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担当写担当，从历史书历史

——读宋梅长篇传记文学《似水年华》

蒋九贞 

读了知名作家宋梅女士的长篇传记文学作品《似水年华》，使我重新思考了关于作家担当的问题。在现阶段，在娱乐之风盛行的时代，政治似乎已经渐渐从文学作品中隐退，责任也被人为淡化，作家究竟还要不要担当？要怎样的担当？又担当些什么？如何担当？的确已经成了不是问题的问题。

曾几何时，社会呼吁担当，而作家——这个过去曾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群体，我以为在目前的社会情势下更需要有担当。担当应该是作家视为终身使命的责任感。我们的一切作品，都要考虑其社会效益，都要有所担当、能够担当。我们不否认文学作品的娱乐功能，相反，很重视它，然而，“寓教于乐”也是必须的，担当不可须臾放弃。作品有了担当，才可能具有“普世性”，传之久远。

一

《似水年华》是一部有所担当的传记文学。

作者曾经向我谈起过写这部书的动机和宗旨。她说，她写这部书就是为了梳理那段历史，对社会有所裨益，给某些官员提供一些借鉴，树立一个榜样，对净化社会起点作用。这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她要“担当”。

传记文学和虚构文学形式不同，其担当的方式也就不完全一样。虚构类作品，主人公可以凭作者想象，按照需要，任意塑造；而传记则不能，传记是记人的，是为人作传，真人物，真事件，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此，选择传记对象就是最最关键的一环，选择谁，写谁，代表的是作者的立场、观点、认识和情怀。选择对了，是担当；选择错了，便是贻害。所以，在我看来，传记文学的第一步比虚构文学更难。

《似水年华》所传之人是“公众人物”，一个年至八秩的退休官员，在徐州，乃至在苏北，在国内的一些“圈子”里，都很有名气的人，这个人就是李鸿民。

宋梅女士写李老，是选对了对象，也是她担当的“落地”。

李老本身就是一个有担当的官员。他出生于徐州市丰县小李寨村，是经过了黄河故道大沙河的洗礼的，1948年参加革命，先后任过小学代课教师、区文书、华山县政府秘书室助理秘书、徐州专员公署建设科文书、中共徐州地委生产合作部秘书、地委办公室秘书、调查研究科副科长等职；“文革”中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后分配至徐州地区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厂，任二车间党支部副书记、总支副书记；1975年调回地区农水办，任调查研究科科长、办公室副主任，1981年任沛县人民政府县长、中共沛县县委副书记、书记，兼任沛县人民武装部书记、第一政委；1984年调到淮阴市，先后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政协副主席；1991年调回徐州，任政协副主席，1994年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离休。在李老看来，这才是他人生的真正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更忙了，而且声名鹊起，比在位时还红火。原因很简单，是他退而不休，心有向往，开始了新征程，把自己的人生向多彩的方向延伸。他不仅习书，而且组织活动；他的书法作品屡屡展出，好评如云；他不仅做书法，而且还写书，个人出了几本专著；他不仅自己出书，还联络文史专家、文化学者挖掘徐州历史文化，为徐州历史名人树碑立传；他积极倡导，身体力行，搜集整理，亲自坐镇，建设了状元碑园、李蟠纪念馆、程子书院，修订了彭城李氏通谱、《徐州文库》等；他还为徐州文人墨客做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工作，为他们的成长和研究、写作、出成果不遗余力，鼎力相助；他接手编辑出版的《徐州史志》等脍炙人口，很受欢迎，成为徐州历史的珍宝。正是由于如此，他被人们传颂，被文化圈子热捧。他品德高尚，风范依旧，热心公益，关注社会，尽一切努力弘扬正能量。在大力提倡优良传统的今天，像李老这样的人物，的确是值得作家大书特书的。

宋梅以作家的良心和敏锐的触角，为李老作传，其境界实在比其他作家略高一筹。

二

选择作传对象，担当作家责任，并不是谁说说就可以做到的，这里需要胆识和勇气。

首先是“识人”。作家要看准被传的对象有没有被传的价值，值不值得去传，其人品风范有没有榜样作用，能不能树得起来，如果是官员，还要考虑政治上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等等。前些日子，看到一位比较有名气的作家说的话，感到是他的悲哀，他说，我是传记作家，我采访谁，写了谁，不久谁就出问题了。他是调侃说的，事实上也是如此，他写过几个高层官员，结果，这几个被他写过的都因贪腐进了监狱。我不能不问这位作家，你是如何“识人”的？“识人”是传记作家首要的基本功，没有这个基本功，就别当传记作家。当然，“识人”不容易。要“识人”，就要求作家有正确的价值观念和坚定的原则立场，有开阔的政治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要有“厚德”，还要有“端行”。“识人”者先要“己正”，己不正“识人”也难。我对宋梅其人还是很了解的，和她共事过一段时间。那时我们编共同《百家》文学杂志，领教过她“正”的品行。她性格较直率，原则性很强，处理稿件就是以质量说话，不合本刊要求的稿子，不论是谁，她都坚持不用，甚至有时候与人挣得面红耳赤，也不屈就。而事实证明，她坚持的是对的，那些被她“枪毙”的稿子，总是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处，不是倾向上，就是文字上。我很佩服她这一点，所以人前面后总是夸她“慧眼”，夸她“刚直”。正是因为其“慧眼”和“刚直”，她才真正具备了“识人”的能力。也正是因为她具备了“识人”的能力，才选择了李老作为她第一部长篇传记作品的主人公，开始了她传记文学的写作之路。

“识人”要有“方”。除了对被传的人进行面上的了解外，更重要的是要走进对方的内心，要做描写对象的“知心人”。 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不懂被传对象的“心”，“识人”这一关就过不了。怎样“知心”？要求作家要“设身处地”，把自己置身于被描写对象彼时彼地的境地和心情之中，研究当事人怎样想，从当事人处理事情的过程和结果得出他们的动机和效力，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历史精神。宋梅数次采访李老的家乡，采访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挖掘出许多不为人知的资料，有时候连李老自己也感到奇怪，这些被时光淹没了的东西，她怎么知道的？殊不知，宋梅女士千辛万苦，走了多少路，访了多少人，看了多少资料，更查阅了大量有关时代事件的资料，是把发生在李老身上和身边的事情放在了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的。而且，她善于“顺藤摸瓜”，对采访到的材料不断地问“为什么”，从中找出最贴近真相的事实和抽象出最合乎情理的感知。

“识人”要有“胆”。这个“胆”是胆量，是敢于担当的气度。看准了的要敢于写出来，敢于公之于众，有时候也不是很容易的，没有胆量不行。纪实文学是非虚构文体，与虚构的小说不一样，它是事实的述说，是现实人物的真实经历，是真人真事。写真人真事不如虚构轻松，虚构的文字人物是假的，作家不需要顾忌任何人事，只要符合题旨，不违情理，尽可以任马由缰，海阔天空，随心所欲。而传记不行，传记里的人物都是真实的，一件事情，一个细节，都必须是真实的，都要经过种种核实，种种考量。因为，他们是要经受历史的检验的，所以，准是前提。也正是因为要经受历史检验，有没有勇气对所核实过的材料发表出来，让人们议论，让历史验证，也很重要。特别是对于健在的被传者，作家不能不“多个心眼儿”，一旦传而不准，传错了，或者被传者不合大众看法，人民不买账，作家自己也免不掉要有损失，比如名誉上的损失。中国历来有“盖棺定论”之说，不“盖棺”者就不能“定论”，不能“定论”的就不好为之传，这是文字行里的“潜规则”。为官员作传，更要小心谨慎，以防“栽跟头”。宋梅很自信，她认为她的传记对象是能够经得住考验的。事实也是，李老是徐州德高望重的长者，一心为民的好人，呕心沥血的官员。比如，李老在淮阴担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期间，十分注重留住人才和培养人才，具体体现在很多方面，像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淮阴还是江苏比较贫困的地区，财政收入不高，很多事情想做而没有钱。但是，为了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在李老的努力下，他们还是挤出了12万多元资金，一年内解决了185件遗留问题。甚至，在解决一些“老大难”问题时，差一点就受到上级的处分。事情缘于他的一次走访。盱眙中学建在一座无名山上，条件艰苦，道路不通，没有水，教师没宿舍，连学校一位领导都是夏天睡走廊，冬天住打印室，很多老师要求调走。李老知道后很痛心，觉得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回来后，他就给省教育厅写信，争取了一部分资金，并和盱眙县通融，为教师解决了用水和住房困难。接着，他一不做二不休，通过人事局，解决了南方教师家属的户口和工作问题。在那个依然实行计划经济的时代，户口控制很严，为此，市人事局受到省厅的批评。李老知道后，主动承担责任，省人事厅以“下不为例”下了“禁止令”。

这样一个善于和敢于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官员，我们的作家不去表现，良知何在？宋梅有胆有识，表现了，我们应该为之欢呼，为她的担当鼓掌、给力。

三

文学守“史”有责。这是目前文学界人士提出的一个新观点。

什么叫守“史”有责？这个“史”字为什么要用引号？守史有责，就是作家应该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承担意识，就是作家的写作要遵循历史文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更不允许凭空臆造历史。给“史”加引号，是因为这个“史”是历史真实，它不仅仅是历史事件的真实，更重要的是历史意义的真实，是宏观历史的真实。那就是，必须符合历史规律，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趋势的真实。

毋庸讳言，曾几何时，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文化艺术界深受其害。历史虚无主义源于西方的“新历史主义”。海·怀特有一句名言：“历史的文本性，文本的历史性”。他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像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怀特模糊了概念，这就给一些制造混乱的人可乘之机。不少作家在这种风潮的影响下，怀疑历史，歪曲历史，杜撰历史，强奸历史，把历史随意“打扮”，于是很多丑化民族、丑化英雄、数典忘祖的东西堂而皇之地走进大雅之堂，甚至被说成是“历史真相”，其不负责任的程度“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正如文学界有识之士认为的那样，文学作为传达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之一，以审美的方式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以陶冶情感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培育人们的“人文”意识，批判现存社会文明规范及人自身的缺陷，探索人的个体和群体更协调、更合理、更理想的生存和发展方式，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如果知识分子没有人文理想和社会责任，就是对文学的真正的背叛。其实，文学的被边缘化也正是作家放弃了自己人文关怀的责任和承担意识所付出的代价。

宋梅的《似水年华》，担起了历史责任，作者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大胆地把人物放在历史的背景下描写，从而使纪实作品有了历史深度。比如，她在写作李老刚参加工作时的情形，丝毫没有人为拔高的迹象，倒是把李老放在了那个特殊的环境里，通过平淡无奇的描述，更加彰显了李老的朴素情怀，彰显了他从不经意入仕到正直处世、敢于担当、平凡崇高的人生之路，从而也挖掘出了李老的精神之美的“源头”：淡泊。

我们来看本书第二章第一节，这一节的题目就是：“他被‘拉’进革命”。被“拉”进革命，一个“被”字，加上一个带了引号的“拉”字，这个被动关系的词组，说明了李老的什么呢？并不是说李老不愿意革命，不，不是不愿意，而是早就向往革命。但是，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啊，很多人莫名其妙就成了革命家，就入了党，做了官，自己还不知怎么一回事，一顶“红帽子”就被戴在了头上。这就是历史，不需要掩饰。

宋梅在书中是这样叙述李老最初走上革命的历程的：

他们终于回到了小李寨村。到了家，李鸿民被眼前的光景震惊了。村子里家家户户住满了来自胶东半岛的支前担架队……李鸿民惊奇地发现，小李寨村已不再是国民党管辖下的江苏省铜山县敬安区新集乡，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冀鲁豫行署湖西地区管辖下的华山县粱寨区了……政权相对稳定下来，农民有了文化翻身的要求，政府开始抓教育，动员教师归队，抓紧开学上课。粱寨区有48个行政村，村村都有学校。小李寨村的小学原任教师崔大珍提升梁寨中心校校长，剩下来的空缺一时无人递补。区里的文教干事王建华心急如焚，坐在村里物色人选。李鸿民刚来到家，王建华就找上门来，让他出任教师。李鸿民求学若渴，上大学的心还没死，所以对王建华的邀请一时不愿接受。

王建华不放弃地找他，村里的村民有孩子上学的，怕孩子没学上也来找他。他心里开始有压力……

就这样，李老答应做代课教师，不过有个条件，就是：一旦有合适的人接替，他还要回到省徐中去读书。

夏收季节，学校放麦忙假，政府要征粮，成立了“助征队”，李老参加了。没想到，夏征还没结束，他就被调到了区里当了文书，从此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

这样的情节，如果在现在看来，似乎难以置信，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如此，他“被”革命了，同时也心向革命而投入革命了。

这是历史，李老没有奢求的历史选择，不期然而遇上了的历史机遇。我们可以看到，李老从革命之初就没有钻营之欲，所以，后来的风风雨雨对于他来说，都可以随遇而安，平常对待，没有刻意，没有怨言，而保留一颗纯净的心，一颗正直的心。

四

然而，这并不是说，李老没有追求。不，他的追求是大追求，是对于真理的追求，对于社会公正的追求，对于以民众悲喜为悲喜的追求。宋梅在书中都有相当详细的讲述，她通过一个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故事、小细节，表现了李老性情如水、智慧如水、行止如水、载覆如水的年华。

1980年初春，他走上了“主政小沛”的政坛。那是刚刚开始拨乱反正的时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尚未完全苏醒大地，百废待兴，难题多多。可是，李老在“千古龙飞地，一代帝王乡”的沛县，抱定“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民本思想，坚持群众路线与和谐发展理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民办实事，为企业做好事，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矛盾，终于使沛县在振兴之路上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他调查研究，找准制约的“瓶颈”，对症下药，建桥修路，开发新城区，理顺“矿社”关系，兴修水利，发展教育，重视文化，等等。比如在文化建设方面，他主持修建了歌风台、泗水亭公园、操办大风笔会，为后来沛县文化大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

尔后，李老到了淮阴。他在淮阴担任组织部长伊始，就遇上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告原市委书记丁铁的“通天状”。

丁铁是一位老革命。经查“百度”，介绍如下：丁铁，1921年2月生。江苏阜宁人。初中学历。1940年3月参加新四军，苏北盐城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5月后任区委组织委员、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武装部部长。1949年4月中共苏南区委党校校务委员、组织科科长。1952年3月苏南行署直属党委副书记，省财经分党委书记、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1954年7月中共江宁县委副书记。1955年4月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省委组织部部务委员。1957年11月中共吴县县委第一书记、书记，苏州地委委员、省委四届候补委员，兼吴县政协主席。1965年7月中共镇江地委副书记。1967年1月受“文革”冲击。1968年5月镇江专区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省革委会委员、省委五届候补委员。1971年4月苏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中共苏州地委副书记。1978年1月中共淮阴地委书记、行署专员，1983年2月中共淮阴市委书记、淮阴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84年12月中共江苏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省委六届委员，中共十二大代表。1994年8月离休。2000年12月逝世于上海。

名如其人，丁铁做事很“铁”，雷厉风行、坚毅果断，在工作中得罪了一些人。没想到在他临近离休的日子，有人给中央一封“人民来信”，说他有经济问题，所用干部都是“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等等，很多问题涉及组织部。中央派了八人工作组，查了80天，最结论是，丁铁没有问题，他提用的干部均不受影响。组织部里的有两位副部长、一位科长三人直接受到牵连，思想上承受着巨大压力。李老一直鼓励他们大胆工作，不要因为有“人民来信”牵连就情绪低落，要经得起考验。

在“文革”这段历史中，大浪淘沙，像李老最初被“拉”进革命队伍一样，肯定也有人“一不小心”被“拉”上重要位置。这不足为奇。重要的是，这些被“拉”上来的人，是怎样对待他自己的岗位的，是怎样对待人民群众的，是怎样对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淮阴市委组织部在以后的工作中，发挥了这些人的特长，在李老的带领下，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开拓进取，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完成了淮阴干部队伍“四化”建设，使淮阴组织工作焕然一新，也带来了淮阴的大发展。

把人物放在历史的大环境中描写，是作家的良知之一。作家是历史的“书记员”，应该“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社会历史责任，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书写他的著作。

宋梅这样做了，因此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

五

曾经有一段时间，传记这个很好的文学体裁样式被某些人搞得很不像样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倾向，一个是“假、大、空”，一个是“炒、恶、丑”，还有一个是“捕风捉影”。“假、大、空”不用说了，都知道。“炒、恶、丑”则有必要说明：“炒”是炒作，一般而言，炒作没有什么不可以，就像产品销售，做个广告，适当宣传一下，未尝不可，可是蓄意的炒作，夸大其词的炒作，甚至恶意的炒作，就大有其害了，比如专拿一些演员的桃色新闻说事，就是；“恶”是恶意中伤或者恶意抬高之类；“丑”是丑化，有的作家专门做这样的事，从历史中“挑刺”，名之曰“还原历史”，“寻找真相”，实际上大行丑化历史正面人物之道。也有一些作家，写作“非虚构”，其实是在虚构，许多故事、情节、细节仅凭道听途说，或者“合理想象”，捕风捉影，便铺成一篇，造成很坏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认为文艺对社会历史进步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非虚构类，因为冠以“纪实”之名，谁都知道是真人真事的叙写，都相信其中的人与事是真实的。如果在这类作品中兜售假货，实在害人非浅。历史地、客观地看待时空中发生过的事件，看待历史上的人物，从历史的角度，真实再现他们，是作家的重要任务。

只有真实的作品才可能传之久远。

中国古代的屈原，在列国争雄中追求在楚国实现“美政”，以辞赋贬斥奸佞群小，悲悯人民的不幸，高唱爱国神曲；司马迁在《史记》中贬恶褒善，推崇正义，显示了独立的历史是非观，成就了“史家的绝唱”；陶渊明以“金刚怒目”的态度，不向乱世屈服，颂扬刑天、荆轲等的不屈精神；曹雪芹的《红楼梦》以时代启蒙主义的先进思想，真实记录那个时代一个大家庭的兴衰史，打造了一面时代的多棱镜；还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等等，他们都不同程度关注民生，同情弱者，抨击人性之恶。在外国，英国的莎士比亚用戏剧展示时代发展演变的模型；法国的巴尔扎克以现实主义自觉态度编制社会恶习和德行的清单；德国的诲涅以自己的诗歌作为革命进军的鼓声；俄国的老托尔斯泰从农民立场上批判贵族的思想政治统治，不论从积极和消积方面都成了“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以上作家以及此外的无数中外作家，都是以其超越的艺术创造承担了社会历史的一定责任而不朽。

为什么描写了历史真实的作品能够传世？在我看来，因为真实，所以“含金量”就高，里面包含的“历史密码”密集，见仁见智的内容多，可供研究的领域广，能利用的信息量大，后人从中可以了解的东西丰富，如若不然，谁会浪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钻“故纸堆”呢？

《似水年华》坚持了历史真实性原则，以担当写担当，从历史书历史，塑造了一位可亲可敬的、既文弱善良又正直干练的文职官员形象。她的创作之路是正确的！

古人有言，“世事洞察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宋梅是个很有生活“底子”的实力派作家，她有思想，有想法，有坚定的“三观”，文笔老道，叙事利索，艺术手法多样，在书写《似水年华》过程中，调动了一些必要的技巧，使得作品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这是有益的探索，值得肯定。

当然，并不是说本书就是美玉无瑕了。如果从严格的角度说，其中的个别子目中，存在叙事庞杂现象。传记作品忌讳一个题目下的繁复不清，即使是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两件事，也应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让小题目里面的事实不致杂乱。不过，与整个《似水年华》比起来，这个缺陷是极其微不足道的，瑕不掩瑜，不值一提，我是“鸡蛋里边挑骨头”了。因为，我和宋梅毕竟是朋友，我不愿意看到她的作品里有丝毫的瑕疵，所以才特意指出来，以便她在今后的传记文学创作中加以注意，更好担当历史重任，多出精品！

（《似水年华》，宋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