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的现实主义

无边的现实主义

——浅析海佛的几篇小说近作

蒋九贞 

当传统的现实主义发展无法解说现代意义上的新的文学艺术形态的时候，法国著名的理论家、文艺批评家罗杰·加洛蒂在他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里则做出了新的阐释：现实主义可以在自己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无边”的扩大，当然这种扩大也并非是没有限度的。他同时提出“抽象现实主义”的概念，认为在现代艺术中有这样一种描写方法，它不从生活素材出发，而从艺术家的幻想材料出发，这种幻想是离开生活的，而它的产物却被认为比现实的真实性更为真实的。他分析了毕加索的绘画和卡夫卡的小说，指出这些作品是按照自己的内在的逻辑把不受生活与现实的材料订正的、艺术家的幻想的产物组合而成的。无论人们怎样看待加洛蒂的这一观点，实际的创作中的确存在着，比如海佛的小说。

海佛是从现实主义进入文坛的，他早先的短篇和中篇乃至长篇，都是比较正统的现实主义笔法，有些拙朴，但由于其“狠”而显得比较深刻。这里的“狠”，是指对于现实的批判，是对于社会阴暗面的揭露，对于腐朽没落的东西的针砭，近似于批判现实主义。从《呓语者的韶光》（《上海文学》2008年第四期）开始，转变了写法，到写《解放南京》（《当代小说》2009年第三期），已有些认不出他原来的面貌了。《呓语者的韶光》只是将完整的故事“解构”，以回忆的方式构思全文，反映那个荒唐时期的荒唐生活状态，叙述了一个悲剧故事。一句话，他还是在正统现实主义的构架下表演他的写作技巧。但是，到了《解放南京》，可以说，他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走进了罗杰·加洛蒂所谓的“无边的现实主义”。

《解放南京》运用了一种我称之为“反存在主义文学”的写作方法，作者将拉丁美洲式的虚无移植到他的作品中，作品中的“我”是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他怀疑一切存在，“我长这么大还没有到过南京，我所知道的南京，是听人说的，或是从书上看的，我是图书馆馆长，我看了很多书，几乎每个有名的地方或城市都有故事留下来，然后他们神秘的消失，变成了书里的文字，故事和地方或者是城市隐藏在发黄的或改头换面在崭新的书里。我干了几年图书馆馆长，图书馆书籍里的地方或城市我是到过，发生的故事不论时间的早晚，我历历在目。我是观众又是万能的神仙。故事中的人不认识我，我认识他们，对于那些混蛋或者蠢货，我可以打他们的耳光，大骂他们是猪狗。可是他们都没有反映，我才知道它们是不真实的，是虚幻的，所以，南京也是虚幻的、不存在的。”“我”和金缅在有没有南京这个地方的问题上发生了矛盾，“我”几乎是“固执”到了发疯的程度，可是一说到秦淮河，说到秦淮河的灯笼船，“我”却依稀记得“已经在那生活了很久，几年，太短；几十年，也太短；不，是几百年；我感觉我在秦淮河的灯笼船里生活了几百年”。金缅指出了这一点，“我”不承认，她就很生气。“我”讲了南京风流才子“佩剑”和“摇扇”的故事。接着，作者写道：

金缅听了我解释，抱歉地笑了，说，馆长你不俗，我俗，不过，我又听人说，秦淮河里的灯笼船又恢复了过去的繁华，比过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还听说风流才子们把扇子换成了佩剑，灯笼船里花魁娘子，不，是叫模特，她们都长着三寸金莲，她们穿的绣花鞋是不热不冷、不软不硬的香料加工而成，还听说秦淮河的水都在散发着刺鼻的香气。

我听了大惊失色，叫道，南京还是没有解放？

金缅接着说，是呀，南京没有解放。我一定到南京看个究竟？

我更生气了，把金缅的车票重新拿在手里，看到了南京二字，我更是恐惧，我就把车票放在嘴里嚼烂，咽下肚里。

金缅和徐州武士在吃惊地看着我的举动。

我用水服送下去，对金缅说，南京没有解放，你就别去了。

不行！是混合的声音，金缅和徐州武士同时说出反对的话。

两眼成火球的徐州武士愤怒地摔破了酒瓶，拔出了剑，只见一道光如雨天的闪电、如舞场的霹雳，把我们吃饭的桌子劈成两半，然后用剑指着我们，不容我们反抗地命令道，走，咱们解放南京去！

这一大段大概是全篇小说里最最“实在”的部分了，“我”和金缅在南京是不是客观存在这一问题上仿佛达到了空前的一致，在去不去南京的问题上也由不得选择了，徐州武士的果决使他们没有了退路。“我”已经没有机会再对金缅说“我不能去，我也劝你不要去，我去了南京就真的会消失了”的话了。然而，结尾却依然是“虚无”的：

我和金缅在前，出了小酒馆，我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徐州武士，没有人，走到了大街上回头看，根本无人。但是，金缅把我的胳膊抱得更紧了，我感觉还是有人在跟踪我们，脚步声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似奔腾嘶鸣的马群、似出土复活的兵马俑阵、似光着钢铁肋骨南下的大军……

作品是有寓意的，作者在似真似幻的描述中，给我们形而上的灌输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与其说是通过作品的形象反映在我们头脑里的，不如说是一种抽象的、“硬性”的强行施加。因为，真实的生活中是不会有这样的故事发生的，作者是抽取了万万千千个生活实例的“筋”，把本质的抽象用作者的内在逻辑辅之以形，具象成篇的。其中的所有人物、道具，一个个意象，均是有其意义的。海佛的这种笔法使我想起了卡夫卡，想起《城堡》里的虚幻和残酷，想起《判决》里的假象和真实，想起《司炉》里的迷茫和拒绝，甚至想起《公路上的孩子们》里的抵抗和向往。

《掩埋作家王二麻子》（《阳光》2009年第十二期）和《剧变》（海外发表在北岛主编的《今天》文学杂志和《飞天》文学杂志2010年第三期）则是具有表现主义色彩的作品。《掩埋作家王二麻子》讲述的是X市很是了得的老作家王二麻子临终前的一段故事，这故事说奇不奇，说不奇却奇异非常。

在X市，老作家王二麻子说SQ的文章可以获奖，SQ就能够获得市副刊的征文奖和市政府的文化工程奖；老作家王二麻子又说，女诗人SB很有前途，于是，SB就很有前途，当上了市报纸副刊编辑；老作家王二麻子还说，女作家SM的作品是我们市最有最有实力的，女作家SM就成了X市的名作家。老作家王二麻子是X市的文学权威，就连市委书记和市长征求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都要请教他。

这是小说的开头，开门见山，把老作家王二麻子介绍了个清清楚楚，他很牛皮，他简直就是X市一代文化人的象征。这个开头平淡而又平淡，而平淡之后，“奇峰迭出”，在一个初夏暖融融的夜晚，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死了，送葬的人很多，连市委书记和市长都为他送了花圈，为他写了挽联还为他立了丰碑。醒来后，他就把梦中所见详细记录下来，在本市报纸副刊发表出来。市委和市政府的秘书代表他们的领导打来电话，询问是不是生活中碰到了什么难题？还是我们关照不够？老作家，这位X市的文化代表回答得很干脆，我有房子，我一个月七千多块钱的工资，小车我就不要了，……只是我还有一个心愿，希望领导给我批一块地，建造我的墓地，墓地上立起纪念碑，把我所有的著作雕刻在纪念碑上，我就看着我的纪念碑，死在我的墓地里。老作家王二麻子的心愿很快就得到了落实。市政府还有比他更深远的打算，等到死者下地，纪念碑耸起，就把这里改造成著名作家王二麻子的纪念馆，成为市里的文化遗产和名胜景点。于是，老作家王二麻子穿着青色的棉衣如绅士，戴着礼帽，拄着拐杖，乘坐特派的专车，带着风水先生，按照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风水秘诀，终于找到了一块8亩大小背山、傍水、前面平地的风水宝地。市政府请来了一个农民包工队，连包工头共10人，里面有2个石匠。石匠的任务是在从玉制品厂买来巨大的石碑上面雕刻老作家王二麻子起草的关于自己生平和著作的文章。剩下的7人的任务是挖掘制造好老作家王二麻子的墓穴，在墓地的南面栽种一片翠竹林。在施工中，2个石匠让石碑倒在地上，他们的脚踏在石碑上雕刻。老作家觉得有辱自己声誉，一定要石匠把石碑先立起来，再在光洁的石碑上进行雕刻。包工头认为这样带来了施工难度，要搭脚手架子的，还要费工。老作家王二麻子气愤了，用拐杖拄着地，气愤地说，多几个工就是多给你们钱，糊涂虫。包工头才明白了过来，拍打着自己的脑袋，嬉笑着向老作家赔礼道歉。奸商包工头有意把声势搞得很张扬，搭建了大大的脚手架子。老作家王二麻子千叮咛万嘱咐包工头，要求石匠不能错刻一个字，“质量比速度重要”。令王二麻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却死了，死在自己宽大的床上，死在温馨的梦中，死了好几天了，尸体开始发出了臭味。谁也不知道他死的确切日子，只能猜测大概是在石匠为他耸起石碑开始雕刻他的生平和著作的时候，把王二麻子四个字刻在石碑上之时他就断气了。

关于老作家王二麻子的死因，还是有了传闻。官方的讣告是，老作家王二麻子是累死在书房里的，是为人民而死，他在连夜修订校对建国以来我市文学丛书，也是这套丛书的执行副主编。而小道消息就比官方多了些根须。老作家王二麻子确实是累死的，临死前确实是在编撰本市建国以来的文学丛书，还抽出时间辅导那些爱好文学的青年，特别是女青年。他经常在床上辅导到半夜。验尸的公安就在床角发现了一盒没有用完的伟哥。这个不利于老作家名声的细节被官方删除了，却在酒桌上沿着酒杯的声音，分路传播下去。

就这样老作家王二麻子真实地死了。

葬礼没有很快举行，因为施工队伍“磨洋工”，王二麻子的墓地没有造好。市里经过一番周折，并征得家属的同意，终于确定了安葬的日期。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在老作家王二麻子的夫人跟秘书通电话的第二天，天就下起了雨。海佛写道：

落下大雨的时候，人们还在劳动。这是夏天的雨，温暖，舒适。他们感觉很幸福，知道是为掩埋一位名人的仪式做铺垫，就像建造舞台一样，目的是让主角和小丑登场。

雨水顺着人造的翠竹林流到了地面，像游动的蛇奔向墓穴；雨水顺着刻字的石碑流下，流到了土地里，无声地渗透到了墓穴里；雨水顺着劳作的农民的脊背流下，经过屁股，流到了地面，又从他们的脚脖子边流进了墓穴……

歌声从他们沾满泥水的手中像传递的水桶一样，从墓穴传向远处，那是包工头头教他们一定唱会的老作家王二麻子的经典诗歌：

太阳出来上山岗了

扛着红旗喜洋洋喽

四海五洲闹解放了

咱出力人找到了

喂奶的娘了

………………

故事到此结束。作者的语言是调侃而诙谐的，作者的故事也是调侃而诙谐的，简单的故事里蕴涵了无限的深意，透过这个简单的故事我们看到了一代作家的死亡。与其说这是篇小说，不如说它是一则寓言。作品人物的实际意义远不如象征意义，而且作品人物也被作者抽象到了只有象征意义的份儿上，人物放弃了性格典型的塑造，而代之以某种观念或感情的代号、符号。

《剧变》，作者坚称之为表现主义小说，其中的女主人公胡花似乎忽然之间由一个本分的女人变成了荡妇，丈夫来局长出去开会，她闲来无事，无聊懒慵，精神空虚，走到化妆室的穿衣镜跟前，审视自己。审着审着，她的意识就发生了变化，“发了一会呆，忽然抬头看镜子里的自己，就看出了变化，镜子里的人怎么这么陌生啊，那是谁呢？她用手指拍打着腮，镜子里的女人是自己吗？不像，那，她到底是谁，我又是谁呢？”她被这个问题纠缠得头痛，却一直没有搞清自己是谁。胡花梳洗打扮，轻按乳房，不觉轻佻起来，然后看电视，“躺在沙发上，手里握着遥控器，趿拉着红拖鞋翘在沙发的靠背上，头朝下，身体成倒‘八’字型，睡裙滑落下来，两条白玉般的长腿似乎是从黑色的裙子里长出来的洁白芙蓉。啊？她忽然坐正了，双腿合并一起，吃惊于自己的举动，刚才的一系列举动怎么是守旧、本分的我做出来的呢？我从没有过分地打扮，也没有倒八字，两条腿敞开朝上，多么放浪啊。这可是不要脸的小姐们的行为啊。我怎么会这样呢？我到底是谁？”胡花真的不知“我是谁”了。接着，面对前来送礼的开洗浴中心的李猫和来局长的手下小陶，她就拉他们上床，不上床就不收下他们的礼品。胡花确实变了，变得已不是原来的她。在来局长去外地开会的日子里，有很多人来拜访她，没一个空手的。她都往卧室里拉。让人家的东西产生回报，她的心里也坦然。“她不欠谁什么，她心安理得。”

最让人叫绝的是，来局长开会回来了，胡花也把他当作了带礼物来交欢的“嫖客”，收了礼物，做完了爱，来局长累了，想休息一会儿。胡花不答应，要赶他走。

完事的时候，男人想在床上睡一觉，晚上再出去参加部下们为他接风洗尘的酒宴，当然也会带着她去的，她在家也闷了不少天。当他想闭上眼睛睡时，女人推他了，说：

“快走，我还有客人呢？”

“你说什么？”

男人对她的话莫名其妙，失去了睡意。

女人更粗暴了，拉起他说：

“你快走吧。”

“你嫌我身上太脏了，是吧。”男人问，“我这就去洗澡。”

女人点头，还是上前推着男人离开了卧室，到了客厅。男人仰靠在沙发上，打算洗澡，再上床睡觉，他想让女人伺候自己洗澡，把浴缸的水放满，再帮他搓背。胡花过来，却指着他下了通牒，尖着嗓子怒道：

“看在你的东西多的份上，我让你再呆五分钟，过了五分钟，你必须离开，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

这“恶作剧”使来局长很生气，就打了她。胡花气不过，竟拿起电话报了警。至此，来局长开始怀疑她是谁了。

在他们争吵、打骂的时候，推门进来了两个片警，年龄大的矮而粗，年轻的瘦而高。天还热，两人的帽子戴得有些歪。矮粗的片警拿着警棍，指挥年轻的片警上来抓老来，年轻的片警二话不说，上来抓住老来的胳膊，拧在背后。矮粗的片警看到了委屈的女主人那么迷人，上前献媚，问：

“这无赖进入你的身体里吗？”

女人抱住皮包先是点头，然后又摇头，对片警说：

“把他撵走，我不想看到他。”

“走吧，到派出所跟我老实交代。”矮粗的片警到了老来跟前，他正在跟年轻的片警较劲，试图挣脱。矮粗的片警见是来局长，吃惊地训斥年轻的片警，“松手，快松手。”

两人都松手了，年轻的片警呆呆地看着矮粗的片警，来局长理了一下散乱的头发，向老片警抗议道：

“你们为什么抓我？这是我家。”

“哈哈，来局长，对不起，”老片警向老来道歉，然后对傻愣的年轻片警喝道，“这是来局长你不认识吗，他还请过我们喝酒呢，你眼瞎？”

年轻的片警为了弥补过错跑去抓抱皮包的女人，又把胳膊拧在背后，拧得女人哎哟叫着，老片警在老来跟前，小声地道歉，发誓严办这个女人。

来局长脸色铁青，重新掏出了香烟，与老片警一起抽着，他捋着散乱的头发，对老片警命令道：

“把她给我带过来，我要好好审问她。”

读到这里，使我想起了契科夫的小说《变色龙》。可是，海佛没有走《变色龙》的旧路，而是另开蹊径。来局长终于搞不清眼前的女人是谁。不过，他是“怜香惜玉”的，他知道这个女人不是自己的女人，这个女人很性感也很神奇，对他来说太有吸引力了。“这么好的一个女人怎么能让她流落在外呢？她居然宣称我的家是她的店，说明我的家与她的店有着共通的关系，只是我不知道罢了，难道我妻子在我走了之后，没有告诉我，把家变卖了，就是说我不是这家的主人了，我是误会了人家，人家报警是对的。要是真的如女人说的那样，错的肯定是自己。想到此，他心里有了不安，断定在他离开家的短暂时间里家里肯定发生了剧变，她一定知道我老婆的下落，我只有通过她才能打听到，既然有求人家，就得对这个女人礼貌了。那就先打发走片警再跟她谈谈。”来局长一改刚才的样子，用手搂着女人的肩膀，向门口的片警招手，笑了起来，说，“误会误会。”他说他们是在演戏，他说她是他老婆的表妹，学电影表演艺术的，老婆回娘家了，她跟老婆商量好的在家里演戏，看她的戏演得真不真，说大家都上了她们的当了。片警们半信半疑，或者说根本不信，可是在来局长跟前也不能不信。来局长懂得事情到此要有“画句号”的方式，最后用小陶送的两条甲鱼打发了两个片警。

剩下的问题就是来局长和胡花的戏如何收场了。既然他们都不知道对方是谁，而胡花也知道面前的这个人“嘴大”，便想放弃她意识里的自己的“店”，离开走人。来局长不让她走，要留下她。胡花也因为来局长阻拦没有让警察带走她而对来局长有了好感，但有顾虑，怕来局长的夫人来了。来局长回答的很干脆：

“她回来我就跟她离婚，我心里早就没有她了……，你才是我最理想的爱人，是我梦中的最爱，我爱你，我对你的爱海枯石烂不变心！”来局长在女人跟前已经是泣不成声，像个没有娘的孤儿孤苦伶仃。

“我答应嫁给你，我也不想在外流浪了，我想有个家！”女人搂着老来的脖子，把红嘴唇递了过去。

就这样，他们结合了。本来的一对还是原来的男女，但是他们各自的心理、意识，他们眼中的对方却不是先前的了。用胡花的心理活动来做例证，那就是：

外形都是好好的啊。就是思想行动变了，变得自己都难以相信。

她也试图把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变回过去，可是努力一下午，没有成功，她忽然想起来了，那得回到过去的环境里去，现在的豪华和富丽的环境自己无论如何是变不过去了。那就顺其自然吧，反正老来没来，哎，老来是谁？她想了半天，没有想出来！老来大概跟李猫一样也是一个不错的客人吧。

小说人物是荒诞的，可是所有细节，所有构成情节的过程，又是那么真实可信。诚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作品里除了主人公一个人变成了虫，其余人物，所有情节，都是现实中可能发生的。这种笔法，可以更好地表现主题和加强批判力度。

《剧变》的男女主人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们为什么会发生如是异化？上面的引文里，作者已经给出了答案，原来人是受环境的“决定”的，贪腐氛围里人的正常意识竟会丧失，是“环境”改变了他们，他们成了“环境”的俘虏，他们若想恢复正常，除非“回到过去的环境里去”。“回到过去的环境里去”，谈何容易！

对于表现主义作家来说，创作就意味着把他的感情或激情转化为幻象，这幻象便是作家“内在需要的外在表现”，或者说是作家内心体验的外部投影。这是文学理论家给出的概念。海佛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他是现实主义的扩张，是抽象情感用形象思维进行表现的现实主义。甚至，表现主义理论本身也有许多值得怀疑的东西，许多所谓表现主义的作品它也还是现实主义的延伸、扩展，比如卡夫卡，罗杰·加洛蒂就把他仍归于现实主义行列，属于“无边的现实主义”作家。

给文学作品带上“主义”的高帽，是西方的“传统”，中国古典文学里是没有的。给作品以“主义”，中国学来以后，也给中国文学带来过繁荣，这是事实。但是，我认为，它并不一定是真的科学，在一定情况下，它可能不利于“文学回归到文学”的事业，它可能是造成文学偏离文学本质和轨道的“罪魁祸首”。

海佛的小说中，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走得最远的是《射击》（载于《今天》和《小说林》2010年第一期）。这是一篇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很浓的作品。不过，我们却不能因此说它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因为早有论者指出过，魔幻现实主义只属于拉美国家，是拉美那个特殊环境里的特殊产物。事实上也是。《射击》甚至不是荒诞，而是荒唐，作品臆造了一个荒唐透顶的庄主移交权力的场景。这无疑是个非常落后的庄园，相当于农奴制下的一个缩影。作者没有写出故事发生的年代，然而不管发生在昨天还是今天，这个故事给我们的感觉岂止是血淋淋的！故事是从“高台上的枪响了，是今天的第一枪”开始的：

子弹从上射向下面的人群，准确地从一个大汉的前心窝射了进去，到达心脏，再穿过心脏，最后从后背钻出。随着一声奇异的惊叫，那个挨了子弹的人四肢张开，脸上露出了神秘的微笑。鲜血从子弹射进去的地方流了出来，像泉水，沿着粗布衣汩汩而下。殷红的流水流到了土地上时，像蚯蚓发出了尖利的叫声，似乎找到了生命的归宿。那个挨了子弹的大汉，才后仰倒在了地下，闭上了眼睛。于此，死者周围的人们在起舞欢呼。

可谓惊心动魄！这天清晨有大雾，在这种情况之下，台上人的每一枪都关系着他们的“政治生命”，关系着权力的归属。今天老庄主退位新庄主登台，他们是用射击的方式选定庄园的接班人。台上的三个人，一个是白发苍苍的老庄主，一个是精干的中年人，一个是气盛的少年。后两个分别是老庄主的大儿子和小儿子。他总共有十八个儿子，这两个是庄园的预备继承人。今天他要在高台上决定谁是继承人，谁就可以得到他手里的手枪。手枪是庄园权利的最高象征。这个庄园就一把手枪，不能有第二把。这是庄园的规矩。庄园还有一个规矩，传承继承人是要有真本事的，就是在台上往下射击，射击下面的贱民，而且必须一枪毙命，凡是高台射击出去的子弹，不能一枪毙命的，那个挨了子弹的贱人就会造反，就会鼓动人来夺权，就有了推翻原来的庄主和拟定庄主继承人的理由，庄园就可能“改朝换代”。老庄主终于向两个儿子讲出了他得到权力的秘密，原来他就是在过去的老庄主射击他中弹而没有致死时起来造反夺了权力的。今天的老庄主两枪两中，下面的喝彩声激起雾云，雾云上升、翻滚、爆裂，在高台上爆炸。他的“交”算得上“平安无事”了，而儿子们的“接”呢，则颇费一些周折。老庄主先把枪交给大儿子。

大儿子穿着咖啡色的衣服，很温顺地走了上来，向父亲鞠躬，恭敬地从老庄主手里接过手枪。老庄主丢了枪，也就丢了权利，然后退离了射击的窗口，站在凭栏边观看。他也看了站在入口处的小儿子，小儿子的目光跟自己一样，都在盯着最前面的射击者，他的命运就掌握在第一枪的射击中。小儿子似乎比大儿子还要紧张。

老庄主转脸看了下面，雾变得薄了，下面人们在浮动的浪涛中，露出了模糊的身影。

“开枪吧，最好是连开几枪。”

老庄主在宽慰紧张的大儿子，站在凭栏处的射手，已经睁大了眼睛，对着下面瞄准了。他的右手是有些颤抖，那是他的心发慌的原因。第一次走上射击处的人难免会有些紧张，何况后面还有一个竞争者呢。听到了老庄主的催促，就毅然开了枪，他也不知道是开了几枪，他是接连开枪，为的是驱赶紧张为的是给自己壮威更是为了战胜对手博得老庄主的认可，永远地得到这把手枪。

高台上接连的枪声震惊了整个庄园，所有的人都知道了高台上在进行着权利的交接，都在拭目以待枪声中诞生的新庄主。

枪声比心思还着急，人们比枪声更着急。

终于，下面传来了欢呼声，人们都在欢呼，叫着神枪。欢呼的声音从地面浮起，到了高台上。

大儿子的连射成功了，轮到小儿子了：

小儿子轻手轻脚走了上来，向老庄主作揖，双手接过手枪。老庄主退到了一边，小儿子踌躇满志地走上了射击的凭栏处。他看着下面的人们，薄雾如纱。他学着老庄主卷起了袖子，右手持枪，伸出了凭栏外。他没有马上射击，还是回头看了身后的父兄，点了一下头。他转脸，看着下面的人们，利落地开了枪。就一枪。枪声在高台响起。

高台上的父子三人静静地听着下面的反响。果然有了呼叫声。不是欢呼，而是愤怒和呐喊。

“子弹射中了脖子，没有一枪要命，多么不人道啊。”

“高台上的权利腐朽了，他们无力统治我们了。”

“我们要造反我们要夺权。”

情况突变，不满的声音像大海的漩涡，越来越广阔。声音高涨，聚拢到了高台下。这个残局怎么收拾？大儿子以为他胜利了，他希望父亲此刻立即宣布，他是权利的继承者，然后，他就可以从不胜任者手里接过手枪，镇住台下的反叛。但是老庄主却出他意外的宣布小儿子为继承人，并命令小儿子打死他的哥哥。老庄主说：“开枪吧，……不要让下面的声浪太大，等到镇不住时候就晚了。”于是小儿子举起了手枪，对准了大哥，瞪着眼睛射击了。可是，被枪杀的不是大哥而是父亲，是老庄主。接着，小弟又瞄准了手枪，对着大哥说，“打死了你，我就是庄主了”。此时的大哥一阵冷笑，冷笑之后告诉了弟弟一个惊人的真相：小弟弟是大哥哥的儿子！“你不能对着我开枪，我也有真相告诉你，……我是你真正的父亲，他是你爷爷，你娘虽然是他最小的妾，却不爱他，你是我们爱的结晶……”

瞧，荒唐的庄园净是荒唐的事情！面对如此尴尬局面，弟弟好像早有准备，胸有城府，对大哥说：“别提那些糜烂的破事，我手里的手枪不相信什么爱情，即使我是你的亲生儿子，可他却是我精神上的父亲，他才是我真正的父亲。好吧，看在血缘的份上，我就给你一个机会，我也叫你一声父亲，满足你的心愿，听我的话，打开木盖，将老庄主的尸体扔到井筒里。”大哥没有办法，在得到小弟弟也要把他打死丢进井里去的肯定答案后，泪流满面，听话的老庄主的尸体徐徐放进井筒里。事情发展到这里似乎结局已成定案，那个大哥的“血缘儿子”、老庄主的“精神儿子”、被既定为接班人的小儿子必然地坐了新庄主的权力交椅。然而，此时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小儿子却主动请死，把权力交给即是哥哥又是父亲的老大，哥哥似在推托。

“别做无意义的争论了，不然下面的声浪就要镇不住了。”

持枪的人大叫一声，举起了手枪，对着自己的脑门，愉快地开了枪。枪声响后，他扔了手枪于高台上，一头扎进井筒里，接着传来咕咚一声悠扬的回声。

“果然是个好孩子。”

中年人赶紧捡起了木板上的手枪，用脚踢好木盖。他迅速匍匐在木板上，用嘴唇啜饮着木板上的鲜血。老庄主紫黑的血，少年殷红的血，滴撒在木板上，他啜饮完，还用舌头舔。舔干净后，才麻利地站起。

他拿着手枪，走向了凭栏处，走向了权利的顶峰。庄园的迷雾消散，太阳照射了下来，美丽的庄园啊，如画，明媚地呈现在他的眼底。他举起了手枪，对着下面还在焦急不安等待结果的人们开枪。

第一枪之后，他转脸看着木板上残存的血迹，微笑着说：

“我永远都是谦卑的，只有我射出去的子弹才是自信的。”

新庄主在血雨腥风中登上了庄主的宝座。下面的人们看清楚了站在高台上的主人是他们盼望已久的大公子，更是欢呼。这个人温文尔雅，没走向高台前就向人们许诺，一旦站在高台上，将提高他们的福利，将给他们更大的自由。

下面的人们在集体欢呼，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他们的手臂像茂密的树林，他们的头颅像树窝里的乌鸦和喜鹊，在欢唱。

高台上的枪声响了，子弹飞速而下，从一个女人的心窝里射入，女人鲜血淋漓，倒在了地上；欢呼的人们有点疯狂，都想品尝一下新庄主射下的子弹，子弹是使者会带着庄主的体温，来慰藉内心空虚的自己，子弹，也许是信仰。另一颗子弹又射了下来，射在一个老人的脑门，老人跪倒在地，张扬起自己的双手，叫了声：

“敬爱的庄主，你让我重生。”

这就是这个专制的庄园的权力更替！

专制一旦成为文化，一旦渗入人们的血液中，是多么的可怕啊！海佛的这篇小说自有它的特殊的背景，这是一个极端集权制度的“小环境”。但是，它的警醒的力度却是相当大的。直到现在，我们大概还不能否认世界上有这样的“庄园”。当今之世，一些部落民族，仍存在种种类似的情况；国内某些地区几十年前无人道的农奴制也如在目前；还有人为这种制度呐喊、惋惜，等等。有人说文学要“世界性”，其实，海佛的这篇小说是真正的“世界性”的，它属于世界，而不仅仅是中国。

就其文学的“主义”而言，它也是特殊的，仿佛只能用“无边的现实主义”来概括。因为，其作品无论怎样特殊，现实主义仍然是他的根基，作者的立足点在现实，作者的寓意在于警示现实。他用一种曲折的笔法，把本来不可能的变为了可能，这个“可能”，只是思想意识和精神意义上的可能，是一种可能的“可能性”。在哲学的语境里，这种可能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是普遍的也是个别的，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

统观海佛的几篇近作，我以为他在做着一种大胆的尝试，一方面是颠覆文学的“主义”，重塑文学，一方面是探讨所谓“思想写作”，或者说是用形象写抽象。

海佛的探索不无意义。他的探索能否成功，关键的是看他如何把握他的创作方向，如何使他的作品既合乎时代精神又具有普世价值；还有一点也许对于他是更重要的，就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真实地反映社会历史现实的才是可以传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