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可以当做历史来读的好小说

一部可以当做历史来读的好小说

——解读林喜乐先生的长篇小说《解冻》

 蒋九贞

在我看来，一部传世的好小说是一部作品内容反映的那个时代的活历史。传世好小说是可以当做历史来读的。从小说里看不出时代的影子，看不到历史的轨迹，就失去了它的部分功能，就不具备传世的资格，充其量只能是不错的娱乐品。当然，并不是说可以当做历史读的小说都是传世好小说；但是，不能当做历史来读的小说一定不是传世好小说，不可能成为经典，这应该是客观事实。

林喜乐先生的《解冻》是一部可以当做历史来读的小说，是当今文坛不可多得的好小说。

一、书名与内容

林喜乐洋洋洒洒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名字叫《解冻》，是有其特别意义的。

关于“解冻”这个词语，“搜狗百科”是这样解释的：解冻，指冰冻的土地、江河等在气温回升时融化；解除对资金等的冻结。语出《礼记·月令》：“﹝孟春之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还有，如前蜀·牛峤《杂曲歌辞·杨柳枝》：“解冻风来末上青，解垂罗袖拜卿卿。”清·高述明《塞外》诗：“炎风初解冻，夏草渐萌芽。”现代作家周立波《暴风骤雨》第二部三十：“大地解冻了。南风吹刮着，就是在清早，风刮在脸上，也不刺骨了。”这几个例句中的“解冻”都是消融冰冻的意思。毫无疑问，林先生用这个词语做书名，其用意也在于“消融冰冻”，他的消融指向是社会的症结、政治的冰期。

《解冻》写的是从刚刚实行农村改革直到亮起二十一世纪曙光的二十年间主要发生在水流村的故事。楚万担是最会务庄稼的农民，他祖祖辈辈都是过农家日子的好手，所以置下了一些农田，土改时他家被划为地主。阶级斗争的时日里，老子挨整，他也没有被放过，但是即使如此，他也一刻没有停止过算计过好自己的日子，他常常说的就是他们楚家的家训：以农为本。以农为本，不仅仅是他的家训，更是广大农民的理想和现实，他们的知和行都在这个农字上。寒冬去了，春天来了，改革的春风也刮来了。楚万担凭着自己的嗅觉，通过在县里做事的妹夫方伟民了解到一些信息，加上猜测，知道这土地要分开给各家种了，心里的希望油然而生，开始计划如何经营。他首先想到的是给自家增加人口，有人才有地啊，便匆忙张罗给儿子立胜结婚。故事就这样展开了。公社改乡镇，大队改村，一批新人上来了，罗光旭、楚立胜、寡妇田芬等在落实承包责任制过程中不畏艰难、排除干扰，率先分田到户，受到重视。而老大队书记罗寿山则对此不理解、不积极、不支持，生怕地分开了，他的权威没有了。被免职后，心存恨意，利用罗光旭私卖集体粮食这件事，将其送进大牢，田芬被去职，楚立胜此前已辞任，不在处分之列。土地承包了，各人管各人，人们的集体主义意识自然消退，现实就这么严酷地摆在人们面前。小说通过楚万担治家造房、罗寿山开店摆阔、罗光旭出狱包窑建厂、立胜升迁、田芬下嫁等等情节，较全面展现了农村的新变化，也预示了未来农村的发展前景。

因为时处“解冻”之际，保守的、落后的、夹杂着种种私心杂念的思想和想法都是客观存在，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强求所有人都能够跟上时代，都众口如一地赞扬新政策，而赞成新政策的人也未必都是时代骄子，某些人的私心膨胀也是明显的，一部分人与时俱进了，一部分人相对落时了，——这就是社会现实，也是永远的轮回。

二、那个时代，那些人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春风已然吹遍中华大地。对于这场变革，由于它来得突然，来得猛烈，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一方面，久在禁锢中的人们希望冲破束缚，希望在粉碎“四人帮”后提出的“解放思想”的基础上能够真正前进一大步。人是喜欢新奇的，猎奇是人性中的一个特质。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心所向，定久思变变久思定。无论这个“定”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也无论这个“变”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思奇思变是很大一部分人的思维定式。“文革”中发生了很多匪夷所思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可以说是“坏事变好事”的，就是人们的思想活跃了，几乎没有不能被“拉下马”的东西，求变也就成了应有之义。然而，另一方面，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对这场变革不甚理解甚至抵触。这部分人的情况比较复杂，他们有保守主义者，有既得利益者，也有深沉的思考者，可能还有积极的探索者。我个人是不把所有反对这场改革的人都纳入“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的名册的，因为这不符合事实，现实不是这样。人们的认识永远是有差别的，对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这方面反映较早较好的是浩然的《苍生》。《苍生》是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就问世的、以改革为背景、反映改革初期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作者的敏感度令人十分钦佩，比较准确地把握了那个时代的时代脉搏。林喜乐先生的《解冻》也从某个侧面比较客观地展现了当时的某些生活图景，写出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引发的“地动山摇”。可以说，这就是历史，就是文学对历史的真实反映，就是历史真实。

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变革时代需要变革的文学，变革时代的文学应该再现变革时代的人物和事件，而变革时代的人物心理必须是变革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意识形态的真实反映。楚万担算一个人物，不过他的思想境界还是从前的小农经济，想的的就是个人发家致富，就是老一套的生产方式，并没有“与时俱进”，他的积极拥护实质上是对革命前的留恋，多少有点“灰色”。他反对儿子出来做事，儿子在村里与罗光旭等一起推动土地承包制，他认为误了自己的庄稼，一次次与儿子“摊牌”，最后儿子听了他的话，“歪打正着”，避开了罗光旭私卖集体粮食的风波，落了个干干净净“美丽转身”。儿子后来到了乡机关，他也反对，觉得那不是正经营生，没有务农实在。儿子立胜升官到了县里，还当了技术监督局局长。他没有帮罗光旭的忙，关闭了纸厂，拆掉了造纸的机械和设备。

楚万担对立胜彻底失望了，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和任何人说话。亚花给立胜捎话，立胜回来劝说也不起作用，万担根本就不理他。立胜耐下心给万担解释他做的一切对是在落实政策，楚万担只说一个字：“滚！”楚万担还是习惯去地里转，看见自己的庄稼了心里才踏实舒服些。可是不管楚万担的想法如何，楚立胜的工作还是在天天进行，水流村的人们仍是东奔西跑，南来北去地为生活忙碌着。

是的，楚万担阻挡不了谁，他的一套“农经”也渐渐落后了，农村、农业的局面已经不是他希望的那样，时代毕竟是前进的，历史的车轮不会停留在某个阶段，也不会倒回到以前。楚立胜我行我素，村人们也我行我素，有的企业因不合时宜而倒闭，破产的人还要谋生。罗光旭雄心勃勃要扩大造纸厂生产的时候，想不到治理环境的利剑斩断了他的梦想，作为改革前期的“英雄”，他的经历颇令人思索，我们看不出他对这场改革的真心拥护，他表现出来的是私心的膨胀，是利用改革捞个人好处。倒是罗寿山，被撤消了党支部书记职务，不管他内心如何失落，还是爬起来了，率先在街上开了杂货店，在村里也是率先发家致富的。当然，他的动力值得非议，可是他的眼光却是应该肯定的，除去他心理的阴暗，我们说他是致富典型也未尝不可。寡妇田芬是值得同情的女人，她最后嫁给了混混样的人物傻子建，因为她会操持，日子过得不错。傻子建偶然间发现了古墓，盗墓风在村子里刮开了，盗墓的人在一个夜间基本上悉数被抓，傻子建被收了监。田芬去税务所做饭，她在秘不可宣的日子里“整天嘻嘻哈哈”的生活着。

三、地方性，风俗画

《解冻》的主色调不是明快的，但也不能说是灰暗的，它整个像一卷风俗画，一部那个时代的西部风情史。

毫无疑问，小说应该具有强烈的地方性。小说就是一地、一人、一事的细致描述，没有地方性的小说走出去很难。无数成功作家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陕西的文学有自己的浓郁色彩，它所呈现的地方风情征服了中东部人，也征服了汉语世界。远的不说，就说现代的贾平凹，他的商州风情、商州人物、商州故事为他的成功涂上了底色，打下了基础。他的一部部短中长篇小说，包括散文，地方色彩是非常明显的，他写的人物和故事只能发生在商州，只能发生在长安，只能发生在陕西，只能发生在西部，如果把他的人物拿到东部去，就十分滑稽，而在西部，在这样的环境里，就很有典型性，很切合。林喜乐是这里的人，他深谙其中的人事，《解冻》里的风情描写成为该书成功的一大特色。

我们不去说那些农村里的私生活，单就婚丧嫁娶，也有很大篇幅。楚万担决定给儿子娶媳妇了，可是就那彩礼，也让媒人来来去去跑了好几趟，还差点儿无限期推迟了婚事，当然不可能无限期推下去，因为他想多分一份地，但是要他买电视机，他不干，那样子是宁可不给儿子娶媳妇也不会买电视的。后来儿子立胜当了村干部，女方主动放弃彩礼，也不要电视机了，万担自然高兴，很快把儿子的婚事办了。你看媒人麻子怪，也是个有特色的人，经他说的媒不计其数，就没有失败过，而给楚万担介绍儿媳妇，却历经“三进三出”“三落三起”，最后才顺水推舟得以成功，他说媒没有图更大好处，就是图个喝足吃饱肚子圆。他也有自己的“事业”：杀狗。绚丽多彩的生活里不能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没有了，生活就少了一道风景线。细细想来，现在人的幸福感普遍下降，与现实中形形色色的人少了不无关系，因为有趣的人少了，乐趣少了，可供人们欣赏的风景少了，幸福感自然就少了。人的本质要求不仅仅是吃好喝好住好，还有可供乐子的环境好，形形色色的人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分。麻子怪给《解冻》的上半部增添了色彩，活跃了小说的氛围。如果小说里没有麻子怪，没有傻子建，地方特色必然有逊，小说气氛会不足，这就是一些戏剧里为什么要设置“小丑”这样的角色的道理。

楚立胜的婚礼也是颇有地方特色的，那些“闹喜”的场面描写，都很自然、到位，“下猪娃”“闹媳妇”的细节，是很能让人记住的。傻子建想闹，想趁“三天不分大小”得点心理快感，被正儿八经“闹媳妇”的人给挡住了，也说明人们的本分和质朴，“闹”是形式，是乐子，不是胡闹。

小说就是风俗画，这个话好像有点偏颇，不过我们必须承认，风俗描写是小说的必然成分，离开风俗，小说就失去了光泽。小说的本质就是“街谈巷议”，就是“小子说事”，就是“从小处说人说事”，它产生于乡间市井，风土人情是应有之义。这方面，陕西作家做得好，林喜乐做得好，我看这部小说，三分之一看民俗，三分之一看改革，三分之一看细节看语言，我欣赏这部书，也基本上是从这三个方面。

小伙子分了两拨一拨闹新房，另一拨看电视，轮流着热闹。亚花几次来到新房笑着禁断闹房的：“小心，别蹦得太高，塌了炕咋睡哩。”妞娃一会就发凶：“别扭我胳膊，再扭我就要还手啦。”小伙子挽起袖子：“唉呀，这媳妇这么凶，看我取火绳子来捆你。”立胜给妞娃说：“别凶，别凶，小心挨打。”妞娃不理他。

这是闹新房的一个片段。妞娃是立胜的新媳妇，亚花是立胜的母亲、妞娃的婆婆，小伙子们闹房婆婆也参与其中，这是何等的乐趣？闹房是民俗，是几百年形成的规矩，每次都按“剧本”演的，出了“剧本”是出格，不出“剧本”就是热闹，也是当地农村的一出“戏”，有人演，有人看，这就是世道。

四、密度、张弛及其它

我读《解冻》，感觉作者的叙述密度较大，这一点应该是从传统文学经验里学来的。我说的密度，不是指故事的密度，情节起伏的密度，而是细节和“闲笔”的密度。小说故事是由情节构成的，而情节则是由细节组成和推动的。我们读《红楼梦》，如果只看骨干故事，还省时间，篇幅根本不需要那么长，有全书十分之一的篇幅足够了。但是，那样会很枯燥，很没意思，没有艺术享受。俄罗斯和欧美的小说，去掉“闲情”，哪部书都可以用很小的篇幅缩写出来，不过缩写的东西比起原著不知逊色多少。过去说小说是“闲书”，可能指的就是小说要写“闲情”，说“闲话”，用“闲笔”，要有许多今天看来与主题没有多少紧密关系的“闲事”“闲人”，那样的细节和描写。

首先从叙述文体看，书中采取的是连续讲述法，即人的对话不分行，一直讲下来，直到讲够一个段落才另起。现在时兴对话分行，一个人说的话就是一段（行），哪怕这个人只说一个字，也是一段（行）。林喜乐没有追这个“时髦”，他的方式显得有点陈旧，但是惟其这个方式，加大了书的容量。试想，我们把《红楼梦》的对话分行拉开看看，那是多么厚的一本书？把《解冻》的对话分行试试，也要几倍于现在的规模。其次从叙述需要看，林喜乐先生的《解冻》用这种方式讲述他的故事是适合的，这符合他的叙述特色和地方风情描写，也有利于他的表述。

小说讲究疏密，讲究疏密相间，因而形成的艺术性。上面所谓“密度”，对于主干情节故事而言，其实也有其疏的一面，因为是小说的“旁支”，看起来都是闲情逸趣，所以就构成了相对于主题的“疏”，是属于“驰”的范围。“一张一弛之谓道”，小说的故事情节推动、发展和情趣就在这张弛中实现了。但是总体来说，《解冻》是属于那种舒缓的叙述风格，它是在平平和和的叙事中讲述了非常重大的主题，用没有太大起伏情节和惊奇故事的方式描绘了真实的、也很复杂的社会图景。即使是惊心动魄的时刻，作者的叙述也很冷静，很自然，没有让人喘不过起来的感觉。

举两个例子：

东沟里全是人，看见罗光旭来了，有人就报告：“村长，这下子咋弄，我凭记忆在我家地里干活，杨八娃硬说我多占了他一脚宽。”罗光旭没理识这个人，和立胜、田芬从最东边开始重新丈量，田芬按花名册上的记录检查对照着。就有村民过来帮忙砸木橛往橛眼灌白灰。老远来了一个人，人未到就大声喊：“划不成，明摆是欺负人，凭啥给我分旱三类，我要旱二类！”人们齐刷刷回头去看，是傻子建来了，提着一把铁锨，凶凶地过来。一锨下去把皮卷尺铲断了。立胜眼一瞪，傻子建给自己壮胆，声音比高音喇叭还大：“瞪谁哩？”又一锨，拍在立胜前额上，血唰地下来，满脸即时成了红色。立胜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傻子建惹事不思后果，胆子却并没有多大。见立胜满脸血扑上来，自己心里先怯了，扔下锨转脸就跑。毕竟跑不过立胜，在东方红水渠边被追上，两个人满地滚着打起来。罗光旭和一些村民也在后面追上来，乱糟糟的一堆人。慌乱中不知谁在罗光旭后背上捅了一拳，一个前扑跌倒下颌碰在地上，啃了满嘴的土，人群哗笑。田芬正好赶到扶光旭起来，也有别人过来搀扶，光旭笑了笑说：“跑得快了，没注意脚下的疙瘩。”光旭双膝一阵阵疼，坐在地垄上揉着，看着远处立胜和傻子建扭着打，一堆人起着哄心里很难受……

这是第六章里乡里决定在水流村开落实土地承包责任制现场会后发生的一幕。有人对分地或者对村干部不满，就利用地界木橛的正歪造成的误差挑事，罗光旭决定给这些户重新丈量，现场上副村长楚立胜和傻子建打了起来，而混乱中有人打了罗光旭一拳，罗光旭假装自己绊倒的，看着那些起哄的人，他心里难受，不知道怎样收场。这样的事件，如果有的作者写，可能会做种种渲染，制造一些跌宕起伏的情节，可是林喜乐先生很平静地叙述着，没有加任何噱头，力求客观描写。他的描写，没有惊人之处却让人感到情势的复杂和斗争的严峻，尽管作者几乎没有用过“斗争”两个字。

还有一个例子是水流村盗墓成风后，公安部门派人来抓人，除了抓傻子建多写了几句，其余的一句话结束，“全村挖过墓的人一个晚上基本上全被拷走了。”还有三个漏网的，“范民娃躲进麦囤里逃了过去，杨建刚藏在红苕窖里也避开了，杨永平上县晚上没在家也侥幸躲过了。”他们虽然躲过去了，但是不敢再在家里呆，就各自寻找门路，出外打工挣钱了。

看看，多么简洁的叙述！林喜乐的这部小说代表了中国小说语言和叙述的基本特点。就这些而言，我们说中国的小说向来有极简的风格一点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