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龙年春节

春节临近，看着空中漫天飞舞的雪花，听着此起彼伏的爆竹声，闻着那飘散在风中的鞭炮味，不禁勾起我对孩提时代过年的回忆，至今记忆犹新。

1952年正值龙年，那正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人们过年虽没有现在这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更没有漂亮的衣服，但我们一年中最值得期盼的还是过年。尤其是到了农历腊月廿四，就进入春节倒计时了，每天孩子们都情不自禁地掐着手指算日子。大人们却为过年而忙活，搞卫生、做年糕、购年货、贴春联。那时候的年味真浓，过年穿新衣是孩子们的一个心愿。

那时，母亲辛苦缝做新衣的情景，至今还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母亲用纺车将一团团棉花纺成一条条细纱，并在织布机上穿梭织布，然后将布染色，每晚母亲都在火光如豆的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制新衣。有多少个夜晚，她戴上“顶针”，拿着锥子辛苦地缝做布鞋。凛冽刺骨的寒风，冻得她皮肤粗糙且开裂的双手直流鲜血，血滴染红了布鞋，每当深夜，我醒来时，仍看到母亲忙碌的背影。腊月廿九晚，母亲又一次仔细地检查一遍孩子们的新衣、新帽和新鞋，是否都准备妥贴，直至东方欲晓时她才躺下睡一小会儿觉，母亲都为家人操劳，唯独没有想到自己。多少年来，母亲为我们操碎了心，那一份博大而深厚的母爱使我感到无比温暖与幸福，至今难以忘怀。

记得春节的早晨，母亲会把新衣整齐地放在我们的枕边，等待我们穿戴，早上我三两口扒完饭，然后和早就等候在院子里的小伙伴们出去玩耍。那年腊月卅上午，看到邻居家孩子穿上了新衣，于是就迫不及待地央求母亲提前一天给我穿新衣。但母亲一改平时的慈爱，板着脸严厉地说：不行！一定要等到大年初一才能穿。而过年后的正月初十，母亲就照例要我们换下新衣并将它束之高阁，说明后年过年还可以拿出来充作新衣穿。此时，“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我极不情愿死赖着不肯脱下新衣。

那年代，家里没钱，物资又异常紧缺，能穿上新衣裤那是够高兴的。记得那年春节将近，母亲为我没有过年的新衣而发愁，恰在外地工作的大叔想方设法给我捎来一身布料，母亲熬了好多个夜晚给我赶制了一身新衣裤。大年初一的早晨饭没吃我就急着要出去向同伴“显阔”，在疯玩时一不小心，将放在衣袋里的鞭炮撞在桌角上引起爆燃，一件好端端的新衣被燃出了一个大洞，父母亲虽很心疼，但也没多责备我，这更使我倍感内疚。

那时候，孩子们天天盼着过年，因为过年能穿新衣，有好吃好玩，而更令孩子们快乐的还当数放鞭炮。小时候家里穷，过年也很少买过鞭炮玩。如果邻居有谁家大人在燃放大串鞭炮，附近的孩子们听到噼哩啪啦的响声，都会趋之若骛，争先恐后地去捡那些落在灰烬间的漏网之鱼——未燃放的小鞭炮。大家你推我搡，尽管衣服被弄得很脏，但能捡上几个“战利品”，可兴奋得如获至宝。有时候我们捡得稍多一点，也舍不得一下子燃放完，省着在过年的其余日子里都能过上一把“鞭炮瘾”。这时即使捡了一些没了引线的“哑炮”，那也挡不住孩子们玩鞭炮的野兴，即便听不到响声，看上“刷刷花”也高兴，于是大家把鞭炮拦腰折断将火药放在一起，用线香点燃，看着在夜色中火花四溅的鞭炮，孩子们欢呼雀跃乐在其中。

有时我们把鞭炮埋在厚厚的积雪中引爆，炸得雪花飞溅，好看极了。但淘气的我们更喜欢搞“恶作剧”，把鞭炮插在刚屙出来的形似现在生日蛋糕状的牛粪中点燃，然后我们迅速地闪开，回头时看着牛粪被炸得四处飞溅而不亦乐乎。一次我们正玩得高兴，那知炸飞的牛粪溅得刚路过的叔叔满身都是，叔叔气得暴跳如雷，追着要狠狠地揍我，我们如鸟兽散，四处逃遁。有时我们为了增强爆响效果，经常把点燃的鞭炮放入破脸盆下面或者水缸中，那一声声“砰、砰”的“立体声”钝响，增加了燃放鞭炮的另一番乐趣，也给春节增添了浓浓的年味。现在联想起那童年燃放鞭炮时兴奋快乐的感觉绝不亚于今天观看五彩缤纷的焰火晚会。

除夕之夜，我们全家人坐在简陋的厨房里，对这些平日难以尝到的“佳肴”进行大扫荡，房中充满了温馨和欢乐的笑声，伴随着零星的鞭炮声，我们度过了祥和难忘的除夕之夜。

现在，我想那时我们期盼过年，是因为那时生活条件有限，好吃，好玩，好穿的都只有在过新年时才能得到，觉得过年很快乐，很幸福。如今物质极端丰富，吃的、玩的、电视、电脑、游戏机、手机，新颖别样的礼花，应有尽有，可现在好多孩子却觉得不快乐，不幸福，过新年也没意思。这真似：“幸福与快乐，不能用钱多少来衡量。”

往事已过去七十多年了，那时虽然生活艰苦、物质贫乏，但是童年过年时穿新衣和放鞭炮的喜悦与幸福情景却历历在目，依然是那么沁人心脾，荡漾在我的心头，激起了我对童年生活美好而温馨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