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九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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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九贞
有人说，文学没有国界，这话不错。但是，细细想来，老是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老是强调没有国界，就极有可能无意中疏忽了一些重要内容，在强化一个侧面的同时，丢掉另一个侧面，使文学认识成为被肢解的片面，而导致文学本身不能健康发展。
文学成果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无论是哪个个人、哪个国度、甚至哪个时代的作家形成了可以称得上成果的东西，这东西都是属于公共的、人类的，它的精神实质已然融入了人类的精神宝库，化进了每一个地球人的血液。他其实是人类的骄傲，是若干时期以后向外星球人炫耀的资本。
然而，这绝不是说文学不需要自己的特色。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区域有一个区域的文学，这是我们不仅仅口头上承认而且更应该事实上认可的真实。文学的世界性不能否定文学的区域性，文学的共享性不能否定文学的差异性，文学的共性不能否定文学的个性。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文学，会走不同的文学道路；作家的观念、气质等等与别国、别地当有殊异，也因此会产生出与他国、他地不尽相同的文学派别。我从来不相信在实践中中国的现实主义概念和法国的现实主义概念完全一致并生产出完全一样的现实主义作品，中国的情状能产生出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完全一致的魔幻现实主义流派并完全一样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任何国家、民族的文学果实、创作方法等等，都是需要消化在本国家、本民族文学的血液里的。外面的东西可以“拿来”，可以充实我们的创作方法。但是，你要复制一个和他们一样的流派和成果，恐怕绝不是现实。
中国文学要走自己的路，我以为还是要好好研究中国的文学传统、文学形式和内容方面的问题，研究中国现实的特殊土壤和国人普遍的性格，研究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中国的作家要敢于“拿来”，敢于“消化”，敢于创新，敢于在他们的基础上有所突破，甚至打破他们的“框框”，闯出自己的天地。从文学的本质上说，从文学的宏观方面看，一百多年来西方乃至拉美文学上的五颜六色，只是、也仅仅是给文学增添了创作方法，它们没有改变文学，也没有改变文学的方向（事实上，任何流派的出现，都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文学都是自己的，只有自己的才是全人类的。一个人与全体人，是一种网状关系：一个人是一个网结，全人类是一个大网。一个人折射的是全体人，个体的人性里有全体人的因子。真实的反映了一个人，其实就是反映了全体人的某个方面。一个作家有了自我，有了自己的风格，正是他（她）融入了全体作家的表现。同样，一个国家有了自己的文学道路，有了自己的文学特色，正是这个国家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相融合的标志。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光辉灿烂古文明文化的国度，理应宣示自己的文学，没有什么不理直气壮的。事实上，中国文学在历史上成绩非常之大，就连被一些人自我否定的中国古代小说，也不是一般的西方文学可以比拟的。我们不必自卑，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我们的文学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不如西方，我们其实早就有了自己的道路。我们还需要开辟更多的路，更好促进文学的大繁荣大发展。
我们不妨简单梳理一下中国近现代文学。
一位网友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很好：“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能与中华民族如此辉煌灿烂而又持续不断的历史文化相比者，确乎不多。在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发生发展并自成一体的华夏文明，曾有过极其显赫的过去，产生了令人惊叹的文化与文学。但进入近代以后，尤其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与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大一统的华夏民族和文化开始受到严峻的挑战与冲击。这不仅给民族的生存，同时也给民族文化与文学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如何对付、迎接这种不可避免的挑战与冲击，并在挑战与冲击中重新确立自己的方位，选择自己的出路。经过几代人的艰难曲折的探索和数十年漫长而急遽的变革，至五四时期，中国文化与文学终于出现了新的转机。如果我们把百余年来中国文学的演进历程视为一个不断走向开放的矛盾、艰难、曲折、坎坷的现代化进程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一进程发轫于近代。”
五四运动是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文学革命被提到议事日程，是近代文学的开端。左翼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创作出一批张扬革命的“号角”式的作品。鲁迅是当时文学革命的旗手，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他由早期的肠道呐喊与反抗的浪漫主义文学转向深广的现实主义的“遵命文学”、启蒙文学，最后自觉地确认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他的杂文具有很强的文学性，是独创的文体；他创作的小说开一代新风，提出了很多社会问题，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如阿Q、狂人、孔乙己等，几乎家喻户晓，并且被世界文坛公认。非左翼的部分作家则进入“后五四”文学时期，他们秉承“五四”精神和作风进行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在精神立场上，坚持‘五四’文学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以民主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作为思想追求的方向与内核；在艺术审美上，继承‘五四’文学兼容并包有容乃大的传统，内外采撷，中西交融，在理论与创作两方面进行多样丰富的尝试和探索。”“后五四”文学主要包括民主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两部分，均取得不可抹杀的成绩。
正像有些资料上所说，“后五四”文学作家们不像“五四”作家一样热衷于组织文艺社团，也没有像同时的左联一样发起统一的文学运动，他们更多的是通过编辑刊物、发表作品、出版丛书或单纯地由于师生友人之谊，表现出一些群体性和流派性的特色，属于同好相近的松散联络关系，杂志、丛书、友谊成为联系的纽带。如著名的文学杂志报刊有：郑振铎、叶圣陶、徐调孚主编的《小说月报》；郑振铎、傅东华、王统照主编的《文学》；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月刊》和《文丛》；林语堂等主编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周作人、冯至等编辑的《骆驼草》；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卞之琳等主编的《水星》；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徐志摩、闻一多、叶公超等主编的《新月》及沈从文、萧乾等人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等。巴金、老舍、曹禺继承和弘扬“五四”文学传统，坚持反封建、改造国民灵魂的进步文学主题，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实践着忠于历史、忠于良知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其创作构成“后五四”文学的宝贵收获。他们还与左冀作家茅盾、夏衍 等人一起努力，共同将中长篇小说和多幕剧的创作水平提高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家》是巴金代表作，小说通过一个大家族在“五四”风潮中的没落分化，真实可信地揭示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民主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澎湃，高公馆犹如一个黑暗王国，高老太爷、觉新、觉慧分别是这里的暴君、牺牲品和挣扎而出的一线光明。这部小说笔触细腻柔和，性格饱满生动，主题尖锐深刻，在当时和以后都表现出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老舍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市民世界文学表现者，《离婚》是老舍确立风格的作品，它描写北京一群公务员庸碌虚浮的灰色生活，体现他执着于对市民人生进行人性解剖与文化批判的创作特色。《骆驼祥子》通过一个农村青年进人城市成为一个人力车夫之后，在买车的个人奋斗中失败堕落的悲剧故事，突出表现了作家对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城乡文化冲突的深刻理解，情节单纯，蕴蓄深广，是三十年代优秀的长篇创作。曹禺的《雷雨》在基本的阶级对立和错综的亲缘纠葛中写出了旧家庭的悲剧与罪恶，剧情紧张，语言生动；《日出》揭示“损不足以补有余”的都市社会的黑暗，在上流社会的无耻与下层社会的不幸的对比中表达了强烈的爱憎；《原野》写仇虎向地主复仇，同时表现了农民反抗的合理、必然与这种复仇的盲目与残酷。曹禺善于表现封建专制主义和堕落腐朽的社会现实对人性与生命的压抑、栽害、扼杀，他笔下的形象塑造有拷打灵魂的深刻。京派文学是一个既有理论更有创作的文学流派、文学群体，其创作包罗了文学的几乎所有门类，但以小说成就尤为突出，废名、沈从文、凌淑华、萧乾、林徽因、师陀等是其主要作家。京派文学和京派小说强调文学的独立个性，在表现乡土人性和社会文化变迁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不同流俗的特色。在艺术表现上，他们将散文结构的灵活方便、诗歌文体的意境蕴藉结合起来，成就了以抒情写意见长的小说艺术，写实与象征，绘景与传神融于一体，在语言风格和审美品格上追求更接近于传统文学精神的平和冲淡、简约古朴。新感觉派小说是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刘呐鸥侧重表现感观印象的交叠变幻，穆时英热衷描写无意识的连绵流动，施蛰存对情理冲突引发的心理矛盾的分析兴味最浓。新感觉派作家多取材都市社会病态生活，表现现代都市人生活的困顿与心理的苦闷，追求快捷多变的叙述节奏和感觉、意识、心理的混融，在表现形式上作了一些创新性的探索，丰富了三十年代的小说艺术。其他老作家与文学新人此时也有优异的表现，郁达夫的《迟桂花》是技巧圆熟之作，《出奔》主题更为积极。许地山的《春桃》表现底层劳动妇女“生的坚强”可谓力透纸背，郑振铎的历史小说有感而发，这些作品都突破他们原来的创作境界与格局，预示着新的发展可能。叶圣陶的《倪焕之》是此时出现较早的长篇，对以个人经历写社会变迁的文坛风气有促成作用。王统照的《山雨》写北方农民自然经济解体，恰与茅盾的《子夜》表现都市资本家的破产城乡呼应。王鲁彦贡献了优秀的短篇集《屋顶下》和长篇《野火》。而李人气魄宏大，大河小说涓涓滴滴，扫泪滔滔，成为近代史的“华阳国志”。
这些资料说明了，三十年代中国小说发展势头很猛，写法翻新，流派层出，可以说是呈现了大繁荣的景象，在世界文学史上应该占有一页。如果其后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中国文学绝不亚于任何西方国家。
至于当代，莫言获诺奖，不管国内有什么议论，可以说对于中国文学来讲，都是一个契机，也是进一步开辟中国文学道路使之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一个肇始。莫言只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代表，中国有很多技术娴熟、描写深刻、富有创新的鼎级作家，贾平凹、阎连科、王蒙、刘震云等等，皆是。他们无不有自己的创造，他们的艺术成就也都足以载入世界文学的史册。
我们不应该仅仅跟着西方的文学屁股，而是要跨出一步，超越过去，走在前面。
如何实现中国文学走在世界文学前列的梦想？我以为，只有走自己的路。当然，我说的走自己的路，是要有两个方面的基础的，一个是中国文学的基础，一个是世界文学的基础，在这两个传统和成就的基础上，总结它们，丰富自己，探索出我们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