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灼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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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周国忠先生小记

2019年秋季的某个周末，我去前洲拜访了仰慕已久的周国忠先生。

在一栋坐北朝南带庭院的小楼旁，我给周先生打电话，他显得有些意外，说好提早告知的，想不到直接就到了。我心里顿时也觉得有些唐突。两分钟后，周先生来开院子的门，一摸口袋没有钥匙，又折回去。周先生引我进屋，房子采光很好，客厅亮敞敞的，挑高设计别致而气派。来到里屋，周先生给我沏了一杯红茶。他喝的保温杯，杯口有深深的茶垢，这杯子已陪伴他多年。

我们面对面坐着，我还是有些拘谨。在无锡文学界，他是很特别的存在。我们聊文学，聊实事，谈论彼此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人生经历。周老师只读了六年完小，对家里的古籍经典爱不释手，“文革”付之一炬前全部看完，“装”进脑袋里，丰富了他的写作素养。他种过田，扛过枪，待过企业，也从过政。1991年周先生走出国门，所见所闻深深震撼了他的心。周老师写过诗，写过小说，后来以散文和纪实文学创作为主，已出版多部文学著作，先后获过紫金山文学奖、诗歌大奖等二十多个文学奖项。他说作家要写他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写自己最熟悉的、非写不可的东西。他坚持有感觉的时候写，只写有感觉的文字。他说写作不要带功利性，不为取悦读者而写，要遵从内心的指引，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种个体化劳动应该是充分自由和体现个性的。如果发表或出版不了，可以放着，会有云开见日时。写作没有老师，也不要太在乎别人的话，起不了多大作用，而在于个人的坚持和悟性。写作要有天赋，也即天份；也要情份，即勤奋，用情专致；还要靠运份，即机缘运气。任何时代，社会总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两者往往还杂揉在一起，而人性则更复杂。这就给写作者提供了多种素材多种选择，就看你以什么角度切入，开掘的力度和深度了。周先生说他看的书不多，所以开不出书单给我，也从未给人开过什么书单。周先生的长篇纪实散文《弟弟最后的日子》，记述了他弟弟周家忠最后三年的生死历程，“血浓于水的亲情，超乎灵与肉的信仰……真正的生命之作！”（周国平评语），这部23万余字的长篇，周先生写完只花了三个多月时间，出版却耗时三年。这本书让人感动到热泪盈眶，读一次哭一次，先后加印四次。

作家失去了翱翔的天空，只能局限在自我天地，抖抖翅膀。这是极可悲的一件事。把真实的文字写下来，过一段时间再去看，或许世界已经变得相对宽容，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谁又能违背天理呢？周先生的烟瘾很大，一根接着一根。缘于他的低调和我的寡闻，我对他的作品知之甚少，不敢造次评断，他就坐在我面前，纯粹的文人气质与自由意志的信念感染着我。《弟弟最后的日子》那本书我只看过若干章节，图书市场此书已几乎绝迹。周老师“噔噔”上楼去找书，我坐在那里，一楼的墙角石灰粉剥落，露出水泥墙，天花板也有霉变的迹象。这是一楼，透过玻璃窗，一条小河静静流淌着，岸边立着单薄的水泥栏杆。两边密密麻麻的樟树，鸟儿们叽叽喳喳雀跃着。他两手空空下楼，又去一楼的储物间，翻出《四俊散记》、《弟弟最后的日子》。周老师拍拍封面上的灰迹，用钢笔在扉页写下赠言，我的心激动得颤抖。某古籍书店一次收购五十本《弟弟最后的日子》，周先生只凑足三十本，店家还要，但他已无书可供，相关方原先说再加印，却未兑现，留存在家里的书便这样被“盘空”了。周先生平易亲和，慈祥健谈，我注视他的双眼，坚定又从容，像大山一样的人，这种眼神很少见。前两天有个女读者来拜访周老师，说二十年前给他写过信。我们渐渐聊开，一阵阵和煦的春风吹进我心田。

周先生执意留我吃午饭，他说简简单单，也没有准备什么菜。我心里很是忐忑，我是来讨教的，还管饭，真是受之有愧。厨房里阿姨“当当当”忙开了。哎，我太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周先生说今年事情多，家里不太顺，家人中有几人先后住院或手术。周先生对名利看得很淡，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活出自己理想中的样子。他的思想走在我这个70后前面。我们一直围绕文学、人生、时代聊，周先生说得多，他是前辈，更有分量和意味，我也表达一些自己的观点，在我只是模棱两可的想法，在他那一一验证，实在是难能可贵。有感觉才写，不为写而写，写了也并不非要发表，不为取悦谁。这需要智慧、定力和胸襟，周先生这样的大家才能做到。

开饭了，我的碗里像一座小山头。周先生不时起身用公筷给我搛菜，把我当客人款待。阿姨烧菜真有一手，我“师母师母”地叫，她也只是笑笑。周先生送我到门口，说烧饭阿姨是内姨，师母在城里带外孙女上学哩。直到汽车发动，我们挥手互道珍重，周先生才回院子里，我心里满满的敬重和感激。

夜里梦到父亲了。我问他，“您冷不冷？”然后抱着他，他没有回话。单位的那张小床，换上了自己添置的硬棕垫，它依然不能给我好梦，挺崩溃的一件事。

《弟弟最后的日子》这本书出版于2013年8月，那时我的老父亲还健在，但是按时间推算，他在胃癌中期阶段，到次年元宵确诊晚期，只有六个月阳寿。如果我早一点读到这本书，父亲面对死亡的恐惧和病痛折磨时，我会和他好好谈谈死亡这件事。然而现实里并没有，陪父亲最后的半年，所有人瞒着他，他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确诊时已是胃癌晚期。而家忠虽是很不幸，却又是幸运的。他在年富力强的38岁时患上晚期肝癌，生命的发条进入倒计时，亲情眷顾左右，他本人虔诚皈依信仰，“在爱中建立自己”，生命之花在爱中绽放，辞别此岸到达新的彼岸。我看到信仰的力量，周家人荡气回肠的大爱之光没能眷顾我。我晚来了六年，错过这道亮光。那一段时间，也是父亲最后的时光。他说喉咙不舒服，头皮莫名起癣，其实都是指征，我从没有往那个方面想，他烟酒全齐，但是饭量正常。家忠和病魔斗争的三年，也是作为兄长的周先生备受煎熬的三年，我们都是很受伤的那个人，手足情，父子情，见骨见肉的至真至情。死亡张牙舞爪，专门盯着那些更苦难的人，没心没肺的它偏偏放过。

没有信仰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自由，平等，健康，有尊严地活着，都是我们向往和追求的信仰。我们都是父母的孩子，孩子的父母，由生入死，我们能给后人给世界留下些什么？取决于我们的信仰，我们为信仰付出的多少。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那些更好的可能性都存在。

八个月之后，我又去前洲拜访周先生。

“惠山文心”多次找他约稿，于是《石猪槽》得以示人。我在周先生家的院子里见到了那一对石猪槽，蓬勃着绿意。这次引我进门的才是师母，素未谋面却似曾相识，她领我去一楼书房。案台上堆满书籍，打印好的稿件和几本厚厚的古籍辞典散落其中。师母给我泡了一杯红茶，对着大厅喊：“国忠，国忠，客人来了！”我和师母寒暄：“最近雨水真多！”“是呀，没完没了。”书架上“胸肽腺”的药盒引起了我的注意，角落里还压着某医院的X光片塑料袋。我指了指那个袋子问师母，“周老师身体还好吧？”，“就是肺上有点炎症，吃药呢。”这时周先生迎了过来，向我伸出手，我趋前紧紧握住周先生的手，他硕大的手温暖而有力量。这是我们时隔八个月后的重逢，鬓微霜，却看不出他动过手术的样子，精气神十足。他引我坐到有红色座垫的靠椅上，一种久违的亲切感袭遍我全身。有时我想，要是父亲健在多好啊，他们身上有相通的地方，睿智，敏锐，嗜烟如命。我偷偷问自己“周先生会不会是父亲暗中派来的？”周先生毕竟是大作家，我为自己这个想法羞愧难当。

这大半年以来，周先生寻医的经历堪比小说。

他2018年切除了困扰多年的胆囊。针对2013年就查出的胃窦部的两个隆起物(活体检验为良性间质瘤)，他除了每年体检跟踪外，没吃任何药物。而专家根据新的医学认识，认为这类组织也不排除病变可能性，建议干脆尽早切除以绝后患。结果，手术很顺利，但病理切片报告显示，那根本不是什么潜在威胁，而是囊性组织，显然误诊了，白白吃了苦。后来做体检，又发现肺部有不明炎症，专家建议用进口药，连续服用半个月后复查，结果没有任何好转迹象，现在采用中药调理。当时他曾笑着对大夫说：“病因不明，药物无效，如果减少熬夜，减少抽烟，不吃药不治疗，会不会死？”医生被他逗乐了，也笑着回话说“那你总不能这样无视它吧！”周先生夹烟的动作娴熟又自然，除了香烟盒，他的眼镜盒也有许多备份。

周先生上半年开始拿起笔“重整山河”。他不会打字，仍是老老实实地爬格子，然后请女儿帮忙打印出来。最近写了不少，都来源于生活，而且在文法上又有了变化。他拿出《荷花缸》《石猪槽》《秤》《青花砚》《朴树》等系列新作，把创作经历，行文的立足点剖析给我听。其实，他对写作持有一种简淡的心态，说：“没有必要把文学和创作看得那么神圣，也没那么神秘；之所以写些文字，除了出于爱好和内心需要之外，更多是在记录过往中认识自己，当然，也是一种遣日方式。”他还不时提问，像个考官，而我是笨拙的学生。

周先生谈起音乐的力量，说：“音乐无需翻译，跨越国界、跨越人种无阻隔，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通”般的特殊语言，也是最顶尖的语言，对心灵穿透的速率和覆盖率，是文字语言所无法企及的……”还讲到新冠疫情期间，大提琴家豪瑟在克罗地亚空旷的斗兽场倾情演奏，四周没有观众，全球线上直播，琴声响起，直抵心灵最深处，不由得让人泪奔。如果人的心里有一个阁楼，那么音乐一定在最高处或最深处那一个空间。

对于“读者意识”，周先生坚持为自己的心灵写作，认为写小说可能会考虑读者心理和受众面，构思精彩的人物故事情节去吸引读者，而散文是另外一种语言系统，更多是写自己的真情实感的东西，也就相对少了羁绊和束约，自由得多。

他的那篇《石猪槽》，一位德高望重的诗人老将军给出了如下评语：“一篇天人合一的美文，由古及今，由物及人，由废及用，由老及幼，由静及动，哲思隽永，文辞优美，耐人寻味！”老将军是读懂读透了，而我吞吞吐吐，却没有说出他认可的回应。他对自己的新作似乎还满意。人重在“直”，行文贵在“曲”。他对我那本《表情》里的一些回忆性的文章有深刻印象，而对其中几篇短文，他坦言，深度和广度方面尚有待提高。他认为：你爱文字，文字也一定会爱你。写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内心最想表达的东西，散文贵在一个“真”字，当然也允许有微量的非真成分存在，事实上也做不到百分之百的绝对真实，但决不能因此而任意掺水！读者眼睛亮着呢，而且往往比作者更聪明，所以切忌矫揉造作。写作上遇到瓶颈很正常，如何突破得看自己的努力和造化。对周先生而言，《弟弟最后的日子》是他的扛鼎之作，在整个中国文坛，掀起风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文学报》《文艺评论》《花城》等主流报纸杂志、以及《新加坡联合早报》等都发表了专家评论或转载了作品“节选”，真是好评如潮，影响深远。这是一部子孙后代都能读的书。尽管过去了七年，已一书难求，但影响在，仍有不少觅书者，旧书网店偶尔出现的二手书，价格已由原来28元涨到279元一本，这泣血的文字世上少见。

交谈中，周先生的烟瘾时而凑热闹，吞吐之间，更加意气风发。我几次想提醒，又觉得是一种不礼貌的打断。他是要和烟草“想舞相伴”“继续为伍”的。

在二楼“青城居”，我们面对面坐着，这是他的书房，以他早先的笔名“青城”命名。书房内堆满各种画作、书籍，墙上挂着匾额和书画。就是在这里，留下了四俊诸多雅趣，汇成《四俊散记》，成为一个时代的信物。他们都是文艺界翘楚，书中没有提及的故事，周先生也在吞云吐雾中娓娓道来，而且往往出其不意，惹得两人会心一笑。时间在青城居并没有穿透力，它们被阻挡在门外。

饭点到了，师母上楼来催促，我们聊得正酣。我的肚子也在认真倾听，根本感觉不到饥饿。他指着手中的半支烟，“抽完它我们下楼。”我和他之间隔着一个小小的盆栽，他顺带说起外孙女给他出命题作文的趣事。某日下午，外孙女端着这个盆栽对他说，“外公，家里好多东西你都能写，我手上的你能写吗？”这就是一篇命题作文啊。每轮叶6--9片不等，浸泡在水里的根须像胡子。我在心里构思，换作我又该如何下笔。周先生洋洋洒洒，一气呵成。案几角上的一块赏石，也是他的写作对象。他懂书法绘画，对紫砂、瓷器也有研究，兴趣广泛，像个多面手。

周先生的母亲饕餮之年，一脸慈爱沧桑，周家最大的宝贝。这也是周先生不大肯出门的原因之一，能推的应酬他一律不去。最近一次的讲座，是当地的统战部组织的，又通过其女儿力邀。“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周先生没有推脱。前洲的发展史，对他而言，如数家珍。90分钟的即兴演讲，没有草稿，信手拈来。他不喜欢条条框框，热衷与听众双向互动交流，直抒胸臆。我试着想象当时周先生娓娓道来，话说当年的场景。就像当初《弟弟最后的日子》作品研讨会，那才是真正的激情碰撞，大快人心。好的作品一部就够了。

还是那张圆桌，周母、周老师、师母、我，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温暖涌上心头。席间，周先生用公筷给我不停搛菜，我既感动，又有些不安。

不知不觉中午12点多了，但两人仍相谈甚欢，从文学谈到生活，从工作谈到人生……文学成就上周先生在顶峰，我还在山脚下仰望。文学是我们当之无愧的“媒人”，周先生的创作谈，生活的箴言，两个男人之间推心置腹的对话，都是值得珍藏的美好回忆。周先生不仅是德高望重的前辈，他还有父亲的轮廓，对我慷慨无私的点拨指导。很多时候，我没有准备好问题，而他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样的熏陶，如果我还不能开窍，孺子不可教也，也枉费周先生的良苦用心。他年长我两肖，生活的磨砺，古籍的托底，社会阅历的积淀，造就他厚重、睿智、敏锐、正直、朴素的文风，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寓意深远，充满张力。以我的半瓶墨水，还太过浅薄，小溪无法洞悉大海。我渴望流动，掀起自己的波涛融入大海。

我起身告辞，在院子里给石猪槽拍了照，验证他说的写自己熟悉的，内心想表达的文字，追求宁静内心中的活泼。周先生虽说只读过六年高小，但他从没有停止学习，并且始终保持着一颗敏感和向上的心。

我以后定要去多看看先生。并且，还要多准备几个问题。他抽丝剥茧，为我指点迷津。而我也要以新的姿态，在文字语言的焠炼上狠下功夫，在象征、隐喻上狠下功夫，在情节和细节上狠下功夫，在行文的深度、广度、厚重感上狠下功夫，找准短板，有所精进，不枉费周先生的一片苦心。假以时日，留下正当其时的文字。

人们常说，作家常常与孤独为伍。而甘于寂寞的周先生，是我心中敬仰的高山。他的人文思想和作品不同凡响，引发许多读者的共鸣。我由衷期待并祝愿他身笔两健，创造出更多抚慰心灵的精品佳作，用文字的微光点亮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