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九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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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李印功先生长篇小说《胭脂岭》随想
蒋九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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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印功先生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胭脂岭》的“引子”很简短，六行字，前五行是本书“大纲”式的引领，最后一行“还有更多没想到，让胭脂岭上演了情仇爱恨的大戏”，给读者开始就设置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悬念，使读者有开卷即不忍放下之欲望。
我做文学评论是严格“文本主义”的，从来不敢不精读作品，不像有些评论家，望文生义，或者偶翻几页，就洋洋洒洒写起来。我没那本事。
其实，弄几个名词兜兜圈子，搞几个小概念解释大概念，升华一下作品的精神层面，给作品“高度”一点、“深刻”一回，是容易的，但那不是真正的评论。文学评论应该是在欣赏（广义的）、分析、解读基础上的理论批评。所谓批评，是至少包括了“批”和“评”两部分的，绝不是简单的概念堆砌。
我粗读一遍，然后又细读一遍。初读时，觉得这个“引子”不伦不类，但读完此书，再精读时，感觉到了作者的用心良苦。“引子”看似突兀，实则非常必要。
“引子”之后，李先生的小说是从介绍胭脂岭正式开始的，这就是“上篇·（一）”的开头。接着第二段介绍胭脂岭大队，这就引出了胭脂岭大队党支部书记张金柱，引出了“大”字加一点的“案子”，引出了光棍陈黑顺尿尿被寡妇刘翠花撞见的“风流韵事”，引出了批判会等等荒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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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认为实际生活中没有现成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指如小说或故事体裁文字里那种系统而有“规矩”的“故事”，——生活是由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无数偶然、场景、琐碎和“片段”并与时间凝混在一起、且产生了所谓必然所组成，它是原生态的、碎片化的，有许多不可预和不可知的成分，然而它的结果既有意想不到也有意料之中。
李先生的《胭脂岭》，是“渭北农村的壮丽史诗，普通农民的真实故事，双胞胎间的恩怨情仇”（该书封面语），其时间跨度为十年之内，重点写了三个阶段：一个是张金柱任支部书记阶段，一个是中间的过渡阶段（此阶段笔墨非常少），一个是张金梁任村干部阶段（篇幅最大）；写了两个时期：一个是改革开放之前，一个是改革开放之后。小说通过众多人物的众多生活场面，其中主要是张金柱和张金梁兄弟俩的生活片段所组成的故事，表现了改革开放前后的渭北平原农村生活及精神面貌之变化。
《胭脂岭》的故事形式不是“连贯性”的，而是碎片式的，是更接近于生活原生态的。在书中的表现形式，除了章回以外，则往往使用空一行的方式处理；而每一章里，往往有几个这样的段落。
如“上篇（四）”，第一个段落，写张金梁在几十里以外的牲口黑市当经纪赚钱；第二个段落，写张金梁与双胞胎哥哥张金柱的矛盾由来，列举的是在中学上学时老师可怜他们，让他们清理炭渣换饭票，张金柱不干，张金梁自己干；第三个段落，写张金梁在学校吃过饭回家，路上见王朗雄去市场卖玉米，想起学校亟需质量好的玉米，脑子一转，替王朗雄卖玉米；第四个段落，写张金梁推车子回到学校，卖了玉米，学校给的价钱比王要的价还高，张金梁灵机一动，按王要的价付了款，自己落了八块钱；第五个段落，写学校开饭，张金梁给张金柱饭票，张金柱一口咬定是弟弟偷了同学的饭票，还有钱，张金梁对哥哥产生了隔阂，虽然后来张金柱知道了，也道歉了，但是张金梁从此对哥哥有了成见；第六个段落，写他们高中毕业，当时要求应届毕业生都要回农村锻炼三年，哥俩回了村，适逢大队选人才，因为张家哥俩文化高，时任村支书领公社王主任到张家，原打算让哥俩一个当书记，一个当主任，张金梁不感兴趣，张金柱当了支部书记；第七个段落，写张金梁在牲口市突遇牛惊，挺身拦下，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灾难；第八个段落，写张金梁牵着牛，听见村里干活人的说笑声（这段的大量篇幅描写的是胭脂岭自然条件和上任队长搞青储以及干活人的说笑），绕道进村；第九个段落，写张金梁委托王朗雄替他养牛，然后回家，遇见张金柱正出门，张金柱问弟弟干啥去了，给讲政策，张金梁不服，张金柱并告诫张金梁以后不要再和刘翠花来往，说刘翠花和陈黑顺做风流事，村里开了批判会，张金梁去找陈黑顺和刘翠花，见陈黑顺，打了陈黑顺，陈要寻机报复；第十个段落，写刘翠花在东岔沟，张金梁见了她，知道了真相，两个人在蝎子洞口做爱，被陈黑顺逮着，两个人又打；第十一个段落，写陈黑顺路遇张金柱，告张金梁的状，张金柱决定开会批判张金梁，由陈黑顺接替“四类分子”担水茅（厕所）；第十二个段落，听说开张金梁的批判会，刘翠花吓得六神无主，要喝老鼠药，张金梁安慰，说会上不会提他们两个的事情，要提，就一起喝老鼠药死；第十三个段落，写张金梁的批判会，陈黑顺先得意后失望，最紧张的刘翠花虚惊一场，会散，张金梁到了刘翠花家；第十四个段落，写张金柱接到反映，北队出现阶级斗争新动向，王朗雄养牛，惠军把土粪撒自留地里，派人到惠军地里铲土，孤寡老人惠军声嘶力竭，没用，土还是铲了。这些碎片看起来还是有联系的，每一个碎片里，都是一个场景，有的是两三个场景。个别章节的碎片之间似乎没有多少形式上的联系，它们看起来是孤立的，当然，逻辑上还是有联系的，是整个内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电影的蒙太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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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是碎片化的，但是，每一个生活的碎片，又包含了一定的故事性。我们的作家从这些碎片化的生活中发现可以系统化的故事性，然后将有故事性的生活碎片“连缀”起来，给以升华，便成了小说中的故事。就像一粒粒大豆，它们都是含有油脂成分的，将许多大豆放在一起进行加工，就生产出了一定量的食用豆油。世界上的存在物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将它们的合理性抽象出来，进行理性分析，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就有了相对真理性。
比如，世界上长得相像的人确实有，这就产生了认错人的现象。历史演义中，杨大朗替宋王捐躯，也是因为杨大朗长相与宋王有相像之处。再如秦琼与单雄信，传说中长相几乎一模一样。《胭脂岭》中的张金柱神经失常以后，到了某一个车站，错认廖英侠，因为此廖英侠与彼廖英侠不仅长相一样，连名字都相同，张金柱喊廖英侠，她还真的很愕然，不明白这样的一个从来没见过的陌生人为什么知道自己的名字。张金柱被拐到黑砖窑，遇见此廖英侠的双胞胎姐姐廖英珠，又把廖英珠错认为是廖英侠，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由此演绎出一连串的故事，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再比如，陈黑顺在野地里撒尿，被路过的寡妇刘翠花看见，这类事情可以说司空见惯。在我们家乡微山湖，有个说法叫“有礼的街道，无礼的河道”，意思是，大街上必须遵守一些礼仪规则，是不得随地大小便的，而在河道里，即在野湖里，就不要讲这么多规矩。不讲这些规矩，无意中被撞见的情况多了去了，大家互相装没看见，当做没有这样的事，就过去了。这样司空见惯的事情，到了李印功先生，他赋予其背景以及事件性的意义，纳入小说的叙事，就成为了故事。
小说是需要故事情节支撑的。而故事不容许碎片化，也就是说，故事是一个连贯的、发展的过程，有发生、发展、高潮、结果，前后有其因果关系，比较注重故事情节的生动性、曲折性与完整性。然而，实际生活却是碎片化的，是点点滴滴的，如果割裂开来，它们绝不是故事，可能是事故，也可能只是一个场面，一个偶然。一方面是碎片化的生活，一方面是“系统化工程”，如何将这些场面和偶然组合起来，成为小说的故事，这是需要文字组织能力的。把碎片化生活打造成系统化的小说故事，绝不是一般的“连缀”，也不是肤浅的提炼，而是一个去粗存精的过程：去掉与写作主旨无关的东西，保留并精雕有意义的场面与景物、情节与细节，使之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如上边列举的“上篇（四）”里的各个片段，经过作家的“融合”，形成了非常紧凑的故事情节，成为有机的小说单元，
我认为，李先生在这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据说，他当过记者，做过文化工作，也较长时间与农村农民打交道，农村农民的生活场景，总是在他眼前萦绕。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当他拿起笔来写作这部作品时，闪现在他眼前的，就是一幕幕场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张金柱和张金梁，张宽胜、廖英侠、刘翠花、朱满仓、陈黑顺、王朗雄、张栓狗、韩结实、党西胜、董双奇、邓财庄、焦芸香、朱成、王腊、张瓦、吴强、廖英珠、陈梅、三婶、乔玲……林林总总的人物，争先恐后，直奔他的笔尖。李印功先生巧妙地把他们“排好队”，让他们在该出现的时候出现，该说话的时候说话，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精心编织，在内容上强化情节因素，运用巧合、误会等技巧，把生活的矛盾和冲突的必然性寄寓在偶然性之中，合乎情理，出人意外，扣人心弦，达到了引人注目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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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写人，写人的性格、命运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
有没有成功的典型塑造永远是优秀小说与平庸小说的主要区别所在。许多年来我们的文学在这方面的探索是走过弯路的，也有过否定典型的时期。典型人物，不是“高大全”，中间人物、小人物，照样有典型。在文学范畴，典型人物的本义应当是独特性格和命运的人，是这样的人与社会的紧密关联，离开特殊的社会氛围即典型环境，离开人物的独特性格和经历，典型人物便不复存在。
李先生的《胭脂岭》人物众多，其中主要的一干人等，个个性格鲜明，栩栩如生。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择要谈谈书中的几个人物。
张金柱，是当任的胭脂岭大队党支部书记，他是一个热血青年，对政治颇感兴趣，对工作认真负责，对上级的布置一丝不苟，也比较正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大搞批判会和学习班，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伤害了不少人的感情，也伤及了一些人的生命财产，甚至间接逼得饲养组组长郑宽跳井自杀。但是，他毕竟本质上不是恶人，因此也常常受到良心的谴责，当得知牛皮丢失的真相后，几次想给因冤枉而死的郑宽“平反”，都因事拖延，以致矛盾发展，郑宽的儿子郑胜砸张金柱的黑砖，却砸了张金梁，致使张金梁昏厥，郑胜则因害怕而自杀。张金柱终于承受不了精神压力而神经失常。他是由于偏执而精神分裂，精神病了仍然口中念道政治词语，不忘他的村支书身份，对张宽升代理支书一职很是反感，认为是夺了他的权。
一天，张宽升正主持干部会议，学习报纸上批判“四人帮”的社论，张金柱进来了。张金柱一看齐刷刷坐满了人，第一反应是开会为啥不通知我？他勃然大怒，两手一挥，喊道：“散会！”
张宽升笑着说：“金柱，公社安排批判‘四人帮’在咱大队的流毒哩，也不研究决定啥大事，你身体不好，就没通知你。”
张金柱从大队理论组组长安峰手里夺过刚念的报纸，揉成一团，扔在地上，说：“咱认得‘四人帮’是光脸还是麻子？‘四人帮’是到咱大队来过还是给咱们打过一个电话？我全是听公社王书记的，‘四人帮’的话我一句也没听！‘四人帮’的流毒是个啥样？指给我看看。再说流毒还不是通过公社流进来的？”
神经失常后的张金柱才是真的张金柱，他道出了真相，也道出了那时政治的虚伪性。张金柱“失踪”后被骗进黑砖窑，之后解救出来，之后被党西胜和董双奇利用，做了名不副实的“顾问”，之后因救小孩被电线杆砸死（电线杆是被人做了手脚的）。
张金柱是一个悲剧，这样的悲剧不止张金柱一个，他是这样的“群体”的代表，因此便有了典型意义。
张金梁是张金柱的双胞胎弟弟，他与哥哥从上中学就有矛盾，他们的想法各异，特别是对政治，张金梁毫不感兴趣，他只想挣钱，过好日子。于是，他的算计也很精明，上学时候为王朗雄卖玉米私扣八块钱，农村集体化时候到牲口黑市做经纪人，等等。后来改革开放，哥哥神经病了，代理支书张宽升推荐，群众跪求，他出任村长（村委会主任），“逼上梁山”，放弃自己发家致富，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其间的艰辛与委屈，惊涛与骇浪，有些触目惊心，但是他坚持下来了，他相信身正不怕影子歪，终于邪不压正，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他的行为感染了村民，许多原来对他不怀好意的人改变了看法，胭脂岭村成为致富典型，张金梁出名了。
张金梁的事迹上了报纸，倒不是因为谁的推荐，乃是因为报社接到两个截然相反的线索，一个是胭脂岭村部分村民的署名爆料，一个是举报张金梁的匿名信。报社派杨记者来实地采访，一采访便访出了张金梁这个农村基层干部典型，一个一心为群众办事的好村官，他对出外打工者的《留守协议》，对留守儿童及老人的各项安排，包括如何因地制宜发展集体经济，带领村民共同富裕，正是政府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而张金梁统统走在了前边，成为农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资文明建设的带头人。
张金梁还是敢于打破旧俗的人，他爱上寡妇刘翠花，刘翠花也爱她，几经曲折，多次考验，他们终于走进婚姻的殿堂。其后，两个人有恩爱，有误会，更有包容和谅解。
李先生是把张金梁作为一个“人”写的。张金梁的七情六欲，他的“活思想”，他在工作中的坚毅及敬畏，他的灵活与狡黠，他的敏锐性和变通能力，都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当村长几年，张宽升几次动员他向党组织靠拢，他都不理，直到最后，在矛盾发展到高峰时期，他毅然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接任村党支部书记，继续带领全体村民在小康道路上向前奔。
李先生在本书中塑造了一大群人，如廖英侠，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很具有典型性，还有老支书张宽升，等等，限于篇幅，不一一介绍。可是，有个人，我想有必要说一说，这个人就是“老土匪”林虎。
林虎做过土匪，还强迫良家女子做了他的“压寨夫人”，因为抵抗，女人在怀孕期间抽了大麻，以致生下有缺陷（智障）的儿子林民。为了彩礼，贫穷的廖家把如花似玉的廖英侠许配给了林民。可是廖英侠暗恋张金柱，不愿意与林民成婚。林虎就逼其返还彩礼。林家没有钱，张金柱也拿不出来。“老土匪”发了狠话，不退彩礼，就要抢人，或者要打断廖父的腿，挖掉廖母的眼，让廖家生不如死。廖英侠父母害怕至极，双双寻死。后来，当廖英侠与孟建兆开车去林家还彩礼钱的时候，林虎招呼人对他们大打出手，“往死里打”。危机之时，廖英侠道出自己父母因还不起彩礼钱而自杀的实情，林虎良心发现，后来带着打人的人登门谢罪。再后来，孟建兆悔婚，张金柱被砸死，廖英侠经不住打击，去林家坟地，跳崖身亡，留下遗书，死后跟林民合葬。此时的林虎意识到廖英侠的举动异常，紧追出去，但是没能挽救她的生命。
李先生对林虎的着墨不多，书中只有三四次写到他，但却把握得非常到位，他的感情与态度的前后变化，他的行为和言语，都十分切合其身份。
人物塑造是小说家功力的试金石。人物性格描写凸现之时便是小说家成功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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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胭脂岭》的“尾声”有点意思。
李印功先生把他的故事讲得差不多了，突然笔锋一转，写起了胭脂岭，这是有意与“引子”呼应，以成整体，显示了李先生通篇把握的能力。李先生写胭脂岭，专门写这一带山岭唯有胭脂岭山有野韭菜，写胭脂岭山上的韭菜不仅可以使人延年益寿，还可以治疗男性阳痿女性不孕不育。这是胭脂岭的神奇，是《胭脂岭》结束前作家给读者的一次“眼前一亮”，也是有其用意的。接着写从省城开会回来的张金梁高兴去了胭脂岭山，下山则遇见孟建兆，“他提了一大包东西来找廖英侠”。然后，两人正说话间——
人们更没有想到的是，在张金梁和孟建兆说话的当儿，村路上走过来一位陌生女子。
陌生女子笑着问：“这村子是胭脂岭村吗?”
霎时，三人一齐发愣。
张金梁和孟建兆觉得奇怪：这人咋像廖英侠?该不是廖英侠再生返世?
陌生女子纳闷：“这人咋像张金柱?就是左耳有个豁豁?”
张金梁给陌生女子说：“是胭脂岭村，你到胭脂岭村有啥事?”
陌生女子说：“我来找张金柱，他和我姐、我姐夫在一个黑砖厂打过工。”
张金梁问：“你姐是不是叫 廖英珠?”
陌生女子说：“是的。”
张金梁说：“冒昧问一句，你姐是不是已经死了?”
陌生女子说：“她是死了，我是她的双胞胎妹妹，叫廖英侠。她给我托梦，要我来找张金柱，看他过得好不好。”
张金梁“哦”了一声，点点头。
孟建兆皱起了眉头。
廖英侠说：“我看你像张金柱，你是……”
张金梁说：“我是张金柱的双胞胎弟弟张金梁。走，咱回到家里说。”
三人向村内走去……
无巧不成书，胭脂岭又来了另一个廖英侠，这个廖英侠是来找张金柱的，这一男一女来找死女死男，其中的心灵历程给读者的空间大到无限。张金梁面对此廖英侠什么话也没多说，就说“走，咱回到家里说”，三个人便向村内走去。后事如何？作家不再“下回分解”了，全书果断收尾，后面无疑是大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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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讲述故事，塑造人物，描写景物，归根结蒂是为了表现作者想表达的主题。作者写这部书是干什么的？他绝不是吃饱了没事在那里码文字玩，他码的文字是有意义的，是想说明他的思想倾向或者立场观点的，是有他的好恶的。在《胭脂岭》里，李印功先生明确地向我们展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渭北农村生活全景，写了那时的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了这些方面的变化，旨在向我们表明，政治方式和经济方针对于社会究竟有多大的作用，不管是负作用还是正作用。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真的不再是零星的小农经济时代，无论私有制如何强大，“抱团取暖”已势不可挡。当然，社会组织形式问题可以另作别论，发展的道路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然而，不同的发展道路必然带来不同的效果，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李印功是现实主义作家，他严格遵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同时，在写作方法上多有探索，这才创作出了这部既好看又多少带有点儿新奇味道的大作。也由于他的现实主义立场，他忠实于生活实际的态度，《胭脂岭》的故事可能还会产生更多其它方面的深意。
《胭脂岭》的故事结束了，可是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却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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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李先生的长篇小说《胭脂岭》，写了以上“随想”，才看了几眼附在书后的几位大家的评论（因为担心被思维干扰，我是从来不看关于我的评论对象的其它分析评论文字的），还有李先生自己的后记，对照我上面的浅见，顿感汗颜。我之所谓评论，对于李先生的大作只不过蜻蜓点水而已，更多的方面没有说到，更没有说透。之后又自慰，任何能称得起评论的文章，都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可能极尽原著，否则，那原著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没有争议的作品，没有多侧面可供研究的作品，一般来说不是好作品。
如果说《胭脂岭》这部书还有不足，我想提一个具体的细节，就是张金梁遇收破烂老汉，让他卸走那个“‘吃大锅饭’时上工、开会用的铃”，这个收破烂老汉前无来由后无故事，有点突兀，只是为了让那铃“退出历史舞台”，便写出这么一个场景，好像太牵强，如果想表现上工铃的退出，完全可以采取另外的方法。再一个就是，小说作者“站出来说话”的时候太多了，有些对于叙述是有帮助的，有些帮助则不大，似乎可以不要。这都是小问题，不是硬伤，绝对瑕不掩瑜。
李印功先生的确是一个很会“用小说讲故事的能手”（王琪玖语），《胭脂岭》果然是一部“有相当品质的长篇小说”（莫伸语），他的胭脂岭也真的“岭景如画”（李红语），他“给心灵找一个安放的位置”的理想切切实实实现了。
我真心希望他的下一部作品更精彩，更有社会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胭脂岭》，李印功著，陕西旅游出版社，2015年11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