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应该是人类历史的“书记员”
——读山东作家魏留勤长篇小说《柳梢青》
蒋九贞
我在一篇评论里曾经说过:作家是历史的“书记员”,应该“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社会历史责任,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书写他的著作。
关于“书记员”的说法,大家都知道是源于巴尔扎克,他在谈到他的《人间喜剧》时说:“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糅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学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
余华也曾经有过一个比喻,“假如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法庭的话,小说肯定不是原告、被告、律师或者法官,他就是那个书记员,谁都不会去关注他。但是当那个时代过去以后,书记员有关这个庭审记下的是什么,你看到的就是什么,他很真实。”
巴尔扎克在现当代几乎被“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超现代主义”等等思潮淹没,许多人几乎完全忘记他了,不知道他了,但是也有一些作家记得他,记得他的一些创作“原则”,在探索新的创作可能性和表现手法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这些“原则”。
一、从生活真实到文学真实
实际上,原则和方法是可以统一的整体,正像主义和措施,它们必须达成完美的一致和相互作用后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这是文学对每位作家的基本要求。当然,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方式很多,许多方式都殊途同归,这才形成了文学理论的百家争鸣,文学形式的百花齐放,文学作品的百宝万货,不同风格文学经典的百世流传。然而,它们又都是“不二法门”的,都是从“真实”这个“师门”里走出来的“师兄师弟”。
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相对于生活,它是第二位的。就是说,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形式而不是生活本身,文学的真实必然源于生活的真实。没有生活的真实,就没有文学的真实。
什么是生活真实?文学理论家们解释得够多了。不过,理论与实际永远是两回事,从概念到概念的阐释和生活真实本身不完全是一回事。所谓生活真实,其实质就是接近生活真相的事实。要获得生活的真实,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遍地都是生活,遍地都是真实。不是的,遍地的生活,遍地的真实,可能有很多不是生活真实,尽管它们都会从不同的方向折射生活,从正的或反的方面反映生活真相;——真实的生活和生活的真实也是有所差异的,生活里也有假象,人们看到的真实不一定是真实。因为,真正的生活真实是体现生活本质的真实,它必须符合历史真实性要求。
现实世界是矛盾的统一体,纵观人类历史,相反相成是不可忽略的规律。对每个时期现实的顺从和抵抗,也就是对那个时期现存社会制度和生存状态的顺从和抵抗,永远是一种客观存在。这其中的是与非,只有放在历史长河中才可能分辨。人类的觉悟永远落后于历史,落后于它应当认识的水平。任何对于历史的叙述,都是个人叙述。例如,关于土地私有化,有多少作品,打着热爱土地的幌子,大骂“土改”,我只能说,那不是作为思想家的作家所为,也不是记录历史,历史不是想怎样捏就怎样捏的“面团”,历史应该是客观的,多内涵的,多维度的。
《柳梢青》是一部从生活真实衍化而来的作品。作者魏留勤可能出身于“草根”吧?他的视角是底层的。但是,也许恰恰因为如此,他的小说才真实的再现了当时的生活,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故事,所有的场面,都是那么实在、可信,触手可及,仄耳能听。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对小说中所描写的事件,皆有经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从一个地方名校高中毕业,后到公社中学任代课老师,教语文和地理。那时正是“不学ABC照当接班人”和“白卷也可以上大学”时期,学校里的那个乱,简直无法描述,学生到学校,除了写大字报、搞大批判外,文化课基本是放弃的。不放弃也不行,学生不学,老师想管也管不住,你一管他们就“造反”,说你“封建余孽”“师道尊严”。记得我曾经想给学生“灌输”一点有用的知识,语文课上讲作文如何写好,讲社会上常用的文体写作方法,也被一些学生告到校长那里,校长找我谈话,我对之以理,校长只是苦笑,他也是想教授文化知识的,可是因为他是校长,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出面“灭火”。魏留勤写的大队中学,过去应该叫“带帽中学”,就是当时几乎每个大队都开办,在原来大队小学的基础上,增设初中班,这样的中学面广量大,以此体现人民教育的普及性。它们一般说不上有教学质量,反正也不正式考试,即使做做考试的样子,也是“开卷”,学生翻开书本照抄,美其名曰“抄一遍也是提高”,整个应付而已。《柳梢青》没有写这些,它以学生的角度,讲述马二民、王小飞、郑团结、董大壮、苏兰朵等学生娃在那个特殊年代,从在学校到步入社会所经历的人情冷暖、酸甜苦辣,以及社员马大民、代课老师刘海锋等的沉浮,描写了一班年轻人的艰难成长过程。小说以微山湖畔的东洼大队为背景,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划了众多普通人的形象,他们的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纷繁地交织在一起,展示了社会特殊时期普通人的跋涉和追求,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
真实的生活需要一个升华过程才能够进入作品,成为文学的真实。“书记员”也不是见人就记,见事就说,他们需要对生活进行必要的选取。写什么或者不写什么,这是作家的权力,有时候也是由他(她)的立场和观念决定的。魏留勤选择从学校到生产队、从学生到成为社员的生活侧面,并不是他只熟悉这些,在我看来,他也许认为这个角度更容易反映生活本质,再现当时的历史,使人们从中得到启示。
二、生活中的事件和小说中的人物
作家魏留勤小说中的生活是他熟悉的生活,其中的人物也是他熟悉的人物。对于这样的生活和人物如果照搬到小说里来,估计是不行的,尽管我主张原生态写作。因为,小说需要故事支撑,而生活中没有现成的完整的故事,这就要“拼凑”“嫁接”“组合”、演绎或者虚构。一般来说,成就一个作家的是想象力,是对生活的认识程度和编织能力。
《柳梢青》里讲述的几个故事,是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事件:学制缩短,大队办初中,白卷上大学;学校混乱,学生“反潮流”,老师不敢管。把生活中的事件演化成小说故事,这需要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和提炼加工,也就是升华的过程。
作家魏留勤调动了文学手段,从几个不好好学习的孩子入手,把事件写成了故事。小说开始后,作者首先把他的主人公之一的马二民推到了读者面前。
平时不怎么唱歌的马二民,常常会在上学放学的路上一边蹦跶着一边唱着“驱散乌云见太阳,我们的道路多宽广。毛主席呀红太阳,救星就是共产党,翻身农奴把歌唱,幸福的歌声传四方,翻身农奴把歌唱,幸福的歌声传四方。”十六岁的马二民、王小飞就像松了缰绳的马驹,撒开欢撂蹄子蹬弹,横冲竖跳。
马二民不喜欢学习,成绩较差,班主任老师也就不喜欢他。班主任老师刘海锋是马二民哥哥马大民的同学,尽管这样,刘老师对马二民可没有留情。马二民和王小飞被刘老师扇了耳光,还扭着耳朵往教室外拉,教训他们:“你可以学习不好,但思想品德不能不好,这两样你一样不占的话,将来会成为什么东西,你们俩好好想想吧。”平心而论,老师的话是对的。但是,那个时代,像马二民这样的学生肯听老师的话吗?他们不听,便演绎了后边一连串的故事。董大壮的蛮横、马二民等的结拜、投票选差、赛场群殴等等,正是这些故事,形象地诠释了那个时代底层教育界的情形。
据悉,《柳梢青》里的人物,大都是作者身边的人,他与他们一起上学,一起回村劳动,一起经历坎坎坷坷,一起在生活的大海里搏击和奋进,有沉有浮,有苦有乐。当然,生活中的他们与小说中的他们已迥然不同。魏留勤在电话里告诉笔者说,他们都是经过处理了的。生活中的原型一般是不能直接搬到小说中来的,必须经过一个艺术加工过程。这个过程是艰难的。
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是有其原型的,比如莫言的小说,正如《莫言人物原型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20158期 作者:原帅)“内容提要”所说,其“主要人物都是以自己家族的亲戚为原型的:余占鳌是以大爷爷和三爷爷为原型,戴凤莲是以奶奶和二姑为原型,‘二奶奶’恋儿是以三奶奶为原型。《生死疲劳》中的蓝脸是以莫言的爷爷和邻村一个姓孟的单干户为原型。《丰乳肥臀》中的母亲是以莫言的母亲为原型。莫言二十余年的农村生活经历是他小说写作的根本,它是莫言的写作素材、文学观念,也决定了莫言历史叙事的意识形态品格。”然而,有原型不等于作品里的人物就是生活中的人物。尽管莫言的《红高粱》里的奶奶也姓戴,但现实中他的奶奶却远没有《红高粱》里的九儿那般泼辣风流,也没有《老枪》里的奶奶那般杀伐决断,他的奶奶就是一位极普通的老式家庭妇女。一个老式家庭妇女被“移植”到作品中,就变成了如此性格迥异、命运奇特的典型人物,这是作者的功力之所在。
同样,魏留勤的《柳梢青》里的人物也是生活中原型的“升华”。董大壮是体育爱好者,球类玩得很转,到了县体校却没有如愿进入更高级的体育队,不过他好歹在县城里呆住了,总算成了“吃皇粮”的,在那个时代,从农村里出来,到了这一步也不容易。魏留勤对他的描述是公允的,在谴责他霸道的同时,也写出了他的善良,如在试图帮助苏兰朵这点上,他是诚心的,尽管好像戏耍了苏兰朵,但那不是他的本意,没有帮助成功主要是因为学校又不从农村招收学员了。那时的政策就这样,就像孙悟空的脸,说变就变,绝非一人之意。
刘海峰在现实生活中也是真实的存在,他本是有志青年,出了校门又进校门,当了代课老师,应该是民办教师吧?在生产队里拿工分,不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干农活,也算是个“美差”。但是,世事难料,他回到生产队当社员了。起初感到没脸见人,就作践自己,后来重新振作,也获得了爱情,在妻子的鼓励下,通过了教师考试,成为一名正式人民教师。坦白地说,他还是有点责任心的,只是处在那样的时期,想管好学生,就显得可怜而可恶了。
江红霞性格跋扈,身为班级学习委员,学习好,工作也认真,班主任刘海峰很信任她。她处处“跟风”,好打“小报告”,对顽劣和学习不好的同学看不惯,比如在手抄本《少女的心》风波中,她举报王小飞,弄得王小飞被开除,马二民弃学,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进步和前途。为了能顺利上高中,她不惜使用手段,挤进演出队,结果汇演时,最后的亮相把毛主席像拿倒了,酿成了“政治事故”,被学校勒令退学。她是可悲的,同时也是执着的,幸运的,她用自己的真心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爱情,与刘海峰走到一起,一改过去的性格,做了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塑造典型人物是小说的重要任务之一。 上面谈到的几个人物,都是各具特色的典型。马大民本来是培养对象,但是随着形势的推进,他“包庇”五类分子,私自放走富农分子的儿子,在当时看来是“丧失了阶级立场”,被剥夺了副队长职务,派去建砖瓦厂,他苦干实干,发展了大队副业,改革开放后,“承包了大队砖瓦窑厂,几年的功夫成了一方有名的农民企业家”。大队支书刘兴社面孔较左,在处理积肥作弊事件中,罔顾事实,拉出富农王凤国做牺牲品,明知不是王凤国的事情,还要把王凤国往死里整,整了老子还不算,又谋划整他的儿子。如果不是马大民,王凤国一家根本没有活路。“四人帮”倒台,他也倒了,这是历史的必然。他们的典型意义在于,折射了时代的创伤和复苏。
三、真实生活中对美的探讨
生活中充满了美,只在于是不是被发现,被发现多少,艺术家们能够开掘多深。
什么是美?回答各式各样,我们这里不去研究。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对于文学而言,美的确无处不在。在自然美里,好看的东西我们说它美,不好看的东西也有美,这要看从什么角度,看它在作品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巴黎圣母院》里的卡西莫多,形象是丑陋的,可是雨果赋予他美好的心灵,他赢得了美女爱斯梅拉达的好感,死的时候身边那个女人就是美丽的爱斯梅拉达。
作家写作的过程就是发现美的过程,创造美的过程。许多作家好像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他们不明白小说是艺术,艺术就是塑造美。汪曾祺说过:“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他自己说他是“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作为历史的“书记员”,作家“秉公书写”的文字,不仅是客观事实,而且也是将人类之美和自然之美“照实记录”的范本。美表现在每个人物中,表现在大小环境上,也表现在生活的片段和细节上。
人物方面不多说了,上面的一些例子里可以看出,就连“屡教不改”的马二民也是自以为主持正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在刘海峰在窑厂干活时,他不计前嫌,尽力帮助,他坚守与小姨的初恋,终生未娶,也属“可歌可泣”了。
这里,我首先想撷取一两细节,试做一些探讨。
马二民和谷薇薇是亲戚,谷薇薇是马二民嫂子的小姨,马二民当然也叫小姨。他们是同学,年龄相仿,互相照顾,马二民几次挨打,都是谷薇薇解救,谷薇薇几次遇险,也是马二民出手,两人情投意合,随着年龄增大,意识里有了爱意。一次,谷薇薇想复习考学,找马二民借语文书,马二民的书丢了,他跑到王小飞家,找到了,就急急忙忙送过去。马二民和谷薇薇父母你一句我一句地说了一会话,便起身告辞,冬日天短,天黑得早,谷薇薇父母便也不客套款留,就让闺女谷薇薇送送马二民。
谷薇薇送马二民走出大门,马二民就让谷薇薇止步回院子,谷薇薇说:“好长时间咱们没拉过话了,凑送送你说会儿话吧。”
马二民见谷薇薇这样说,便说:“好,咱就边走边说吧。”
谷薇薇转身朝家里喊道:“大、娘,俺送二民一段再回哈。”
院子里就传来谷薇薇娘的声音:“外边冷冷嗤嗤、黑天黑地的,快点回哈。”
谷薇薇答道:“知道了。”
这一段文字不多,却有几个细节,至少,第一,谷薇薇送马二民,马二民让谷薇薇回去,谷薇薇不回去,说“好长时间咱们没拉过话了,凑送送你说会儿话吧。”第二,谷薇薇告诉爸妈,要晚一会再回,娘安排她快点回,她回答“知道了”。这是小说的一个小场景,两个片段,多个信息。信息之一,马二民要回家,谷薇薇送出大门,还要送。这还要送本身就说明她对马二民的情感。信息之二,马二民和谷薇薇好长时间没在一起说过话了,他们都想多聊聊。信息之三,他们是边走边说的,说话的内容后面可能要出现。信息之四,谷薇薇没忘了告知娘一声。信息之五,谷薇薇告知娘,她要晚一会才回来,意思是她想跟马二民多呆一会,来晚了不要娘担心。信息之六,娘让谷薇薇早回来。信息之七,谷薇薇回答“知道了”,与其说是“知道了”,不如说她自认为已经取得娘的同意,她可以放心和马二民在一起慢慢走、慢慢聊了。
什么是生活美?美学家们可能没有告诉我们,有一种生活美叫做“细致入微”,叫做“饱含信息”。我们所谓从生活中发现美,就是要发现生活中的细致入微处,捕捉生活中的信息。应该说,没有发现细微,不能算发现了美;没有信息量,美也不复存在,美就是存在于信息中。我们常说“发现生活”,发现什么?重要的就是发现生活中的细微处,发现生活中含有的信息。而这些细微,这些信息,构成了生活的丰富多彩,也就是构成了生活的美。发现真实生活,是探索美的开始,也是探索美的过程和目的。
再如,刘海峰在“四人帮”倒台后,受大队支书刘兴社的牵连,被学校辞退,回家干农活了。他自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大队窑厂。一次下工回家,见了专门来等他的江红霞,江红霞送给过去的老师一双手套,之后,“江红霞就有些幽幽地对刘海锋说有媒人上门给她说亲了,她父母不但不拒还蛮高兴呢。”江红霞为什么要告诉刘海峰这事?因为江红霞发育了,她朦朦胧胧懂得了爱情,她爱上了刘海峰,就不遗余力的追求他。
刘海锋听罢,感到很是惊讶,说:“你才多大啊!你大你娘就想着嫁你了?这不是瞎胡闹么。”
此时,年龄稍长的刘海峰倒有点“弱智”了,他正儿八经的“训”起江红霞的父母:
刘海锋就有些气愤,说:“你大你娘要是这样想,也忒迂腐了,别人还没怎么着,自己先就把自家闺女看轻了。”
同时,对江红霞进行了一番教诲:
刘海锋攥起拳头晃了下,接道:“最关键的是,你千万不可对自己产生悲观,自己看轻自己,自己作践自己,你年纪轻轻的,往后路长着呢,只要自己坚强,前面的路就会宽广,只要努力、勤恳,当农民做社员一样有前途,一样活得精彩,你是一个要强的女孩,人又聪慧,只要你不自暴自弃,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社员。比如我们村的谷薇薇,生产队里表现好,社员人人夸,现在当上了记工员。”
这些生活中的细节和场景,不仅真实,而且有趣。我说的“有趣”,如果仅从文字看,趣味性不大,相反,有点儿枯燥乏味。但是,细细品读,不是了,其中的信息明确告诉我们,这是很有智慧的话语,里边确实有相当有趣的内容,是一种“冷趣味”,无趣之“趣”。
《柳梢青》里景物描写不多,可是,这些景物描写却能恰到好处,通过景物描写达到背景介绍和环境烘托、人物性格体现等作用,这不能不说也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特点,是作者笔力老道的一个证明。
这是一个繁星如珠的夜晚,四周黑蒙蒙的,田野里有蟋蟀和小虫们的一阵阵的鸣叫,有小鸟儿吵吵闹闹地从空中流过。路两边庄稼地里成熟待收的大豆、玉米、高粱、红芋混合气味在空气中摇来荡去,让微醺的刘海锋嗅到一种沁心入肺的秋实馨香,一直沉郁的心情也显出难得的松快,这种感觉很是让他轻舒和沉醉。
这是窑厂负责人马大民约老同学刘海峰喝酒、谈天后,刘海峰回家路上的景物描写。马大民开导了刘海峰,使刘海峰心里有了希望,他显出了难得的松快。这里是把景物与人的心情贯通一起的。“刘海锋一边回味着马大民开导自己说的话,一边回想着自己这一段时间颓唐消沉的生活状态。尽管他不觉得马大民的话有多么精辟多么深刻,可他觉得马大民的一些话就像是半瓢热水,一下浇在了他一颗冷冽毛躁的心上,让他多少有了些许暖意和平和。”
再看另一段:
一场猝不及防的北风,像似一个脱了缰绊的怪兽,打着尖厉的唿哨,刮了一天一夜。等人们清早打开门伸头一看,院子里梧桐树叶落了一地,梧桐树上已没了一片叶子,梧桐枝条枯枯瘦瘦盘虬交错,尽显萧条和冷落。一股清冷的微风掠过,立马让人打个寒颤,忙把头缩进屋里,翻找冬天的衣裳,戴起帽子穿上棉衣。冬天,就这样随着一场北风说来就来了。
这一段有点与当时的形势挂钩了,与王小飞被开除等等事件挂钩了。凌厉的北风,无情的落叶,萧条的气氛,寒冷的空气,“冬天,就这样随着一场北风说来就来了”。这个气候描写,不就是政治形势的预示吗?
这样的描写,我们也应该叫它“美”,是生活没和文学美的“喻体”,它其中包含的寓意是可以慢慢体味的。
巴尔扎克说过:“艺术在于有本领在针尖上建筑一座宫殿。我思想的奥妙之处在那根能够在十秒内把沙漠变成城市的仙杖里面。”他所指的“仙杖”是什么?它应该也包括具体环境闪现的灵光,这灵光一旦抓住,就变成了“仙杖”,就可以令你瞬间“在针尖上建筑一座宫殿”。魏留勤以他现实主义的雄厚根底,一直都在寻找这根“仙杖”,而且已经抓住了“仙杖”的把手,开始运用它建造属于自己的“宫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