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从故乡吹过

                                                       风从故乡吹过

                                                   作者/泾河

       汽车沿着福银高速，以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的速度向故乡彬州市飞驰而去。昨日接到二哥的电话，说我们家祖坟所在的那块地，已规划为一座大型公共建筑，所以镇政府要求那里的公墓全部要迁走。他说黄道吉日已经选定，新的墓地政府已经选好了，就等着迁墓了。他一再叮咛我，迁墓在乡下是头等大事，绝不亚于老人过世，所以要求我们全家，必须放下手里的所有的事情，按时回家参与。多年来，故乡我回过无数次，自从父母过世后，回家就变成了走亲戚，每次都是因亲朋好友家的红白喜事，匆忙而去，匆忙而归。听说故乡彬州，从2018年5月被国务院批准建市以来，变化巨大，但一直没有机会去深入地了解，这次因为迁墓的缘故，可能在老家会多待几天，我想好好地感受一下。

回乡每次都会令我的神经异常兴奋，每次踏上这条路，我都会想起以前在故乡的岁月。对于故乡的记忆，似乎是三十年前的某一天存储进我脑海里的，好像一幅被岁月经年燎烤的老照片，多年来一直在泛黄状态中停留。拉开记忆的大门，故乡的人和事像一部老电影一样，常常在我脑海里反反复复的播映。有时做梦，在梦中又回到了三十年前在故乡的岁月：家里依然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父亲已经去世几年了，大哥结婚后分家另过了，三个姐姐都出嫁了，母亲拉扯着我和同样年幼的哥哥，苦苦挣扎在漫长难熬的岁月中。一年到头的经济收入就是春天买来一对猪崽，用刷锅水和野草喂到冬天，然后卖掉后的一点利润。母亲每天忙忙碌碌地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一年下来，不但填不饱娘仨个的肚皮，反倒因为工分少欠了生产队的钱。真不知道那些年，家家为什么那么穷困，一年到头，人人苦扒苦做，到头来家家吃不饱穿不暖。梦境里是个阴雨连绵的早晨，好像连阴雨已经下了好几天，母亲把头探出窑洞外，抬头看看天，叹息着说：哎，老天爷脱底子了！我知道娘是在担心长期下雨窑洞的安全，因为我们这里，每年下连阴雨，十天半个月停不了，年年都会有窑洞冒顶，一家人被埋在窑洞内的惨剧发生。下雨令母亲忧心忡忡，经济的窘迫更是让她心神不安，她蹑手蹑脚地走到她当年结婚时唯一的家具——一个老式木柜前，窸窸窣窣地打开柜锁，从柜角里取出一个装过洗衣粉的塑料袋，去掉上面缠着的线绳，把里面所有的积蓄——一些零碎的票子和钢镚，抖落到柜盖上，数了又数，数了又数，仍凑不够我和哥哥五元六角钱的上学报名费。看着母亲难场的样子，在炕上佯装睡觉的我，眼泪不知不觉沁出了眼角。

故乡彬州市新民镇，位于泾河北岸的黄土塬上。我小时候还没有新民镇的叫法，那时候叫新民公社。公社所在地新民街只有两条窄小的街道，两条街道在小学门口形成丁字型，所以小学门口是新民街的中心。那时候，新民街上房舍寥寥无几，只有公社、供销社、邮电所、粮站、中小学、卫生院几个公家单位。出了百十米的街道，乡亲们都住在地窑里。文革中，新民街上延续几辈子的农历“三六九”赶集日也被取消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七天一集，赶集日是星期日。赶集日被拉长了，给群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地不便。到了赶集那天，小街上人欢马叫，会热闹一天，过了这一日，大部分时间街上是寂寥的，行人稀少，偶尔有几个去供销社买东西的人，也是匆匆走过，过后街上又恢复了冷清。那时候，新民塬上有四个公社，分别是曹家店公社、小章公社、新民公社和炭店公社，新民公社位于新民塬的中心位置，按现在的话来说，是新民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民街上的经济都如此凋敝、如此落后，其它几个公社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在我记忆里，新民街上最高的建筑，当数新民公社大门的门楼了。门楼上面有个二层阁楼，阁楼上面有高耸的塔尖，仿佛有些俄式风格。门楼下是两扇红色的大门，大门很气派、很威严，一般老百姓走进去的机会不多，因为走进这个大门，不是好事就是坏事。好事譬如：扯结婚证、当兵或招工报名。坏事譬如：打架评理、两口子离婚。老百姓过日子，哪来那么多的好事或坏事呢？我家住得离公社不远，我和一帮没上学的野孩子，常常在公社门口疯玩，除了踢毽子、跳绳、跳方格外，也没多少乐趣。偶尔碰见一对乡下男女（那时候我们镇上的人很骄傲，把其它村子里的人都叫乡下人）来公社扯结婚证，我们这些小孩和一些无聊的大人，会围着那对男女看热闹，因为当年乡下人扯结婚证很有些看头：那时候的男女，好多都是媒人介绍认识的，男女说好了某日来公社领结婚证，等到了公社大门口，女的临时变卦不进去了，要男方再给买一些东西或衣物。这种事最后都成了风气，女方在领证的最后关头，一定要摆摆架子、为难为难男方，否则会被娘家人说太傻太想嫁。往往不是要一件上衣，就是要一件裤子，有的还来个大件，临时决定要一辆自行车。那时自行车可是稀罕物，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是凭票购买的，一旦提出这个条件，往往那天的结婚证就领不成了。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往往能看到准新娘子扭扭捏捏、扳扳扯扯的全过程，很是有趣。常常也能看到两个人拿着奖状似的结婚证，从公社高高兴兴出来的样子，看到他们幸福的模样，我们也替他们高兴。偶尔也会遇到两人打架了，互相撕扯着来公社评理，到了公社门口，一个要进，一个不想进，于是两人你一拳我一脚吭哧吭哧再打一个回合，往往正酣战中，公社武装干事老孔会从大门出来大喝一声：哎！弄啥呢？都给我丢手！两人才悻悻的松了手。待凑近老孔，让他给他们断是非，老孔会出其不意地一人赏一个耳光，然后才开腔断案。这耳光仿佛是过堂前的杀威棒。

再说说我上学的事。那时候，新民小学和新民中学同在一个大院里，这个大院在解放前是镇上的玉皇庙，就在丁字街口的中心点位置。学校有一个水泥结构的很大的拱形大门。那时候的我是个小不点儿，觉得那个大门是我见到的最宽敞的大门了。从学校大门进来的一条路，把校园分成东西两半，东面有五间教室，分别是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西面有四间教室，是中学部分，分别是初一、初二、高一、高二（那时候小学是五年制，中学是四年制）。那时候学生少，一个年级就一个班，镇上有多少学生，就往班里塞多少学生，有的班有五六十个人，有的班甚至七八十个人。课桌不够，就让后来的同学从家里搬个凳子来，凑在别人桌子边上上课。学校大门进来的路走到头，是一间很大的会议室，一般是开大会时才用。会议室门口有一颗长了几百年的大槐树，这棵树是以前的庙产，树冠高大，郁郁葱葱，遮天蔽日，雄霸着整个校园的天空。学校的钟就挂在大槐树的一枝上，钟锤的绳子绑在树干上，厨师兼校工老魏，每天按时敲钟，掌握着上课、下课的时间。夏天，学生放学后，几个住在学校的老师，很自然地凑在大槐树下，有的吹笛子、有的弹月琴、有的拉二胡、有的拉小提琴、有的唱歌，顷刻间校园里弥漫了浓浓的艺术氛围。会议室后面是学校的食堂，食堂这间房子以前是这个院子的主宰，是玉皇庙的大殿，供奉着几尊神像。现在这里就变成了学校的食堂。学校食堂里有个大水缸，水缸里成天盛满了清汪汪的井水，缸沿上迟早挂着一把紫铜色的马勺，学生们上体育课焦渴难耐时，会跑到这里轮流抓起马勺，灌一肚子凉水。

我是以非学生的身份踏进小学大门的。当时我不足五岁，母亲让三姐在家看孩子（我），文革期间抓扫盲教育，学校贫协主席一家一家、一趟一趟动员没上学的孩子入学。来动员我三姐时，说我三姐都十几岁了，不能再文盲下去了。三姐说母亲下地干活，没人看孩子。动员的人急于完成任务，答应准许三姐带着我进了小学。那时候，一年级教室坐的学生年龄悬殊很大，有六、七岁的，也有十几岁的参差不齐。三姐上课时，我就蹲在教室的青砖地上玩，地上很干净，也没什么玩的，我就用手抠地上的砖缝。把蚂蚁抠出来了，蚂蚁往教室外面跑，我就追着蚂蚁跑到了教室外面，在学校院子里玩会儿，三姐会趁老师转过身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溜出教室后门，把我重新拉回教室。第二年，我在三姐开学上二年级时，执意自己要背书包，否则就不去学校。母亲拗不过我，就把大哥用过的红卫兵袖章缝了缝，底下收了个口，两边缝了个带，给我做成了我平生的第一个书包。没有课本，为了背上更像样，里面装了本毛主席语录，我就像模像样的背起了书包。就这样跟着三姐在学校里混了两年，到第三年，二哥要上一年级了，父亲就把领我的责任交给了二哥，让三姐回家帮着母亲干家务，从此三姐辍学了，再也没进过学校。我和二哥一起，正式从一年级开始同班上学。因为有前几年混校的经历，我从一年级开始学习就很好，一直是班上的前几名，二哥的成绩一直不如我，代课老师动不动就拿我来说二哥，惹得二哥很不高兴。上到小学五年级，该上中学了，二哥给父母提出抗议，坚决不让我和他同班上学了。说和弟弟同班上学，别人以为他留过级，有失他的尊严。于是父亲就给我做工作，让我在五年级多上一年，我怼他说：什么多上一年？说得多好听啊？就是留级！哪里有让学习好的留级的道理？父亲说：你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你比年龄大的同学小了五六岁，晚一年上中学年龄也不大，况且现在中学又有劳动课，每周都去学校农场开荒种地，你那么小，能行么？那时候父亲正是新民街大队的大队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一言九鼎，也给小学打过招呼了，我拗不过他，只好又在五年级重读了一年。

在我上到小学三年级时，六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那批孩子，一下子涌进了校园。从小学到中学，每个年级学生都爆满，扩校、扩招已经大势所趋。新民中学只好在镇子西边的麦田里圈了很大的一块地，另建了新校园，从小学院子里搬走了。我上中学后，就在新建的新民中学里上课，直到考上了县重点中学--彬县中学才离开。

就在我思绪还沉浸在三十年前的回忆时，汽车已经下了高速公路，进入彬州市城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彬州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从外观上看，建筑时尚宏伟，完全是一种与国际接轨的模样。过了奥体中心往西看去，高楼大厦林立，当年我上学时的最高建筑--彬塔，淹没在一片楼宇的丛林中。沿街各种店铺鳞次栉比，街上行人熙熙攘攘摩肩擦踵，看起来各家店铺买卖不错、生意兴隆。从资料上看，彬县建市前，连续多年是陕西省十强县，西部百强县。2018年GDP总量达到217亿元，地方财政收入12.06亿元，位列咸阳市第一，社会事业和经济建设表现出强健的发展势头。汽车沿着新建成的豳风泾河大桥跨过泾河，沿彬湫公路向新民镇驶去。一爬上红石咀的坡，就是新民塬了。2015年，彬县进行镇级机构调整，我前面所说的新民塬上的四个乡镇，合并成一个新的新民镇，至此，新民镇实力大增，全镇共辖51个行政村，总面积达到212平方公里，总人口达到8万人。

回到家乡新民街，我的感受是变化太大了。如今的新民镇，已不再是我记忆中那个贫穷落后、冷冷清清的小集镇，而是正在建设中的陕西省重点示范镇。镇子的西部一大片厂房拔地而起，正在建设中的“彬州高端能源化工园区”吊塔林立，有四家煤化企业在这里落户，整个园区规划项目全部建成后，园区年均销售收入可达205亿元。镇上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都是新建的标准化校舍，和我们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我家及周围的街坊邻居们，土地被征用后，都已住进了镇上的居民小区的楼房，过上了大城市人一样的好生活。彬州建市后，新民镇成为彬州城副中心，城镇建设也驶入了快车道，建成了以东西、南北街道为骨架的四条主街道，六条次街道，五个十字、二条环镇路。东西街道全长二公里，南北街道全长一公里，街道两侧建筑均为两层以上楼房，商贸功能十分突出。村上的支书欣喜又自豪地告诉了我一大堆好消息：2020年西银高铁开通，西安到彬州市只需要四十分钟，彬州市至此纳入了西安一小时经济圈，听着这一连串利好消息，我如沐春风。如果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我心里太抽象的话，那么家乡从贫穷到富裕的变化，就是国家经济腾飞的一个微小、实在的缩影。我衷心地祝福故乡，像一只翱翔在祖国蓝天上的大雁，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能飞得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