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安徽作家王巍中短篇小说集《特别妈妈》

读安徽作家王巍中短篇小说集《特别妈妈》

——兼论其文本的深刻性及其细节描写的时代意义

蒋九贞 

王巍小说集《特别妈妈》中的各篇，都是“当下”的中国故事，历史背景是刚改革开放以后不久的那段日子。作品展示的那个时间段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在物质上，那是个畸形膨胀的时代，物质的丰富好像吹气球一样，一口气就吹到最大；在精神上，那却是一个极度匮乏的时代，信仰缺失，道德沦陷，许多人连做人的底线都没有了，颓废到了极点；在思想领域，那其实是个洋奴时代，是把崇洋媚外合法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时代，中国的所有思想和理念几乎荡然无存；在文化战线，传统文化没有了，中国文明被一些“精英”搞得体无完肤，差不多所有人都被洗脑，言必称希腊，好像中国的古今文明一文不值；文学界呢，更不用说了，不少作家出卖灵魂，丑化民族，恶搞国人，以博得洋人欢喜、获国外所谓大奖为荣耀，那些“反政治的文学”其实是行更政治之实，目的在于颠覆中国的意识形态。然而，即使如此，坚守正能量的人依然大有人在，尽管声音很微弱，甚至被剥夺话语权。实际上，这种声音一直顽强地坚持着，到了中共十八大以后才从“地下”转到了“地上”，开始成为主流。对历史的认识是需要沉淀的。不管别人怎么看，我给这段的定义是：颓废与坚守消长的时代。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任何故事，都是这个历史时代的诠释。

王巍小说无疑是这样的文本。

一

首先，我想引用英国亚伯大学彼得·巴里教授的《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一书中的一段话，作为本节的开始：

总而言之，对于（文学）理论而言：

政治无所不在

语言构建现实

真理非无条件

意义有偶发性

普遍人性是神话

——该书第3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

具体的小说作品产生于特定时代，必然要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与这个“烙印”最为密切的，是作品的主题。所以，我们分析作品时，不能不牵扯到特定时代特征，我们分析作品主题时，更要与这个时代特征相关联。所谓主题的深度，其实就是作者的人物和故事写没写出那个时代的特征来。

写出小说作品主题的深度，是作家的根本任务之一。

小说作品的主题是要挖掘的，不挖掘就不可能有发现，没有发现的主题没有新意，没有新意当然就不可能是深刻的主题。而一部（篇）小说，如果没有深刻的主题作为支撑，这个小说作品的价值就值得怀疑。

我并不是无原则地夸大小说主题的作用，也不是“主题唯一”论者，除了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等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外，小说当然还有更多的作用，但是，没有较深的主题，——不管是什么样的主题，作品便立不起来。这是理论，也是事实。即便是号称“无主题”的小说，比如美国“垮掉的一代”作家杰克·凯鲁亚克那部很著名的小说《在路上》，曾经有人说它没有主题，是一部非常散漫的作品，——可是，读了后会发现，它的主题是相当深刻的。正如一些资料上介绍的，《在路上》里的人物“是一些蔑视政治权威、世俗观念、传统道德和法规法纪的离经叛道的育年人。在麦卡锡时代高压而沉闷的社会里，这些青年人感到了难以忍受的压抑和束缚，总在寻求援脱”。这些年轻人在美洲辽阔的大陆上疯狂地开着快车无休止地往返奔波、吸毒、放纵性行为、沉浸于爵士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寻求灵魂解放的极端表现。不过，《在路上》并非仅仅在反映这些育年人如何挑战主流文化，如何发泄对它的不满并竭力摆脱其束缚。“它并不仅仅是在否定，更重要的是，它还致力于表现这些育年人在痛苦地探索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信仰。”凯鲁亚克的最深刻之处，“在于他对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由迪恩所体现的那种垮掉一代运动本身的思考。正是这种思考最好地表现了凯鲁亚克和垮掉派作家们在精神上的不断追求和对自身的水无止境地超越。”

毋庸讳言，真正“无主题”的小说作品是不存在的。

许多人的所谓“无主题”，实际上是“模糊主题”，或者是“多主题”，是把主题深深隐藏在故事外衣下的更深刻的主题。

我之所以拿《在路上》说事，是因为王巍和杰克·凯鲁亚克在小说主题表现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王巍是现实主义的，杰克·凯鲁亚克是自然主义的（认真地说，“垮掉的一代”作为流派，它的作家写作风格趋向创新，但是，他们叙述和描写的方式，特别是杰克·凯鲁亚克，毋宁说是自然主义的），但是，他们都是把主题掩盖在故事的迷宫里，掩盖在近乎原生态的描述中。

王巍的小说，几乎每一篇的主题表现都是不动声色的。小说集《特别妈妈》里，即使很短小的篇什，其主题也都深埋在情节和细节里。如《细节》，就那么四百字符，却写尽了人情冷暖，写出了竞争环境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富丽公司规定早上七点半上班，给经理打扫卫生的小吴，总是在七点之前就赶到。因女会计的桌子离经理办公桌不远，于是小吴总默默无闻地也给她清理干净。

待人们都涌来上班了，小吴该要坐下休息了。经理一进门，谁晓得会计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会拿起抹布像顺手似地在经理的桌上擦着。经理也总会扫一眼坐在一旁专打扫卫生的小吴，感激地对女环境会计说：“又辛苦你啦。”

“哎呀,这不是举手之劳么!”女会计谦虚地说。

小吴的脸就红一阵白一阵。难道我刚擦过的,他们都看不见?

于是,小吴也七点半到。这一次,经理看见小吴在干活了。但他说:“小吴同志,你应该提前打扫卫生,你这样要影响我工作的。”

“经理,我......。”小吴想解释什么。

“小吴呀,”女会计说,“经理对你说话,你还想顶撞,这可是没礼貌的。”

本来没感到什么的经理,这时说:“小吴呀,我开始看你也挺老实的。但,我对你的表现很不满意,你被辞退了,明天就不要来了吧!”

小吴愕然。看了看女会计,她在办公桌前坐得很稳。

这是这篇小说的全部。

要想写出小说的深刻主题，作者必须对所描写的时代特点了如指掌。这短短的文字里，可以说浸透了作者的心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写小说何尝不是如此！王巍将她的观察触角伸到了时代病症的深层，在扭曲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残酷到了如此的地步，真真令人心寒哪！女会计不老而得表扬倒也罢了，她为了表现自己的能干，还趁势“支招”，“本来没感到什么”的经理真的以为小吴“顶撞”了他，便将小吴给开除了。勤劳而善良的小吴得到了这样不公的待遇，而那个冷漠的女会计却“在办公桌前坐得很稳”，真是岂有此理！

可是，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出现那样的事情实属正常。我们应该感谢作家王巍，是她的几百字，唤醒了十几亿善良人的警惕之心，也提醒我们，女会计那样的人渣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檫亮眼睛，防止他们的伤害。同时，更重要的，是时刻准备着，准备铲除滋生这种人渣的土壤。

小说没有一句明说这个主题的，这个主题思想是我们读者从只有寥寥几个细节的故事里悟出来的。当然，小说是多义的，我们从中还可能会悟出其它道理，这里就不再做分析了。

我不知道王巍写作这个小东西的动机是什么，但是我明白，她一定是有感于时风，有感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种恶化将对社会的危害，她的作家的良心促使她用手中的笔写出了檄文一般的小小说。她直接鞭挞的，是人的灵魂。

在颓废的时代，人的灵魂被严重污染。在这个时代，人的灵魂里到底还有多少“净土”？其实是一个十分堪忧的问题。小吴最终被开除，“正义”和美德被伤害，人们没有从这篇小说里看到“善有善报”。不过，作者已经把这种现象展示给我们，已经把时代的病症报告出来，已经提醒我们了，这就够了，至于如何“对症下药”，相信总有一天会解决。

二

除了主题的深刻性，王巍小说的细节描写也极有特色，她的细节往往是神来之笔，我在评论她的单篇《特别妈妈》时，对此有过论述。

在那篇文章里，我说：文学作品中，生活的本质不仅表现在情节的真实上，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细节的真实上。《特别妈妈》的细节描写让人不相信作者是在写小说，它们和生活几乎一个样，这就无形中增加了作品的可信度。比如有一个细节，丈夫赵宇睡觉时总爱把一条腿放的方圆身上，这个动作（还有改变这一动作的动作）前后出现几次，不仅有“晴雨表”作用，也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把真实和调侃浑然一体。

我还摘录了该小说的一段文字来说明王巍细节的重要作用：

方圆一晚上忙三个孩子，根本没时间看赵宇一眼，终于自己的头也挨到枕头上时，她只想放松入睡，看着龙龙熟睡的小脸，一种幸福荡过心头。赵宇在抠方圆的脚心，方圆装不知道。赵宇就生气了：“难道费尽心思腾出的地方，就是给他准备的吗？你做什么善事我管不住，但你凭什么剥夺我的权利！”

方圆不理他。夜里龙龙又尿了床，赵宇起身把烟灰缸摔了，“明天给我送走！”方圆依然不理他。那一夜，赵宇没把腿架在方圆身上。

赵宇抠方圆的脚心，她装不知道，她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具体地说，在龙龙身上，虽然累，虽然累得忘记了欢乐，虽然想入睡，却没有马上入睡，而是“看着龙龙熟睡的小脸，一种幸福荡过心头”。先前因为自己的孩子大了要分床腾出的地方却被“特殊儿童”龙龙给占了，这就不光是多个孩子的问题了，而且挤走了赵宇的“权利”，他自然很生气，“那一夜，赵宇没把腿架在方圆身上”，他的气看起来还真不小，连腿都懒得放在妻子身上了。这个细节很典型，也很普遍，正是这样的细节，不仅推动了情节发展，拉开了家庭矛盾的序幕，而且成功塑造了人物形象，表现了小说主题。

再如中篇小说《三个女人》第二十二章里，叶兰与黄淮电话了好长时间，向他诉说最近以来的烦扰，袒露内心，说明为什么不能爱他，等等。

……你知道吗？上午我去看望周老师，在文联门口碰到赵雅了……你知道她要见我干什么吗？她居然是要劝我再回到她哥哥赵川身边，这也是她要去看我的主要原因，因为她的妈妈为了赵川不正经过日子，四十多岁的人了，没能给老人家生个孙子孙女伤透脑筋，整日忧心郁闷，患了肺癌。赵雅希望我能再回到他们家，至少也让病重的妈妈看到儿子有一个安定的家，不是一天到晚东跑西颠、夜不归宿、游手好闲，让他妈妈走时也能瞑目。淮海，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我能再回到他们家吗？

不能！叶兰清晰地听到门外有人说出这两个字，接着就是轻轻地敲门声。叶兰放下手机，坐了起来，同时把手伸到席子下面摸到一把匕首，警觉地问：“谁？是谁？”

“我，黄淮！”

“啊？”叶兰下床汲着拖鞋，到了门前，刚打开门，黄淮一把就把叶兰抱在了怀里，用脚踹上门，就把叶兰抱到了床上。

“你怎么现在来了啊？”叶兰不敢相信。

黄淮坐在床沿上，拉被子把叶兰掖好，看着她的眼睛说，“我说了，只要你需要我，我立马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可是，我们一直在打电话啊。”

“那也不耽误我打的呀。”

“黄淮，你……”叶兰动情的把身子向上抬了抬，黄淮快速捕获了信息，身体一下子就伏了上去，“你是我的，谁那儿都不去，我要娶你……”

这里的一个重要细节是，当叶兰好像是自言自语问电话里的黄淮“我能再回到他们的家吗？”的时候，黄淮的回答“不能！”就在门外。黄淮竟然一下子来到了叶兰面前，把叶兰抱上床，完成了他们的结合。突然吗？不突然。看似突如其来，其实是经过了时间的历练，就感情而言，他们早已经到了相融一体的程度，所以，当这个细节出现，读者倒是觉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非常自然并不奇怪。

这个细节的作用非常之大，它推动了情节发展，完成了叶兰和黄淮关系质的转变，也是完成黄淮和叶兰性格发展史的重要一笔。

中国民间理发铺门前往往有一副这样的对联：“虽是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这个对联说的是理发，拿过来用在小说细节上完全可以。不要小看这个“毫末技艺”，而完成的却是人的发式发型，没有这个“毫末技艺”就没有整个发型。同样，没有细节，就没有小说。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也曾经说过：“当一切的结局都已准备就绪，一切情节都已经过加工，这时，再前进一步，唯有细节组成作品的价值。”

好的细节，在小说作品中往往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而好的细节，则都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可又是一般作家往往忽略或者抓不到的。

常常看到教师们的作文指导，说小说细节如何“设计”云云，甚感可笑。故事可以虚构，小说细节必须真实，它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生活中本来就有的，抑或可能有的。

我相信王巍细节捉捕有其独到之处。以上两个例子足以说明她的细节来源于生活真实，而绝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

再如短小说《念想》，开头就是一个很好的细节：

没有人。再看，还是没有人。

大公鸡颤动着红冠子引叫着进了屋，后面跟着几只母鸡，三两下就把蛇皮袋子啄了几个窟窿，麦粒顺着小口哗哗地往外流洒，咕咕叫着欢吃起来。

“欧哧——！”鸡们勾头看看，是卧床的老太太，不理她。继续啄食。

“欧——哧——！！”老太太用了力，动了动上身，把胳膊抬了两下。鸡们停下来观察老太太的腿，哼哼，还是一动也动不了。便放下心来，继续吃。

“恁这些鸡猫狗种！”老太太骂开了，“儿女不拿我当人，你们也蹬鼻子上天了……！”

大公鸡欺人性，领着几只母鸡啄开了蛇皮袋子，里面的麦粒哗哗往外流，它们得意极了。卧床的老太太没办法，就骂鸡们。老太太能怎样呢？她只能骂。在骂中，就骂出了她的处境。然后，“她把床头的剩碗摔了过去，鸡们方才跑开”。把“剩碗”“摔了过去”，这个细节说明了她的无奈，说明了她的气极，也说明了她的现状，她不能起床啊！接着，孙女猫子来了，她们的对话细节性很强，可以说，这篇小说整个就是细节推进的。猫子为奶奶擦拭，换掉尿湿了的被褥和身上的衣服，数落儿子媳妇的不是，“闹”着要金戒指，之后呢，猫子答应了，“老太太又窝了两眼泪水，让猫子打开她的枕头，里面掖着三百块钱，塞到孙女手里”。猫子添了自己的私房钱，一千元给奶奶买了金戒指，给了奶奶。可是，奶奶没带几天，再来，猫子发现奶奶的金戒指没有了，就吃惊。老太太安然说：“我把戒指给了你妈，耳环给了你婶。”原来，老太太原先有一个耳环，她“闹”猫子买金戒指，只是为了给儿媳妇们留个念想，而且要留的“平均”，一个儿媳妇一个，不偏不倚。我们无权指责老太太的“平均主义”，也无权评判她的这种做法是否有必要，但是，所有细节指向，都是她的这个“念想”，这便是作品的成功之处。

三

王巍是善于描写琐碎之事的高手。她的作品里，很多场景都是“原生态”的书写，作品就像在眼前这么发生着一样，点点滴滴，琐琐碎碎，然后由这些点点滴滴和琐琐碎碎“组成”情节，组成故事，展现人物，书写人物的性格史。因此，她的小说场面描写就显得尤其真实、可信。

《没地儿死》写的是花儿村拆迁，老房子扒了，新居没有落成，村民生孩子没处坐月子，连就要咽气老人也没地儿死。二狗子的娘要死了，医院不让住，而死的地方还没有找好，没有办法，只能回到一片废墟的老宅。可是开发商的保安阻止不让死在那里，怎么商量都不行，村长出面也不解决问题。人死在哪里呢？这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成了大问题。这样的事情，也只能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的那个初级阶段里。这件事说明，发展的速度出现了问题，超出了现实承受程度。

这是一篇“线形”结构的小说，整个故事基本按照时间顺序，从前往后一一展现。它的每一个“单元”都是组成小说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这篇小说，主要是由这样几个场面构成的：

①要死的娘这会子却清醒着，竟抬着手让他走近些，直把二狗子吓了一跳，忙走过去抓住老娘的手，道，“娘，你好啦？！”

娘的嘴角显现一个笑意，没回二狗子的话，清晰地说：“找好我死的地儿吗？”二狗子塌了一下眼皮，说，“没有——，还没有。” 二狗子感觉娘的手一下子没有了刚才的热度，垂了下去。

医护人员走了进来，对二狗子说：“7号病床，收拾一下东西，赶紧办理出院手续吧！”

二狗子转过脸说：“医生，俺娘没地方去呀！”

“说什么话呢？”胖女中年医务人员用眼白瞪着二狗子说，“你是她儿子不养老送终，还想往别处推呀？难道让你娘死在医院不成？再说一遍啊，趁老人还没咽气，赶紧出院！！！”咔咔高跟鞋撞击着水泥地面，渐行消失在医院走廊里。

②“不是，”二狗子说，“俺娘要不行了，医院立催着出院，我租住的小屋又不能发丧送终啊。”

“那倒是。”村长说，“当初拆迁合同规定新房子一年内就出来，谁能想到，老房子一扒快两年了，没了动静呢。”

二狗子说：“可我娘立即就得出院等死，我急得冒火。再说，你是村长，总比我会想到办法呀！”

村长说：“这个时候，你叫我有什么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找你大哥、大姐去吧！”

二狗子扑通跪了下来，双手抓住了村长的衣襟，眼泪滴在了膝下的砖头瓦块上，叫道：“村长，你是好人，你就帮帮二狗子吧，俺娘不能活了一辈子，临死了，没地方合眼啊……！！”

③村长没接话。另开个话头说：“先去你大哥家吧，唉，真懒得过问你家的事！

二狗子犹豫了一下，说，“去，可能也是白去。”

两人就打的去了市内的嘉和小区。找到老大的家门，摁了门铃，里面的人就是不开门，女人只问谁呀？村长只得说是村长。

女人便开了一丝门缝，说：“老妈子已把拆迁补的房子给了二狗子，就说明她没有这个大儿。我们已断了关系，你也调停了多少次，就别再费心了，她死哪里与我们无干！”说罢几个人就被铁门“嘭”地一声隔在了门里和门外。

两人弄了一鼻子灰。

④在一新开发小区的一栋新楼里，二狗子的姐姐和姐夫正在自己装饰墙面。看见村长和二狗子进来以为是来报丧，忙说：“咱娘——她？”

“就等咽气了。”二狗子说。

姐姐听了眼泪便往下落，本来正给丈夫扶着梯子的手就松了下来，不再去扶。说，“没有你这样的，我娘都不行了，还不让我回去看看……！”

村长就说了来意。丈夫一下子从梯子上蹦了下来，嚷道：“村长，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一、咱这儿规矩，没有老娘在女儿家发丧的；二、他们房子拆迁赔房子，我们也没落一个房角一块瓦；三、再说了，老人家两个儿子呢，怎么也轮不到我们做姑娘姑爷的；四、……”

村长和二狗子又碰了一鼻子灰。二狗子没听完姐夫的一二三四，就像老牛一样“哞哞”地哭着跑了，丢下村长点了一颗黑黄山烟，感觉自己的方脸一下子变成了长脸，看着来来往往行人的脚，无语。

⑤只看见拆迁委员会的那两个保安正在推搡着一个人，走近一看，被踹的人正是二狗子，弯着个熊腰护着身下的一张单人床，床上躺着他的老娘，老娘张着嘴巴睁着两眼，摸不准是死是活。

“赶紧把死人弄走，快点！”一个保安一边用脚踢着二狗子因为抽着身子露出的臀胯。一边喊着另一个保安把小床向外抬。

二狗子死死地护住他娘，边哭：“娘啊，您活了一辈子，到老了没地儿死啊……！儿子不孝啊……！”又抬头求保安道：“你们行行好，就让俺娘死在俺家的旧屋茬子里吧，求求你们了，俺娘就要死了……！！”

村长看了看地势，面前被扒掉的地方正是二狗子家几辈人的老宅基，不觉一阵心酸。

⑥开发商张经理上前给老人掖了掖旧棉被，并把两个保安骂了一通，转过脸对大家说：“新房产法下来，打算与我们合资的港商闻风抽资走人，上亿的贷款无法周转偿还，我们现在也是焦头烂额，想死没地儿啊！

有人说：“既然这样，就让二狗子就地搭个灵棚把老人送走算了。”

“不行！”开发商张经理说。大家一听都为二狗子犯了愁，捏了一把汗。二狗子两眼冒火，正欲拼命。谁知张经理接着说，“不过，大家别急，二狗子家的事情已经不是个案，今天去市里开会，就是关于拆迁居民办理喜丧事的妥善安置工作的，谁家没有老少呢，现在请大家把老人抬到那两间事务处的板房里给老人送终吧！”大家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二狗子就连忙爬过去要去给张经理磕头。

这就是小说描写！小说就是通过这样的“琐碎”事情，一个个场景组成。我一直强调，小说不是故事，故事主要运用讲述的方式，而小说主要是描写，各种各样的描写，但是，不论什么样的描写，都必须是“细碎”的，是从“小处”写，而不是抽象的、笼统的、概述式的。

四

上面的例子同时反映了失地农民的艰难生存状态，如果不是正巧此时市里有指示，如果遇见的不是这个好心的开发商张经理，二狗子的娘能够死得合眼吗？显然不能。我们的政府是否应该从这件事情上吸取教训？人民群众的事情再小都是大事。还好，这个故事里，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可见，许多事情事在人为，只要心里装着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人民群众中发生的问题，总是能够圆满解决的。相反，像那两个保安，只能把事情办坏，长此以往，积怨成仇，二狗子们起而拼命，结局就不堪设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道理。

作为一种载体，小说文本自始至终都必然是人物的活动舞台。没有人物（当然，这个“人物”是广义的，不仅指人，也指物，指小说里能够撑得起来的生命物，或者意象物），就没有小说。因此，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小说成功与否非常重要的标志。看一个作家是不是有创造，能不能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其实主要看的就是他（她）是不是成功塑造了笔下人物，其人物形象有没有典型性，有多大的典型性。这个典型性里边毫无疑义是有着时代精神的。

王巍的小说人物都是可感的，栩栩如生，性格鲜明，一个个触手可及，如闻其声。这当然得力于她的描写，而主要的，则是她的思想认识境界，她的高度。她生活在这个万花筒一样的世界里，与各种人打交道，自己也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事一种职业到另一种职业的磨砺，她有意识观察各种人，研究各种人，包括他们的所有细节，主义从生活中寻找灵感，寻找文学元素，寻找细节和故事。她是真正深入生活的人。所以，写起作品，写起人物，她“手到拈来”，得心应手，写谁像谁，丝毫不差。

《走过那座桥》里，端端的性格泼辣，敢爱敢恨，敢于冲破世俗羁绊，与婆家姐夫李方相好，坟前焚烧结婚证，最后与李方结婚。

吃过十五晚上的月饼，端端说，“爸，和娘，我给您二老磕个头吧。”

        大儿媳把脸磨过去，两行泪就在黑暗里，没人看到的地方落了下来。

        端端自己算计着时间，趁着月色，她走到杨威坟前给他磕了个头，她说:“杨威，你对不起我的，我不再计较。我对不起你的，来世再报，今生就到此罢，该来看你的我还会来。”来到家，她给矿上的父母挂个电话，说她就要走了，她母亲想哭，她父亲制止了，什么也没说。

        大凤进来了，见端端穿戴齐整，好象还饰了粉黛，问，“你有事去？”

        “恩，”端端说，“不能再这样过了，想换个心情。”见大凤不明白她的意思。就换了话题，“你怎么现在来了？”

“来看看咱爸咱娘，怕他们难过。”端端看看大凤，头发散乱着，细白的皮肤都是邹摺，逼人的眼神暗淡着，像她母亲一样的薄嘴唇上干干的起着皮，衣着也不再讲究，完全没有村妇女主任的跋扈风采了。

        “端端，今晚我不走了，咱姊妹俩说说话吧。”大凤说。

        “晚了，大姐，我，我今晚有事。”

        “有啥事，明天再做吧。”

        “这……。”

        大凤忽然发怒了，“这什么！你个臭婊子，你不就是想去和我男人睡觉吗？你的X香，他喜欢X你……。”说着就抓起端端的头发，把端端趔在地下，在她脸上煽了几巴掌又挖了几把冒血的指印，“我叫你勾引！我叫你勾引！”喊声冲破屋门冲向天空直向月亮，沿途惊扰了呵斥放火把孩子的邻妇们，她们没有过来劝阻，装着没看见比什么都好。她们说，人都有脸呢。

        端端个子大是能打过大凤的，她就是不想还，待大凤走时又朝她身上吐了一口唾沫后，端端慢慢站起来走到穿衣镜前，她笑了一下：平了，顺畅了，撕破脸更轻松了。她想。

但是，她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她破坏了婆家姐姐大凤的家庭，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她有什么理由大打出手？她理亏，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尽管，作者给她寻找了两个理由：一个是，端端被丈夫生前虐待；另一个是，大凤离婚前强势。这其实都不是理由。因为，这与端端找李方没有必然因果关系。作者大可不必为她找任何理由，在那样的时代，在那样的背景下，出现端端这样的“畸形儿”应该是正常的。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化，而生产关系的变化自然而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许多方面都不适应，人的精神状态在这个时期发生了混乱，旧的道德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新的规范尚没有出现，不少人迷茫，没有了方向，乃至产生异化现象。《走过那座桥》写了人的异化。端端丈夫出车祸死了，姐夫李方给了资金帮助，端端就以身相报，然后鸠占鹊巢，破坏了姐姐的婚姻家庭，与李方由半公开到公开，再到结婚，她每走过一步，都是对道德的进一步亵渎。而李方，有了钱，却没有了纲常伦理，竟然一开始就把自己与端端的关系说给妻子，让大凤在无限的痛苦中煎熬。大凤一气之下与李方离婚，可是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为了挽救风雨飘摇的家庭，最后跪求李方。跪求有用吗？没有用，这就发生了中秋节的一幕。

这篇小说不仅写了异化，细细想来，之所以发生这个故事，原因是端端的丈夫杨威意外死亡，用现在的交通法规来定性，他是打工运输时酒驾致死的。那时候，他安全意识可能还不够强，或者说为了“多拉快跑”多挣钱，没有注意安全，导致自己生命的消失。农民进城打工，也是那个时代的潮流，好像无可非议。不过，同样的，他们的技术能力和思想意识等方面适应吗？或者换句话说，他们准备好了吗？我们是“过来人”，我们知道，那时的农民，出外打工是非常盲目的，他们没有经过任何技术培训，没有人给他们精神疏导，就是政府一声号令，亿万农民往城里涌，没有技术，没有精神准备，出事故是必然的，事实上也的确出现很多类似事故，杨家的悲剧只是其中之一。

我绝不是反对农民进城打工，相反，我是支持农民进城的，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也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巨大力量，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但是，真的需要时间，需要准备。

小说《三菊的婚事》里的几个人物，人人有细节，个个有故事，金菊出外打工，老公在外面沾花惹草，不顾了她和孩子。银菊在外做性服务，得了性病，与三菊的婆婆吵架被骂了几句，喝药死了，她死的真正原因不是被骂，而是性病。三菊没有上完学就被娘赶着跟姐姐们进城打工了，所以，她一直梦想再上学，爹娘不由她，给她找了婆家，她不愿意嫁，不过家里穷，娘收了人家的彩礼，她不嫁不行，可是即使嫁给了亮子后，仍然叫着要上学，只是，进了人家的门，更由不得她做主，她就老老实实怀孕生孩子吧。三菊的父亲也是在外面打工，三菊结婚，请假回家。

三菊大买不到回家的车票，在东莞火车站售票口放声地恸哭，有个老乡把票让给了他，三菊大给人家磕了个头。腊月二十六他往家打电话没人接，二十七早上又打，三菊哭着告诉他：“二姐喝药死了......！”他放下电话就疯了似的喊：“要钱干啥？！要钱干啥？！”

电话亭的老板不耐烦道：“喊什么喊？付钱走人！”

在农村，没有成家的女孩子，死了不能进祖上莹地，只能埋在哪个地角上，埋前也不能放进父母的堂屋。三菊大腊月二十九到了村口，老远看见自家高大的二层楼院门外，搭起了一个灵棚，他觉得头发猛地竖了起来，心也空了。他怔了怔，活蹦乱跳的二菊直冲他喊：“俺大，你也回来了？你也回来了？俺娘早都想你了，想你了……”

“银菊——，我的闺女——！咱家对不起你呀……”三菊大大吼一声，丢下行李俯向银菊的棺木，哀声动天。三菊娘听见声音知道三菊大回来了，几步走到丈夫跟前，刚想张口，不想，三菊大一巴掌扇过来把她打倒在地，涕泪交流道：“你这样的女人，还我的闺女，还我的闺女......呀！”哭声穿过银菊挣钱盖起的楼房，抖下几粒灰尘。

三菊娘捂着发烫的脸不敢争辩，抬眼看一下被自己欺负了二十多年的男人时，她一下子跳了起来，抱着三菊大的右手连声惊呼：“大菊大，你的手！你的手！怎么少了两个手指啊？！啊？！”

三菊大挣脱女人的双手，吼道：“挤得！挤得！给人家盖大楼挤得！你以为出门打工，钱都是拾来的吗？！啊?!”

“那人家赔偿你钱了吗？”三菊娘嗫嚅地问。

“赔三万。来时，被人割包了。”三菊大的面目没有任何表情。

“赔三万？被人割包了？……”三菊娘呆了。

三菊的父亲因打工而丢掉了两根指头，而且，赔偿的钱也没了！这个小说难道不就是一部农民进城打工史吗？

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必要说得太多了，精明的读者自会从中体悟到什么的。

五

也许，作家王巍本意不是“歌颂”，而是要“批判”。然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她的“三观”却没有按照她的旨意行事，比如，《走过那座桥》里的主人公端端，她是想描写主人公对待婚姻的不道德，结果却写出了她的勇敢与走出世俗；比如《三菊的婚事》，她想描述姊妹三人的沉沦，却写出了她们各自的挣扎和无奈；比如《三个女人》，对叶兰情感的“乱伦”，作者说，本来是想“骂”她一通的，结果，写出来却是让人同情。在这里，作者不是像牵木偶似的指挥她小说里的人物，而是小说里的人物牵着她走，她不得不任由她笔下的人物自由的哭和笑，去做一切他们喜欢做的事情。

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他们都是些俗人，你能指望他们做出什么力挽狂澜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呢？他们只能在这个“波”里顺流而行。当然，他们也有坚守，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努力守住最后的防线，他们希望，无论若何，到最后他们还应该是“人”，而不是“物”。《心结》是一篇很耐读有味道的乡村中短篇小说，是王巍根据她几年前的一篇小小说《享福》演化而来的。说的是：在省城“做了大官”的儿子，和媳妇一起接老娘去城里居住养老，可是，老太太不适应城里的生活方式，媳妇又不能接受家里突然出现一个老人，又何况，当年老太太极度嫌弃儿媳妇配不上她的儿子，埋下了矛盾。接下来媳妇又生了个女孩，孙老太更加失望，于是多年不登儿子城市的家。作为儿子夹在老娘和老婆之间又有赡养老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又有理解妻子情愫的情怀，在这种现实生活与社会发展错综复杂的背景下，王巍用她拿手的细腻手法，把《心结》最终是以人为本的思想情感描绘的淋漓尽致。很值得一读。

《火红的花儿》是王巍给消防战士的献礼。这是一篇具有完全正能量的作品。小说里的“我”是一家幼儿园的老师，二十二岁，妈妈怕“我”大龄了不好嫁，急着找人给介绍男朋友，二奶奶给“我”介绍了自己的侄孙梁海防，是消防队员，而“我”并不怎么看好他。“我”自谈了一个叫孟翔的人，孟翔出手大方，已经有了一定的感情。梁海防是个忠于职守的人，这已经成为他的习惯。走在街上，遇见交通事故，他立即上前，维护现场，报警，要救护车；幼儿园消防演习，他做示范非常认真，上消防知识课，他的讲演十分生动；“我”所在的幼儿园不慎起火，他奋不顾身钻进火里，救出了“我”和一个有点自闭的儿童李小毛；居民房失火，孟翔被困，梁海防救了他，又把他带到公安局，因为孟翔的烟花工厂暗仓里有大批军火和炸药，——梁海防严重受伤，由于“长时间搜救缺氧，弄到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到现在还没醒过来”。

我的心一片混乱，满脑子都是消防员火红的身影，他们像一朵朵鲜艳的花儿。我想，六一的时候，我一定要让孩子们，尽情地朗诵我写的儿歌：

火红的心儿，火红的花，

火红的消防本领大。

救灾抢险他第一，

抗洪灭火他不怕。

哪里有急哪里上，

哪里有难哪有他。

消防哥哥多可爱，

就像一朵火红的花

火红的花——

小说结束了，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职业的坚守，更是心灵的坚守，是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坚守。这种坚守，在我们的社会机构里，仍然是普遍存在的，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法官，我们的医生，我们的教师，我们的政府公务员，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不同岗位上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坚守着良知和规范，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

王巍小说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她的小说是比较“温和”的，却也是相当有深度的，这个深度不是那些批判家的“深度”，而是社会本质的深度。其实，社会就是这样，再混乱的社会，也有良知益行存在，往往愈是乱世，愈有彰显正义者，愈是英雄辈出。她的小说故事表达，一般不是大起大落、跌宕起伏，而是有板有眼、循序渐进、按时空常规发展的。她的小说也是相当细腻的，其细节描写逼真，是在生活中信手拈来的，却又恰如其分表现着她的主题，把她纯净的心灵和美好的愿望都托付给了她细腻的文字，这是她的本领。

最后，我想用法国大哲学家柏格森的话结束这篇东西：“心灵和语言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尺度。”“语言已把种种情感与观念这样地降低到一个平凡的、共同的境界。小说家企图在他的描述中一再增加细节，以恢复情感与观念之间原有的、活生生的个性。我们估计小说家的天才就是他把情感和观念从平凡共同境界提升上去的能力有多大。”（《时间与自由意志》）

王巍的才华正表现在她“把情感和观念从平凡共同境界提升上去的能力”上，她已经很优秀的展示了她的这种能力，她还将更好展示这种能力。

我期待着！

2016年4月15日于徐州故黄河之滨养心居

（《特别妈妈》，王巍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