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依然是文学的广阔天地

农村依然是文学题材的广阔天地

——读吴宝民长篇小说《界河》有感

蒋九贞 

一

吴宝民先生的长篇小说《界河》，近期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全国发行。洋洋洒洒近40万字，可谓是一次精神大餐。

正如河北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文学、美学评论家孙振笃教授在“读《界河》致吴宝民同志”代序中所说的“《界河》是一部蕴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和风俗人情的作品，更是一部接地气的作品。”

近年来，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渐次式微，有人说这是好事，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农耕文化向城市文明转化的必然结果。对于这样的论点，我始终不敢苟同。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很多已经成为“城里人”，即使没有成为“城里人”，其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而且，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农村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农村的“农村气息”逐渐淡薄了。物质生活提高，精神生活丰富，农民与市民的“距离”在不断缩小。与任何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着一样，农村题材文学的性质和形式也会发生变化。如果总是用《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那样的模式衡量现在一些描写“三农”问题的文学作品，看待作品里的人物和事件，无疑也是落后于时代的。

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文学，每个时期人们的关注点不同，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些特殊的文学“导向”，每个时期也都可能出现特别优秀的作家，会产生特别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些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构成了这个时期的文学倾向。随着农民工进城打工潮的不断推动，随着中国的城镇化方兴未艾，人们的兴趣点转移到了城市和市井生活，作家关注这方面的题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无可指谪。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目前的时代，是快节奏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生活方式发生很大变化，慢腾腾的社会状态几乎不复存在，人们欣赏精神产品的节拍也加快了，文学正处在“快餐文化”阶段。这样的阶段，长篇巨著如果没有震撼人心的东西，没有能够切实引起共鸣的声音，恐怕很难使之流行，产生较大的社会效应。何况农村生活，在不少人看来，那是非常慢节奏的，是封闭且守旧的，青年人不向往那种生活，对此类体裁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就失去了阅读的兴趣。

这其实是某种政治观念的作祟，也是对农村题材文学的误解和背离。

农村题材、城市题材、军事题材等等，只是诸多文学体裁分类中的一种。所谓农村题材文学作品，大体是指那些取材于农村材料，主要反映农村生活风貌和经济文化、乡风民俗、人生百态等类题材的文学作品。

纵观世界的发展，地球物理环境是一个不断从原始状态向农耕时代及其之后的工业时代、商服时代、现代化和后现代化时代进步的过程。而其中的农耕时代是非常漫长的，它留给人们的记忆最丰富，即使在今天的农村，也还是每天发生着不计其数的新鲜故事，这些故事，是人类人性化进程中相当重要的必然存在，它具有“原创性”和“普世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形态，因此，具有无可替代的普遍性“规定”下的特殊性，而这个特殊性，恰恰是文学艺术要表现的内容，是赖以创造作者“自己的世界”的必要材料。

究其实，新时期以来，农村题材文学作品，一直没有间断的出版发行，比如贾平凹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莫言模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些作品，包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余华的《活着》、郭文斌的《农历》，等等，它们都是很有影响的农村题材力作。

二

吴宝民先生的长篇小说《界河》，无疑是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中较为优秀的作品之一。作品围绕某地界河两岸两个村庄之间的矛盾纠纷和经济发展问题，塑造了田驹、芦花等一批新人形象。文学是人学，它必须以塑造人物形象为己任。小说需要故事，尤其需要好的故事。然而，小说的故事不能离开塑造人物这个根本，写故事也是为了写人。而写人，更为重要的，是写出文学史上的“这一个”，与其前都不一样的人物，不一样的形象内涵。我们很多作家似乎不重视这个问题，努力编新鲜的故事，却不知道努力塑造新的人物形象。须知，反反复复写那些似曾相识的面孔、几乎一样的情感、谁都能够体会到的心理，其实是小说创作的大忌。田驹、芦花是在典型环境中突出的典型人物，他（她）们放弃大城市稳定的工作及大好前程，回到生养自己的故乡，做了村官。这种形象在文学作品里出现，本身就是新鲜的；况且田驹、芦花是自我担负着和谐边界的使命回乡任职的。他代表的是新时期热血青年的崭新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这种气概，在当下的社会里有其普世意义。以邻为伴，相邻与共，两和皆友，协同进步，不仅是时代的要求，更是人类个体或集体相互之间关系和地域关系的处置规则。

田驹、芦花形象的时代特征是由一连串的现实事件以及人际关系彰显出来的。田驹、芦花矢志不移，坚持自己的信仰，贯彻自己的理念，化干戈为玉帛，化积怨为和谐。然而，明争暗斗、明枪暗箭、打架斗狠，借机泄愤，出于种种原因阻挠干扰，不希望芦花、田驹达到目的，凸显了根深蒂固的矛盾形成。芦花、田驹带领一帮年轻人，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最大地发挥优势潜能。真是每每车到山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坚持梦想，坚守信念，表现出了现代年轻人的艺术才华和和人生轨迹。他（她）们大胆革新，敢于走前人不敢走的路，敢于趟前人不敢趟的河，创造了种植、养殖、编织、旅游、招商、开发、教育等方面的新产品、新技能、新高度。农村变革的潮流不仅冲刷了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同时，消逝了千百年来固有的村庄农舍，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美好环境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他（她）们经历了而且创造了另一种梦寐以求的新天地。正如孙振笃教授所言：随着时间和场景的推移，巧妙的情节和动人的故事以及细致的人物刻画、逐步化解矛盾和积怨，终于走向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和睦之路，共同致富的幸福之路，水到渠成的把世代积怨、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鸿沟代之为“顺通大道”、“顺通大桥”，通向世界各地和美好未来。特别是两个视为仇敌的老顽固“固主任”与“守主任”相互做对，相互拆桥大半辈子，而今也悟出拆桥和建桥的真谛，带头补桥和建桥。过去两个村年轻人相爱的断桥悲剧已结束，芦花、田驹，荷花、卢畅还有两村相爱的青年男女，都将会走到一起，走进“世纪和平新村”的新生活。我之言是：走出传统，走出固执，走出偏见，走出困境，走出矛盾的漩涡，走向和谐幸福的新天地。这是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精神状态。

作品还成功塑造了荷花、黑丫、季响、春旺、张浪、蚊子、田大友、孙红妹、冬瓜、篓子、单二、泥鳅、巧燕、白莲、马群、杏嫂、卢畅、胖嫂、义线牵、苇子、地磙、二青、疤瘌、寡妇荣……一大批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释放出来的，是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是进步与保守、亲和与仇恨、建设与反建设的碰撞和消长，是哲学和社会学层面上的意义。

小说的生活气息特别浓厚，语言也很有特色，无论是人物对话还是叙述语言，都从生活中来，然后经过作家的加工，形成“吴氏”口语化特点。这种语言特点，好像多年不见了，它最适宜表现现实生活，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①地磙趁机想捞点便宜：“荣嫂，那些不撑头的货别夹他们。”

        寡妇荣“嘎”地笑了，仍不依不饶地低声笑骂道：“专夹你个地磙蛋子。绊倒趴到牛B上，先别吹，要看你们的真家伙。”

         ②苇子二十七八岁年纪，方脸粗眉，膀大腰圆，逞强好胜，村里人称他“铁拐子”。

要不是断那条腿，真能搬座山。

上述例①里，对话都是地道的乡村俚语，粗野，多义，一语双关，简洁，生动。例②是作者语言，但是也来自乡村，具有地方风格，句子简短，凝练。“要不是断那条腿”，它的意思是：如果不是断了那条腿，或者说如果不是那条腿断了。一般的书面语言不是说“断那条腿”，这是方言的加工成型，是方言的上升。这种语言有很强的表现力，用得好可以一以当十，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

叶炜先生近来极力提倡新乡土写作，我觉得是十分必要的。他的呼吁和身体力行对于繁荣我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很有意义。

以前的“乡土小说”，着重强调的是农村特点和地域特色、民情风俗等等，这在今天看来显然有点狭窄了。而新乡土文学，其概念可能要大些吧？我没有认真研究过叶炜这方面的理论，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我相信，他提倡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当然，现在做这方面研究的大有人在，比如有人主张“乡村小说”写作。“乡村小说”，自然写的也是农村题材。他认为，“乡村小说”是一个站在城市与乡村这样一个大视野层面上的观照，涵盖力较强。而写乡村就要写历史、现状、文化，乃至与城市的比照和交融等等，又有一点文化意味。从作家的角度讲，“乡村”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境界，因此又具有审美色彩。

道理也是有的。任何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有它的道理，又都有它的悖论，有它的不完善处，甚至有其致命的缺陷，或者可能即将从它自身的架构中跳出来走向它的反面。然而，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们绝不能说有问题的理论就不是理论，有弊端的现实就不是现实，就像任何一个伟大人物也有他的缺点一样，往往功劳最大的人罪过也最多，最好的理论也许会带来最大的危害。

我们必须看到，农村题材文学作品，它的涵盖面不是局限的，而应该是开阔的，进而是无限的。它可以是纯粹农村农民农业的，也可以是这个天地里的所有，包括它上面的工业的，商业的，政治的，军事的，只要是这块地方发生的，都可以归于其中。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范围才不至于人为地画地为牢，用一种东西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

提倡“乡村小说”写作的这位作家进而指出，我们所面对的乡村，有这样的几种类型，一个是客观存在的传统的充满宗法色彩的乡村，一个是文化形态的在传统文人想像中的乡村，一个是文化形态与都市对立的在都市想像中的乡村，一个是政治观念观照下的乡村，一个是充满了独特风俗民情的乡村，一个是作为中国人存在之家的乡村。

其实，现在的乡村已经不再是什么充满宗法色彩等等的乡村了，就算是解放前，普遍来说，也绝不是某些作品描写的那样，如彼的愚昧和无知。我是在农村出生和长大的，我深知农村之博大，农民之胸怀，他们的复杂，他们的涵养，他们的文化基因和底蕴，不是能够用文凭一类东西说得清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真正的渊源在民间，在农村，在农民的言语行动上，他们的言谈举止就是文化，而且是更深层次的文化，虽然他们认识不了几个字。我这样说，也许很多人不承认，可是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是客观存在。

吴宝民先生的《界河》比较客观公正的描写了当今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他写了农民的狭隘，但是更写了农民的包容。比如寡妇荣，她为了阻止两个村庄的交往，阻止田驹和芦花的爱情，多次跟芦花、田驹制造麻烦。不多的情节和笔墨，却把寡妇荣和其有关的人物描写的淋漓尽致。同样，单二、泥鳅为阻隔田驹、芦花以及两村的来往，设障制碍，骂骂咧咧，煽动两村仇恨和不满，鼓动一些人和田驹、芦花对着干。不过，当他（她）的思想转过弯儿来以后，也是积极的。从文学的角度说，他（她）的形象是饱满的，是具有典型性的。

我在这里插进来这样个别案例，只是想说明，人是复杂的，农民是复杂的，我们必须正确表现农民，反映农村，描写农业，而不是坐在书斋里想象他们，给他们概念化描述。吴宝民先生也是农民出身，是从农村一点点一步步走出黄土地而进入县政府机关的。直到现在，他身上仍然保留着农民的色彩，那种朴实，那种信义，那种谦恭，都不是市侩所具有。因此，他的这部作品，其生动程度和现场可感性，都不是一般作品所能比的。鄙以为，这才是农村题材小说应该坚持的方向。

四

我是主张 “解读主义”批评方式的，就是说，文学评论要基于对文学文本认真阅读和分析。文学批评家必须认真阅读作品，像解剖麻雀一样解剖作品，在“显微镜”下分析其内容，以期对所评论的作品有个中肯的意见。

吴宝民先生的《界河》近40万字，绝非一时半会能够解读得了的。

我的感觉，吴宝民不怎么进行景物描写，而大部分都是“白描式”的。但是，这不等于他没有景物描写，也不是不善于景物描写。他对景物描写是很惜笔墨的，不到一定的时候，不到景物描写对于表现主题和人物至关重要的时刻，他是不做景物描写的。而一旦进行景物描写，其作用简直就是“板上钉钉”，每一颗“钉子”必须有它的任务，必须起到连接、坚固和自身就是组成部分的作用。

我们来看他在第102节的一段描写

中午的太阳毒辣辣的炙烤着大地，晒得界河水波金子般亮晃晃的，偶尔有鱼跃出湖面一闪一闪的。河边的芦苇已抽出了紫色的芦樱，有鸟儿在苇丛和柳林中叫，稻子开始抽穗灌浆。一簇簇一丛丛杞柳蓬蓬勃勃。狗们低着头在界河边走来走去，伸着长舌头舔着肉鸭和鱼虾市场散落在地上的腥味。

这是很有“味道”的景物描写。其中透露的，是几分喜悦，几分生机，是向上与和谐。这段描写的“背景”是，界河两岸渐渐热闹起来，他们的养殖业发展很快，填平了原来的分水沟渠，两边的来往多了，交流多了，田驹和芦花又一次的聊天，把一些误会也释放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应该是“天青日丽”了，心情的舒畅是美好世界的发端，所谓“心情好一切皆好”，这时候的万物都是明朗的，有生气的。这段描写预示着美好的未来，它在这一章之末，是很有意思的。

的确，景物描写不是这部小说的长项。但是，将景物描写和叙述语言结合起来，以适当的描写营造“在场”的氛围，对主题进行烘云托月式的表现，却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如田驹约会芦花，在赴约的路上，他看到了如是的景物：

深秋的四湖畔是美丽的，夕阳洒下碎金般的亮黄，界河水面和月牙河镜子般闪着一道道耀眼的光辉。湖畔大片大片的芦苇和一望无际的稻子，在疾风骤雨地纷争中抢收干净，在你耕我种中播下了小麦，也播下了第二年夏季的纷争和不安。麦子不管这些，它们茂密的纵横交错自由自在地生长在湖畔的沃土中，透着无限的绿意。远湖近河中漂浮着片片点点的荷叶和高高举着的莲蓬空杆，别有一番清新宁静的姿态。湖畔更加显得空旷而辽阔，天空也愈加明净而高远。

田驹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湖畔内水和外来水会把界河抬高加宽，界河便肆虐地横冲直闯改变方向，没了形状，界河滩内两岸犬牙交错的庄稼，更分不清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二麻子的了。田家村和芦花村面临更加复杂的收获纷争。

这里不仅有实景实物，也有思想的空间，不仅是描写，也是叙述，作家写出了“此景”，也渲染了“此情”，写出了湖畔美景，也道出了纷争的部分根源。它比长篇大论式的分析要形象和鲜活得多，读起来更有趣味性，因此也更有感染力。

这样的片段，散布在《界河》的前前后后，有时候甚至让人分不清是叙述还是描写，而其作用，都是推进故事发展，深化作品主题，丰满人物形象。

五

读《界河》，使人有一种亲切感。作家吴宝民先生给我们展现了新形势下波澜壮阔的农村生活图景，这是现实主义的最新收获。当前，农村题材文学作品不尽人意，一是作品少，佳作更少；二是伪农村作品多，真农村作品少，许多作品貌似农村，其实都是城市观念、城市语言、城市习气，甚至连一些细节都被城市化了；三是真实反映农村现实的作品少，有的作品基本上是作者的杜撰，根本不符合实际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界河》的出现就有了它的特殊意义。

农村、农民、农业，即“三农问题”，是当前中国一个很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并且已经成为影响未来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就是说，从文学来说，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问题，也突出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必须认真对之。而在农村，更多的是具体的矛盾和纠纷。能够抓住这些矛盾和纠纷的作家是伟大的。我这句话的“潜台词”是，那些坐在书斋里写作的作家们基本上都没有抓到这些，他们基本上是浮光掠影式的，从一些概念出发，编几个故事，用一些手法，花里胡哨，制造了一些所谓好看的故事，以其盛名大售其书。我以为是不应该提倡的。其风要煞，其文要正，其义要公，其旨要善，揭民族之伤疤，污民族之精神，贬民族之形象，毁民族之长城，这样的做法应当消失。有些人不是言必称希腊吗？好啊，这不是坏事，可是你要全面把他们的话和他们的事“言”出来，才是可取的态度，他们的爱国家、爱民族、大爱之意识也必须学过来才是。

在旧面貌的农村逐渐被新面貌的农村所代替的过程中，吴宝民先生的“界河”两岸的两个村庄，由打打斗斗结下世仇老死不相往来到携手并进联合开发共建繁荣新农村，应该是特殊环境下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是农村城镇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吴宝民先生热爱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的。他用他的笔写出了这样的农村，虽然它有种种问题，然而它是不断进步的，它上面生活的人们也在不断修正自己，正如整个世界都在不断修正一样，万川归海，向着美好的明天进发。

现代农村题材文学作品创作，绝非一句话就解决问题的，它需要理论的研究和准备，需要广大作家的实践，其表现方法更需要每个书写农村的作家辛苦的探索。

从《界河》出发，我想说，我们应该提倡更多的作家来写农村题材文学作品，要不断壮大书写农村的作家队伍，多出像吴宝民先生这样的描写农村的高手，来发现和塑造多样化的农民形象。

我想引用那位提倡“乡村小说”写作的作家的一段文字，来说明发现和塑造多样化农民形象的必要和紧迫。

乡村小说中的人物塑造问题，既是一个创作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整个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形象就已处于一种“退隐”状态，人物作为小说中的主体位置，作为作家的创作目标，已经被淡化、被忽视了。这种现象的背后，有西方哲学思想、文学观念的影响，有人作为主体在现代化、市场化大潮中被淹没、被异化的现实的暗示；同时也与我们放弃了现实主义“典型观”的创作思潮有关。中国农民在近30年的变革潮流中，有的从传统农民蜕变为大有作为的现代农民，有的坚守农民的固有品格和美德在市场社会中成为成功者，有的则在历史的剧变中被扭曲了、异化了、变质了…… 当然还有众多的农民变化甚少依然是一个农业小生产者。这形形色色的农民已同过去的、历史的农民大不相同了。但我们的作家还不熟悉、不认识他们，迫切需要我们深入底层社会，去发现和塑造他们。乡村小说如果塑造不出更多、更新的“典型”农民，其突破和超越就是一句空谈。

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过去的农村题材小说相比较，眼下这方面小说创作在叙事方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吴宝民先生以其新的姿态，运用现实主义艺术方法，逼真的书写了一个“界河”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所有的人物都栩栩如生，所有的事件都如在眼前，所有的场面都有“现场感”。他是默默研究了几十年，用心思考了九年，动笔写了好多年，才完成他的这个“世界”的。我敢说，这个“世界”是吴宝民先生独有的。只有独有的，才是可以占领世界的。吴先生挖掘的这个“金矿”，必将给他的人生添加无上的荣光，成为他今后创作的主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