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徐州人》的成功“密码”

《我是徐州人》的成功“密码”

——兼谈执笔人风格在口述式传记文学中的作用和意义

蒋九贞 

由张继超口述、钱丽娅执笔记录整理成书的《我是徐州人》，可以说在徐州迄今为止的传记文学作品中毫无疑义是扛鼎之作，即使在全国的传记文学中，也属极有特色的一部，它为传记文学这一形式开辟了新的路径，注入了新鲜血液，引进了新颖的叙述方式。

《我是徐州人》是成功的。

成功作品必有其成功之处。

如果我们把一部成功的作品比作一座微型宝库，而这座微型宝库其实就是一个价值连城的保险箱。价值连城的保险箱必然要有相匹配的极其精密的锁，是这把锁锁住了所有价值。打开这把锁只有一个精心设计的密码，这个密码当然就是打开价值连城的保险箱的唯一工具。构成这个密码的是一串数字，这些数字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错位、缺少或变更的，一旦错位、缺少或变更就不成其打开这座价值连城的保险箱的密码了。

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这密码的每一个数字也是构成成功作品的一个个因素。

那么，《我是徐州人》的成功之处何在呢？

一

我以为，它的成功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雅、俗、大、细、新。

下边分别简述之。

一曰雅。

《说文解字》称“雅”为“楚鸟也。一名鷽。”对于“鷽”的解释是“山雀”。山雀是善鸣之鸟，其声也悦耳。徐铉则说是“鸦”，亦作“鸦鵶”，好像就是乌鸦了。不管这个字的出处如何，古人大都是把这个字解释为“正”，如《周礼·春官大师》里记载，“教六书，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就已经把“雅”作为诗文的一种形式或曰形态后又引申为方法了。这里的“雅”，指的是礼乐法度，文章教化，或者文体形式，它永远是文学作品的基本要求之一。

《我是徐州人》是雅的，而且是“大雅”的。我之所以这样说，因为，从整体上看，它没有丝毫的媚俗之嫌，不是那种附庸风雅之作，不是为了名利为了标榜，它传播的是正能量，没有一点点负面的东西在里面，即使是记述那些“右派”，那些“老反（革命）”，自己家族的不公正待遇，以及那些苦难的岁月，受侮辱的人群，也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对待之。如第十二章“粉丝厂的老右们”，他们身为右派分子，却天生乐观，在工作中都是很认真的角儿，生活上也十分通达，与工人、干部们关系融洽，得到了合理的保护。这样的情形，定位很正，描述很雅，这是该书“正道”，值得肯定。

现在，传记文学盛行。太平盛世，社会发展，个个是文化人，到了一定年龄都想“立言”，给后代留下点儿什么，也算是生命的延续。因而，大人物有大人物的传记，小人物有小人物的传记，普通人写传已“常态化”，社会名流、地方名士写传更是常事。这本无可非议。但是，有的传记借实录历史为名，兜售一些错误的理念，或抹黑历史，给人中国历史一片黑暗的误导，或以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对待历史，对历史事件给以有违历史真实的评价，夸大灾祸，以个人感受代替历史事实，等等，这就很不好。

如何把个人正确地放在历史中书写，《我是徐州人》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二曰俗。

这里的“俗”不是通俗的俗，不是雅俗共赏的俗，而是指本书自始至终贯穿的民俗风情。本来，传记的主人公张继超先生就是徐州民俗学会的会长，他口述这部书的时候，正是民俗学会成立之初，可能他先前并没有想写这部书，只是让钱丽娅女士笔录下来，作为《徐州民俗》杂志的文章内容，后来口述的多了，把他的经历和人生也带进去了，就有意识而为之了，形成了以人生经历为经、以民俗风情为纬的格局。恰恰是这个格局，成就了这部书的特色，是这部作品不同于一般的传记，而具有了很强的可读性和历史认知性。

我曾经在一篇叫做《试谈民俗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文章里说：“实际上，文学作品，特别小说之类，是离不开民俗的，民俗写得好，小说就精彩，反之，就枯燥无味。退一步说，无论如何，民俗都是文学的一个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一样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小说是这样，对于传记文学也是这样，《我是徐州人》就很好的结合了民俗，民俗提升了传记的质量，使传记活了，有滋有味了，让人津津乐道了。这是很难的，一个人的传记，能让人像读小说和故事那样感兴趣，甚至比读小说和故事还有兴趣，不容易做得到。《我是徐州人》做到了，做得很好，无疑一半是民俗的功劳。你看，那些儿时的游戏，那些坊间的风俗，那些人情世故，那些人与人之间的传统型的相处方式，养育巷里的习俗，张家大楼的房客，粉丝厂的风情，猛男集团的“兼职”，收藏市场的趣味，民俗研究的兴致，主人公的工作、追求融于其中，读来清新、清纯、清爽，给人无限的遐思。谁说那时的日子苦？谁说那时的形势恶？谁说世事难料？谁说人情纸薄？在张继超的口中，在钱丽娅的笔下，都是美好的回忆，都是该有的阅历，都是生活的必然。

三曰大。

大，就是大气，是《我是徐州人》的又一个特点。张继超先生1943年出生于徐州市南关的养育巷，是养育巷养育了他，使他成长和成名。他只读过一年中学，1958年8月参加工作，高级经济师，做过学徒、工人、供销员、科长、副厂长、厂长、总经理。他在任职徐州猛男制衣集团总经理期间，创江苏省著名品牌商标“猛男”牌衬衫，被评为“八五”期间徐州优秀企业改革家，徐州市首届十大经济新闻人物，1991年被推选为徐州市十一届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委员，曾任徐州市商标协会副会长，2003年退休，担任江苏省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徐州市收藏家协会会长、徐州市民俗学会会长、徐州艺术馆顾问、《徐州民俗》杂志主编。他本人就是大气之人，当然做的事情也是大气之事。书中凡是涉及他本人所作所为，无不显出了大气。第十四章“最后一场批斗会”中，在“打到张继超！”的呼喊声中，他得到了一个发言申辩的机会，于是慷慨陈词，“我终于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畅所欲言，阐明自己的观点，并被大多数人所理解、所接收并赞赏。多年后老朋友相聚，还提起当年的这场批斗会，说我的‘演讲’水平实在高，听着太过瘾了。”第二十五章“敢背‘大象’换厂牌”里，他从袜子厂撤回衬衫厂，开始了新的创业旅程，大刀阔斧，披荆斩棘，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将徐州的“猛男”衬衫推向全国，走出国门，刷新了徐州轻纺工业的记录。而后，他又阔步前进，兼并了劳保服装厂和苏北纺织品经销公司。但他也意识到，这一次的兼并非同小可，当时的市场出现了市场疲软的迹象，南方及沿海省份个体经济波澜壮阔迅猛发展，相比之下，内地就更显的落后了，国有企业到了非常困难的关头。他有几分犹豫。可是，张继超就是张继超，他接下了这个“瓷器活儿”。

这时刻，我的“别”劲儿又上来了，同时还怀着雄心壮志：不就是兼并三个企业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都是人干的，今天没有先例，从我张继超开始就有了！人这一辈子就是要逞点能，能忽悠点事，不能活的窝窝囊囊！即使失败了，从头再来！

就这样，他一鼓作气，成立了猛男制衣集团，一时间他成了新闻人物，他走出了徐州集团经营的第一步，设想构建纺织系统的“航空母舰”。第三十四章“七子奁盒捐南博”里的大义捐珍宝，第三十五章“汶川义拍”里的多次解囊，不都彰显了他的大气吗？

四曰细。

第四章“童年游戏”里，关于蛐蛐的描述是这样的：

立秋之后，蛐蛐的叫声又把孩子们吸引住了。捉蛐蛐、养蛐蛐、斗蛐蛐，成了我们牵肠挂肚的事。常常结伴去扒拉草丛乱石，寻觅旮旯洞穴，只要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听到小虫叫的声音，便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如果时间久了仍不见其踪影，就用嘴往里面吹风或灌水，甚至有时往洞里撒尿。蛐蛐一旦蹦跳出来，眼疾手快的孩子便迅速用铁丝编的蛐蛐罩，将其轻轻捂住，捂时一定得讲究技巧，切不可太用劲儿，否则翅膀、触须或大腿受到损伤，这只蛐蛐就失去了参“斗”的价值。

接下来描写蛐蛐的灵性，没有亲身体验和细心观察是不会有此笔触的，本书的口述者和执笔人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蛐蛐是有灵性的，各种不同的声音分别有各自不同的含义，且从鸣声中能辨别出不同等级：声音微弱、轻飘而刺耳的属次等品；鸣声虽较响亮，但不够凝重，属中等品；鸣声圆润凝重有力，犹如钟声，则是上乘等品。那些刚刚捕捉回来的蟋蟀具有野性，它在罐内感觉憋屈，不停地乱蹦乱跑，这时需要用带有丝毛的草在它的须上微微的碰触几次，它才会安稳下来，也可碰触它的门牙或尾枪……

真是越写越细了！然后就是斗蛐蛐，捉蛐蛐、养蛐蛐都是为了斗蛐蛐，这是玩蛐蛐的高潮部分。

斗蛐蛐有专门的“斗罐”，陶瓷的、泥土的、搪瓷的皆可，不像现在的那么讲究。参斗之前须先把蛐蛐放在左手掌上，用右手连续地拍打左胳膊的前端，蛐蛐就在左手掌上相应地跳动，名曰“掂掂”，实际上是做战前的准备活动。接着双方的蛐蛐便摆开阵势撕咬搏斗起来。其间，主人要用细草撩拨蛐蛐尾部，激励其斗志。直到一方伤痕累累，败下阵来，一场“恶战”方才宣告结束。此时，胜利者会得意洋洋地振翅欢叫，意在向主人报捷。

我之所以把这一段大面积摘抄下来，意在说明本书的又一大特点，即：描写之“细”。也许因为本传记是结合了民俗写的，所以全书对于民俗描写是非常细腻的。有文为证，不多赘述。

五曰新。

新，就是新颖。新颖，按照有关解释，原指植物刚生的小芽，比喻新鲜、别致，有创新感。语出苏轼《送参寥师》诗：“剑头惟一吷，焦谷无新颖。”新颖总是要给人新奇感或者陌生感。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说，任何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作者和欣赏者共同完成的。既然是共同完成的，作者的文本对于读者而言，必须具有可读性，要新奇，新鲜，让读者买账，能让读者读下去才是胜利。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文艺学教授姚斯认为，一个作品，即使印成书，读者没有阅读之前，也只是半完成品。读者拿到一部作品，连看都不想看，这部作品不论作者怎样吹嘘，都是没有用的。

《我是徐州人》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新鲜的。如前所述，大量的民俗描写增加了新奇感，这是这部传记文学的重要特色。民俗，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东西，是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地域一个人群区别于他地域他人群的重要特征。民俗具有文化的喜闻乐见性，也具有自然沿袭性。可是，由于时代的突飞猛进，也由于某些文化的断层，许多民俗与现代社会人们生活渐行渐远，特别是几十年前还处于相对落后的民间的习俗已经几近消失，这时候拿出它们来展示人们就会感到眼睛一亮，感到新鲜和新奇。而新鲜感，永远是提高阅读兴趣的兴奋剂。

法国文学批评家圣伯夫说：“最伟大的诗人并不是创作得最多的诗人，而是启发得最多的诗人。”费尔巴哈谈到音乐时说：“当音调抓住了你的时候，是什么东西抓住了你呢？你在音调里听到了什么呢？难道听到的不是你自己的声音吗？”

作品对人有启发作用，能够引起共鸣，能够让人看了还想看，因为书中不仅有主人公一个又一个故事，还有一个又一个旧有的然而却陌生的民俗，有那个时候的生活画面，有读者对于以前的生活的好奇。正是这些，吸引了读者的眼球，震动了读者的心。

二

就本书的结构而言，特色也是明显的。

一个是叙述次序与时空交错。

整体上看，《我是徐州人》是按照时间顺序由远而近进行构思的，这方面我们从目录就可以看出来。全书除了开篇和后记之外，都是按时间顺序安排的：从“我的父亲”“张家大楼”“母德如玉”“童年游戏”“我家的房客”“养育巷旧事”，到“我的读书生涯”“青春无悔”“我的大学”，从“编委与理发师”“粉丝厂记趣”“粉丝厂的老右们”“摔不烂的软毡帽”“最后一场批斗会”，到“命运转机”“治理臭水沟”“签订军令状”“四十不惑我仍惑”，从“临危受命”“车轮滚滚蜀道难”“第一轮较量”“青云有路猛男上”“东厂和西厂”“经营难管理更难”，到“敢背‘大象’换厂牌”“大红大紫”“义务蒙难”“临河园市场”“入党之路”，从“急流勇退”“下海学徒”“移师户部山”“开家打眼店”，到“七子奁盒捐南博”“汶川义拍”“黄釉缸的故事”“我是徐州人”，顺着时间推移，从生到老，一路走来，步步脚印，创业艰难，把主人公自己推向了辉煌的境地。

不过，我们不能说书中所有叙述都是按时间顺序的，在每一个具体的章节里，讲述人的叙述又是相当灵活的。如第三十六章“黄釉缸的故事”，说的是2003年10月南京博物馆建馆70周年暨首届江苏省文物节举办的民间收藏精品展，徐州出展50件，张继超先生一人就有30件，数目惊人，且品格高档，其中有一个“不起眼”的黄釉缸，引起了他的一篇故事，这就回到了这只黄釉缸的来历，以及它的遭遇，这是一只差点被主人公砸烂的宝物！文章从2003年拉到1949年以前，拉到1966年“文革”初期。因为出身不好有点“表现欲”的张继超砸了他家里几乎一切可以称作“四旧”的东西，唯独这只黄釉缸，母亲抹泪诉说“这只缸在咱家有五六十年了！”在他犹豫之际，隔壁的马婶赶来，夺过它，说：“行了，继超，该砸的都让你砸了，这只黄釉缸就留着吧，先放我屋里，我给你看着，看谁敢来砸！”是老工人马婶保护了它，以后又归还了他。这是一段锥心的故事，也是这个“不起眼”的宝物的无比珍贵之处，所以，张继超先生把它带到了南博，展示给公众，以示他心灵深处的珍惜。

其次是精心结构与信手拈来。

精心结构和信手拈来，看似是一对矛盾，其实它们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精心结构而不显匠心，才是“无缝”的艺术。《我是徐州人》作为传记文学，全书的体制，清晰明了，次序合理，每一章之间都有传承关系，衔接紧凑，过渡自如，不枝不蔓，恰如其分，让人看起来那么自然，好像都是信手拈来铺成一篇似的。其实，那不是信手拈来，都是经过匠心独运的。信手拈来的意思有点儿随心所欲的样子，当然用在作文上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指胸有成竹，手底有素材，想拿出什么就有什么，随时拿来，用则恰当。

即使在一篇里，我们也能看出精心结构和信手拈来的轨迹，显示了作者的娴熟技能。第六章“养育巷旧事”，开头就是“这养育巷不知始于何年何月，也不知养育巷之名何来？听老辈人讲……”说的何等轻松自如，且引人遐想。如果把它作为优秀的开头，它也一定是一个典型例子，如加·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莫言《红高粱家族》“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一样，属于不朽的行列。这是很信手拈来的例句。这种形式其实也是中国叙事传统手法常用的开头法，只是用在这里尤显高明：它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它是随心所欲的，也是精心结构的；它是自然天成的，也是颇显功力的。而本章后面的讲述，更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让你觉得，讲述人和记录整理者真是把文体和语言玩得无所不精了。

主人公说：“我出生在养育巷，在养育巷长大，在养育巷结婚生子，一直到1995年养育巷拆迁改造，我才从养育巷搬出。养育巷于我，是家乡是故土，养育巷的风情世故、人情冷暖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让我没齿难忘。”下边讲的“三百六十行”“徐记茶馆”“余音绕梁”等，都是那么亲切，里面的人物、故事皆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如在其中，那种现场感特别浓烈。“三百六十行”里“有皮行、粮行、竹器行；有茶馆、酒馆、剃头铺；有鞋铺、碾坊、缝纫店；还有开胰子（肥皂）店的、拉黄包车的、弹棉花的、磨豆腐的、轧面条的、做针线活的、卖驴肉的、售羊奶的、铸铜烟袋头的、卖青萝卜的、卖红土的、卖水的、搓背的、拾破烂的、接生跳神的、戗刀磨剪子的……”真是“应有尽有无所不有”了！列出这些以后，书中的笔锋在姚家、徐家和“我家”皮行、赵记竹器店、李记胰子店、杨记弹棉花作坊等上面轻轻一划，重点就落在周家猪头肉上，从周家猪头肉又说到“老实人”张二叔的绱鞋店、李大爷的搪炉泥、翟五大爷的“三美”剃头铺、收垃圾的老梁哥、拉平车的张二大爷、回民刘大爷、最穷的蛮大娘等等，都讲述得活灵活现，细节生动，嬉笑逗骂，如在眼前。还有那时的生活情景讲述，也是自然、风趣，真正具有乡土气息。

吃完饭，女人们收拾洗刷，忙着给孩子们洗脸、洗澡，男人们则在路灯下打扑克、下象棋。有条规则大家都要遵守：输了就要顶鞋底、顶砖头，而孩子们此时的任务就是给大人们扶鞋底、扶砖头。记得有一次，巷子东头的怀森哥打扑克走了麦城，顶了11只鞋底。他急眼了，起身将11只鞋抱了就走，其他人见状不顾赤脚，赶快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笑骂着。而怀森哥就是不给，说这鞋底是他赢的，要扔到故黄河里。众人赶快说好话，他这才把鞋子还给大家。当时大家哭笑不得，事后成了养育巷里的笑谈。2009年春节，我到已搬迁到黄山垄新居的怀森哥家拜年，已患半身不遂、说话言语不清的老哥哥，听我和他拉起我们哥几个打牌、顶鞋底的往事，他抑制不住地高兴，嘴里“啊、啊”地叫个不停。有人说：往事不堪回首，可这种快乐的往事，到何时都值得我们回味再三……

精心结构下的这种信手拈来的语句和细节，以及讲述的跳跃和风趣，多么诙谐有力量！

再次是大开大合与精雕细琢。

这部传记给人的感觉非常大气，上文已经说过，那是从人物品味说的，这里的大气则是指结构方面的大开大合，正是这种大开大合、能开能合、善开善合、该开则开该合则合、开合有序，很好配合了人物、故事的“大气”讲述，这才有了目前的阅读效果。

且不说整部书的开合，它其实是一个“开放式”的文本，如果讲述者愿意，如果执笔人想做，这部传记是能够嵌入无限个内容的。那些内容加进去，无非增加书的厚度，处理得当，绝不会有累赘或画蛇添足之感。原因就是这种大开大合的写法，它的容量之大，甚至可以超出想象。就是每一章的开合，也是非常有空间的。第二十九章“入党之路”，篇幅并不长，写的是张继超先生1991年11月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入党之梦，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可是，他的入党之路非常漫长，十分艰难。这一年他四十八九岁，从1965年他递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起，已是26个年头了，8份申请书，20多年的入党路，其中的艰辛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共产党的认识和执着追求，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这一章里，他讲述了几次与党组织“擦肩而过”，屡屡受挫，然而却矢志不移。不过，他的讲述基本都是大而化之的，一笔带过，不作细述。唯独那次有人劝他加入民主党派，他讲述的比较详细。

有次去纺织局开会，有位领导找我谈话，谈到入党的问题，他建议我参加民主党派，并推荐到市工商联挂职。对此，我极不理解地反问：

“民主党派是爱国的，是进步党派，我不反对；但我几十年来追随并信仰的是共产主义，是想加入共产党。党组织叫我参加民主党派，是不是不信任我，认为我入党会给共产党脸上抹黑？”

那位领导赶紧解释：“你活动能力强，又爱读书学习，到工商联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个工商联的组织我不入，你们另请高明吧！”我的话不太客气。

这就是张继超！

事实上，每一次入党受挫，都有一个故事，都有人从中作梗，都有种种形势所致和客观原因，如果也像这一段这样细致的写出来，篇幅肯定是不小的。可是，本书没有这样做，这就留出了大量的“空隙”，填写这个“空隙”的内容也许都在主人公的心里，大开的那个“口子”，都被讲述者立即“大合”上了。看了“入党之路”这个题目，读者诸君想看的可能是：主人公的入党路究竟是怎样的？有怎样的故事和曲折？而讲述者偏偏不给你讲，“大开”的架势，“大合”的结局。我们可以理解，本书这样写，是有它的道理的，“大开”是因为入党这件事情对于张继超先生来说，是生命中的大事，不可不谈；“大合”，是因为其中的负能量成分，负能量是“潘多拉匣子”，是不宜打开的，所以必须及时“合”上，免得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大开大合，并不排斥精雕细琢。一方面是大开大合，一方面是精雕细琢，应该大开大合时就大开大合，应该精雕细琢时就精雕细琢，浓淡相宜，详略得当，这就是艺术。上面所录引文，就是证明，本文也不放开谈了。

第四是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本书“举重若轻”这个特点的。

所谓举重若轻，按照“百度词典”的解释是，举起沉重的东西像是在摆弄轻的东西。比喻能力强，能够轻松地胜任繁重的工作或处理困难的问题。这是它的原意。引申到文学上，就是把重要的话题轻描淡写，在笑谈中或幽默中或“王顾左右而言他”中若有若无的表现出来。有人说这种方法是京派小说的发明，京派小说在叙述中融入诗意的抒情，在写实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以东方情调的诗情画意抒写沉重的现实生活。如沈从文的《边城》《三三》，废名的《菱荡》《桃园》，还有芦焚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举重若轻的例子。“他们在举重若轻的美学原则下，小说大多呈现出散文化的舒卷自如，从结构到语言，围绕表现生活，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完全打破了小说的界线，散到不能再散，汪曾淇的作品几乎完全无高潮，亦无波澜，恰好反映了他在这美学原则下追求形式与生活形态的胶合统一。”

说的虽然是小说，传记文学的叙述中也有举重若轻的例子，《我是徐州人》里就比比皆是。比如解放后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张家一家所受的冲击，三年自然灾害中饥饿的状态，“文革”的不公正待遇，以及在入党问题上的千回百折，改革实践中的难言之隐，本书都是运用了举重若轻的方式进行处理的。其具体方法是，要么细写民俗，要么轻飘而过。要么概括提要，要么轻松一笔，要么“瞒天过海”，要么唱几句“空城计”，反正，“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再灼热的话题，再沉重的故事，都可以在嬉笑中“着地”。

第二十章“车轮滚滚蜀道难”， 说的是1988年他们衬衫厂派员参加成都订货会的事情。这一章里四分之三的篇幅是讲蜀道难的，讲蜀道难，难道不是寓意创业艰难吗？但是，他们驱车前往，经过了万水千山，峻岭险峰，吟诵着李白的“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古诗，叹咏着“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名句，终于在成都订货会上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三万件订单，回笼资金20万元！1988年的20万元，那是什么概念？他们的厂子活了，火了！

可以说，关于蜀道难的描写，是有深刻寓意的，寓意着经济建设的艰难困苦和改革开放的惊险曲折。这是举重若轻的作用。

相反，举轻若重，就是细小的话题加重了说，也是本书叙述的一个特点。

第十章“编委与理发员”中，写主人公在粉丝厂里做了理发员，做理发员每天就是为职工理发，本无多少要写的，可是张继超先生却讲述了许多好笑好玩的故事，把本来轻松的题目写得很雍容很持重，也延伸了多个行当、多处地方，篇幅竟是两倍还多。这是本书中举轻若重很典型的一章。

诚然，这一章里同时也有举重若轻的例子，如卡车翻车事故，跟车的几个人都不同程度的受了伤，张继超被扣在车下，已经昏死过去，后被救出，很长时间才醒过来。这段经历，十分惊险，却写得比较轻松，着墨也不多。

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看起来是相对的，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这是文学作品叙述的机巧之举，在许多情况下，分别使用它们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是徐州人》就是这样，沉重的历史事件，轻描淡写的表现方法，司空见惯的民间习俗，洋洋洒洒的字描述，让人读了觉得妙趣横生，余味无穷。

三

对于一个人口述、由另一个人记录整理的著作而言，执笔整理者的写作风格无疑是该书是否成功的一个关键所在。

我读《我是徐州人》，感到本书的成功应该是得力于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执笔人与讲述者思想情感的接近。

合作著述，要求的不仅仅是合作精神，更重要的是思想情感的一致。作为执笔者，钱丽娅女士在思想、情感和对事物的认识方面，与讲述者张继超先生之间达成了高度默契，看法基本是一致的。张继超先生具有开拓精神，凡事敢为先，而且有情有义，激流勇进，志于创业，善于创新。钱丽娅女士是一个大气的才女，她的思想开放，认识高远，有对传统文化的钟情和执着。所以，当《徐州民俗》开创伊始，杂志需要这方面的文章的时候，张继超口述了一些关于养育巷里的故事，钱丽娅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题材，无论是对于民俗，对于张继超个人，还是对于历史，都有相当意义。这里的碰撞点在于：他们都热爱民俗，都对彭城旧事有兴趣。于是，她一段一段的整理出来，形成了书中的章节。可以说，没有钱丽娅的认知，这本书就可能不复存在。

二是执笔人闲适散淡的散文风格与口述者随意漫谈的气质上的相似。

了解张继超先生的人说，这本书的口吻是张继超式的；了解钱丽娅女士的人说，这本书是钱丽娅风格。本来是两个人合作完成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是因为两个人气质上的相近。钱丽娅是散文家，她的散文平实，散淡，智慧，豁达，日常琐事，津津乐道，颇有些周作人的散文味道。本书中的叙事和语言特色正是如此，每一章每一节都如行云流水，更像清晨远村的袅袅炊烟，慢腾腾弥漫开来，与蓝天融为一体，也与大地相生相长。我们可以翻开书中的任何一页，找出任何一段，与他们二人的气质特点结合起来加以分析，说明我的这种推断。

柳琴戏，在徐州也称“拉魂腔”，因唱腔曲调优美，有拉人魂魄的魅力而得名。柳琴戏用地道的徐州方言演唱，既诙谐生动，又土得掉渣，还有别具一格的拖腔，即一段唱腔后来上一句长长的上行七度大跳的假腔拖音：“啊——呀——咦——”。外地人很难消受，受不了那扯着喉咙声嘶力竭的唱腔。可徐州人“听了拉魂腔，肉酒都不香”。当时最受欢迎的是柳琴名丑王平均的《喝面叶》，老人、妇女、孩子张口就会唱：“大路上走来我陈士铎啊……”养育巷的人两天不听柳琴戏心里就没着没落的，要不怎么叫“拉魂腔”呢？“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生活在养育巷里的人们，虽没有受多少正规教育，但是他们从戏中接收伦理纲常历史文化，在戏外感受悲欢离合人情冷暖，戏台就是他们人生的大学堂。

听张继超谈话，他就是这个样子的语气，每每说起来都要加上几句地方谚语或顺口溜之类，说得形象逼真，生动感人。而这段话，又是典型的钱丽娅式的。正如董尧先生在钱丽娅散文集《扇舞清风》的序言中所说：“丽娅的散文，像香槟酒，饮后细品，方能领略其美。读她的每篇新作，都能体味到她是情之所动，有感而发，且不文不雕，自然流畅。”文如其人，读《我是徐州人》，不仅读出了张继超先生的“我”来，更能读出钱丽娅女士的闲适和自然。

三是执笔人的谦虚与口述者的开明这种修养的上的融通。

记录口述者的话，把它们整理成书，是一个艰苦劳动的过程，也是一个检验修养的过程。无论怎样的高手，都不可能一字不落的记录出口述者的原话，而且，口述者的原话也不是每一句每一个字都可以写进书里的。据了解，张继超谈话中的不少东西就没有写出来，而一些张继超在口述时浮光掠影一说的，或者草草带过的，书中却写得很充实，很具体。为什么？原因之一是张继超讲述可以“口无遮拦”，钱丽娅著书就必须考虑社会效果。有负面作用的东西，钱丽娅就不采用；有些民俗，时代远了，人们不知道了，就需要详细解释、介绍，钱丽娅有的充实了，有的再采访张继超，让张继超重新说起，细说原委。张继超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他不仅愿意这样做，还鼓励钱丽娅多提多问，该删就删，该增就增。一个谦虚有致，一个开明有加，这是这本书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的合作是愉快的，互让的，互勉的，集中了两个人的智慧，经过了反复斟酌，达到了高度互补，所以《我是徐州人》成其为现在的样子，使每一个读它的人都能从中受益，并且夸赞这部书是徐州传记文学中目前为止最好的书，是“钱丽娅写得最好的书”。

另外，行文至此，我想借机说些“题外话”，探讨一下执笔人风格在口述式传记文学中的作用和意义。

一部由口述者口述、记录者整理形成的著作，口述当然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没有这部书，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样，执笔人、或者叫做记录整理者也是很重要的，没有他（她）的整理，也没有这部书。两者相辅才能相成，缺一不可。

那么，问题就来了，究竟谁在这部书里显露的风格更显著呢？

一般而言，仅就文字论，我以为，自然是后者。口述者的东西，是属于资料性的，是执笔人写作的基础，执笔人就是根据口述者的口述资料，按照自己的谋篇布局要求，以及适当的“红线”参照，完成其创作任务的。

作品中的每一个字既然是执笔人所写，执笔人在作品中留下的痕迹肯定是最大的。而这所谓“痕迹”，其实正是执笔人的风格，是执笔人品位、素养、水准等等的表现。

我读钱丽娅女士的散文集《幽谷白兰》，所看到的作文风格，如《我是徐州人》一样，朴实无华，却也丰富多彩。徐州报业集团的郑敏芝还在负责报纸副刊的时候，和钱丽娅的散文接触较多，说她“初只觉平实，毫无可以雕琢之语，内容多是叙写生活琐事，所忆，所见，所感，所读，所悟，像每天呼吸空气一样”，稍后又说：读钱丽娅散文“一种久违的安宁和醇香慢慢浮上心头，不仅为作者文中所记之事所萦怀，为作者见微知著的睿智所叩击，为作者恬然自得的人生态度所感染”。（见钱丽娅著《幽谷白兰》序《昔年曾见》）郑敏芝所言钱氏风格，在《我是徐州人》里依然，只是更多了一些开阔，显得胸襟更加宽广了。

赵杰生在粉丝厂是文化教员，代语文课，平时酷爱读书。他长得堪称美男子，高个子，白皮肤，大眼睛，而他最大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是有洁癖，行为举止更像个女人。他在粉丝厂住一个单人房间，每天早上起来必定要揽镜自照，而且还要描眉搽粉修饰一番，这在当时可算天大的新闻。我们有时和他一起写火炬报时，也给他提过意见，但他依然如故，每天早晨关上房门不妆扮好不出门。工人们私下叫他“娘们相”。他听后只是笑笑，不作辩驳。可据我观察，他除了爱描眉搽粉有洁癖之外，其他行为与男人并无两样。时间一长，粉丝厂的工人们习以为常不再大惊小怪了。很多女工甚至还很喜欢赵老师。

这个赵老师命运却也不大怎么样，他老婆竟然是个“十足的乡下黄脸婆：又胖又矮，还是一双半大的解放脚，根本不像是赵杰生的老婆”。原来，赵杰生17岁那年还在城里上学时，就被生病的父亲威逼着与这个大他几岁的女人结了婚。无疑，他的婚姻是不幸的。

这段话，风格就是典型钱丽娅的。不要说作文，就是平时说话，她也很幽默，且多使用短句式语言，痛快淋漓。她的短句，增加了她的幽默感，也增加了说话的力度，更增加了语言的张力和容量，使得她的能指和所指都有了内涵和外延的扩张。

正是她的这些特点，《我是徐州人》出版后深得广大读者喜爱，以至于一版再版，在徐州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我是徐州人》，张继超著，钱丽娅执笔，华夏文艺出版社，2012年7月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