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说:教育就是当一个人把在学校所学全部忘光之后剩下的东西。
我的理解是,只有真正渗入灵魂,深入骨髓的东西,才是教育所剩的东西。原香港大学校长程介明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教育新常态是返璞归真,把教育回归到学习,符合学习的规律,符合学习科学的趋势。把学习还给学生。
由此,我想到了《红楼梦》写读书的两种态度,读科举考试的书,非死即伤;读闲书,就是文采飞扬。《第九回》写宝玉与秦种在私塾课堂上不是读书学习,而是打架。课堂变成了战场。《第二十三回》贾宝玉随女孩子们入驻大观园。刚进入时,心满意足,住着华屋,观赏美景,每日只和姊妹、丫頭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潜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十分快乐。可是久而久之,就觉没意思起来,静中生烦恼。估计就是脖子上挂的那枚石头作祟。
看见少主人整天闷闷的,仆人茗烟因想与他开心,左思右想,皆是宝玉玩烦了的,不能开心,惟有找些宝玉不曾看见过的,便走去市井书坊内,购买了那古今小说,如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买了许多来,引宝玉看。宝玉何曾见过这些书,一看见了便如得了珍宝。其中,宝玉在阅读《西厢记》时,与黛玉偶遇,借着一句台词“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将两人的心牵到了一起。两人共同分享,一同葬花。
然而,少男少女的快乐与美好总是遭到批评。《第四十回》,在金鸳鸯三宣牙牌令的游戏中,黛玉的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牡丹亭》唱词,引来了薛宝钗的兰言解疑癖。所谓兰言,就是善良的批评。薛宝钗告诉说:“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勾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看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子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你我只该做些针指纺绩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薛宝钗这一番说教充满着矛盾。
首先,她祖父爱藏书,肯定藏有那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否则她们怎么能读到?如果那些不是“正经书”,那么她的祖父为什么收藏?另外,有谁能够保证读书就一定能够明理,明理就一定能够辅国治民?
在中国经历二千年多年的封建社会,儒家文化一直为主流。仁义礼智信,溫良恭俭让,四德八维,之所以能够维系,正是那些闲书经读书人之手,向民间通过诗词曲,明清的小说广泛传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正因为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街谈巷议,构栏茶馆,耳濡目染,入驻精神世界,才构筑了上下五千年灿烂的文化。我认为那些闲书才是文化构成的主要载体,真正的善恶是非不是权势说了算,而是普通劳苦大众内心的判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