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九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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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份读书报告
蒋九贞
一
散文是普遍具有原创性的文字艺术，它最忌讳的就是“跟风”和“临摹”。散文是心灵的闪电，散文是情感的倾泻，散文是自身的纪实，散文是人事的记录。散文的情是浓烈的，散文的事是实在的，散文的语言是个人的，散文属于个人化的大众文体。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中国也是散文的国度。纵观中国古今散文，所取得的成就和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比诗歌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三皇五帝开始，散文就与社会、人生密不可分。所谓“文以载道”，说的就是散文的社会功能。
中国古代散文家，其实都是官员。这是因为，散文的制作是需要“文化”的。狭义的“文化”，首先就是识字。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时代，官宦、富家子弟才可能读得起书；而读得起书的人又“学而优则仕”，当官去了。他们有的是情致，书信往来，迎送唱和，歌功颂德，互相吹捧，或有攻讦，行诸文字，所以写文章的多是这些人；他们一面当官，一面感慨些什么，议论些什么，联想些什么，随记些什么，上书些什么，表白些什么，有时还要应景写些什么，这些都构成了广义上的散文。唐宋八大家，明清文章家，几乎都是这些人，而且越往上溯越是这些人。清之末，散文渐渐走近“平常百姓家”，有学识的平民也有了诗文传世，但是毕竟是极少数，更多的，依然是当官者的文章。
倒是到了近代，到了现代，到了当代，读书的人逐渐多了，社会分工也逐渐细了，做官与读书开始分离，文章真正成了“闲书”，当官的不肯做了，让给了那些文人，产生了专事写作的族群，或者一些个人奋斗者。
二
陈庆礼是官员，但也是作家，这在当今社会，有些难得。当官是要讲政绩的，而做文章只为“闲情”，在一些当官的眼里，可能还是“不务正业”。你当官了，偶尔动笔为自己写点讲话稿、公文之类还勉强可以，要是写那些家常琐事，写那些性情文字，恐怕有失“大雅”，不合身份了。
庆礼似乎不管不顾这些。他从小喜欢舞文弄墨，到了部队也没有中断，回到地方，更是一边当官一边作文，久而久之，便成就了他文人官员和官员文人的“双重身份”。
从前的时候，我读过他的部分散文，他的文章是那样真挚，那样厚实，那样纯情，那样正能量，我想他的人也定是这样。可我并不认识他，不知道他官当得怎么样，都做出过什么业绩，以至于从乡镇政府调到县城，负责起广电、文化、文联等工作。后来认识了，并且有幸共同编辑文学刊物《百家》，我对他有了了解，果然文如其人，他的诚恳，谦卑，率直，热情，随和，聪慧，灵敏，儒雅，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怪不得他这样得人心。他身上很少官员的“秉性”，却多是文人的气质，我甚至认为，他天生就是写文章的人。
三
庆礼的散文，如前所说，是纯真而厚实的，他写的很朴实，却洋溢着菲菲文采，平淡中见缜密，乡土里透灵气，峻岭奇峰藏在浩淼空际间，常常见神来之笔。他的散文题材很广泛，具体归纳起来，大体有这样几类：
一是杂感随记类。如《葎草之狂》、《行来往》等。此类作品是作者对某事物的感叹和浮想，往往都是有感而发，或发幽怨之情，或发时弊之感。
二是亲情友情类。如《父爱如山》、《晚年的母亲》等。此类作品多是对亲人的记述和追忆，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三是生活琐事类。如《散步人生》、《告别搬家》等。此类作品一事一说，有琐记，有感慨，常常是发人深省，颇有启迪。
四是记人记事类。如《犟爷》、《二憨子小传》等，此类作品或记人，或叙事，真切细致，幽默有趣，所写人事，都可以成为“典型”，令人读后久久不能忘怀。
五是游记纪实类。如《初游琅琊台》、《慈善之光》等。这类作品有一定时效性，但也写得隽永、灵性、有思想，一如他其他散文的笔调。
四
我在开头就说，散文是普遍具有原创性的文字艺术，这是指写得“有功夫”的好散文。时下也有不少人云亦云的散文，抽象化，概念化，干巴巴的，艺术上没有自己的东西，“拾人牙慧”，似曾相识，没有新鲜感。我不知道散文怎么可以写成那样。散文是作家自己见闻的感受，每个人的见闻不同，感受更不同，照自己的见闻和感受写下来，怎么会造成雷同呢？散文应该都是“原创”的，它和小说故事有时还不一样，小说故事偶尔雷同、“撞车”情有可原，散文就不行。散文必须是自己的“这一个”，千人千路，题材可以差不多，内容绝不会雷同，不存在“撞车”问题。
庆礼的散文我读得不少了，在我看来，篇篇都是原创。他大概追求的就是创作自己的散文，而不是模仿和“师从”。学文化可以师从，搞创作决不能师从。创作创作，不创不作，只有有创建（创意，创见）了，才可以挥笔而作。
《故乡的年》写了作者一家十三口在春节这样的民俗大节里的过年情形。作者用几个场面写了这一“盛事”。首先是“推年磨”。母亲的忙，父亲和哥哥的排队等候，轮到自家“推年磨”了，由于人口多磨的粮食也多，一般要用两天才能推完，这么漫长的时间，小小年纪的庆礼常常抱着磨辊打盹，母亲就“哄骗”他，他“想着推完磨就能吃上香喷喷的白面馍馍”，于是就“精神抖擞地攥紧磨棍，跟着大人们围着磨道推起来，似乎觉得是在一圈圈走近新年”。推“年磨”的同时，家家还要打扫庭除，把积攒了一年的角角落落的灰尘擦拭一新。“蒸馍”也是办年的一项重要工作，总是一家人齐动手，父亲合面，母亲团揉，哥哥、姐姐轮流烧锅，人尽其用，各有事做。买红纸，写春联，老私塾先生的认真，庆珍哥的涂抹，均博得阵阵欢笑。鸡鸣狗叫，鞭炮声声，年味十足。这样的细节是作者独有的，是他的“原创”，别人不可能重复的。
《告别搬家》写了作者辗转他乡工作的十几次搬家，其中的情趣在于妻子的嫁妆，结婚时因为房子小，没有弄来，后来有了大一些的房子，弄来了，老结实的实木家具，经受了多次搬家的折腾，虽有碰碰划划，却毫发无伤。但是，最后进城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不得不忍痛换新，北方购木，南方找人，打了一套新式五组合。搬家，几乎谁都经历过，想庆礼写得这样质朴动人的不多。而且，作者并没有满足于描述搬家历程，而是笔锋一转，发起感慨：
几次搬家，使我悟出许多道理来，家会在搬迁中不断升华。首先，搬家身体能受到锻炼，每一次搬家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大包小包，大箱小箱，又捆又扎，大车小车，上上下下，来往反复；其次，情感能得到考验，每搬一次家，一段时间内，大人孩子都有离乡背井之感。俗话说，故土难移。这是特别需要全家人协调配合，关心照顾，理解和支持，从而使夫妻感情进一步加深，孩子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不断增强。经过一次一次搬家的锻炼和考验，家更加牢固、更加温馨、更久幸福。
搬家这样的苦事，在作者看来，倒成了幸福的催化剂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就在于你怎么看问题了。从心理学的角度说，喜新厌旧是普遍的情绪，某一种方式久了，人们就渴望改变，一河水，平静不如流动，一间房，守旧不如翻新，人们在“新”中享受变化，享受快乐。是不是一切改变都是好的？恐怕也不尽然。然而，改变的声音总能蛊惑人，这是心理使然。苦中有乐，动中有乐，因为心境变了，乐也就在其中了。问题是，作者把搬家这样的事情上升到了情感的高度，这样的乐，是极其高尚的。这也是作者的独到感受，但是却说出了普遍的道理，说出了别人也许有所悟可是没有说出来的感受。
《祥和之夜》、《父爱如山》、《冬天的村庄》、《不见耕读》、《童年的梧桐树》等等，莫不如是。
五
庆礼散文很具有他自己的个性特点。总结起来，我以为是：
第一，选材的个性化。他选择散文材料，尽可能是只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身边的，即使需要背景材料，需要民俗的东西，这些背景材料和民风民俗，也是要为他的书写主体服务。前面所举的《故乡的年》就是这样，里面有大量沛县农村过年的民俗，如“推年磨”、蒸馒头、贴春联、拜年，等，这些都纳入他的主题中，都是为作者童年过年这样的题材服务的。自己经历的，往往才是最特色的，是和别人不一样的，这样的材料容易引起关注。《冬夜清仓起祸端》，写的是父亲在那个“共产风”里抵制“一平二调”的故事。一个冬天的晚上，父亲从外面开会回来，长时间坐在长凳上一声不吭，母亲做好饭叫他吃饭也不吃，后来拔腿跑出门，他是去通知几个可靠的队长，连夜清理粮仓，“一分为二”，一部分交给公社调往他处，一部分坚壁起来，藏在地主家，让天亮后来清仓的人找不到。就是这些粮食救了全村人的命。可是，父亲若干年后还被揪住这件事不放，翻老账批他斗他。这个材料是别人不可能有的。也许有的地方确实也存在这种现象，但是经历的人写不出，后代又不会写，听到的人写出来就不是原本的样子。只有陈庆礼，那是他父亲的所为，他写了，可以说是“亲历”“亲见”“亲闻”的。这是他的“专利”。
第二，感悟的个性化。庆礼写散文，也有边叙边议、夹叙夹议的，可是他的“议”就是他的议，他议的是自己，悟的是自己，虽也不免“大道理”，可这“大道理”是服从“小道理”的，是为自己的“小道理”寻找或者生发宏观的境界的。如《散步人生》，说的是作者自己与妻子婚前婚后常常一起散步，边走边谈，感情也在这走和谈中升华，加固，以致恒远。清晨，共同送走上学的孩子，便融进茫茫晨雾，或跑或走，或摔打或比赛，一个小时，三公里多路，筋骨舒展，气血充身，全天工作和生活养足了精神。傍晚，“乘着晚饭后的余兴并肩走向野外”，“在不紧不慢的脚步中，带走了一天的紧张和疲惫，带来了身心的放松和愉悦”。
在落日的余晖中，我们相拥而行，漫步在林荫道上，兴之所至，目之所及，我们从杨柳吐绿感觉到春天的生机；从暴雨滂沱领略到夏天的壮阔；从凉风习习体会到秋季的爽朗；从白雪飘飘品味到冬日的宁静……散步中我们走过一年四季，同时也感觉到大千世界里，大自然是如此的变化无穷，人生百态中，生活是何等的丰富多彩。
散步中，我们越来越探明一个问题，领悟一条道理，人只要热爱生活，善待他人，生活永远是美好的。每想到这就感到脚步越来越轻松，信念越来越坚定，决心照着明确的目标走下去，走出一条快乐的人生路。
他的这个感受，就有很多的特殊处，就是他个人的独特的感受。他感受到的，是真的人生道理，我们读来，何曾不觉得受益呢？
第三，语言的个性化。庆礼散文语言很质朴，是那种乡土语言加上一点幽默和风趣，几乎是口语化的，但又不同于口语。如《晚年的母亲》里：
母亲一生养育了六个儿女，1978年婶母病故后，两个孩子跟我们家一块过生活。家里最多的时候有十五口人，八个学生，耕种近二十亩责任田。做饭每顿蒸一大锅馍都不够，吃饭两张案板坐不下，院子里整天熙熙攘攘、说说笑笑、吵吵闹闹。母亲有时累极了，被吵烦了，就坐在堂屋门前的台阶上叹息：“我哪辈子造的孽，什么时候才能买静求安呀？”话是这样说，可活还是少干不了一点，日子还是照常过。……
这些基本都是当地农村的土语，如“做饭每顿蒸一大锅馍都不够，吃饭两张案板坐不下”，“可活还是少干不了一点”，纯粹是口语，一般书面语不这样说的，用主谓宾定状的语法分析也是不大合乎规则的，但是人人看得懂，是经过作者改造过了的方言。这里运用这样的语言，更显得生活化，地方性，还无形中增加了感人的表现力。庆礼出身于农村，乡村丰富的方言土语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语言资源，他以一种较为规范的方式改造这种语言，成为了他的散文书面语，写的是平平常常的事情，又平平实实的写来，不堆砌形容词之类，只作恳切的叙述，流露出一种真挚的人情美，正适合用来写晚年的母亲，表现乡村生活，于是他的散文达到了语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第四，表现的个性化。庆礼用笔朴实平淡，写得本色自然，甚至有点琐碎，有点过分铺陈，但却有着很强的感情冲击力。其实，自然是美，琐碎也是美。我以前读梁实秋，读朱自清，读俞平伯，都是觉得那种雍容，那种琐碎，那种自然，是透骨的秀美、壮美，隽永。于是，在我的美学库里，琐碎和雍容，正如杨贵妃和西施，那是美轮美奂的东西。可能我有点偏颇，我不喜欢那些太“瘦”的文字，文字简练固然好，可是要是达不到修辞的目的，再简练有什么用呢？当然，雍容和简练都是要看语境的，要看表现的效果。《不见耕读》多使用白描，语言就简练得多。作者在短短的文字里，写了他的三个老师，都栩栩如生，鲜活动人。第一个是静姑，“她身材娇小瘦弱、文静漂亮，满头乌黑飘逸的长发，特撩人惹眼。”静姑很爱她的头发，常常夕阳下坠时让学生们到河里端来清澈的水，伸着细长的脖颈把头探到水里。静姑终于耐不住乡村的寂寞，找她做外交官的哥哥去了。第二个是莲姑，她善良，勤劳，“既认真又有耐性”，把破旧的校舍弄得“干净又有条理”，待孩子如家人，可是一天，她在学校门前上了花轿，从此离去。第三个是作者的二叔，是“三位老师中最机警、最聪明的一个”，为人也厚道，他还发动学生用芦苇编一些有趣的小制作，边做活边讲故事给学生听。一次作者听得入了迷，不小心苇眉子划破了鼻梁，至今还有一个疤。这些语言，这样的叙事方式，无论是雍容还是简练，都很自然贴切，细腻而不显枝蔓，精练而不输其详。就是在这样的特色里，他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完成了主题的站立，成就了文章的章法，也赋予了文字以生命。
六
散文是个易写难工的文体。什么样的散文是好散文？恐怕至今莫衷一是。但是，大体的标准是有的，那是人们心中的“秤”。在我看来，好的散文应该具备五个字：情、趣、理、智、美。具体到每一篇，可以某一个字两个字突出些，其余各字相配合。这叫“一个好汉三个帮”，众星捧月。散文最见作者的综合素质，绝不是一篇散文里有其中一个字的因素就是好的了。我以为，一篇好的散文没有三个以上这种因素的融合是不能赢人或者传世的。无三不立，三生万物，三维空间，三种因素构成一篇隽永的好散文。
庆礼的散文一般都不长，但很值得把玩，是需要细细品尝的，是越品尝越有味道的那种，其中的美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往往是综合的。比如《犟爷》，文字不长，用朴素的语言，乡村土话，拉家常一样的句式，没有多少“场面”描述，大部分是一般叙述，却把一个怪老头写得有骨头有肉栩栩如生，那独特的性格跃然纸上。
犟爷这个尊称似乎很不雅，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大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说起他那股犟劲，周围十里八村，远近闻名，老幼皆知。单说“入社”那件事，就足以令人折服，恐怕偌大个中国，很难找出第二个人来。但这件事也决定了犟爷后半生的坎坷路程。
这是开头，就是这样的语调，后面又用了大约一千五百字，就把犟爷的一生有始有终有模有样有声有色地叙述了出来。犟爷叫张东升，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父母都饿死在逃荒的路上，他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给人帮工，靠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了两个小钱，娶了媳妇，买了两亩半薄地。可没两年，解放了，后来合作化，他就是不入社，都说他是“老怪物”，连多年的伙计也疏远了他。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后来闺女小兰渐渐长大，受不了同学们的指责和白眼，闹着缠着她爹把地交给集体，犟爷一气之下在地头上握了两间筒屋，过起那“与世隔绝”的田园生活来。清晨，他深深呼吸着田野里新鲜而充足的空气；傍晚，他独自沐浴着晚霞的余晖；晚上，他安详地躺在土坯炕上，做着那与世无争、有吃有穿的梦，常常做到得意之处，梦里笑出声来。
就这样一直坚持到“文革”，挨了不少斗，还是思想不开窍。他说，“什么芝麻主义，绿豆主义，这我不懂，我就知道庄稼人要以农为本，就得两脚插在地墒沟里，凭力气靠技术种地吃饭。”最后，胳膊拧不过大腿，“他还是被强迫入了生产队”。改革开放以后，他坚决要求承包他原来的两亩半地。可是，毕竟年纪大了，干不动了，成了贫困户，他自己也累死在了那块地上。不过，甚至那些批斗过他的人，也不得不说，“还是犟爷法子对，咱几十年大呼拢这不又回来了吗？”半年后，这里盖起了厂房，犟爷的坟在厂房后边。“后来，人们常把犟爷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听后引起大家的发笑，每每却使我涌上阵阵痛楚，陷入久久沉思……”散文到此结束。
这个在他的散文里并不起眼的一篇，我们也可以看出，它涵盖了多种美的因素：有情，有趣，有理，有智，有美。“情”，表现在作者以第一人称，字里行间洋溢的是对犟爷的同情和赞扬之情，特别结尾处，他的痛处，他的沉思，是此情的强烈表达，且有言未尽。“趣”，这样的沉重题材，作者写来却是妙趣横生，可谓“重话轻说”，趣从中生，上面的一些引文就可以看出，不必细说。“理”，也是明显的，“犟爷的法子对”，这是对我们走过的道路的一个总结，亦可以说是“重大话题”了。“智”，犟爷“犟”，也不是拧着脖子的犟，而是用了一些方式的，不然他也不会土地私有到最后，如他的“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如他离家“出走”，在他的二亩半地里搭起筒子屋过起“与世无争”的生活，等，这是农民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智慧的表现，当然也是作者的智慧，叙述的智慧所致。“美”，一般指两个方面，一是结构的美，二是语言的美。庆礼散文结构都很精巧，属于短小精悍的，《犟爷》也是，如前所述，一看便知。语言上，这篇一如作者语言风格，朴实，诙谐，有点“冷幽默”，乡村语言多。乡村语言表现出来的，往往不仅是美的，还是有很强的表现力的，书面语言有时候要说一大堆，而乡村语言三言两语就能表达清楚，且风趣，寓意丰富，能指更多。
7
这两年，庆礼佳作不断，在《雨花》，在《人民日报》副刊，还有一些有影响的报刊，时有推出，受到圈子里外的好评。在正规文学被一般读者特别是“圈子”以外的人赶出视野之际，庆礼的散文能如此走红，可见他的文品之好，老少皆宜，官民皆道。他是“下里巴人”，又是“阳春白雪”，——这，应该就是庆礼散文的艺术特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