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原生态与小说的故事性

生活的原生态与小说的故事性

——读薛峰长篇小说《圣母冢》

 蒋九贞

生活中其实只有场面和事故，根本没有现成的所谓故事，所有“故事”都是经过人为加工的“山寨版”，是为了人精神追求中的低层次自我满足而制造的一种智力游戏。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内有不少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家涌现，他们有意淡化故事。这样的尝试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随着“街头文化”“快餐文化”的盛行，这样的小说市场被愈挤愈窄，无奈之下，只得改弦易张，重走故事之路。当然，也有人尝试“第三条道路”，企图冲破“唯故事”论，作家薛峰就是其中一个。

一

薛峰先生的《圣女冢》，2012年6月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当年10月12日，徐州市作家协会为之主办了作品研讨会。在此之前，薛峰发表了中篇小说《美丽战争》，并入选《2006年中国言情文学精选》，2010年又以中篇小说《沙漠综合症》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圣女冢》系作家长篇小说处女作。故事发生在沂蒙山区一个叫“圣女冢”的幽静安详的小山村，这里流传着“圣母”凄怆而优美故事，质朴的农人们富者享乐、贫者自安。然而战争打乱了一切，日寇的铁蹄践踏了这一片静土。在这样的背景下，圣女冢村的杏枝和其他几个女人的悲惨命运正式拉开了序幕。她们身不由己地经历着土匪淫威、日本侵略者烧杀、还乡团浩劫等等灾难，在无奈的乱世岁月里演绎着各自的恩爱情仇。书中的几个男人也各有各的命运安排，他们性格鲜明，“路数”各异，而最终的结局也大相径庭。

如果仅仅是这样一个“故事”，好像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大家都会编，有的人拿了这个故事素材甚至编得可能比这部书更好看。然而，薛峰是一位善于探索和敢于尝试的作家，他的叙事方式有点另类，他没有使用通常所谓“小高潮推大高潮”的方式，而是另辟蹊径，使用“倒叙”方法，从回忆入手，之后在特定的格局里基本以时间为顺序讲述。整部书约31万字，实际内容238页，除“引子”和“尾声”的7页外，分上、中、下三篇，每一篇里没有章节，没有序号，在如此之长的篇章里，展现着一个又一个场景，并由这样的场景“蒙太奇”式的织成了错综复杂的小说“大网”，以“碎片化”的方法构成了他的“这一个”“世界”。著名作家、编辑家邱华栋称之为“老故事的新讲法”。

在我看来，所谓“碎片化”讲述，其实就是原生态呈现的一种形式。根据网上解释，“碎片化”一词是描述当前中国社会传播语境的一种形象性的说法，原意为完整的东西破成诸多零块。而原生态是原始的生活形态。作为一种存在形式，它的根本要件是不应该有人为加工的痕迹，比如原始森林。我们常说“道法自然”，如果一部文学作品的“道”能与自然天衣无缝，原原本本表现了整个生活，这样的作品无疑是绝好的作品。事实上，不管多么伟大的作家，要想不留人为痕迹的再造他的“世界”都是很困难的。巴尔扎克的小说，托尔斯泰的小说，包括海明威的小说，马尔克斯的小说，普鲁斯特的小说，哪一个没有人为痕迹？即所谓“匠心”。匠心好不好？匠心当然好，没有匠心写不出好作品。然而“匠心”太重也不能算好作品。

“匠心”也就是匠气。为什么会在自己的作品里留有“匠心”的痕迹？因为大家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以“逻辑”的思维方式即因果关系为主导编故事，都想用奇特或新鲜的故事吸引人的眼球，都是有意识用技术手段打动编辑和读者，一编匠气的尾巴就漏出来了。还有，文字与生活是两种形态的存在，这就决定了它们的难以完全融合。好在，“碎片化”形式与原生态生活有一种天然的“契约”关系，找到了“碎片化”的形式，也就近似于找到了原生态生活的表现方式。

薛峰试图以“碎片化”讲述方式拓展小说表现生活的途径，拉近文学与生活的距离。从《圣女冢》的实践看，他的尝试是成功的。

二

文学作品形式只是其内容的载体，而同样的内容可能会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可以使用。哪一种形式最适宜其内容，什么样的形式为作者所喜欢和得心应手，这是根据不同作者的不同修养和气质、风格等决定的，当然还要顾及到受众的欣赏习惯。

然而，形式只是形式，决定一部作品的，主要的还是要看其内容，看其人物所能代表的时代精神，看其故事所能折射的社会存在，看其意境所能指的高远程度，看其情感所能达的抽象指数。

人物是小说的“半壁江山”。其实何止半壁江山，人物塑造不成功，作品必然是失败的。

且看《圣母冢》里的人物，他们个个性格鲜明，在圣母冢村这个小小的“世界”里交织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在不同的轨道上运行着各自的“列车”。“女一号”杏枝，是与她爷爷相依为命逃难来到圣母冢村的。爷爷是老私塾，圣母冢村的人见他有些“墨水”，就帮着办起了私塾学堂，吸收村里的孩子们读书。杏枝本人聪明伶俐，学习优秀，她与钱家兴和捞渣（郑怀彪）是要好的同学。贫穷和灾荒固然可怕，而更可怕的是兵匪和战争。在一个深谙文明又极其残忍的日本小军官带着他的队伍偷袭圣母冢村的那天晚上，杏枝的爷爷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爷爷死后，按照他的遗愿，杏枝到钱家做了童养媳，嫁给了小她几岁的钱家兴。杏枝已经是大姑娘了，身材和脸蛋俱佳，臻于成熟。可钱家兴只有十四岁，还不懂得男女之事，和杏枝同床却不同睡，不让杏枝碰他的私处。捞渣看着杏枝就起歹心，但不敢造次。钱家兴年龄虽小，竟一心想当兵打日寇，几次提起，都遭到父母和杏枝的反对。终于，他与村里十几个小伙伴一天夜里偷偷跑出走，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杏枝以她善良的天性，纯真的本能，孝敬公婆，收拾家务，日思夜想着她的“小丈夫”。八路军初次解放了圣母冢村，在八路军宣传队的鼓动下，村里也掀起了分田分产的热潮。地主郑老爷郑丙仁被管起来了，宣传队又发动村里的穷人们揭发他的罪行。发动了几天，好像没有揭出来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一个叫吴纯花的女兵访贫问苦，到了杏枝的家。杏枝的公公钱汉良无意中说出了郑丙仁放走汉奸赵庆和的事情。军代表有了这样的证据，第二天就召开了公审大会，不管郑丙仁承认不承认，都认定他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并立即枪毙了他。就是这件事，让钱家走向了万劫不复的厄运。郑老爷被镇压，儿子郑怀彪跑去投奔其叔叔郑丙辉，当上还乡团团总。在郑丙辉的国军配合和支持下，打进圣母冢村，强奸了杏枝，活活用火烧死了钱汉良。杏枝婆婆王淑兰见丈夫被烧死，不久得了癔症，点着了自家的屋子烧死了自己。郑怀彪残忍强奸了杏枝。杏枝偏偏怀上了郑怀彪的孩子。尿三娘受妓女程大曼收养孩子之托，有了一点点贪钱的私心，竟然把打胎药换了假药，致使杏枝肚子渐渐大了。而杏枝出于母性的本能，不论谁劝说，即使族亲给她无法忍受的巨大压力，她宁可只身搭个草庵子独居深山，也要誓死保住肚子里的孩子，坚持生下来。转眼到了解放，钱家兴到地方做了市公安局长，他回家看见了杏枝和她的孩子甘来，走了，与女战友结了婚。杏枝一个人拉扯孩子，那几年困难时期，她把口粮省给了孩子，自己却饿死在山里。甘来依从母亲的遗愿，到沙河镇投奔程大曼和三奶奶（郑丙仁的三姨太秋云，与程大曼、尼姑翠玉合开一家豆腐坊），最后到了改革开放，被秋云送还从台湾回来的郑怀彪。

杏枝的性格较单纯、善良、真诚，有孝悌之心，也恪守妇道，而且知性，人也漂亮，应该说在旧社会的农村，这样的女子已经算是“极品”了。她被郑怀彪强暴是在毫无反抗之力和根本无法反抗的情况下，郑怀彪把她绑在了床腿上，任她怎么哭骂，还是将她强奸了。杏枝意识到自己怀孕后，也一度强烈希望立即弄掉这个孽种，可是，多种方法都试过了，不成。她请尿三娘帮忙买“打药”，偏偏遇上了尿三娘一念之差，反而保住了胎。后来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把孩子生下来，为了不“玷污”钱家，她住进了深山老林。钱家兴回家乡后本来非常美满的生活，因为这个她不愿意抛弃的孩子，化为泡影。可是，杏枝不埋怨，不后悔，她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着。她坚持的理由绝不是郑怀彪的孽种，而是人性中母与子的骨肉之情，孩子没有错，她不能因为他来路不明而选择放弃。她是在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从《圣母冢》看，薛峰是很善于塑造人物的群像的，他书中所有人物都是独特的个体，个性鲜明，经历不尽相同，命运也迥然有异。尿三娘是杏枝所有悲剧的“见证人”，她也是善良的女人，一个还有良知的乡村接生婆。她热爱这个“事业”，一听说谁家要生孩子就来了精神，做下了许多善事。但，在对待杏枝肚子里的孩子这个问题上，她犯了浑。她也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在以后的日子里千方百计帮助杏枝，总有一种“赎罪”的心理。不过，对于事情的发展，她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悲剧发生，看着郑怀彪和甘来这一老一少为杏枝上坟。

狗顺子也见证了这一幕。狗顺子是圣女冢村里的“人物儿”，且不说他“一口气活了八十多年”，更重要的是，早先他是护村民团小“头儿”，在护村的战斗中勇敢顽强，在村民中享有众望；后来，又做了人民政权的“村官儿”，还是大伙儿的主心骨。他一直“看着”杏枝长大、受苦、饿死，在杏枝的生命里明着暗着给她很多的帮助。狗顺子人善良，耿直，忠厚，有血性，有胆略，有气魄，有办法，性格沉稳。他活的岁数大，见识也多，从民国到共和国，从战乱到和平，从迎来逃荒圣女冢村的少女杏枝到送走把口粮省给了儿子和钱家兴因而成为饿殍的杏枝。他也是看着“捞渣”郑怀彪长大、变坏、暴行和归来、上坟的人。他一生还算“顺利”。他的意义不仅是“线索”和“见证人”，更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脊梁”，没有他，小说就要逊色得多，恐怕难以立起来。

狗顺子这个“见证人”实际上是被别人见证着。正是因为他也被别人见证着，所以他的“见证”更有力。

三

老槐树是这本书的“讲述者”，它才是真正的“见证人”。

古老的老槐树是圣女冢村的“神树”，它生长在圣母冢土堆旁，也许它比圣母冢的黄土堆还要老。

微风吹拂，那些带香味的叶子就会抖一片“嗦嗦”的声响，宛若一曲优美抒情的音乐。狗顺子不懂音乐，觉得这棵大树在说话。圣母冢村百姓邻里之间，唯有狗顺子懂得老槐树的语言。他说这棵老槐树曾经哭过，也笑过……

老槐树做“讲述者”，这比《天仙配》里的老槐树似乎还进了一步，《天仙配》里的老槐树只是成全了董永和七仙女的爱情：穷困潦倒的董永卖身葬父，让七仙女深受感动，便下凡请老槐树做媒，与董永结成百年至好。而《圣女冢》里，老槐树可以讲它的所见所闻所感了：

这棵古老乔木的语气携一股浑浊的沧桑感，它使年迈的狗顺子自愧自己的单薄和浅显。但他爱听。他以为这声音源于天庭，来于人之生命出发的地方。这声音有一股坚韧的力量，笔直穿透他的良知和悟性，弹奏他风烛残年的韵律。是的，人老了，对于往昔的回忆，有一种不厌劳烦再翻阅前事的冲动。因为他再也不能脱离冥想，去经历更多新的故事。他会或躺或坐在他力所能及的地方触景生情，以曾经的感触和履历寻找宽慰和满足。而绿荫婆娑的老槐树下，正是他乘凉必呆的地方。再说，老槐树能同他交流攀谈。

老槐树接着说：杏枝的爷爷……

老槐树所讲的故事正式开始了。

它一直讲，一直讲。而在“尾声”里，它仍然“讲兴”不减，将这个故事的结局告诉了人们。

老槐树吸足了圣母冢村大地纵深充盈的水分。苍翠的叶子在风中隐约作响。静默的阳光，透过它繁茂翠绿间的缝隙，斑驳落下。狗顺子意会那些晃动的光影投射的纹理所包含的喻义。其实，老槐树是借助天光的伴奏述说那段没完了的故事。它说：

一九五一年底……

此后，老槐树是用非常简洁的语言，“提纲挈领”式的讲完了它的故事：一九五一年底，圣母冢村迎来了又一个大悲的日子，和钱家兴一起跑出去参加队伍的十五个人中，除了他回到家乡的城市做了公安局长、尿三“半路卷铺盖回家”外，其余十三个都牺牲了，县里的民政干部来村里宣布了这一消息，“那些丧子的老人，失去汉子的媳妇，他们抖颤着双手，接过政府发放的抚恤金，立刻绝了心中久久的期望和先前那些对亲人格外优美的畅想，开始用嘹亮的哭喊，倾诉心中的哀痛，追忆已然不在世上的儿子或丈夫”。杏枝从此再未走进那几间老屋，她躲在山里，和儿子甘来相依为命。钱家兴先后寄来两封信，最后这封信告诉杏枝，他遇见一个女人，相处很好，想要成婚，征求杏枝“姐姐”的意见。杏枝心已沉落，就这样“成全了”他们的婚姻。甘来在村里受歧视，这是肯定的事实。杏枝依然想着在在城里做官的钱家兴“弟弟”，自己不舍得吃，她“把剩下的麦子堆在桌上，分了一多半，用家里的粗布袋装上。安顿好已经十岁的甘来，一个人肩扛粮食，不行几十里山路，在夏庄搭上长途汽车直奔彭城市”，把粮食放在钱家兴家门口，回来了。然后，她饿死了。村长狗顺子把她葬在卧龙岗老林地。为此，他在“文革”中丢了官。甘来被三奶奶秋云送给了从台湾回来的生父郑怀彪。甘来“为了悲怆一生的母亲，搧了他爹两耳光”，要郑怀彪每年给母亲杏枝“身披孝衣祭坟”。尿三娘极为后悔自己贪图十五块现大洋而“害”死了杏枝，她的忏悔是真诚的。

尿三娘絮叨完这一切，喘着粗气，嘱咐已经变老的尿三，说：“等俺死后，送到老林下葬，稍带替俺给杏枝孤单的坟头，添上几锨新土，烧些纸钱，就说俺对不起她，俺到阴曹地府向她赔罪！”

这个一辈子积德，偶有私心的接生婆，吐出压抑心头许多年的愧疚，如释重负，她倒嘘了口气，望向窗外巍峨的沂蒙山脉，伸直了四肢，永远闭上了眼睛。

老槐树关于圣女冢村的故事到此结束了。

树，是一种物，植物的一类。物能讲话，能说故事，这应该是神秘主义的虚构。神秘主义虚构出来的现实却与真实的现实完全一致，浓缩了时代精神与现实意义，甚至，其本质的反映高于现实生活，这就是神秘现实主义的功力。作家薛峰自己是否意识到他的小说形式归类无关紧要，他的创作实践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范本。

四

都说，与真实生活相比较，小说永远是苍白的。然而我们读《圣女冢》，感觉不是这样，它比生活更厚重，引用一位伟人的话，就是：“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而就更带普遍性。”《圣母冢》里面的生活“密度”很大。这种“密度”是靠“碎片式”的“拼接”来完成的，也就是原生态生活与小说故事性相融合的叙事方式。一个叙事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小说，如果不是采取这样的叙事方式，就可能是非常拖沓或松散的，故事难以形成自己的核心，人物也可能会散漫、分裂。

“碎片式”的原生态写作还有一个很大的方便，就是在上下衔接方面可以毫不费力地将两个毫不相干的场景、两个相距很长时间的情节或细节天衣无缝的对接起来，而没有不自然的感觉。

举几个例子：

①那年月怎么就没个太平，安详平和的日子突然就闹起了土匪……刘黑子杀死李喜庆的事情不胫而走，这可吓坏地主东家们。他们只好买枪支架土炮，雇佣壮劳力组建民团保护家院。

郑怀彪的亲爹郑丙仁是这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财主……

②郑丙辉的部队一路上几次突围，又数次受阻，打打跑跑，走走停停，历经近一年，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终于渡过了长江……第二天，航行的船，终于抵达台湾。

彭祖市是座历史悠久的战略名城……她真没想到，能够再次巧遇单相思多年的钱家兴。她突然想起，她还是钱家兴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呢。她又笑了。她想原先愣头愣脑的可爱的钱家兴都变成公安局长了。

自从杏枝上门求援，母老虎李翠莲除了不施手相助，却恶言相向……杏枝越来越执拗。

郑丙辉永远也没有盼来留在上海的两房太太。他仅仅登陆台湾三个月余，大江南北就变成共产党的天下……

③久别的尿三回来了，他一身威武的军装，只是缺了领章和帽徽……大家走后，尿三好奇地问他娘：“家兴家里头究竟咋啦？”尿三娘说：“祸事多着呢，三言两语说不尽。你赶了几天路，累了，先歇息，回头，娘再跟你说。”

钱家兴终于回到阔别十多年的家乡圣母冢……

说明：以上例子，中间的隔行是指书中两个大段落的自然“分水岭”，也就是两个场景之间的“分界线”，书中如此，我亦如此。

例①里，上段是说平和的日子突然就闹起了土匪，而土匪又来了个“窝里斗”，土匪头子刘黑子把他的得力干将李喜庆残忍地杀了。下段就接上了各村有钱人家赶快组织民团保护他们的家园，这就引出了郑丙仁的防守和狗顺子等人。例②是四个大段落的衔接处，是郑丙辉、钱家兴、杏枝等人的交替出现和各自的场景展现，可以看做一个小“单元”，从郑丙辉败走到他无法再回到大陆，背景当然是解放战争的迅速推进，是几个关键人物那个时刻的状态演绎。例③里，上面一段是尿三回来了，下面一段是钱家兴的现状叙述。尿三和钱家兴两个人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是一个村一起偷跑去当兵打鬼子的，“尿三也算共和国的功臣。他参加了解放战争的全部过程，由沂蒙纵队整合到正规的解放大军行列，经过枪林弹雨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最后一直打到了上海，把国民党残余部队赶下了海。他也在浴血奋战中由士兵到班长，又晋升为排长、连长、副营长。身上留下三个弹孔，好在肢体没有残损。只怪他太没文化，目不识丁，不然，或许还能得到更完满的结局”，结果，“他急急递上请求退伍的报告，得到三十块大洋和十石麦子津贴”，回到了圣母冢村，他又没有出息，好吃懒做，连媳妇也没娶上，一辈子潦倒。而钱家兴，跟杏枝的爷爷学习了文化，这点文化，已经足够那个时代用的了，战争一结束，他就到彭祖市当了官，管一方的治安，虽然也经历了困难时期，但是总的来说适得其所，地位不低，而且娶了女战友做老婆，即使升迁缓慢，就凭他的资历，后来也会“稳坐钓鱼台”，享受高干待遇。两相对比，命运迥异。现代小说，就是在现代情况下，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在表现抽象的同时努力反映原生态生活，表现人性的复杂性，这是毫无疑义的。

我们从这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到，不管跨度大小，故事之间都是衔接的。这里的“胶合剂”，是人物和故事之间的因果关系，即使是“半因果关系”或“零因果关系”，它们也显示了某种契合，没有唐突之感。这或许就是薛峰“老故事的新讲法”的作用吧！

《圣母冢》是部悲剧式的作品。人物的结局基本都是“悲剧”式的，唯独烧死钱老汉、强暴杏枝、促使杏枝婆婆自焚的郑怀彪是比较圆满的：他在台湾也是娶了老婆的，但是老婆嫌弃他不像个男人，跟了别人，他依然没有一男半女。他的靠山郑丙辉死了，身边没有亲人，特别孤寂，多次申请回大陆。回来后，三娘秋云把甘来给他，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的确是他郑家的血脉，杏枝为他生的孩子。他应该是心满意足了，他天天给杏枝披麻戴孝上坟祭拜也值了。

读完全书，总觉得有一股无名的火气在升腾。我想，薛峰在这本书里留给人们思索的东西太多了，书中每一个人的经历和命运都值得深思，连因不舍得自家的老黄牛而被鬼子枪杀的狗顺子的老婆，她的死也是值得深思的。

（《圣女冢》，薛峰著，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