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体的文学
——谈中国首个“文学之乡”的文化元素结构
姚志忠
宁夏西吉县是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吉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相对贫困的地方,但文学底蕴丰厚,文学创作非常活跃。
一、西吉文学的根基系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
1、早期的游牧文化
游牧民族是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基于依赖稀缺的水资源和可持续轮换使用不同的草场,在游荡和半定居的生产中形成的人类智慧和文明。西吉游牧文化具备以月亮山草场、葫芦河水源为基础的原始游牧文化的所有基本要素。
在最早的游牧民时代,西北地区就是以黄河两岸为主的游牧生活,也就是后来的黄河文化的最原始元素。其实游牧业和中世纪畜牧业经济活动基本大同小异,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认知过程,是人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界的劳动过程中,依据自然条件选择的必然形式之一。广袤无垠的草场资源是游牧民族赖以繁衍生息的空间。但又因草料充足的地方大多在高原深处,存在着地势复杂,气候寒冷,土地贫瘠,沟壑纵横,灾害频繁,有机植被薄、降水量少、蒸发量大不足之处。也就是说,水草丰美的牧场是有限的,牧场的养畜量是有限的,牲畜提供的生活条件也是有限的、资源是紧缺的。而西吉的游牧条件正是在游牧民逃避这样一种环境下选择的最适宜生活的地方,所以有着最原始的游牧文化。
那时起,西吉就有以月亮山游牧为中心地,也就是形成西吉最早的独特的游牧民文化。从这些文化的基调中可以考证当时的人们是以牧为生,居无定所的生活。这也是西吉文化最原生态最原始最流传广的民间文化,直至现在,还流传着很多的早期原汁原味的民歌、牧歌、民间小曲、原始花儿等。早期的游牧民文化给西吉扎下了原始的文化之根。游牧民文化其实就是我们的祖先随着自然规律寻找一条生存之道,当时看到黄河沿岸水土肥沃,水草茂盛,就一路游荡形式的放牧,后来才慢慢的定居下来了。
人们把这条流经神州大地心脏地区的浊流升华为“圣河”,《汉书·沟洫志》就把黄河尊为百川之首:“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黄河为宗”。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印记也就深深烙在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上。在考古中发现,早在旧石器时期,固原这块土地上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为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中西方文明的结合带,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原文化研究》记载:秦始皇置三十六郡,固原为北地郡,明朝设立固原卫,清代升为直隶州,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都到过固原巡视。西吉自古就有畜牧发达,因气候凉爽有丰足的牧草,早在西周时期,周武王、周穆王先后迁徙泾洛上游的“大元”,这说明西周时期的西吉就已经牧业很发达了。
有古语云“天下黄河富宁夏”,就可以考证老祖宗随黄河游牧,从那时就认识到黄河水资源的重要性。自那时也就留下的生活足迹,这些生活中的原始文化也就扎根在西吉月亮山自然生态区及周边。这其实是最早的黄河文化之一,也就是以后的陇东古文化。宁夏文化除西夏文化比较带有地域性以外,其它的都是陇东文化,到现在也属同一个体系的文化。
2、农耕文化
中华文化有着上万年的文明起步历史,中国最古老的传统社会生产经济形态是农耕经济,农业给古老的中华民族提供了基本的衣食之源,创造了相应的文化环境。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厚的基础源于农业。由于西海固地区气候偏低,空气暖湿、为古人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相对优越的农耕环境。考古西吉古文化,农耕兴盛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这个时期在西吉是以畜牧并兼农耕为特色的经济文化,在二者相互并存但又彼此冲突的发展过程中,直接促进了西吉地域特色文化的快速发展。
从游牧到定居是游牧民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也是由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过度的进程,人们过上了由游离到稳定的生活,文化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那时就有以生活为原型的属于西吉这片土地上的独有的以农为主,横向发展的文化。位于黄土高原西北边缘的西吉,境内以月亮山为主脊柱,将全县分为南北两壁。沿山脉形成的驼峰形、云雾山、月亮山等大小高低数十座山峰,构成北高南低的地势结构。县内气候温差较大,有利于多种农作物耕种,这就促使农耕文化相对稳定时间最长。这种文化由于人们逐渐定居的生活方式也就形成了一种很朴素的口口相传的带有各地不同地域性的文化在此相融合成西吉地域性文化,可以说是各地游牧民定居后相互融合的独特综合性的西吉文化。这种文化成型后就出现了很多不同方式用文字能记载和传承的方式。当然这也是西北文化大海的一个支流。
一些史书也记载了“葫芦河沿岸早在远古时代,葫芦就开始种植食用。”直至现在这里仍流传着很多关于葫芦的故事。黄河农耕文明是以北方旱作农业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经济文化体系。但是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西吉文化产生重大作用与影响的,仍为厚重的黄河农耕文明。《孟子》中记载了三皇五帝在塞上北牧地区烧山林改垦种的“功绩”:“当尧之时……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在《诗经》中,我们听到了先民们砍伐时的吟唱:“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伐木叮叮,鸟鸣嘤嘤。”
农耕时代人们更依赖于黄河的水资源,沿黄河两岸游荡放牧的生活过渡到了依河而居,开始农耕。当然,随着这种生活过程的变化也就促使社会进步和文化更新。时代的更新首先是人们观念和文化的更新,也是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在西吉就特别明显的看到人类曾依山而居,依河而作的农耕文化遗产。葫芦河沿岸至今流传最早的民间花儿、小曲、故事就是最好的考证。
3、边塞文化的出现
西吉的边塞文化具有独特的元素,包容着长城边塞文化、丝路边塞文化、西域边塞文化。秦汉时,西吉是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区,也是抵御匈奴的前沿。边塞,顾名思义就是边关要塞,一般边陲苍凉、金戈铁马、边塞烽火、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这些化成军旅诗人笔下的壮丽边塞诗篇,同时也构成了具有中原文化西海固地域特色的边塞文化。高诱在《战国策·秦策》中说“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这四关之间的地域即是关中。萧关可称北面门户,西吉当属北面前哨。这里还是中原文化的交汇处,当时由于汉胡杂居,形成一种胡汉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边塞文化。“左控五原,右带兰会,黄流绕北,崆峒阻南,据八郡之肩背,绾三镇之要膂”、“回中道路险,萧关烽堠多”,可见西吉自古就是关中通往塞外西域的咽喉要道上的关隘和军事重镇。在西海固我们可以从头营、一营、二营.....七营、八营,在西吉有上营、大营、马营等这些地名考证得知这里曾一度是屯兵驻军兵家必争之要地。西海固的边塞诗具有鲜明的西海固地域文化特色,有些诗句再现了西海固边塞风光和地域风情,而有些则揭示边塞战争的艰苦,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使至塞上》唐·王维)。“出塞入塞寒,处处黄芦草”(《塞下曲》唐·王昌龄),我们从王维奉命赴边疆慰问将士途中所作的一首纪行诗,也可以从盛唐著名边塞大诗人王昌龄以登第之前赴西北边塞所作边塞诗就知道这里不但是边塞之地,而且是边塞战地。“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诉衷情》》宋·陆游)“塞上今年有事宜,将军承诏出全师。精金错落八尺马,刺绣鲜明五丈旗。上谷飞狐传号令,萧关积石列城陴。不应幕府无班固,早晚燕然刻颂诗。”(《塞上》宋·陆游)。明代巡察使李素“路人入城苑,临风独怆神。四年三度旱,十室九家贫。冻雾浑米日,寒芜尚待春析声烽火塞,偏切宦游人。”描写巡边途中在固原一带所见自然环境之恶劣和百姓生活之疾苦及作者内心之悲怆。明代中叶著名的政治家,重臣清吏杨一清的长诗《开府行》后序《题固原钟楼》一诗阐明固原是边塞重地和抵御蒙古鞑靼、瓦刺各部势力的第一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更可从边塞古长城、古道、古墓葬等遗址考证西海固特殊的边塞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固原的北方游牧民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交汇之处,生活着史书上记载的“西戎八国”中的义渠戎等,它们创造了先进的青铜器等,1960年在西吉白崖半子沟村率先发现有青铜文化遗存,20世纪末,在固原发现挖掘有青铜墓址百余座。由此考证,西吉是关中的北边门户。纵观西吉历史,现存的古长城、关隘、烽火台、堡寨、烽燧、古道、古战场残存的遗留物、众多边塞历史遗迹,西吉的民族生活,各种不同的边塞文化艺术,都见证了古老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过程,都彰显一种边塞文化的特征。西吉独具地域特色边塞文化资源不外乎是西吉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西夏文化的渗透
据《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载:党项人是中国古代羌族的一支,党项人积极吸收先进的汉族文明,凭借宜农宜牧的自然条件,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西夏文化,推进了西北地区的统一及民族融合、经济发展,为中国元代大统一奠定了基础。西夏文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吸收了儒家文化作为其治国之本。比如,创建西夏的党项人本来是比较原始的游牧民族,不但吸纳了汉族的农业和手工业,还有文字等文化。西夏文字与汉字就有都属于表意文字体系,都属于方块文字共同之处等。西夏社会风俗和生活习俗也在不断的和汉族文化相互渗透,彼此融合。尤其西夏国与宋的决定性战役就在宁夏西吉境内,把宋夏的战事史诗文化也留在西吉。
西夏是一个以游牧立国的小国,西夏建国后多次与宋、辽交战,好水川之战中击败北宋,并于辽夏第一次贺兰山之战,大胜辽国,奠定西夏在辽、宋两国的地位。西夏文化(也叫大夏文化、党项文化)的地位也随之提升,乃至占据当时所统治地区的主流文化。西夏文化是自景宗元昊建国后,随着其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党项族汉化的加深,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西夏文化由于吸收了周边名族及邻国文化的养料,取长补短,融合为一。因此,西夏文化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对元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成就不仅表现为儒学佛教的兴盛,还表现在管制、兵制、法律、礼乐等典章制度,以及文字与书法、文学与史学与历法。
西夏文化是宁夏文化独有的瑰宝,在西海固的渗透是西海固文化主流发展的催化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把固定的,成型的一种以农为主的文化格局彻底的打碎,这种打碎不是破坏,而是糅合多元素文化基因,是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有机结合。可以说是已经形成了混血文化并且得以落地生根和发展。西夏三大战事即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三川寨之战。其中起决定性战役的好水川之战就在西吉。天都山、西华山、月亮山就是西夏向南进攻发起三大战役的的据点。在单家集到好水四十华里的地段曾经发生历史上著名“好水之战”(这两处古文化现存的遗址离西吉县城也就是不足40公里)。就在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陈田玉一带,农民打庄整地、挖渠开沟时翻出成堆的白骨。在单家集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生产队组织开挖水渠时,就发现了大量的人骨和马骨,一坑一坑地埋着,最厚叠压骨层达2米左右。在西吉兴隆镇陈田玉村北红岗遗址沿山崖边,到处是层层的白骨,有距崖顶几米的,也有距崖顶十几米的。在农民耕田取土时,还挖出豆绿瓷盏、铜(铁)箭头、四系灰陶背壶、马刺、瓷蒺藜、将军罐、陶灯、铁琉球、瓷片、铁甲和一把铁刀(铁器出土后基本腐烂)。插在人马头颅的铁箭长约6公分左右,三角菱形,证明西夏当时使用武器主要是铁器(这与史料记载吻合)。后来,在宁夏的考古队努力下,相关一系列文物的出土进一步有力证明好水川之战古战场,在宁夏西吉县兴隆镇王沟、陈田玉、姚杜村一带。
好水川之战后,宋军大溃败,宋军副帅范仲淹独坐帐中感叹的写下了《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西夏军师张元在大败宋军后率部经羊牧隆城行进贺兰途中趾高气昂地在界上寺墙壁上题诗一首:“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这些遗痕在将台堡火家集的羊牧隆城还可看到。
5、古丝绸文化
“丝绸之路”仅指自中原经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到中亚和地中海的贸易路线。沿途各种民俗各种文化各种地域风情都随这条路上的商队南北交融、东西互补,形成了非常丰富的文化,而且也是历史上中国与欧亚大陆各国文化交流的“符号”。历史上,“丝绸之路”主要存在于和平时期(战乱时往往中断),因此,丝绸之路的具体线路和空间走向随着地理环境变化、经济发展状态以及政治和宗教演变而不断发生变化。在西海固的萧关古道,就是历史悠久的“南方茶路”和北方草原贸易路线。做为当时商贸主要的交通驿站,就会把南来北往,亚欧一线不同的文化遗留下来,再得以积淀、发展并与当地的本土文化交融渗透互补。伴随商品贸易和人员交流,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文化相互借鉴,产生了灿烂的文明。汉唐时这里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地。关陇河西道,东段又分为南、中、北三道。固原是丝绸之路北道东段上的边关重镇,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地处中原农垦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汇带上,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地。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促成汉朝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历史悠久的“南方茶路”和北方“草原贸易”路线,以及自宋、元开始的海上贸易路线,必经西吉。西吉的地理位置,正处在东段北道的交通要道上。开凿于北魏盛于唐的须弥山石窟、萧关古道是丝路的要塞,商队屯住固原须弥至西吉丹霞一带,途经西吉过敦煌再入腾格里沙漠。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促成汉朝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西吉,是丝绸之路上的枢纽,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佐证,更是丝路文化重要承载与最大吸收地。
6、回族文化
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它来自这个民族每一阶段的发展的价值取向,也是一个民族生存、生产、生活的体验和积累。它既有中华文化的普遍性,又有自己民族生活积淀的独特性。在祖国大家庭里,回族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民族共同体,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古老的文化,回族是一个从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多元化的民族。有牧有农有林有商有加工业等。回族在我国以宁夏为主,人口较多、分布较广。同时,由于回族有小集中、大分散的居住特点。在内地,回族主要与汉族杂居;在边疆,回族主要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居。回族文化又是在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种文化圈生长、繁衍而形成的多重性、复合型的民族文化,它是华夏文化的组合体。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地域性、局限性。西吉的回族主要是从云南和陕西迁入西吉的,这样就把云南的边塞小文化和陕西的六朝古都的大文化同时都带到西吉,是西吉文化的多条支流相互交融,彼此渗透。这里我要补充说一下,为啥我把云南的回族文化叫小文化,而把陕西的回族文化叫大文化呢。是这样的,云南文化是地域文化(更多的是边塞地域文化),这样的文化是具有地域局限性的,尤其是在当时那个封建社会不像现在的信息技术时代,比较封闭的时代所有的地方文化都具有局限性。边塞的回族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少数民族发展历史的一种文化沉淀,充分体现了回族的民俗风情与文化信仰。而陕西是六朝古都,是全国文化荟萃之地,不但没有地域的局限性,反而是多种文化以最雄厚的基因相互糅合到一起的,打破了狭隘地域文化和单纯的民族文化,促成了大一统的国学文化(也叫大唐文化、长安文化),所以是大文化。不管是小文化还是大文化,落户西吉就是西吉文化。
7、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有机结合,把人文文化和革命理想有机结合,是中国现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而生成的革命文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将台堡给西吉文化注入了红色的血液,也坚定了西吉文化从此走向方向明确,目标一致,这使得文化成了一种武器。红色文化从思想上、人文理念上改变了西吉文化的原始状态,走向了新生的文化,甚至很超前的走向了“二为方针”的社会主义文化。因为红色文化就是最初的社会主义文化。当人们盲目地为文化寻找标签的时候,红色文化指明了、也见证了文化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导航。因此,中国人的红色情结与生俱来,它流动在民族的血脉里,遗传在民族基因中。西吉的红色文化不是空话,也不是大话,更不是高调,是实实在在的一块文化丰碑。就西吉的民族团结而言,长征途经单家集,伟人进居单义堂,毛泽东主席夜宿单南寺,与回族阿訇彻夜畅谈,把革命的主义和宗教的信仰统战在同一条路线上,那真的是把一笔红色文化财富留给西吉。西吉回汉民族是有着强烈红色情结的民族,西吉的红色文化元素也是“文学之乡”的最新鲜大动脉血液。
8、现代文化
现代文化又把文化细化了,文学是文化的长子,西吉文学就是这样一种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晶,在作家眼里三元一体的文化就是成熟的文化,那么西吉至少已经是八元一体的文化了,这就促成了西吉文化在经济相较落后的情况下文学能走在全国的前列。“多元一体”的文化积淀是首个“文学之乡”的真正内涵。
二、西吉文学发展的双翼
1、组织布局:文联的重视程度高,能从系统的角度激发文学爱好者的内在潜能。
西吉文联在培养新人方面走出了一条很具独创性的道路。一些地方出了文学大家,出了优秀作品,但总会多多少少出现文学断层现象,但在西吉就没有出现过。就全国来说,文学接力这一点陕西省一直走在全国最前列,西吉毫无疑问也列在第一阶梯里边。这些都归功于文联、作协对新人的不懈挖掘、培养。文联不定期的邀请区内外著名作家、知名编辑举办各种文学授课、讲座,举办面对面的改稿会,举办各种征文大赛,想方设法引导作者努力学习,勤奋创作。在西吉参与文学创作人员近三百之多,有十多位中国作协会员,五十多位省级会员,百余名市县级会员。从专业作家到业余作者,从小学程度到博士研究生,有机关干部、在校学生、商人、农民等各行各业、各年龄段、各文化程度不同层次都有,这样一支庞大的文学队伍在全国各刊物发表诸多作品,形成了良好的整体影响力。尤其农民作家的成熟是西吉文学的一大亮点。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这样说:“文学是西吉这块土地上长势最好的铁杆庄稼,西吉是中国文学最宝贵的粮仓。”在这一点上,一县走出两个“鲁迅文学奖”(郭文斌、马金莲)是最有力的见证。
西吉文学团队精神强,各学校和绝大部分机关单位都有内部刊物,都创办有相互交流的文学平台。读书社的创建为文学事业的普及和发展打下了基础,最突出的有将台堡农民文学社、中学文学社、单家集红色文学社、龙王坝文学社等30余家,而且都定期出版自己的内部刊物。这些团队之间合作意识强,给西吉文学注入了强心剂。随着西吉文学不断辐射周边地区,多个相邻省份的基层作者也加入西吉会员并长期投稿。
2、网络助推: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发展文学事业,文学创作群体大,团队精神强。
西吉已有成型的网络文学公众号八家,定期发表西吉作家作品,或发表个人专刊,或吸收外来优质作品,同时为文联推荐高质量作品。比如《甘宁界》《葫芦河文学微刊》《六盘山诗文》等有很多国内知名作家长期投稿、交流,且引起华人文学圈的关注。在充分、科学利用现代网络资源为西吉文学服务这一方面,西吉无疑走在了前列。
总之,西吉文学已经形成了以下属性:不脱离普遍性,挖掘地域性、打造独特性、揭示生活性、开创引领性,打造自信兼容创新的文学体系。这种体系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也非一两个人,而是广大作者群策群力开创出来的。任何文化只要形成独一体系就是强大的,就具有了前瞻性和自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