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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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起初，只有七八本书，羞涩而凌乱地待在床头。是的，床头。作为一名乡村中学生，却连一张书桌都没有。仅有的几本课外书，放在一个纸盒里，藏在不见天日的床底。某一天，我无法容忍这样的情况再继续下去，捡来一块木板，又找来几个生锈的铁钉，简单粗暴地固定在床头木架子上，让几本书从床底解放出来，摆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在沐浴光明的位置上。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村，拥有一个书房是不可能的，拥有一个书架都是奢侈的。我走访过所有可以和我交换书籍的同学，他们没有一个人拥有书架。那些即将被我借阅的书，在某个装满杂物的抽屉里，在装满衣物的木箱里，在装满荞麦的枕头下面，或者在别的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它们像变戏法一样冒出来，抵达我的手中。
但我是见识过书架的。那会儿读小学，奶奶带着我跋山涉水，去邻省一个叫宁国仙霞的小镇，一位远房亲戚家中。远房亲戚的款待早就忘得干净，但他们家里有个竹子做的书架，上面摆满了书，在一座灰头土脸的土屋里，蓬荜生辉。
如果我没这个见识该多好，可以没心没肺过完少年时代。但我见过了，就惦念了，放不下了。
我也要有这样的书架。
这个念头开始折磨我，让我在整个中学时代满怀心事，变得沉默寡言，并且开始写日记。这些变化，让父母亲以为儿子开始了爱情的启蒙，他们也变得忧心忡忡，小心翼翼。
上了高中以后，对零花钱拥有了更多的支配权。尽管零花钱少得让人捉襟见肘，菜金中的一部分被强行挪用，成为床头上的小说，而榨菜就成为了餐盒里的主角。不能拥有书架的生活，是令人压抑的，而那些古今中外虚构的小说，却是令人自由而酣畅的。
床头木板上，开始日益丰满。
床头即将不堪重负时，父亲用脚踏车驮回来一张写字桌。那是一张陈旧的写字桌，从父亲工作的粮站被淘汰下来，桌面被那些摩挲粮食的手，磨出了时间的包浆。但无论多么陈旧，它依然是一张正经的写字桌，一张拥有两个抽屉的写字桌。
为此，我忙活了一整天。
先是把床头的一部分书籍转移到书桌上。是的，现在我应该称它为书桌，它不再是计算粮食数量和库存情况的桌子，而是一张用来读书的桌子，我是它新的主人。为了这些书籍能够精神抖擞地站着，我去河滩上找来两块大鹅卵石，直到多年后，在新华书店发现了一个叫“书立”的玩意，这两块鹅卵石才下岗。
接着，在桌上摆上墨水瓶、钢笔，放上笔记本。感觉书桌已经初具雏形，我在椅子上坐下来，拿起一本书，装模作样翻了几下。我感觉很满意，书里说的那些作家们，应该就是在这样的桌子前读书，在这样的桌子上写作的。
意犹未尽的我，再一次起身，走到房门外，以一个客人的视角，慢慢走进去。挺好，这个书桌是房间的灵魂，整个房间都变得高级起来。
几个月以后，书桌上多了一盏台灯。尽管是最便宜的一款，依然让我存了好几个月的零花钱。一个书桌上，怎么能没有台灯呢？你看，书上的图片，那些作家的书桌上，都有一盏台灯，亮着温柔的光芒。
在一盏台灯下的阅读令人愉悦。窗外的夜色是陈旧的，蛙声是陈旧的，鸡鸣狗吠也是陈旧的，但灯下这位阅读者，变得崭新起来。
2
拥有一个书架的目标，在毕业进入大厂以后，轻而易举地实现了。
那是县里数一数二的国营大厂，师傅跟我说，县长的工资，有四分之一，靠我们厂发的，他满脸的骄傲。厂里生产染料，每个车间生产不同颜色的染料，下班时候的厂区，行走着色彩斑斓的工人队伍。
我被分配在生产“分散黄”的车间，崭新的工作服很快变成了黄色，黄得并不正经，深浅不一，加上几经搓洗，很快就不再挺刮，使得我走在路上，像一名打了败仗的伪军。
发第一个月工资，自己赚钱的感觉，简直令人欣喜若狂。除了购买饭菜票，剩余的钱财，换来了一双皮鞋和一个书架。永远记得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在一座叫青山的小镇上，我拥有了人生第一双皮鞋，这是自食其力的象征，这是青年工人的象征。在此之前，我穿过最高级的鞋子，是回力牌球鞋。现在，我是国营大厂的一名青年工人，必须拥有青年工人的体面。
新皮鞋被我擦了几遍，直到锃亮得像两面黑色的镜子。穿上它，迈着青年工人的步伐，去买书架。当一张竹书架从杂货店老板娘手中递给我，我发现它和童年记忆中的书架，一模一样。用一块抹布，细细擦去灰尘，我把书架扛上肩头。青山小镇到化工厂宿舍的路上，出现了一位穿着新皮鞋、扛着书架的青年，这位长得瘦弱的青年，脸上洋溢着国企青工的幸福。
一下子实现了两个美好的理想，他是多么幸福啊。
大厂的幸福感，来得快，去得也快，短暂得像一场梦。
仅仅三年，厂子关停了。像师傅们一样成为优秀师傅的机会没了，丰富而价廉的伙食没了，发放的劳保用品没了，免费的医务室、澡堂子、宿舍没了。两千人的大厂啊，说散伙就散伙。坐在马路边，看着人去楼空的宿舍区。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么大的厂子，怎么就关了呢？
多么孤独啊，陪着我的，只有几箱书，和那个书架。
3
无论如何，那个陈旧的乡村老家是再也不想回了，压根儿就不是新时代的青年该待的地方。县城多好啊，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县城，日新月异，多姿多彩，三天两头，都有新鲜事物诞生，不像乡下，十年八年都没啥变化。
可是县城这么多人，留给一个下岗工人谋生的路子，不多，留给没有积蓄的青年下岗工人的路子，更少。
下岗后，我的第一个身份，是地摊摊主。
地摊的主要设施是一张钢丝床，同时也是我睏觉用的。每晚在入睡之前，它被委以重任，跟随我出现在县人民医院门口，上面摆满各式款式新颖但面料不行的服装，衬衣、裤子、短裤，新的时候，看着价廉物美，但经不起洗。冬天的时候，还有一些贴着外国商标的大衣，它们面料上乘，出身高贵，却明显陈旧，像一些落魄的贵族。它们来历不明腐败模糊的气味，被樟脑丸掩盖着。
这些服装比正规商店里的便宜很多，又很新潮，常常吸引囊中羞涩的青年组团光顾。在他们精挑细选、讨价还价的时候，我很少投以微笑的目光。我的眼神总是在他们的身后四处观望，像个做贼心虚的人——确实是心虚的，一旦出现检查人员的身影，我必须在一分钟内把服装塞进大编织袋，然后撒开双腿飞跑进弄堂。只留给他们一张钢丝床，一个打扫一空的“战场”。
第二个身份，是三轮车夫。
三轮车夫的角色比摆地摊要放松得多。人力脚踏三轮车是问房东租的，作为坐拥闹市区房产可以收租金的城中村村民，这位五十岁男人是我羡慕的对象，他只在白天做三轮车生意，一到夜晚，他就开始享受生活，喝点小酒，然后打牌。
夜晚，就成了我的生意场。在夜幕降临之后，我接手那辆人力三轮车，骑着它在大街小巷里转悠，把县城的角角落落转了好几遍，在没有导航的时代，我就是县城导航。那个慢生活的年代，整个县城没有一辆出租车，直到几年后，才有一种浑身涂满黄色的面包车出现在街头。
这段蹬三轮车的日子，大抵是那阵子最惬意的。尽管生意时好时坏，但毕竟，除了有限的租金，我不需要任何成本的风险，只要花上体力。
生意好的时候，我会到报刊亭买上一本《小说月报》犒赏自己。在后来县城的传闻中，这本《小说月报》变成了《诗刊》——一个三轮车上的文学青年，一个底层青年的文学梦。其实，买杂志，无非是花不了多少钱，却可以消磨好几个漫长的夜晚。其他什么娱乐项目，玩不起。
三轮车夫的日子，也没能过上多久，原因是我这小身板不行，有一回，高烧40度，差点小命都丢了。万般无奈，我去两省交界的一个村子，跟着一位亲戚，开始贩煤。
4
县城的城乡结合部，竖起两支巨大的烟囱之后，我结束了动荡不安的生活。
那真是十分的动荡，从县城的这个角落搬到那个角落，从乡村的这间土屋搬到更偏僻的土屋，最落魄的时候，甚至委身于一家汽车修理厂的宿舍，说是宿舍，其实就是一间空空荡荡的房间，连床都没有，只有一张席子和一条千疮百孔的棉被，等同于难民营。
住所的不断变迁，是因为谋生的活计不断在变。从洗烫店老板、地摊摊主，到三轮车夫、煤车押运员，再到无业游民，日子过得每况愈下。
直到我再次成为一名工人，一名火力发电厂的操作工。我重新拥有了宿舍和食堂，拥有了同事，拥有了按部就班的工人生活。
那是极为悠闲的工作，每天开关发电机，每小时抄表一次。除此之外，就是盯着冷漠的仪表盘，以防发生突发事故时，能及时处理。这样的事故是极少的。所以我们总是百无聊赖，只好用海阔天空的闲聊来打发时间，实在没什么可聊的时候，就拿起水杯，声音响亮地喝着廉价的浓茶。
在这样的百无聊赖中，我开始时常回忆童年，回想刚刚过去的动荡生活。直到有一天，我在工作记录表的背面，开始写作童年的故事。许多年以后才知道，一个叫刘慈欣的人，那会儿，正在山西的娘子关发电厂，在和我一样的无聊中，写一本叫《三体》的科幻小说。
我这种与众不同的幼稚行为，引来了同事们的蔑视，本就无聊至极的同事们，开始了五花八门的取笑。一个电厂的基层操作工，竟然玩起了写作，难道还想当作家？还有人说，有本事，你写篇黄色小说给我们看看。
原本是随手写着玩，但是潮水般的取笑激怒了我。
我再次回到沉默寡言的状态，在他们上天入地的闲聊中，独自趴在那张巨大的操作台上写。千真万确，我真正开始写作的第一张书桌，就是县城发电厂中央控制室的操作台。我甚至怀着报复心，悄悄把他们写进自己胡编的所谓小说里，在我的笔下，他们是一群宵小之徒，卑微又猥琐，他们偷看女人洗澡、偷吃村民的菜蔬、偷拿小贩的水果，干尽了力所能及的坏事。
同事们的取笑，终于在某一天结束了。那天，我怀揣着一份本地的报纸走进车间，像揣着一份传家宝。在同事们到齐之后，很威武地拿出来，往操作台上一拍，你们看看，老子的文章，发表了。
一群人都围过来，伸长脖子，在报纸上寻找我的名字。那是一篇短得不能再短的“豆腐干文章”，大概只有一千字，躲在副刊的角落里，但赫然印着我的大名。同事们确认了我的名字变成铅字，出现在本地最权威的报纸上，他们不再取笑，不约而同喊出两个字：请客。
请客是自然要请的，即便花上半个月工资，也在所不惜。毕竟一个曾经被人喊三轮车夫的人，见到市场管理员就鼠窜的人，在县城的发电厂，开始被人喊作家。
这份虚荣，就是强大的动力，让人开始疯狂写作。上夜班写，上白班写，下班回宿舍写，绞尽脑汁想内容写。
电厂所在的集团公司，这一年，建起了自己的住宅小区，鼓励职工集资购买。面对我们一大群单身青年，推出了极为诱惑的政策——先付三分之一，剩余部分工资里每月扣除。小区紧邻厂区，上班走走就到了，再也不用大半夜骑着自行车，顶风沐雨。对于浪迹江湖多年的人来说，无疑是充满诱惑的。这个在城里安家的机会稍纵即逝，我铁了心要买，回到乡下老家，死皮赖脸缠着父母，带走了他们的全部积蓄。
刚好够三分之一的钱。
就这样，我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家。
一个厂级作家的家，怎么能没有书房呢？尽管我的兜里比脸都干净，但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从一个书架变成三个书架、五个书架，书房就有些气势了。再从做木工的亲戚那里，求来一张废木板拼成的大书桌——大到可以挥毫写毛笔字的，上面盖上一条旧毯子，书房就基本成型了。
这样的书房，让我恍如梦境。刚刚没多久还居无定所、迷茫失措的人，怎么就有了自己这么像样的书房呢？和坐在化工厂马路边时相比，恍如隔世。
终于可以像书上的作家一样，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写作，仿佛被打了兴奋剂。名字出现在县报上的频率越来越高，都有人喊我专栏作家了。作为一个隐形贫困户，写作给了我体面，给了我实惠——微薄的稿费可以稍微改善生活，也让我有了朋友——一些同样初涉写作的贫寒青年。他们中的好几位，来寒舍做客，都被我的书房震住，露出了惊讶的神情。其中有一位，后来成为藏书家。
也许他藏书家的梦想，是从这个简陋的书房中起航的。
5
从来没想到，有一天，写作会把我从发电厂的机器面前解救出来。尽管这段电厂生涯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但我依然没有爱上这一堆堆冰冷的机器。
有一位景区老板，四处托人找一个能策划活动的人，当他和报社的副刊编辑说起时，这位编辑随口就推荐了我，这位编辑想当然地觉得，一个勤于写文章的青年，一定是个会策划的青年。
后来，我在他们的溢美之词中变得飘飘然，答应了策划一场情人节活动。回来的路上就开始后悔，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从来都没干过策划啊。
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所有的空闲时间都泡在了图书馆，开始临渴掘井，一边寻找和策划相关的书籍，一边写所谓的策划案。当我把一本不薄的策划案递给景区老板时，内心十分忐忑。老板捧着那本被我精心装帧过的策划案，一页一页翻着，坐在对面的我，越来越局促不安。
感觉过了很久，老板看完了策划案，一言不发，往他身边的助手面前一扔。
我心想，完了，这半个月白忙活了。
老板对助手说，这才是策划。
几个月后，我告别了发电厂，因为前程未卜，没有透露我的去向，同事们都猜测，我是进了县文化馆。这是一次轻松的告别，我只是脱下了工作服。因为这一次，不用搬行李，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窝了——尚未付清的房款，景区老板慷慨解囊，帮我垫付。他成了我新的老板，也是新的债主。
写作，从业余变成了主业。
每一天都要在电脑前完成命题作文，把景区的美好和有趣宣传出去，在合适的季节策划各种活动，把城里的人吸引过来。初到景区，是灵感饱满的，一只猴子，一个水潭，一片花丛，都能让我妙笔生花，变成各地报纸上的美文，变成春夏秋冬的一个个活动。两年以后，这个峡谷里的景区，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兴奋，有时候，整天枯坐，也写不出来一个字。
这样的状态令人沮丧。
我开始怀念电厂生活，怀念那帮胡乱吹牛的同事。
新的世纪来临，房地产开始吹响冲锋的号角。激烈的竞争也带来新的课题——要包装这一栋栋房子，要描写新居的美好生活，要说我有一栋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终于有一天，我被人拉着参加了一场豪华的宴席，接到了房产公司抛来的橄榄枝。
这份新工作的薪水让我无法拒绝。对于一个曾经身无分文的人来说，需要用足够的收入来开启新生活。毕竟，我已经有了家庭，当了父亲，不再是孤身一人。
6
在房地产这样风口浪尖的行业工作，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字：刺激。
时代的列车推着房地产高歌猛进，在速度过快时，也会踩踩刹车。作为策划，在每一次土地拍卖前，要做足准备，如果拍卖成功，欢呼两声之后，就没日没夜准备项目的案名、卖点等等，为开盘备课。如果没拍到，骂几声娘，重新再找地，重新准备竞拍。
我工作的这座小城里，我们是节奏最快的一群人，街上人们脚步悠闲，我们在写字楼里跑来跑去，跟电视剧里大城市白领似的。几乎每一天，我们都加班，在小城安静的夜晚，我们灯火通明，甚至通宵达旦的开会。记得有一回，我竟然中饭晚饭都没能吃上，只得溜出会议室，找同事要几块饼干充饥。所以，我们戏称自己是“夜总会”——夜里总是在开会。
那些年，整个社会都为房地产而疯狂。那是真疯狂啊，街道上、电视上、报纸上，都是房地产的广告。餐桌上、公园里、办公室，都是房地产的话题。开盘前，人们带小板凳连夜排队，拼了老命也要买房。
这样的氛围里，人就变得身不由己。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面对，必须放下所有的生活与爱好面对。
拼命的工作自然也有回报。家庭生活终于不再拮据，家也从电厂小区搬进一线江景平层大宅。自然，也拥有了挺像样的书房。直到有一天，站在这个梦寐以求的书房里，看着一排排未被拆封的书籍，却感到十分陌生。这是我假装拥有的地方，我拼命买书，但失去了阅读，我拥有了书房，也失去了书房。
孩子她妈有一天戳穿了我的书房泡沫。起因是别的房间都已物满为患，这个狗屁的书房闲置已久，必须要充分利用，回归生活属性。终于，她擅自做主，把半个书房的书，卖了。卖给收废纸的，一共卖了200块钱。
当我发现时，我只剩下半个书房。
那些曾经被我翻阅过的旧书都不见了，换成了各式生活用品。只剩一面墙的书柜里，还整整齐齐摆着那些崭新的书——它们像新郎倌一样年轻精神，但我对它们是陌生的。我的半个书房充满着反讽气息。它们像房地产的样板间，虚伪的热情，假装的高贵，漂亮而冷漠。
仿佛一台自导自演的场景剧，只有我一个观众，慰藉我少年时的精神饥饿感而已。
日子周而复始。在某一天的凌晨，我下班开车在十字路口，等待绿灯。面前的红色尾灯，让我突然间感觉，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红酒杯，而我是其中的一滴红酒，不停在杯子里晃啊晃，直到我老去，被甩出酒杯，我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要不要继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活着？
我决定辞职。
那会儿，房地产还在黄金时代，不出意料，我的疯狂想法，得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拿着不低的薪水，好好的高管不做，要去徽州的古城搞什么大院改造，什么，还要自己投钱？你这是受什么刺激了？没有受刺激？那你这个家伙，太让人难以理解了。
无论再多反对和劝告。这一回，我是铁了心要换个活法。
7
2016年元宵节刚过的夜晚，春寒依然料峭。
我坐在徽州古城西街18号三楼的办公室里，和几位当地人喝茶，那时候我刚刚从杭州来到这座古老的小城，对这座古城没什么认知，他们正在给我介绍风土人情，讲述祖上漫长的辉煌史。
夜深人静，人走茶凉。我在电脑上敲下了题目《我的徽州》，扭头看了眼窗外沉睡的古城，在一晚繁杂的话语中拎出一句最水灵的，作为我日记式写作的开篇：乡亲们晚上八点就休息了。是的，当我在电脑上敲下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将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经历一些酸甜苦辣，经历一场人生的蜕变。
这样的经历一定是难得的，值得我写点日记，一个中年人抛妻别女，像重返少年时代一样，一个人睡觉，一个人醒来，一个人行走与观察。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被分裂成两个人。
一个我是商人，和几个朋友租下了整个老县委大院，真金白银地投了钱，让这个大院起死回生，并且成为我商人生涯中一个重要产品。而另一个我是文人，一个人深入古城，每天和市井生活狭路相逢，一点点走进他们的卑琐与骄傲。
接下来的日子的确够孤独的，当白天在工地上的纷繁复杂事务潮水般退去，孤独像一件大麾，随着夜色笼罩过来。天冷的时候还好，早早上床，被窝能给我最好安慰。如果是夏夜，亢奋的空气一次次把我逐出房间：去吧，去这夏风沉醉的夜晚干点什么。
但我能干什么呢，一座小县城的夜生活主要集中在三点：喝酒、打牌、生二胎。我发现这全是我人生的弱项。我只好先去看看电影，然后貌似悠闲的去江边漫步，一边走一边看漫长的日落。
这是多么漫长的夜晚啊。
这时候，我感谢写作。
这一回同样漫长的日记式写作把我从孤独中拯救出来。我决定如实写下这段日子里的喜怒哀乐，对着电脑背后那扇关闭的门，我成为了最诚实的说书人。大约写了两万字的时候，我把这篇“日记”发给了出版经纪人周华诚兄，那会儿我并没有想过成书出版，我只是需要一个真诚的读者。华诚兄回复说：挺好，写下去。
在最初的新鲜与兴奋过后，我很快陷入了项目的煎熬中。我相信，每一个创业的人都会经历这样的煎熬，做项目都源于理想，但过程都不会轻松——那么多未知的困难和争议都接踵而来。这时候，写作进入了另一种状态：它不再是我对别人的述说，而是对自己的对话。“日记”写作到了后半程，人物越来越多，像小说中人物般粉墨登场。和小说不同的是，他们都是现实中存在的，我每一天都要面对他们，不管他们是善良还是狡黠，是善谈还是沉默，他们都带着自己的光芒和缺陷走进来。
是的，他们走进了我的一段生活中，他们都是我的镜像，组合了我的喜怒哀乐。这样的在场感让我的写作变得真实和狭隘。你看多么鲜活的生活啊，但他们又如此卑琐，就在这一个院子里发生着，比福克纳“邮票大的地方”还要小的地方。
后来，化工出版社的编辑小曼把书名从《我的徽州》改为《借个院子过生活》，这样的狭隘得到了消解，多么智慧的编辑啊，不愧是在京城大地方，格局就是不一样。人生短短几十年，连肉身都不过是借来一用。后来，一位朋友读了《院子》说，你是把徽州当做了院子。感谢这么多优秀而真诚的读者，你们在阅读中打开了院子，原谅了写作这本日记（美其名曰：非虚构写作）时狭隘的作者小我部分，只传颂那些偶尔的神来之笔，那些刹那间的心性花火。
两年以后，这本长篇散文《借个院子过生活》，成了我的成名作。
在此之前，我的读者几乎仅限于一座小城。而这本书的出版和热销，却让我的读者遍布大江南北，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带着这本书，坐着火车，来徽州古城看这个院子。我从来没想过，这样一本讲述院子变身记的书，会获得这么多人的喜欢，有这么广泛的影响力。在新书上市的前三个月，竟然一度冲到了好几个新书排行榜的第三名。上市第一年，销量就超过了一万册。
编辑小曼告诉我，已经算是年度畅销书了。
当这座声名鹊起的院子变得喧闹，我准备离开了。
我们改变了它，现在开始，它属于四面八方来的游客。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一个沉睡的院子旧貌换新颜，我的女儿也长成小美女了，我必须回到自己的小城。我要回去陪伴她，再不陪伴，她就羽翼丰满地飞出小城。
8
为了换个活法，我离开了快节奏的房地产。为了陪伴女儿，我又离开了慢节奏的徽州。我又该怎么活呢？
我婉言谢绝了房地产公司的邀请，决定自己创业，希望能再一次换个活法——不快不慢地生活。
不是有句话嘛，要把生活折腾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放眼这个时代，乡村是缓慢而悠闲的。每一座城市的人，都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努力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徽州这个大院，历时两年多的改造经历，补上了我人生的重要一课，消磨了我的书生气和白领病，让我更清醒地认识自己——我就是个普通人，除了策划，我啥都不会。
那就开个策划公司。
从给一个小区取名开始，取一个响亮的名字；给一个景区命名，取一个浪漫的名字；给一座山搞一场音乐节，给一座湖搞一场艺术节。我的诗歌写作给了我力量，我的房地产生涯给了我底气，我的旅游景区经历给了我灵感。
感谢折腾的生活，今天的样子，是所有曾经的倒影。
我在故乡的小城，开始过上了不快不慢的生活。或者说，生活有了自己的节奏，《借个院子过生活》写作的疲沓感和热销的兴奋劲开始消失，写作的欲望再一次冒出来。这一回，写点什么呢？
我突然有了个狂妄的念头——我要用诗歌写《西游记》。像童年看见书架那次一样，我被自己的念头吓了一跳。接下去的好几个夜晚，这个念头都在心头挥之不去。内心有个声音在说，为那些被遮蔽的小妖怪们发声，说说他们的爱恨情仇吧。那些白骨精、蜘蛛精、玉兔们，纷纷在脑海中跳出来，和我讲他们的故事。
我哪受得了这样的折磨，不得不听从他们的召唤，乖乖坐在电脑前，从那个变成白骨还不能入土为安的女妖开始说起：
《白骨夫人》我以桃花为敌/在花瓣开放之前，再一次击落它们/桃林被阉割，我听见自己飓风般的笑声/在白虎岭上漫过……
这首名叫《西游：出发与归来》的长诗，断断续续写了三年，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字。写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我驾驭这样的长诗还力不从心，它远比上一本长篇散文要吃力得多。写完最后一句的时候，我长吁一口气，仿佛写完了一本长篇小说。同时，也会自己的功力不济而深感惭愧。
尽管这首长诗得到了不少师友的好评，但没有一本正式文学刊物能接纳它。它只能委身于一本叫《浮玉》的民刊，这让我为它委屈，直到我的新诗集《长短之诗》入选“2023浙诗选”，正式出版。长诗才得以成为带头稿，让更多的人所看见。
后来，我还用小楷抄了这首长诗，十米长卷，请方志恩先生题跋，当做传家宝，准备留给那帮孙子。
9
新的写作欲望是在夜以继日的阅读中升起来的。
那段宅家的日子，我开始沉湎于往事，压抑的童年往事，无助的少年时光，还有左冲右突的下岗生涯。也开始频繁地和父母联系，他们困守在陈旧的老家，仿佛隐居在魏晋的山中。但他们不是潇洒的隐士，而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母亲年轻时是村里的美女，四十年前的一场车祸，让她变成了瘸子，她的半生都在疼直到现在，依然没有从自惭形秽的阴影中走出来，连家门也不出。父亲是个小气鬼，他从省城大厂的工人，一路退守，变成乡下粮站的保管员，一辈子都在节俭吝啬中活着。还有终身未娶的二舅，和我们相依为命过了几十年，活成了村里最年长的老人……
二十岁时，我羞于提起这些往事，三十岁时，我无法写出这些往事，现在我人到中年，在社会中摸爬滚打，内心开始平静如水，我终于可以把它们写出来了。
《人间三记》的写作是一次奇妙的体验。大多数时候，那些隐痛都能够被平静地叙述，偶尔，也会突然击中我，让我一瞬间泪流满面，平复很久才能继续写下去。更多的时候，是眼中含着泪，嘴角带着笑，如果那时候有人突然看见，肯定会觉得这人是个神经病。
《人间三记》列入了杭州市文艺精品工程扶持项目，出版了。
这本书的出版，是我和过去的一场和解。
当我在崭新的浙江文学馆多功能厅，和几十位文友，平静地讲述这些往事，我知道，我已经和隐秘压抑的过往做了个了结，可以轻装上阵了。我知道，无论是做下岗工人、洗烫店老板、地摊摊主、三轮车夫，还是做电厂工人、景区策划、房产营销负责人、文创公司老板，再多的角色变换，我依然不过是一名书生。
所有的经历，是为了这个书生，更冷静而执着，更豁达而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