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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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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均作品」候诊室里

路灯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闪着冷漠的光,整个城市还在酣睡,我一路小跑着来到了医院。

推开虚掩的大门,穿过一道长长的、幽暗的门廊,我看到候诊室的长椅子上端坐着一排人。不用问,这就是本市那个唯一的、对于治疗小儿体弱黄瘦,发育不良有特效的门诊室了。我小心地问准了排尾在哪儿,就依次坐下来。这个门诊室,每星期只有半天接待患者,每次只挂30个号。我数了数,还好,从排头到我,正好十五位。我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放下了一颗空悬了一路的心。看看手表:五点整。八点挂号,还有三个钟头,时间尚早,我留心前面的人,只见排头的小伙子正在和周围的人砍大山:

“……六点就来,哎呀,你猜怎么着,还是没挂上号!这次可好,不到十二点,就让孩儿他妈把我给催来了……忍了半宿……说来是为了儿子,其实,等儿子长大了,也未尽领咱这份情……”一番话说得大伙直点头。我想,这可真是养儿才知父母心。小伙子一扭头,看到旁边坐着一位老人。

“这位老大爷,您这是给谁排队来了?”

“为我那小外孙。”

“孩子的爸爸妈妈呢?”

“爸爸在外地,妈妈终归是个女孩子,这么早让她一个人出来,我不放心。”

“都当妈妈了还是孩子,您可真有操不完的心。”

“唉,没办法呀。”

“哎,瞧那位,三点多钟就来了,戴着个耳机子,一直就没拿下来,跟参禅入定似的。”

我顺着那小伙子的眼神,看到中间坐着一位身材微胖的中年人,笔挺的西服,黑亮的皮鞋,双手捧着个录音机摆在膝头,两耳扣着耳机,目不斜视,仿佛周围的一切议论概没有听见。

“瞧人家多好学,他也不困!”十二点来的小伙子羡慕中多少带点讥讽。

“小伙子,你也带本书来看看呀,这儿也不冷,还有灯。”

“我?哼,早不知书本长得什么样了。那天厂子里的头儿发给每个青工一本文化补习课本,我拿着它颠来倒去翻了几个过儿。知道的呢,说我在看书,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是书在看我哪!”

“哎——现在工厂里不是都在给青工补习文化吗?”

“嗨,补习?说得轻巧。文化革命开始那年,我刚刚小学毕业。上中学了,挥了几年语录,后来下乡,一去就是十年,如今,儿子都三岁了,我还补哪门子习去!”

“不是说还要考试吗?”

“考——头儿有头儿的规定,工人有工人的法子。那天,给我们监考的胖子会计师,搬了把椅子坐在教室门口,跟我们说抄题时利索点,别抄错了。有人来,我就咳嗽一声,你们就收好书本,别让人瞧见了。您说,这是考谁哪!局里的领导关心咱们文化补习的事,说考试那天要来看看,我们主考的也绝,你们局里不是八点上班吗!我们七点半开始考,等他上了班,晃晃悠悠来了,我们也抄得差不多了,他查谁去!”

“我说小伙子,这学文化也是为你们好哇!”

“这谁不知道——要说实际操作,甭说考一回,考十回我也奉陪。可是,要考文化,考理论,这好比鞋垫钉在了马掌上——咱不是那块料。话说回来,我要是会理论,也不在这个小厂子里呆着了。”听了他一番议论,我这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回城知青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这小伙子的一番议论,很引起了周围人们的共鸣。大家都是经历了上山下乡,三十左右,当了父亲的人,真正有机会上大学深造的能有几个?我看看那位戴耳机的人,他恐怕就是一位幸运儿。只见他将录音机放在膝头,点燃一支香烟,一手夹着烟卷,一手托着一团废纸,一边抽烟,一边把烟灰弹在手上的用废纸叠成的简易烟缸里。我毕竟没有起早床的习惯,加上是一路跑过来的,又累又困,一个劲的打哈欠,终于,靠在椅背上迷糊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会儿,我被喧嚣的人声惊醒。扭头一看,嗬,这会儿功夫,在我后面又续上了一条长长的尾巴,足有一二十人。晚到的人,数到自己是三十多了,明知没有希望,又不甘心就此回去,都排在后面,希望挂号时,大夫能可怜可怜,多挂几个号。

八点差十几分钟时,排队的人们紧张起来,大家自觉地从椅子上站起身,一个紧挨一个,排成一长溜等着拿号。忽然,从队尾挤上来一个抱着孩子的年青妇女。

“同志,跟您打听一下,今天挂多少个号?”

大家告诉她,医生说了,只挂三十个号。

“唉,这可怎么办哪,上个星期,我就抱着孩子来了一趟,没瞧上就回去了,这次又要完了,这可怎么办呢?”年青妇女一边说,一边瞧着大家。

“您不会早点来?”

“早来?我是半夜抱着孩子坐火车来,又换公共汽车,紧赶慢赶还是晚了,这可怎么办呢?”

“坐火车来的?您家住哪儿?郊区?”

排队的人们惊叹着,同时又咒骂这个小有名气的门诊室,为什么一个星期只有半天门诊,为什么每次门诊不多加几个号,害得老百姓这么苦。然而,面对这个抱孩子的妇女,又实在无法可想。忽然,那个穿西服的微胖的中年人大声说:

“我提个建议:这位女同志带着孩子不容易,就让她加到前边来吧,行吗?”

排在前面的人自然没话说,排在后面的人尤其是接近第三十个的人,眼睛早就瞪得小包子一样,生怕前面有人加塞,把自己应该拿到的号挤掉,这时可不干了:

“谁也不是没孩子……干吗单照顾她……都不容易,我们都是请了假的……您以为请一次假容易吗?”

没人说话了,抱孩子的女人站在那儿,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莹莹泪花只在眼眶打转,不知该说什么好。穿西服的人又说话了:

“咱们应该有点礼让精神。人家西方国家,上个电车都是让女士先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这点风度总还是该有的嘛!”

“我们不是妇女?她能排到前面,我们也要排到前面去!”

后面的几位“女士”吵吵着,蠢蠢欲动,大有抢前挤号之势。正在这时,护士走出来,让大家排好队,要发号了。人们更紧张了,一个挨一个紧挤在一起,生怕把自己漏掉。抱孩子的女人尴尬地站了一会,忽然一转身,往后跑去。大家默默地看着,听得见她强忍着的哭泣声。

“那位同志,您站一下。”

排在第一位的十二点来的小伙子一边喊一边追上去,拉着那个女人回到队伍的前头。

“来,来站我这儿,我到后面等去,说不准今儿个号多,能匀出几个来。”说完,小伙子往后就走。

“那怎么行!”我和几个排在前面的人同时伸手拉住他。

“你排第一个不容易,我到后面去。”

“我到后面去……”

“我到后面去……”

“得啦,得啦,都别争,这也不是什么好事——拿不着号,一会儿老婆带着孩子来了,不骂街才怪——我没关系 ,大不了是‘夫妻双双把家还’。”

小伙了推开众人,走到了最后边,找了个座位坐下来,从容地点着了一支烟,刚才还是熙熙攘攘,人声嘈杂的候诊室,这时安静了许多,只有几个不懂事的孩子的嘻笑声和护士机械的发号声,在略显空阔的屋子里回荡。

(1984年3月作)


本文作者,余均,著名作家,学者,音乐制作人,出版家。1949年生人,祖籍湖北孝感。中国学苑音像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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