知该说什么好。穿西服的人又说话了：
“咱们应该有点礼让精神。人家西方国家，上个电车都是让女士先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这点风度总还是该有的嘛！”
“我们不是妇女？她能排到前面，我们也要排到前面去！”
后面的几位“女士”吵吵着，蠢蠢欲动，大有抢前挤号之势。正在这时，护士走出来，让大家排好队，要发号了。人们更紧张了，一个挨一个紧挤在一起，生怕把自己漏掉。抱孩子的女人尴尬地站了一会，忽然一转身，往后跑去。大家默默地看着，听得见她强忍着的哭泣声。
“那位同志，您站一下。”
排在第一位的十二点来的小伙子一边喊一边追上去，拉着那个女人回到队伍的前头。
“来，来站我这儿，我到后面等去，说不准今儿个号多，能匀出几个来。”说完，小伙子往后就走。
“那怎么行！”我和几个排在前面的人同时伸手拉住他。
“你排第一个不容易，我到后面去。”
“我到后面去……”
“我到后面去……”
“得啦，得啦，都别争，这也不是什么好事——拿不着号，一会儿老婆带着孩子来了，不骂街才怪——我没关系 ，大不了是‘夫妻双双把家还’。”
小伙了推开众人，走到了最后边，找了个座位坐下来，从容地点着了一支烟，刚才还是熙熙攘攘，人声嘈杂的候诊室，这时安静了许多，只有几个不懂事的孩子的嘻笑声和护士机械的发号声，在略显空阔的屋子里回荡。
(1984年3月作)
本文作者，余均，著名作家，学者，音乐制作人，出版家。1949年生人，祖籍湖北孝感。中国学苑音像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