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父亲

夜里醒来，父亲的面容清晰地浮现在脑海，掐指算来，父亲离开我近30年了。我想父亲了，年少时还不甚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思念就越浓，有时，泪水不知不觉中会浸湿被世风吹得日渐干涩的双眼。

我不知道父亲具体是哪儿的人，好像是安徽，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我的祖母去世时，他才6岁，后来他长大了，原本可以问我的祖父，轻而易举就能弄明白的事，他就是不问，可见他对祖父的怨恨之深。

父亲说，他家房前屋后是大片大片的茶山。我的祖父常年在江苏做生意，留下祖母和父亲，守着茶园，孤苦度日。

祖父从外面回来，不擅与妯娌相处的祖母嚷着母子俩这次要跟随他到江苏去，祖父心中有鬼，不从，闹了很大的动静，祖母就支父亲出去买东西。当父亲乐颠颠地回家时，看到的却是上吊寻了短见的祖母正让人放下绳索。这天，父亲和我的祖母短暂的生离，竟成了永远的死别。

后来，父亲随我的祖父去了江苏武进县一个叫漕桥的地方，迎接他们的是另一对母子：一个是比我的祖母更年轻、散发着江南水乡韵味的女子，一个是与父亲同父异母的妹妹。祖父在镇上开了一间茶庄，一家人过着衣食无忧、看上去风平浪静的日子。

父亲在缺失母爱的孤独中、在对我的祖父以及他的继母的怨恨中长成了叛逆火暴的性格，在江南某个薄雾的清晨，15岁的他毅然踏上了一生的漂泊之路。

儿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音讯全无、生死未卜。父亲的出走，对我的祖父来说，这种泄愤的“惩罚”就像一把刀子，随着岁月的流逝，思念斑驳的锈痕，愈加让他触景伤情……

父亲从此以后就没再回去过。直到1985年去世，离家整整50年。我有记忆起，父亲就常在我和母亲面前念叨：我家四面都是水，我整天都泡在水里，水那个清、水那个蓝啊……父亲沉浸在对故乡的怀想中，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江南水乡的旖旎，数十年间不知多少次撞入他的梦境。母亲至今都在提及父亲的遗憾，让我闻之黯然，“他说他真想回去，如果他有妈，他早就回江苏去了，可惜他没有妈呀。”对故乡的怀念，不仅仅在于美景美食，故乡对游子而言，是母亲的化身，那里有我们血脉相连、挚爱终生的人。

15岁就独自在异乡行走，何况在1949年以前那兵荒马乱的岁月，父亲的人生履痕让我心生遐想。我和父亲待在一起的时光并不多，也就是他退休后的三五年，关于他的零星的过往，我惟有用片言只语的记忆来拼凑。

父亲长我52岁，当我能忆事时，我的童颜就面对他的鹤发。

父亲好读书，因为他，上世纪80年代初我10来岁就接触到《收获》《当代》《十月》等文学刊物。当时街头租书摊流行那种薄薄的、一部书拆成了好多本的港台武侠小说，租金论厚薄，五分到一角，为节约租书成本，父亲熬更赶夜地“追星”：古龙、金庸、粱羽生、陈青云等，一大帮子人中好像也有父亲快意恩仇的身影……父亲真是比小青年的干劲还大，还有活力。

父亲常常自诩是什么江南才子，在粮站工作是“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但从来就没有谁看到他因屈才而变得郁郁寡欢，哪怕在“政治挂帅”的年代粮站把他抓出来戴“尖尖帽”的日子。

父亲能写一手龙飞凤舞的好字、能讲一口流畅悦耳的外语（那时我还是屁儿不识的年纪，不知是不是让父亲忽悠了），15岁就开始了流浪的他，竟有如此多的雅好，让人难以相信。父亲是粮站的会计，打一手行云流水的算盘，没拨拉出个什么名堂就到了退休年龄。

父亲结婚前，在乐山城里工作。为了离母亲落户的地方近些，与一个做梦都想回城的同事对调到了小镇苏稽，由于他不屑于“媚上”之术，被发放到了偏远的临江粮站。那时交通不便，十天半月，我们都很难与父亲照上一次面。

交通不便，可以买车，自行车是那时的贵重物件，我们一家人的嘴巴贴上封条也得好几个月才能置办起。父亲却中意上了另一件稀罕物：手表，戴在手上，时时都能看到，金光闪闪，好洋盘。不久后的一天，父亲腕上的“金光”不再闪亮，在母亲黑嘴抹脸的追问下，父亲吱吱唔唔地道出了原由。在城镇居民吃供应粮的年代，按规定，居民买米都要搭配相应斤两的灰面（次等面粉）或其他粗粮，这种“搭配”好比改嫁的女人带个拖油瓶，没人心里乐意接受，脸上却只能强装笑脸。遇到有来头的购粮者，粮站的工作人员也知道变通，但偏偏遇到了不知变通的父亲，受到挑战的自以为是者叫嚣道“你去问问老子是谁？老子买米从来不要搭配。”管你是谁，父亲就是不买账。冲突中，父亲的手表让那人拉扯下来摔坏了……

说起父亲的迂夫，母亲就摇头叹气。那年头，我和两个哥哥，我们一家五口，就靠父亲30来元的工资来穿衣吃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是父亲引以为豪而常挂在嘴边的话，我们家十天半月还能沾点肉味，而家中没有任何人吃商品粮的庄稼户连肉的气味也闻不到。每到年底，粮站申请补助的职工起堆堆，真穷的、假穷的，都起哄，父亲从来都不去，以他的性格或者说不屑于去凑这种热闹。领导也过意不去了，向父亲示好，叫他弄张申请条子去，父亲却依旧我行我素，宛如鹤立鸡群。

因为母亲出生成分不好，是“黑老鸹”落户在农村之故，我们一家一直在乡坝头当租房户。有时，母亲难免与房东犯口角，让人家虎着个脸直嚷“搬起走！”这三个字就像钉子，而平常说话做事都透着干练的母亲就像漏气的皮球。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窝，哪怕是狗窝，是母亲巴心巴肝的愿望，要实现这个愿望在当时比登天的梦想也容易不到哪儿去，母亲白天忙着在生产队出工，余下的时候起早摸黑攒足了劲喂猪。邻里都知道，母亲喂猪是一把好手，让母亲当财神爷一样敬着的猪长得又快又肥威风凛凛。猪再长得快，也没有半大小子长得快，我家的房子终于磨磨蹭蹭的开工了，虽然修房子的钱还差了一截。父亲实在是绕不过缺钱这道坎，收起羞涩找粮站领导去了，他以为，他像别人一样本来可以名正言顺去领取却从未领取过的困难补助就像银行存款一样，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的简单道理他却忘了，更何况，你房子都能修起，其时也当属“富豪榜”的名列吧，还在乎区区补助几文小钱？父亲被别人问得无言以对，反倒觉得理亏。后来，我家修房欠下的债到父亲去世时还差200元才抖清。

凡此种种，可见父亲平常自吹自擂是什么“江南才子”、“老江湖”，如何的聪明，真是值得人怀疑，连我当小孩的也知道，他的精明不咋的。不精明的人难免脾气大，因为不善于掩饰，我认为父亲大致就属于这号人，父亲的脾气大，在苏稽所辖的大小粮站中是出了名的，许多领导怵他。若以此断定，父亲这人狂妄自大与人难以相处，那你就错了。其实，父亲是一个很好说话的人，为讨好乡邻而常常徇私。

每到青黄不接的季节，等米下锅的时候，村里人就会念叨起父亲来。为了帮生产队向粮站借粮，父亲戴上笑头和尚的戏脸壳子，四处向人下话。当向晚的炊烟升起，父亲才如释重负。那时，农民要向国家上交公粮，上粮那段时间，粮站里收粮的几爷子可逞威风了。因刁难而上不了粮的乡邻三三两两找上门来，父亲时常丢下饭碗就帮别人推起了架子车。

喜欢白帮忙随父亲去好了，让母亲气恼光火的是父亲“这人一辈子脑壳有毛病”——头上有包。人家是把外面的东西朝家里搬，父亲是把家里的东西外面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物资不像今天这么丰富。前不久，我们区政协委员小组活动，有老总说起当年的生意经，求人办事盖个章，三五斤丝壳儿花生（次品花生）也算一份拿得出手的礼。

喂猪，是乡下人那时主要的经济来源。粮站打米房的糠、食品厂酿造后留下的糟子、制药厂制药后留下的潲水渣就成了养猪农户眼红眼绿的宝。小时候，我就随母亲拉着架子车去长征制药厂放过潲水，要排队，排一长溜，苏稽到长药来回，不是很长的一段路途却常常要花去我们整整一天的时间。这些喂猪的下脚料，都是凭票供应，并非轻易就能得到或用钱买到的。这些单位作为职工福利，按关系大小好坏来发放，或相关单位互赠示好。每次，父亲都有本事弄来不少这样的供应票，但转眼又两手空空作了散财童子，让母亲空欢喜了一场。

父亲个性张扬，怕寂寞，退休回来后更是喜欢走东家串西家，母亲说他一天到晚有倒不完的“尿桶”。有时，我免不了抠着小脑袋胡乱猜想，父亲乐于助人，几乎有求必应，想必打着自己的“小九九”算盘，不“贿赂贿赂”一下乡里乡亲，鬼大爷才有闲心听你瞎吹，更别说为你端热茶陪笑脸了。

其实，父亲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书写的，在时间的洪流中，他与你我一样，如一粒挟裹而去的沙。但父亲的点点滴滴似乎在告诉我，即使是一粒沙，也不该把随波逐流作为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借口，而是应努力地爬上岸，作一粒有意义的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