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九贞
网站用户
——兼谈频阳子小说的“套路”与中国式叙事
蒋九贞
何谓“中国式小说叙事”？顾名思义，就是中国传统的小说叙事方式，这种方式注重意境和神韵，同时讲究故事性和故事的完整性，讲究语境和修辞，讲究人物的寓意和典型意义。中国的小说是从“街谈巷议”“道听途说”①发展而来的，以致“传奇”和“话本”②，重视“说”或者曰“讲述”。后来演化，其中一支曰“宣讲”，就是专事社会公德道德教育的那种，也不失为一种传统。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包括小说，就很突出教育功能这一块，关注社会效果。
频阳子的小说是中国土地上生长的奇葩，必然带有中国式叙事特点，必然重视精神的正能量传播和典型人物的塑造，讲究故事的寓言性。同时，他汲取了西方小说叙事的长处，创新了他的叙事方式，开始形成自己的小说“套路”。这是难能可贵的。
一
世界是繁纷的，世事是杂乱的。在繁纷的世界和杂乱的世事中，难能可贵的是保持一颗正定的心，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逾做人的底线，不管什么时候都不乱自己的分寸，他们是“纯粹”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功利思想。你说他保守也好，说他跟不上时代发展也罢，他都不忘初心，不贪图私利，本本分分走自己的路。这样的人，现实中是有的，文学作品中也是有的。但是，近些年来，现实中这样的人少了，文学作品里这样的人也少了。
少，不等于没有。也许正是因为其少，出现了才觉得稀奇，觉得珍贵。陕西作家频阳子的小说里就有这样一个人。
他是东辛庄的贫协主任，叫王顺天，七十多岁了，是早已退休的村干部。他一直做老书记的帮手，“土改、入社、大公社，集体经济时代，他和老书记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把东辛庄一千多口人的日子，不管多么艰难，竭尽全力过下去。想法设法，不让村民饿肚子。王顺天生性耿直，一条道走到黑，碰倒南墙不回头。入社后庄稼干旱，村上人工打井，最后掏井里的淤泥，井壁随时可能塌方，没有人敢下去，王顺天脸铁青着，鞋子一扔，裤脚挽到大腿根，他下去了。夏秋机耕排队，轮到东辛庄已经是夜半三更，王顺天早就等候在了地头。一个小队长在两年半的任上，把一万多元的集体资金，花得没眉没眼，社员们怨声载道。老书记让王贫协去主持公道，他和相关人员清算了一个多月，内查外调，终于弄清了其贪污的事实。东辛庄的一村男女老少，几乎忘记了他的名字，人前人后，都称呼他王贫协。”省城设立开发区，圈定了市郊几十个村庄。东辛庄地处开发区中心，一夜之间，土地被征收，户籍被统管，农民变成了市民身份。原来的房屋扒掉了，东辛庄建成了小区，他们住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楼房。分房时在大门两旁最好的地方照顾老书记和王贫协，老书记及时搬进了新住处，而王贫协想第二天再搬进去，没想到被村里的一个无赖辛来抢先了。没有办法，抢先就抢先吧，他让了，村里在就近又给他安排了一套住房。原来的地势好，辛来租出去，赚钱。王贫协住进新居，用“老掉牙”的道理教训儿子、媳妇，“大武你听着——，现在，咱们已经住定了，就开始安心过日子。这样的房子，咱先人做梦，都没梦见过。咱一家住上了这么好的房楼，应该知足。还是现今社会好。村上卖地，分了一些钱，但要捏紧，放在后头花。死水怕勺舀，不能松劲，还要下苦，腰身猫下过日子。大武你听着……”他主动要求打扫厕所，村里规定厕所收费，他并不在乎，也收也不收。公厕南边是垃圾场，小区常住人口多，每天各种垃圾陆续被扔在这里，蔓延到了路边。王贫协拿一把铁锨，隔半晌功夫过去清理。他把垃圾撩上去，堆积起来，尽可能码高，以扩大垃圾场的堆放量。这是额外的活儿，本来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可是他不管分内分外，每天都做。垃圾里的纸箱纸板、塑料瓶、金属废品、碎木板、木棱子，他把可以回收利用的东西检出来，分类收集、整理，时不时的也可以换一点钱回来。在对金钱的看法上，他是这样说的：“钱能为人，钱也能害人。没有钱不行，人要吃饭穿衣、生老病死；钱多了不一定是好事。古话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钱多了会生踅事。当年的和珅大清重臣，雍正皇帝的亲家。多神气，皇上天下第一他第二。他什么没有？他还爱钱，不择手段地贪得无厌。结果呢？乾隆帝登基了，和珅的家财没保住不说，命都没了。全家九族都跟他遭殃了。”儿子大武给他买来一只鸟，他不闻不问，倒是老伴帮他喂养；村里换届选举了，大家议论纷纷，他只听不语；湖北口音的小伙子脚踏三轮车，来这里拣破烂，大武不让。
顺天老汉走过来了，脸色煞白，他看着大武，怒目相对：这是先人给你留下来的？还是专门给你家建造的？
大武不说话了，尴尬地苦笑。
顺天老汉让大武把三轮车摆弄好。捡拾一点破烂，又不是金子、银子，都要过来给自家占住！
大武无奈，鼓足了力气，帮湖北小伙把翻倒的车子重新放正。
顺天老汉鼻腔吭了一声，他郑重地说：大武你听着，就是一只鸟儿，也该让它活着！这世事，不是你一个人的。
就这一段话，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善良、正直、大爱的老人的胸怀是何等高尚！
丹纳的《艺术哲学》里有一段话说得好：“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③他这里说的是绘画、雕塑等艺术品，对于文学艺术来说，也一样。
自从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一下子步入快车道，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同时，在这个日新月异的过程中，各种思想、观念、文化碰撞、蚕食、挣扎和转化，社会人群乱象杂生，由于过分强调人的“本性”释放，纵容负能量蔓延，抑公而扬私，以至于私欲横流，底线模糊，信仰缺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利”而“义”几乎荡然无存。在这种情况下，王顺天老人的坚守愈加显得难能可贵，你说他保守也好，说他跟不上时代也罢，他坚守他做人的底线这种精神就值得宣扬；况且，他是在“翻身做主人”而后“人人向钱看”这个大背景下的信念坚守，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特殊环境里的良心守候，是在喧嚣而浮躁时代的精神沉淀。
把王贫协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里分析，他的意义就非同一般了。
二
王贫协只是频阳子中篇小说《东辛庄》里的一个人物，严格地说，他算不上“男一号”，但肯定是重要人物。
《东辛庄》展现的是“人物群”，甚至很难界定谁是“一号人物”。这与传统的小说叙事方式似乎不同。西方小说传统方法，一个小说，不管长短，无论里边多少人物出现，总是有一个是最主要的人物或曰中心人物，整个故事的开展其实是围绕着这个中心人物进行的，另外还有一到几个重要人物，这些重要人物也是围绕中心人物的，与中心人物构成关系，演绎故事，《巨人传》《红与黑》《浮士德》《鲁滨逊漂流记》《追忆似水年华》等等都是。中国传统小说早期大致也是如此，比如《三言》《两拍》《好逑传》等。但是，中国传统小说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的叙事体文学，所以自然就有中国特色，那就是人物关系构成往往更复杂，写作者很重视每个人的个体描写，这就使得出场人物个个比较丰满，性格独特，栩栩如生，常有次要人物形象比主要人物更鲜活的现象，有时候几乎“喧宾夺主”。《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莫不如此。频阳子一定是研究了大量中外小说作法，他的小说人物设置一方面显示了传统，一方面也有自己的突破。
时代是被时间不断推向前进的，文学也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关于小说人物设置问题，文学批评界曾经做过多种估量。当然，这些估量是根据作家创作实践提出的可能性。但是，作家们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往往很难摆脱“中心人物论”，一摆脱，就可能是脱缰的野马，让人不知如何了。想摆脱，又摆不脱，这就是作家们的困惑。频阳子好像冲出了这个困惑。我看过的他的几篇小说，其人物设置乍一看有些杂乱，让你搞不清楚谁是主要人物，他究竟写的谁，他的“人物群”里仿佛个个都是“主要人物”，有“平均使用笔墨”之嫌。如《老六子和他的狗友们》，其中的人物有老六子、乱堂、杆子、老段、新娃等一大群，这些人物的描写都很精彩，所占篇幅也很多，而老六子俨然被“淹没”在众多的人物之中了。然而，读完全篇，你会感到，那一群人在你脑子里活着，老六子也在你脑子里活着，你感觉老六子依然是最重要的一个。老六子重要，大家都重要，老六子和他的狗友们组成了一个“人物网”，一个小小的“王国”。这个“人物网”上的任何一个“结”都不是无足轻重的，所以作家用力气编好它，而不是敷衍了事轻轻带过。大家以各自的方式生存着，这才是人类社会的本来面目。
我一向看重原生态写作，生活是什么样子就写成什么样子，人物什么样子就照那个样子去写。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是中心，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当作家特意写某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才成为这个作家特定环境里的所谓中心人物。老六子是作家想突出的人物，因为他的题目是“老六子和……”，已经点明了，毋庸置疑。但是，离开其他几个人物，老六子肯定立不起来。作家频阳子对他写的几个人物都很熟悉，成竹在胸，对谁的描写简单化了都不再是他心里的形象，他有意打破“中心人物重笔写，其他人物简单写”的老套套，另立他自己的新套套，形成他的新套路。
老段在这篇小说里有点“另类”，他“是县人事局的干部，却不谋其政。喜欢遛狗，野猎，精心侍候波斯猎犬。他山西大学数学系毕业，在卫星发射基地服役，做雷达系统工程师。他逻辑思维能力强，善于琢磨问题，是基地的业务尖子。卫星基地位于塞外荒原，待遇优厚。眼看就要晋升高级职称了，老段却说军旅不是久留之地，执意要回到渭北老家。放弃了十几年的军旅生涯，老段回到老家县城，在政府的职能部门，做了一名公务员。”在阎锡山的花园，他盯上了阎锡山留下的一只红色波斯幼犬，死缠烂打，生生让老战友利用职权，给他讨了过来。工作之余，早晚散步，老段都要带上它，把在基地训练军犬的方式，奔跑、抓捕、逾越障碍等，实践在了它身上。于是，这只叫“红姑”的红色波斯幼犬被训练成了最出色的猎犬。
老六子是频阳子多篇小说里都出现过的人物，只不过这一篇里他的“戏”多一些而已。老六子是老光棍，他“年轻的时候讨过老婆，不过老婆是个药罐子。药罐子老婆自小有肺病，她过门后就给老六子生了儿子。儿子落地没几天，老婆就死了。”老六子就成光棍。他把儿子交给大姐，自己一个人“独闯江湖”。他是出色的猎人，家里常常聚集一些各地来的打猎者，去围猎山上的野物。他们都是以此为乐的，并不是要靠打猎挣钱，他们打来的猎物，或者自己吃了，或者送人。
镇上杆子是个人物。杆子也“养了一只波斯猎犬，远近闻名。杆子年轻的时候，给军阀党跛子背过枪。解放前夕，党跛子逃亡上海，把他的波斯爱犬交给杆子照管。杆子一辈子吸大烟，无儿无女无老婆，他就喜欢波斯西狗，喜欢野猎，人瘦得像麻杆，五尺高的个头，半驼了腰身。他在街道卖茶水，给供销社兼收废品。”杆子能说会道，还是个热心人，谁家有事，他都肯去给帮忙。一次，有个姓鲁的屠户，生意不错，贪心更大，欺行霸市，其他三个屠夫让他挤兑走了两个，剩下的一个他也不放过，有一天提了屠刀去找人家的事，硬要砍杀。杆子正好路过，挺身而出，让鲁屠夫“来先砍我！”“先不要砍他。等他把家父家母养老送终了，再砍也不迟。我光杆司令，无牵无挂，死了不如一条狗。”“你的屠刀不过巴掌大吧？小日本的东洋刀三尺长，那家伙没你凶恶？中条山血战，小日本成群结队，手举东洋刀横冲直撞，我杆子还是这副身板，怕个屌，面不改色心不跳。照直干上去了。”“家有家法，行有行规。出门在外混饭吃，就要维护社会秩序。有钱了就想做老大？错。如今的老大，是共产党！”把鲁屠夫给镇住了，化解了一场不可想象的灾祸。杆子死了，老六子穿了孝服，还让儿子等人披麻戴孝，跪在灵前，很隆重地给他出了殡。
作品里的其他人物，也都各有大段的介绍和描写，就不一一赘述了。
一个不大的中篇，里面的人物这么多，个个都描写得非常精彩，这是个功夫。
三
频阳子的小说结构有点意思，《老六子和他的狗友们》人物出场是“水浒式”的，每个人出场都有点突兀，都是在上一章结束时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的情况下“亮相”的，都用至少一章的篇幅来讲他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又都指向一个目标，就是“狗”，恰如《水浒传》里众英雄一个一个出场，无论有怎样的经历和想法，最后都梁山聚义了。
小说是叙事艺术，自然要讲究叙事方式。我们常说，形式即内容，小说形式其实是作者想表现的小说内容的载体。什么样的形式装什么样的内容，美丽的躯体没有美丽的衣服难以凸显其美。同样，好的内容需要好的形式，没有好的结构形式，其内容的可能性亦会大打折扣。叙事结构形式是作家掌握和表现客观世界的一种手段，是客观时空形态和主体建构形式的一种吻合，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渗透着作家艺术感知的审美特点和文化意识的直接介入。《水浒传》采用单线发展的线形结构形式，第四十回以前讲单个英雄人物的故事，每个故事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被一根贯穿的线串在一起，看似散漫，其实是有着很深的内部逻辑联系的，所以读者对于他们各自的出场并不感到突然，反而觉得顺理成章。④
频阳子对中国古典小说一定有所研究的，特别是《水浒传》的结构，他必深谙其中三昧。这就使得他的《老六子和他的狗友们》有别于其他作家的结构，也没有像有些作家的所谓“过渡”方式。他是“散点视觉”的，自己站在一个足够的高度，对所写人物做俯瞰状，如中国古代戏曲，每一个出场人物上来先来一番介绍，让观众（读者）对此人有个大概的了解。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方便认识剧（作品）中人，方便理解后面的故事，大众喜闻乐见。人们接受事物的习惯，往往由浅入深，越是浅显的东西越容易接受，越是明白的道理越是深入人心。——这一点，恐怕我们的理论家们不以为然，他们爱在概念上兜圈子，从概念到概念，玩弄起来没完没了，玩深奥，搞得让人家不懂，还自鸣得意，自我感觉良好，岂不知是越摆谱越离谱，没有人人买账。
小说的过渡，有的地方也是转折，是小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有个专事小说创作的朋友说过，不会过渡就是不懂写小说。有次我问他，怎么才算“会”“过渡”呢？他说，自然，无痕，内逻辑，外逻辑……。他说的这些“道理”，我们不能说错，但那都是一些概念，对于写作者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内逻辑也是存在“黑洞”的。“黑洞”原意是指宇宙空间存在的一种天体。黑洞的引力很大，使得视界内的逃逸速度大于光速。按照科学家的解释，黑洞无法直接观测，但可以借由间接方式得知其存在与质量，并且观测到它对其他事物的影响；科学家最新研究理论还显示，当黑洞死亡时可能会变成一个“白洞”，它不像黑洞吞噬邻近所有物质，而是喷射之前黑洞捕获的所有物质。我把这个概念引进文学评论，引进到“过渡”这一文学理论区间，是想说明，看似不合逻辑的过渡，可能最合逻辑，我们在谈论小说章节“过渡”的时候，不能忽略“黑洞”的存在，更不能忽视“黑洞”“死亡”后的能量释放⑤。《水浒传》的情况即属于此。
《老六子和他的狗友们》亦属于此。小说第一节讲老六子命苦，老婆死了，儿子幼小，可是他的心思不在儿子，而在镇上杆子那条波斯狗；第二节讲新娃不喜欢上学，他放羊，吸烟，带着他的黄狗加入野猎队伍；第三节讲杆子的貌似传奇的故事；第四节讲老六子抱着波斯狗仔找聋子媳妇喂奶；第五节讲乱堂这个人；第六节讲老段；第七节以后就是人物交集了，开始了围猎和其它故事。这样的谋篇布局，我以为是非常好的，作品中的人物一个个出场了，又相互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推动着情节向前发展，也决定了每一个人的结局，决定了每一个人的结局对另外人的影响。
《烙饼的河南客》也是一篇佳作，小说篇幅不算太长，一万四五千字，它的结构虽然不像《老六子和他的狗友们》那样明显有《水浒传》的影子，但也有痕迹。小说共九小节，第一节，说河南客赵小山领上媳妇青叶，走出了贫困的南阳老家，在东辛庄安营扎寨，靠烙饼挣钱，生意还不错。烙饼是小生意，就像大街上摆小摊卖水果的，走街串巷卖零食的一样，挣几个蝇头小钱，都是最底层人做的事情。东辛庄房租贵，他租不起，炉子就贴在一家门店的山墙根，就这还每月三百元的费用。烙饼需要三个人：小山负责招呼顾客，卖饼，过秤，收钱；他招来堂弟壮壮负责揉面、烙饼、守火炉；小山媳妇青叶负责后勤，发面，备菜等。其中，对小山的形象和壮壮的情况、烙饼生意等作了相应介绍。第二节，就是青叶的“专章”了。第三节，基本上是讲的枝枝，青叶姐姐的孩子，十一岁的枝枝跟着二姨青叶来到了城里，看护二姨的女儿绒绒。第四节，讲壮壮干活实在，但是迷恋上了网吧。第五节，写他们住在城里，仍按家乡的习惯，一天两顿饭，三个人辛勤工作，轮流吃饭。第六节，写他们拥挤的住处，夫妻生活都无法秘密进行，引得堂弟怪笑。第七节，堂弟与小山有了矛盾，影响了烙饼生意。第八节，小区环境整治，外边的烙饼摊子不能摆了，壮壮提议家里烙饼，他去街上巷口卖，他还建议堂兄小山改进烙饼工艺，多做花样，适合不同人群，结果生意很好。壮壮长大了，领来一个女大学生。第九节，壮壮向堂兄小山请辞，自己烙饼，独立创业。小山和妻子不放心，过了一段时间，小山去看堂弟，发现他的生意不错：
大门右侧那个身影就是堂弟。只见壮壮头戴卫生帽，身穿白大褂，在案子的半边揉面、烙饼。他十分洒脱，两手灵活得像装了风火轮，面团在他手下旋转成了陀螺，擀面杖起起落落，压向案板，飞速滚动，像竞技场上一阵精彩的棒术。舞动于掌股之间，形成于案头之上，看得人眼花缭乱。好家伙，全然一个行家里手！壮壮身旁另半边案子前，有个女子和他同样装束。她一手操刀，一手夹着烙饼放上案秤，包装、收钱、找零，干脆，利落，娴熟。她面若桃花，频频向顾客点头，示意，应答如流，全然一副小老板的气魄。
小山目瞪口呆了。那不是学生妹吗？就是堂弟领见他和青叶的那个小老乡啊！这个小堂弟呀，真真个应验了那句古话：后生可畏！
小山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心头却涌上来一阵苦涩，感觉不知是悲是喜！
小说到此戛然而止。
从故事情节来看，结构并不复杂，也没有所谓跌宕起伏，可是读来十分顺畅，作家是娓娓道来的，读者是慢慢品味。这样的效果，我们不能说都是结构的力量，但结构确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
四
《自行车》讲述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关于自行车的系列故事。我之所以把一篇小说里的故事说成是“系列”，因为这篇小说里确实讲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几个小故事，一连串的故事，一个故事套着一个故事的连环故事，其结构形式与《老六子和他的狗友们》十分相似。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物质匮乏，自行车还是稀罕物，谁家买了自行车，不管是崭新的，还是二手旧车，都是村人关注的焦点。
大旺在薛镇供销社当会计，有辆自行车，一旦回家看父母，小旺就会趁机把他的自行车推出来，在村外的大路上，绕张家堡骑车洒脱几圈。
乡医六斤娃有自行车，一辆很旧的破自行车，是他为了给村人看病方便买的，十分简陋，就是一副车架，两个车轮，一副链子和蹬踏装置，没车铃、没闸、没锁，没衣架、瓦圈、护链板，脚踏板早坏了，只剩下了一根铁芯。
北巷的才娃在县建筑公司当瓦工，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才娃老爹有辆旧自行车，是他在秦州带回来的。才娃骑着它上下班，但没骑两个月，老爹就喊着骂着，要回了他的自行车。才娃和老爹闹翻了，吵架了，为了争一口气，狠下心来，咬着牙齿，借了五个工友的钱，答应两年内还给人家，才凑够新车钱，买了这辆天津产的“红旗”牌自行车。
新来他爹也有一辆自行车，买的二手车。新来家的自行车，就停放在堂屋的回廊下，可是不让新来骑着玩。
每辆自行车都有一小串故事。
下面的故事有点“悲剧”。
一个周日，镇上集会，小旺借了才娃的车子。小旺在百货商店门口下了车，他把自行车推上人行道，很潇洒地提起车尾，将车子撑起，关上车锁，拔出钥匙，拿在手中摇晃，径直跨进了商店。等小旺哼着“信天游”小调走出商店，准备启程回家，太阳已经西偏了。小旺走近停车的地方，发现自行车不见了。乡医六斤娃陪着小旺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小旺跑进公社报案，小旺放声大哭，半个街道都能听到他绝望的哭声。车子找不到了，小旺睡在家里，几天不吃不喝，捂着被子闷睡，像死了一般。郭婶憋不住了，把大儿子叫了回来。大旺骑着他的自行车，借天黑进了家门，他对老母说：我车子不骑了，放在家里，等才娃子回来，给人家还上；飞鸽牌，八成新，他不吃亏。郭婶请老村长去才娃家当中人。才娃子听说小旺丢了新车、大旺要还给他旧车，只冷冷地说了一句话：飞鸽车子我用不惯，我就骑顺了红旗车。大旺无奈，看在老父老母的份儿上，咬紧牙关，给主任诉了几天苦，终于在供销社库房里，推出来一辆“红旗”牌自行车，替小旺还了。
新来要到镇上给娘买药，爹给了他自行车钥匙，新来骑车来到药店跟前，那里已经停靠了四五辆自行车，他把自己的车子也靠近停放。新来抓了药，付过药钱，拎了药包，急急忙忙就出门，走在自行车跟前，打开车锁，推车就走。突然过来一个中年人，迎头给了他一拳头。新来一下子被打懵了。原来，中年人把他当做偷车贼了。新来想，明明我推得是自家的车子，怎么能反诬我偷车？怒火中烧，扔掉车子，放开手脚，和中年人打在一起。新来个儿高，身体强壮，噼里啪啦给那中年人一阵回敬，打得中年人直叫唤。不知从哪儿窜出两个汉子，一个抱腿，一个搂腰，新来敌不过了。这时老村长来了，喝住他们。经过一番周折，弄清了事情原委，是新来慌里慌张骑错了车子。新来挨了一顿打，挂了彩，乡医六斤娃拿了酒精，给新来仔细擦洗了一遍伤口和肿胀部位。
小旺说：兄弟，你比我强。挨了一顿打，没丢车子。我若能挨一顿打，那怕饱打一顿，没丢才娃子车子，该多好啊！丢了那辆新车子，我这一辈子，在老大面前说不起话了！
新来浑身疼痛得难受。乡间小道，凹凸不平，一路颠簸，新来呲牙咧嘴。听到小旺的唠叨，新来嘴唇嗫嚅了一阵，口齿颤抖着想说什么。
新来终于说话了：旺——旺子哥，才娃子不是人！他的车子不是正宗“红旗”牌，是——是在县上车辆社组装的。我爹跑马车，常去车辆社修车。是大师傅告、告诉他的。
小旺站住了，看着新来的眼睛瞪直了。停了好一会儿，小旺才说：狗日的！贼娃子把我车子偷了，他又把我坑了！
小旺对才娃的恨可想而知。
《哥俩好》则写了二叔和小胜两个人的命运，小胜是倒插门女婿，是二叔牵着大红马领进村子的，那时候二叔才十五六岁。小胜还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岳家把他和媳妇分开住，小胜多有怨言，二叔就劝解；小胜给集体喂牲口，二叔常常帮忙；二叔高小毕业，算有文化了，就教小胜识字；小胜好热闹，是野猎队的忠实成员，二叔也瞒了奶奶，跟着去打猎；老六子打来的野兔子，也分给二叔一只两只，二叔就和小胜一起在饲养室里煮了吃；二叔参军了，小胜牵了大红马一直送到镇上；二叔到部队进了卫生队，又经过培训，成了一名军医，小胜仍然当他的饲养员；二叔回家探亲，小胜生了儿子，正式认了干爹；二叔给小胜两包“飞马”牌香烟，小胜不抽烟，可是天天把一支烟夹在耳朵上，逢人就夸耀，说这是亲家给的；二叔再回来探亲，小胜的儿子快上学了，就送给一沓练习本，一支炮兵用笔；小胜也出息了，是全社的积极分子，二叔是部队外科医生；小胜给儿子买了两支铅笔，换下炮兵用笔，别在自己口袋里，到处宣扬，这是亲家送的；二叔当了十五年兵，转业地方做了耀州水泥厂医院院长，硬拉着小胜到耀州玩了一圈；二叔退休了，回到老家，小胜很高兴，说，以后有个头疼脑热，不用跑镇上了，咱有自己的大夫了；二叔突然病故，小胜让儿子行大礼，儿子小兴突然瘫倒在地，放声痛哭，而“小胜依然平静，他在二叔灵前仍然诉说着，声音很大，几乎盖过了哀乐的声响：亲家，你先走一步，到顺阳河畔的墓园里，好好歇息。我已经给兴子说了，在你旁边，给我留了一片空地，再过几年，我就去陪你，一起守望这片故土。下辈子，我俩还是兄弟。一对好兄弟！”
这样一对好兄弟，的确值得大书一番，尤其在民风不古的今天，应该是有意义的。
《哥俩好》与《老六子和他的狗友们》和《自行车》《东辛庄》的结构形式不一样，但是，它们同样是成功的，同样达到了作家的预期效果。
五
到这里，我们可以来梳理一下频阳子小说的“套路”了。
我和频阳子的认识严格说是在网上。我在朋友空间知道有《陕西文学》这个杂志，便根据其提供的邮箱发去了一个中篇。几天后，我的QQ里闯进了一个昵称“陕西文学”的好友，我回应了，于是我们聊起来。我们聊了很多，谈到当代文学，谈到小说的地方特色，谈到个人风格，也谈到文学与意识形态的种种复杂关系。他说他知道我，还在学校的时候读过我的小说，读什么，忘了，可是对“蒋九贞”这个名字印象深得很。他说他前些年“下海”过，在商海里转了一个圈儿，归队了，归队后，就弄文化，写小说，办杂志，而且写小说一发不可收。他一下子给我发来了《老六子与他的狗友们》《东辛庄》《哥俩好》《烙饼的河南客》《自行车》和“小说三篇”（《河边》《木匠三明》《黄鼠》）等，其人物、故事、语言、风格，从内容到形式，我非常欣赏。看了其中一部分，就敲定了这篇拙文的题目以及副标题。在我看来，频阳子小说是有其个性特点的，他不是一片空白重返文坛的，而是带着问题、带着成熟重返，并且试图在重返后做一番努力，决心在小说领域有所建树。我们从他这几篇（部）小说就可以看出来。
我认为，他的“套路”之一，是结构形态方面的自信。他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结构的精髓，同时又尝试新的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结构形态。比较典型的如《老六子和他的狗友们》，看上去就是一个故事集束，一组散淡而有趣的乡村生活画卷，没有宏大主题，写的是乡情，一出乡间喜剧，一曲乡人悲歌，一幅人性裸图。还有《自行车》，也是如此，它们受了《水浒传》的影响，都是对作品人物单个介绍（讲述和描写）一遍以后，再来展开更广阔的画面，更复杂和有意蕴的故事，进行主体描述。另有一类，如《哥俩好》《黄鼠》等，在结构方面也不俗套，随意而有逻辑，这是十分难得的。《木匠三明》就是三明这个人做主线，每一节都是三明怎么怎么，故事集中，主题鲜明。他的小说结构形式是开放的，又是自成体系的，与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
他的“套路”之二，是小说人物设置方面的自信。他的小说人物很多是没有明显的“一号人物”“二号人物”的界限的，他善于展现“人物群”，像现实生活那样，所有的人都活生生出现在作品里，想着他们各自的心思，说着他们各自的话语，做着他们各自的事情，交集着他们的交集。频阳子还善于把人物心理活动融入行为之中，他们边行动边思想，或者边思想边行动，思与行完全一体，打破了旧小说言和行、思想与作为分解开来的做法，是另一种形式的“天人合一”，而不是西方那种零零碎碎的条分缕析、说一套做一套的方式。如《东辛庄》《烙饼的河南客》等即是。
他的“套路”之三是小说技巧方面的自信。小说是艺术，小说需要叙述技巧。然而，自古以来的小说技巧多了去了，如果细细讲来，不少于几十上百种之多。这么多的技巧要求，在一些人那里，如文学编辑和评论家，都成了清规戒律了，动不动用这些东西要求作家作品，其实没有必要。小说无非是从小处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能把故事讲明白，把人物说鲜活，把意思表清楚，给人一定收获或享受，就够了，所谓技巧，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这就是小说技巧的真谛，它的根本作用。离开这个，大谈什么技巧，都是无稽之谈，毫无用处。频阳子深知这一点，他的技巧都是综合性的，看上去很随心所欲，没有技巧可言，其实到处都是技巧。他是将技巧融会贯通到了每一个场面每一个人物每一句话，作品中的故事，细节，场景，行为，心理，等等，皆含技巧，却无匠气外流。这才是高手。
他的“套路”之四是小说语言方面的自信。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小说语言至关重要，语言不好，作品必定黯然失色，即使故事很好，也有“掉链子”之嫌。频阳子的小说语言是娴熟的，他写的大都是农村，或者刚刚从农村过渡到城市的新市民，他们的语言还都是农民语言。频阳子大约是农村出身吧？他对农民语言十分熟悉，张口就来，朴实，有动感，字里行间透着机灵、厚度。
你们以为我的弟兄们赚钱容易？这是用人肉换得吃猪肉！拿命换几个小钱使。没看到河水多大？中间有多少漩涡暗流？河水夹杂了多少漂浮物？我们下河捞尸，说不定会搭上兄弟们的小命。闹不好，运气不佳，就会有去无回。
这是短篇小说《河边》里的一段人物语言。城郊那条河，河水湍急，河里淹死了人，涨着白花花的肚皮被冲到河中沙沚上，家属急得团团转，哭天喊地，求人下水捞尸。“捞尸队领班头戴长舌帽，他坐在观景台边，一副不可妥协的姿态。他手中拿了一副钓竿把玩。有生意了捞人，闲暇时垂钓。十分悠闲自在。”这么一个不给大钱不捞尸的角儿，“面对众多交涉对象，长舌帽有些不耐烦了”，说了以上的话。这几句话，很符合那个领班的身份，流里流气，讨价还价，乘人之难，宰人有理。频阳子小说语言的地域色彩也是很浓的，看他的小说，就知道他是西部人，写的是西部事，说的是西部话，简洁，利索，口语化，有黄土高坡的旷达和浑厚之气。
他的“套路”之五是赋予人物内涵方面的自信。人物描写，永远是小说的主要任务。小说中，人物形象不仅要丰满，其内涵也必须丰富，这在现代小说中尤其重要。《老六子和他的狗友们》是一篇被编辑看中的小说，载《延河》2012年第十二期，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小说里的几个人物，不仅性格栩栩如生，而且各有含义。老段是个很“不务正业”的人，他这样的干部在那个时代恐怕绝无仅有。老段的角色寓意着什么？我们能从他身上体悟出什么？作家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人物？我在这里只能说，生活中有老段这个人物原型，频阳子就搬进作品里了。至于他的意义，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老段这个人散漫心理严重，乡村情绪浓郁，不求仕进，有明显的隐士趋向和西方骑士作风。他可能还与时代格格不入，如果联系那时的时代背景，这个消极的角色就不能小觑，他的讽刺意味和批判力度不亚于《废都》里的庄之蝶。而老六子这样的人物，过去的农村里应该说不少，不要说山区，就是平原地区，也很普遍。我老家是苏北农村，记得我们村里那时候就很有几户是“业余猎人”——农忙下地，农闲打猎，打野兔，打湖鸟，打黄鼠狼子，遇见什么野物都打，有时候还下笼子，下夹子，时不时的就有黄鼠狼子什么的被逮住。后来猎枪没收了，野物也少了，那些猎人就全身心回到了农田。老六子的形象可以说是当年一代农民的缩影之一。我所看到的其他人物，也是性格突出，形象鲜明，内涵明确且丰富的。
频阳子小说叙事在中国传统叙事基础上，糅合了西方叙事方式的积极因素，大胆实验，已基本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是值得祝贺的。他的探讨，对于拓展小说创作视野，启发更多的作家探索小说艺术创新之路，极有意义。
注释：
①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类序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颂，《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避忌，而职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其衣物是也。”
②参考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880年5月第一版）和薛家太《中国通俗文学史纲》（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
③丹纳：《艺术哲学》，安徽人民出版社，第46页。
④参考张稔穰《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教程》。
⑤“黑洞”“白洞”理论，参照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2011年9月）、鲁道夫《千亿个太阳》（2007年8月）、劳伦斯·克劳斯《第五元素——宇宙质量失踪之谜》（2005年4月）、基普·S·索恩《黑洞与时间弯曲》（20004月）及搜狗百科。我在这里把这种理论“引进”文学，只是想说明文学上有类似现象。这种现象非常微妙，非一般文学理论说能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