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九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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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董尧老师兼谈其巨著《北洋风云人物》系列
蒋九贞
一
在徐州，董尧老师是我最尊敬的老作家之一，无论他的人品还是文品，都堪称楷模。
“百度百科”里这样介绍他：
董尧（笔名萧人），男，汉族，1931年生，安徽萧县人。中共党员。1953年毕业于机关学校高中部。1949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历任萧县郝集区政府干事，徐州第八区田楼乡乡长，《铜山报》编辑组长，铜山县农林科科员、县政协常委及文史委员会主任，《铜山文史资料》主编，技术职称副编审。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离休。
著有长篇小说《那年月的一个故事》《天案》，长篇纪实文学《北洋兵戈》（10册）（包括《北洋之祖袁世凯》《北洋之虎段祺瑞》《北洋怪杰徐树铮》《北洋渔翁徐世昌》《北洋儒将吴佩孚》《北洋豪富曹锟》《北洋辫帅张勋》《北洋一霸张宗昌》《北洋联帅孙传芳》《北洋枭雄张作霖》），散文集《三堡的春天》《一路同行》《寻觅在微山湖上》，长篇报告文学《走进牛头山》《微山湖水慰英灵》，报告文学集《淮海战役的故事》（合作）、《黄昏》等。
散文《我的三祖母》获195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等奖，《三华山》获1959年《中国青年报》优秀作品奖，北洋三部及《走进牛头山》分别获徐州市五个一工程奖。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有幸在《铜山报》（后改为《铜山日报》）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被分在农村组，董老师任编辑组长，他对我的言传身教，虽时间已久却犹在眼前，那是我向他学习的最好时机。事实上，也是他手把手教我学会了做编辑这门技术活儿。还有其他几位长者，如张成珠、张震峰、蒋传孝，老画家、美编李丹等，他们对我的学识、审美以及包括改稿、选角度、提升文字水平、画版、版面美化等编辑业务素质的提高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使我受用此生。
其实，在此之前，我和董老师已经小有接触，只不过，那是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接触。
我自小喜欢文墨，上学时文理并进，却对文独有情钟。后来到社会，那时比较乱，惟有文还吃香，所以便与文字打起了交道。
董尧老师其时已名震遐迩，不管有人怎么给他扣帽子，怎么拿他尚未发表的《人事科长外传》说事，我倾慕其文才，都日思夜想见到他。那时我还是铜山郑集中学低年级学生，也跟着一些学哥学姐“造反”，天天高喊口号。可是我在喊口号的同时，留意的是哪里有散落的古籍和国外名著，一旦发现，会不顾一切弄回家，偷偷阅读。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有幸获得的三件宝贝，一个是北大王力教授的《诗词格律十讲》，一个是我们本地名流收藏的上半部线装本《论语》，还有一个是《红楼梦》。其中，前两个至今我仍藏于书橱，《红楼梦》则不知去向。《红楼梦》曾经给我招来过灾难，不仅影响了我，还连累了父亲。然而，我从这三本书里所摄取的营养足以支持我的一生。话扯远了。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我酷爱读书，酷爱文学，酷爱所有有才气的人，不管他在当时受到怎样的批判和待遇。那个非常时期里，我无视我的“红五类”出身，交往的朋友几乎都是那些所谓“牛鬼蛇神”，极少“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可惜，他们平反和恢复工作以后，便天南地北，大都没有联系。
此事不论。我仰慕董老师，想见他。很快，机会来了。记得那天我到县委大院有事，什么事，忘了，反正是有事去那里。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农村，还在学校上学，我的家乡离徐州城三十多公里，学校离徐州也二十多公里，没事我是不可能来市里的，也没有可能来，出行不方便，交通可不像现在这样四通八达，招手有车，那时不是的，出门很难。我到县上，心想这回一定去拜访董尧先生，看看他长什么样，是不是与众不同，他怎么就有一颗聪明的大脑呢？他是一个“谜”，我想揭开这个“谜底”。到了县委大院，见大门口围了一群人，还有一辆卡车，几个全副武装的红卫兵，很威严地站在车上和车下，车上还有老人、孩子和行李。不大会儿，一个干瘦的中年人到了车下，然后被车下车上的人连拉带托弄上车。司机从车门伸出脑袋，问一声“好了吗”，摇上车玻璃，“轰轰轰”发动，开走了。
过后才知道，那被押走的就是董尧！因为当时这类事情太司空见惯，我没有过多注意被押上车的人的模样，没有好好研究研究他究竟长什么样，为什么会这样有才气，为此后悔了很长时间。
直到八十年代之初，《铜山报》复刊，我进报社锻炼，才修复了我的懊悔之心。
原来董老师如此慈祥，如此平易近人，如此循循善诱。他比我大二十多岁，我与他应该是忘年之交，我们是师生，也是朋友，亦师亦友，到现在已经近四十年了。
二
董老师十几岁参加革命，当基层干部，带领群众庆解放、搞土改、“三反”、“五反”、走合作化道路。他有文化，在工作之余写写身边的事，报道一些先进人物和新鲜事物，深得有各方面的重视。由于他善于舞文弄墨，也常常虚构一些人物和故事，以小说的名义出现在报刊上。他1966年写的《人事科长外传》，尚未正式发表就被批判，他本人也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全家被押送回乡历经八年的劳动改造。
他的《人事科长外传》七十年代末在《钟山》刊登，再一次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给改革开放造势。故事说的是某县人事科长“乱点鸳鸯谱”，把学兽医的中专毕业生分配到人民医院，因为专业不同，很多东西都不懂得，或者似是而非。一次，人事科长想巴结县长，把老婆攒了买首饰的钱让这个新分配来的中专毕业生去上海买一种药瓶子。这个新来的年青人弄不懂人用与兽用的不同，买来了兽用的药瓶子。他买来后给人事科长，人事科长拿了送给县长，可把县长气坏了，骂了他一个狗血喷头。由于读这篇小说是在几十年前，具体情节记忆不太清晰了，但是它给我的冲击是非常之大的，至今不能忘记其故事。这是一篇针砭时政的短篇力作，造成极大的轰动效应，促进了政府机关的人事改革以及机关作风建设，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董老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他的这篇小说，题目叫《我和我的〈人事科长外传〉》。他说：“我的短篇小说《人事科长外传》写成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初，发表却在一九七九年第四期《钟山》。为什么时隔那么久才发表呢？原来成稿之后，刚刚送到一家文学杂志编辑部，便赶上了“横扫”那场闹剧，我这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竟然摇身一变成了这个地区的大‘黑帮’，说我‘攻击了党的核心部门——人事科’。于是，一场批判会、一场斗争会，接二连三地批斗没完没了。最后，扣顶帽子，全家送回原籍。经过漫长的八年‘劳改’生活，一九七四年以‘一场误会’而给予昭雪。”重新工作后，当时的《钟山》主编海笑和编辑陈乃祥向董老师索要这个稿子。他们“不仅很快作出肯定的决定，还在文前加了按语，认为‘很有现实意义’。”他的这篇小说被肯定了，他的文学生命重新开始。于是，中年以后如日中天，一部部小说正式出版，一篇篇散文海内外发表，在文坛上成为“重量级”人物。
董老师的散文集有很多部，精装的如《旷世集》一套五本，其它如《一路同行》《村路尽头处》等。董老师的散文，平实朴素，没有绚丽的语言，没有“陌生化”的句式，没有装腔作势的高调，也没有悲悲戚戚的苦诉，有的只是客观的书写，公正的分析，淡然的心态和闲适的境界。他也“歌颂”，也极力推崇，如对“刺汪”英雄孙凤鸣，他就是不遗余力。在他的努力下，在华克之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他游说铜山县政府及有关部门，终于在孙凤鸣老家——铜山区的黄集镇修墓立碑，建立了“孙凤鸣纪念馆”，让后人有了瞻仰之处、祭奠之所，使之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三
董老师《北洋兵戈》亦称《北洋风云人物》系列历史纪实小说，是其文学生涯的最高成就。该系列写有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徐树铮、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张勋、徐世昌等在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二十几年来，几个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多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全部出版。2016年，中国言实出版社将某些版权买断，一次出齐全套十部。出版后，是年4月份，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了作品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评论家对其评价很高。
董老师站在中国历史的高度，本着“对历史负责、为历史立传”的精神，来书写他的作品的。都说“十年磨一剑”，董老师的这套书，何止十年！董老师自己说，他这套书前后写了十九年，我说是几十年。记得董老师到铜山政协后，担任文史委的工作，那时候他曾经对我说过，要收集资料，写北洋军阀，写民国那段历史。当时我是为他捏了一把汗的。要知道，那时候是八十年代，虽然改革开放了，但是许多方面还很不正常，特别是政治生活，反复性很强。他是一个在文革中被送回老家监督改造的人，写民国，写军阀，弄不好，是不是还要“受二茬罪”？我提醒他，他笑笑，说，知道司马迁是怎么写出《史记》的吗？作家也是历史学家，客观反映历史，书写历史人物，是作家的良知，作家要对历史负责、为历史立传，只要忠实于历史，到什么时候都不害怕。董老师还说过，中国历史上，北洋军阀政府那一个时期的人物和事件，是不能抹掉的，抹掉了，中国的历史就残缺了，残缺的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我们必须从这个高度认识历史和历史人物，用我们的笔表现出来。他认为，推翻清朝，结束帝制，是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大事件之一，北洋军阀那一群人物，在这个历史事件中，是各有表现的，他们都为这个历史留下了自己的一页，对于他们的那一页，我们是应该给以承认的。我的朋友、中国言实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昕朋，在后来发表在《文艺报》上的文章里，从另外的角度也说：“历史人物不好写，北洋历史人物尤其不好写。治史写史，面对悬而未决的时代、尚未定论的人物，容易误入或一叶障目、或厚彼薄此的历史圈套；而基调已定的历史阶段和历史人物，同样会由于条条框框所限难以突破。”可是董老师执意写他们，写这段历史。就这样，他利用工作之余，或者利用政协文史委这个身份，与各地政协的交往中，千方百计收集这方面的材料，为这套书的问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董老师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没有他的这个高度，这套书也许不可能出现，即使写出来了，也不会有这样大的成就。
董老师站在中国文学史的高度，寻找和审视他的作品突破。一个不看世界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作家，恐怕不是好作家，至少，不可能获得大成就。董老师在研究清末民初历史人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他大有作为的空间，那就是，这段历史和这群人物，还没有人真正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那时候还没有这些北洋风云人物的像样的文学书籍。虽然有一些演义性的东西，不过很不全面，相对说是一个空白。对于作家来说，空白就是舞台，谁发现了、利用了这个“空白”谁就有了优势。因为，作家笔下创造的是他的“世界”，正如卡佛所说，每个作家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既然是自己的，当然就是别的作家没有的，别人没有写过的。我们可以纵观整个文学史，凡是在文学史上有位置的，必然是不一般的，也就是说，不重复前人的，前人没有写过的，或者是比前人写得更深刻、更新颖、更带普遍性、更有特色的。文学归根结底是写人的。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不管你对高尔基怎样看，这句话是文学上的相对真理，不好推翻。只有塑造了文学人物，作品文本才是有价值的。作家是依赖他的人物而名垂千秋的，没有“自己的世界”，没有自己的“典型人物”，就不能成为作家，充其量只能是一个不错的写家。唐吉可德是这样，哈姆雷特是这样，浮士德是这样，欧也妮·葛朗台是这样，贾宝玉是这样，唐僧师徒是这样，那些文学史上的典型人物都是这样，同时，塑造了他们的作家就传世了。董老师瞅准了这一点，于是，咬住青山不放松，对那些北洋风云人物，几十年如一日，收集素材，记录整理出了一本又一本笔记，为他写作这套书打下基础。
董老师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执着，是完成这套巨著的必要条件，这是非常重要的。奋力写作，几经修改，几十次增删，最终完成了十卷300多万字的鸿篇巨著。关于这一点，最有发言权的是董老师自己。他在他的作品研讨会的发言中说：“那个时候还在工作期间，工作前前后后做了十年，我大概积累了四五千万字这样的资料。我是1991年办的离休手续，办完之后哪都不去，就坐在家里写这些人。”不说以前准备资料的许多年，就从1991年算起，连同写好后的不断增删，以致出版出现的问题，到2016年全部出版，这里的“磕磕绊绊”，没有毅力的人恐怕也顶不住，说不定就中途放弃了。可是，董老师绝不言弃，而是矢志不移，他坚信这是一套很有价值的书籍，总会有人“慧眼识珠”。就这个精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四
董老师《北洋风云人物》系列的文学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这套书的文体，既是纪实，又是文学，是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历史人物，自然不能没有文学的色彩，不能不讲究艺术性。
首先我认为，董老师的这套书结构是庞大的，也是有机的。十本书，十个人物，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同时人，又都在中国叱咤风云，他们之间的交集是不少的，互相都有联系。在构思的时候，这是不容忽略的问题。《北洋风云人物》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正如作品研讨会上，《北京文学》副主编施力斌所说，对北洋军阀这些人的书写，过去都是“支离破碎”的，到了董老师这里，“已经成为一个系统工程”。所以，系列书中人物有交集的几个地方，涉及到的单本里的人物活动和对话，有其相似与相同之处，这是十分自然的，是合情合理的，是符合真实原则的，更是历史真实的再现。总不能同样的人物在同样的场合说过的话，这本书这样写，那本书那样写，那样的话，反而虚假了，不合乎情理和真实了。
其次，董老师对于历史真实的处理是“文学性”的，他着力的是人物形象，把自己的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展示。王昕朋认为，董老师“不是简单地摹写历史，也没有做概述性的价值判断，而是侧重‘风云’，写的是历史的‘故事’，且往往跌宕起伏一路发展，尤其是写人物，写出其中的身世情感，立意生动细腻，其中最为强调的，是人心、人性、人格，以文学和史传的方式，重新赋予时代和人物以丰富的状貌。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董尧对历史史料的掌握，以及对真实历史的恪守。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在历史与叙事之间，构筑起了坚实可靠却又生动的北洋史，而写北洋人物，也能在风云变幻之中，可信而不失可爱。”比如对“北洋之虎”段祺瑞的人物塑造，王昕朋就分析称“作品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段祺瑞的‘人心’：既有掌权北洋军阀的野心，也有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心；既有即位北洋政府总理的政治雄心，也有军事败北、政坛陨落之后的闲逸之心。”这是符合董老师这套书创作实际的。客观而立体地展现历史人物的故事与个性，也正是董老师的创作初衷所在。
董老师的书好读，耐读。他的语言朴素，平和，通俗，易懂，读起来顺畅，不累。他赠我的《北洋风云人物》之《袁世凯》《张勋》《曹锟》《张作霖》四本，正文内容凡1334页，约1365千字，我一个星期读完，这是我破记录的读书速度。董老师的创作方法是遵循现实主义，虽然是纪实，但是也极力营造故事氛围，使其故事曲折，跌宕起伏，人物命运扑朔迷离，扣人心弦，尽管这些人物大家都比较熟悉，也知道他们的结局，但读的时候心也时悬时平，恰似第一次接触他们，根本不晓得其命运轨迹，或喜或怒，或怨或嗔，那份担忧的心绪和急切想听“下回分解”的要求时刻萦绕心头。
五
我其实是不敢妄评董老师的作品的，他毕竟是我老师级的名家，我的笔力不足以为他写评。我坚定地认为，徐州文学史不能没有他，他是徐州文学界扛鼎和领军的人，他影响了两三代文学青年，带出了一大批徐州作家。正因为此，我必须写他。怎么写呢？想来想去，只能以这种方式写一篇关于他的人与文的文章，求教于董老师以及其他老师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