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记

瘟疫，一个历史悠久的词汇，简单到不能在简单的词汇，但它的名字一经提及，就会让人产生无限的恐慌与畏惧。每当瘟疫到来，就像是地狱里的死神来到了人间，持着那明晃晃的镰刀，在人们毫无防备之下，悄悄地将人类的灵魂收割而走。

在华夏大地生活的劳苦民众，几乎在每一个时代都会遭遇瘟疫的光顾，由于历来医学发育缓慢，致使每一次瘟疫的到来，都是以尸横遍野、生灵涂炭的结局收场。

早在周朝时便有了关于瘟疫的文献记载。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公旦所著的《周礼·天官·冢宰》就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这无疑表明了当时的瘟疫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刻，即使有当时专业的疾医医治，可一年四季仍然都在发生。姜子牙世孙吕不韦撰写的《吕氏春秋·季春纪》也记载了一段当时疫情严峻的文字，“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黄帝内经》的《素问·刺法论》一篇中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还有《素问·本能病》篇中也记载：“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表明了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变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等特点，并且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开被传染的风险。

至三国后，曹植的《说疫气》更是描绘出了当时疫情下惨绝人寰的恐怖场景，其文中这样描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这也印证了东汉医学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里的叙述的，“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包括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虽然在《后汉书·献帝纪》中只是简单的说是是岁大疫，但也无法溟灭这段令人闻风丧胆的梦魇般。当然，死亡者大都是一些贫困潦倒、食不果腹的下等民众，至于那些豪门贵族与摆朝弄权的官宦达人们，深府大院的三餐美食促使他们几乎不缺乏任何营养地摄入，巧妙的用自身强健的免疫力抵隔住了这场瘟疫的侵袭。

曹丕在《与吴质书》中哀叹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曹丕这句凄凉的话语，让人对著名文学大家‘建安七子’的命运悲痛不已，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在这一场浩荡的瘟疫下一时俱逝。从汉桓帝刘到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就发生了流行性疫病十七次之多。可见当时三国疫情的趋势是何等凄惨，这无疑是历史的一大悲剧！

到了晋朝时，对温疫已经有了一定的论述。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提到，“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于“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但具体有没有实质性的作用，也并没有提及。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觉得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时，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当时的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宋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元朝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瘟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讲出了“瘟疫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的说法。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的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丹溪心法·瘟疫五》:“瘟疫，众人一般病者是，又谓之天行时疫。”其发病急剧，证情险恶。若疠气疫毒伏于募原者，初起可见憎寒壮热，旋即但热不寒，头痛身疼，苔白如积粉，舌质红绛，脉数等。治以疏利透达为主，用达原饮、三消饮等方。若暑热疫毒，邪伏于胃或热灼营血者，可见壮热烦躁，头痛如劈，腹痛泄泻，或见衄血、发斑、神志皆乱、舌绛苔焦等。治宜清瘟解毒，用清瘟败毒饮、白虎合犀角升麻汤等方。参见疫、天行、时行、温疫发斑等条。

《山海经·东山经》记载：“有鸟焉，其状如凫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絜钩，见则其国多疫。”《山海经·东山经》：“又东二百里曰太山。上多金玉，桢木。有兽焉，其状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则竭，行草则死,见则天下大疫。“《山海经·中山经》：“又西南二十里曰复州之山。其木多檀，其阳多黄金。有鸟焉，其状如鸮，而一足彘尾，其名曰跂踵，见则其国大疫。”这也许是最早的疾疫记载了吧！

十六世纪末，荷兰的科学家汉斯·利珀希与眼镜商人亚斯·詹森发明出显微镜后，一些微小的生物才渐渐展现在了人类的视野中。更让人吃惊的是，那些肉眼无法捕捉的微小生命几乎遍布了整个世界，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空气中、水中、食物中……仿佛没有他们到不了地方，就连人体也是由形形色色的微小生物组成。当然，这一切都是显微镜的功劳，是显微镜让我们更加清楚的看到了细微的真容，包括之前所说的瘟疫，竟也是一种微生物的传播。

很难想象，一种肉眼根本无法捕捉的生命体，竟然就是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的罪魁祸首。索性在医学的不断完善中，许多疫苗的出现颠覆了这种在传染病面前毫无还手之力的现实，现代人极少出现瘟疫的破害，权是疫苗起到了相当的作用。非典流行之时，身处农村的我，对瘟疫没有丝毫的认知，只当是一场紧张的游戏，时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到来，我才明白了瘟疫对人类的威胁是多么可怕。看着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被无情的拖拽进地狱之门，永远消失在了这个世界，却束手无策，让人紧张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幸运的是，钟南山院士提前策划了防范措施，火神山与雷神山的快速修葺，为疫情提供了良好的治愈、隔离场所。一方有难八方来援，这种华夏儿女独有的大善与大爱精神，在瘟疫中被体现的淋漓尽致。尽管外邦时刻都在虎视眈眈盯着，尽管舆论疯狂地扩散至国民耳中，但真理，从来都不会期满任何人的眼睛。虽然这场环球性的瘟疫已经接近尾声，但我们并不能掉以轻心，依照进化论的演变，世界万物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我们谁也不知道下一种新病毒会在什么时候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