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被天下（外一篇）

衣被天下（外一篇）

张玉良

父亲离开我们后，母亲经常说：“再不要买衣服和铺盖，我穿不烂，盖不完，死了背不动。”我们买的衣服，母亲总会跟闲聊的老姐妹们说：“这是儿子买的，这是女儿买的，我让他们不要买，死了背不动，他们就是不听话。”她们说：“你就享福吧，不要把福神爷用脚踢，活着用，死了谁晓得。”母亲乐呵呵的，她其实在夸我们，在感激我们给她买了衣服和铺盖。

她总是舍不得穿新衣服，盖新被子，问她：“你咋不穿？”“家里弄脏了，可惜，有这件就穿到下场的时候了。”母亲说。我百思不得其解，即使有阴间，也是可以选择穿衣服的呀，不是每一年的农历十月一要送寒衣嘛，送那么多，有穿的，有铺的，有盖的。看来迷信里面蕴藏着教育人去节俭，去善待生命的意思。

在农村，老人去世，要穿老衣，还要有铺盖。一般是棉的，最好是用绸缎做的，纤维的不好，里面填上一层薄薄的棉花。传统是“男铺的，女盖的”，也就是儿子要置办褥子，女儿要置办被子,完成送终的最后也是最紧要的一项工作。老人在阴间要生活，得有衣被，以防受寒。

十月一日那天，是送寒衣的日子。据说孟姜女给丈夫送寒衣，但丈夫已服劳役而死，她哭倒长城，烧掉棉衣，自此就有了送寒衣的传统。买回来白纸，有时还有彩纸，剪成衣服的模样，有领子、袖子，有裤腰、裤腿；鞋子是剪个鞋底，粘上鞋帮；铺盖是两张纸，中间夹一层薄薄的棉花。剪好后一件一件地放到簸箕或者笼子里。晚上送寒衣时，母亲取出几件给她去世的老人烧掉，“千里送寒衣”，我年少时也发生过很多疑问，对此不以为然，后来也就当作对死者的一种怀念，剪就剪吧，烧就烧吧。“入则孝，丧尽礼，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

农村是土炕，以前多用牲口粪便作燃料，杂以草末等。最时尚的是铺上毡，毡上铺上褥子，然后再铺上床单，叫苫单；盖的是布被，里面填充的是棉花。困难时铺的盖的，破了就补，原来的布料被补得看不见了，大小不一，色泽各异的补疤镶嵌在被褥上，盖起来很硬，也不暖和。这种被子早不见了，代之以棉被。买来花布作面子，白布作里子。把里子铺在炕上，上面一层一层敷上棉花，然后放上面子，把四面长出的白布翻上来，作为边，棉被就做成了，一床被子就是一个艺术的图案。再翻过来，用针划出一拃的印记，穿上长长的白线，把棉花和里子“引”在一起，棉花就不倒了，很均匀。这样的被子盖起来，贴身，暖和，做梦都是香的。农村娶媳妇要置办两床被子，嫁女儿，嫁妆里必有两床被子，最体面的是红绸缎被面，喜气洋洋。

被子的叠放也是家里的一景。叠得像豆腐块一样，虽不能整齐划一，横看一条线,竖看一条线,但方方正正，温馨怡人。如果有两床被子，叠放在一起，更是一种体面和幸福。爱美的女人还会买来二尺白布，用铅笔画上牡丹，用针绣出来，或着用裰针裰出来苫在被子上。裰针有买的，更多的是自己制造。找到打针头，针头的斜面上打一个丝线能穿过去的眼儿，一个裰针就做好了。把白布用绷子绷紧，按照画的形状，一针一针的裰。针戳过白布，再抽回来，留下丝线，裰得好的丝线一样齐，色泽明艳。白净的底子上，浮着鲜花；有的绣上双喜，有的绣上两只鸳鸯。苫在被子上，你能看到的是鲜花和吉祥。

我前两年担任一个村的第一书记，到老乡家，炕上铺得厚厚的，苫着干净鲜艳的床单；被子叠放在床柜上，足有七八床。“哎呀，老乡，生活咋样，这么好的铺盖？”我问老乡。“好得很，有吃有喝，有铺有盖呀。以前连一床被子都没有。”老乡自豪地揭起一层一层的被子，红被面映红脸庞，洋溢着幸福和自足。

我有工作，按照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九不准”原则，家里有国家财政供养人员的不能确定为建档立卡户，母亲自然就不是扶贫对象。扶贫标准的“两不愁，三保障”，母亲早都实现了。有铺有盖，还有妻子专门买的蚕丝被，妹妹从新疆托亲戚带来的新疆棉，可母亲还是很羡慕扶贫户的。我一回家，她总会说：扶贫队给咱村送来了大米、清油啦，扶贫了手机啦，给养殖大户戴红花啦等。这些虽然母亲没有享受到，但她自豪地给我说：“现在政策太好了。那时候连一床被子都置不起，你大背着小木箱，我跟在后面走到咱家的。”我说：“你那时国家还很穷难，现在好了，你就好好享共产党的福吧。”母亲总会从一床被子说起，忆苦思甜，也寓教于被子，让我们节约，让我们知恩。

我村是固原市法院扶贫，去年除过帮扶建档立卡户，给考上高中、大学的学生奖励外，还给村里所有的老人捐了一床被子。母亲没有参加捐赠仪式，被子是村干部送来的。母亲看着红艳艳的被面，按压着里面填充着的丝绵，抱起被子，如同抱着一个婴孩。“了不得了，太好看了，太好看了，你们咋这么好！”母亲激动地说。“老人家，扶贫队给咱村老人一人一床，让老人安享晚年。被子好着吗，有儿子买的好吗？”“好，好得很，比儿子买的好得多。”母亲从来不会说虚话，这次怎么说得这么好，村干部乐呵呵的，我也乐呵呵的。

母亲胳膊疼，也不再像年轻时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也不再苫上苫巾，但对这床被子照顾有加，总是想法叠放，并且苫上她的头巾，怕沾上尘土。来亲戚了，先介绍：“这是扶贫队给的，村里老人一人一床，轻得很，暖和得很。我胳膊疼，就这床被子盖上胳膊不疼，哪里造的这么好的被子。”我看望她，也不止一次地说这床被子的好。我说：“你就放心盖，烂了咱再买，只要你盖上舒服。”母亲说：“这床好得很，这辈子我够盖了，你就不要花钱了，老了旧的好，越盖越好，到下辈子也有被子盖。”我很感动，一床被子对母亲是多么的重要和幸福。在盛世大唐，诗圣杜甫“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而今十三亿的大国，有吃有喝，有铺有盖，真是千古绝唱。

我想起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评价屈原辞作“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辞作的艺术和以身殉国的爱国主义情怀像被子一样，温暖世世代代的文学家。而今，一床被子，一生的幸福；一床被子，天下安康。

无声细雨润我心

我是一名教师，从教小学开始，教到初中，教到高中，又回到教初中和小学。我最多的朋友是学生，他们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如同细雨，滋润着我的心灵。

十九岁师范毕业的我被分派到西吉县夏寨中学教书。这所学校，有小学，有初中。我任小学三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语文、数学、自然、思想品德等都由我带，也就是“包班”。一周六天，每天至少五节课，可以说泡在班里，我是大哥哥，他们是小弟弟、小妹妹。那时正推崇启发式教学，至于究竟该如何启发，我也搞得真不是很清楚，我以为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就是启发式。学生喜欢回答问题，以为得到了老师的肯定和鼓励，因而抢着举手，抢着回答。有一个学生，感到我要提问题了，就把手早早准备好，高高举起；一条腿从凳子上移到过道里，只要得到允许，就会一个箭步奔到讲台；一旦没有获得回答的机会，非常遗憾地落下拳头，收回腿脚。如何激励他们能有机会回答问题或参加板演，而且要照顾到每一个学生，这是我经常需要深思的。他们教育我公平，监督我心里装着每一位学生，也是他们坚定了我教学的民主思想。

每天课外活动，他们要给我提水。我还没有走出教室，他们已飞奔而去，“给老师提水走”，“走”字拉得很长。当我走到门前，一学生撑开手臂，扳住门框，拦住所有的学生，“老师，赶紧给我桶子！”我说：“你拦着我，我怎么进去呀！”他迅速地移开臂膀，让我进去。我把水桶给他，其他同学喊，“给我，我给老师提。”“你不要抢，你昨天提过了。”一股幸福的暖流流遍我的全身，孩子王，老师，学生心中最神圣的人。提上水桶，一溜烟飞了，一会儿，两只小手提着多半桶水，后面还跟着七八人。“老师，他提水洒了一路，我提水溢不出来。”我说：“明天你提。”他向其他同学宣告：“明天我给老师提水喽，明天我给老师提水喽，不许你们抢。”

一日，有个调皮鬼犯事了，我得给些颜色，杀个鸡给猴瞧瞧，也让他们明白，我惯你们是有尺度的，也是有底线的。拿起教鞭，让他申述“罪状”，述说完毕，我说：“怎么惩治你？你自己选择。”“打，老师！”他怯怯地说。自己领罪，还真有些泄气，不打你又如何服众，正当我凶恶般举起竹棍的时候，他的裤腿发抖，我不忍心打他了，“同学，老师不打你，你不要害怕。”我蹲下身子，摸摸他的腿，三九寒天他竟然穿着单裤子，没有袜子，布鞋，脚腕皴裂，不知是他家困难还是他没有穿，也不知是我吓着他了还是因为严寒，我感到他是多么的可敬！

以前，在农村，时兴体罚，名曰严师出高徒，也能信手拈来几个严师出高徒的例子。1995年，我开始教高中。高中的学生成熟了许多，个头也大；男学生已经有了胡须，女同学也把辫子梳得光光地。上课时他们睁大眼睛，倾听我上课，我有种无形的压力，似乎他们锐利的眼睛看出我学问的缺陷，听出我吐词的含糊。我得努力教书，惮怕教不好他们。备课的资料摆满了一桌，但还是找不到最恰当的答案。从高一到高三，我没有找到一个理由体罚一下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他们始终用明亮的眼睛凝视着我，渴望学到更多知识，也在鞭策我上好每一节课。教学相长，或许就始于一种默契的情感认同。一次，有位同学说：“老师，我们喜欢你批评我们。”我很奇怪，竟然还喜欢批评，“怎讲？”他说：“你用典故、成语等教导我们，很有味。”现在回想起来，脑海中还能浮现出当时的一些画面，偶尔当我批评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是认真地听着，有的还会心地微笑着。他们在土教室上课，课桌很破旧，离家二三十公里，背着干粮，住在通铺的宿舍里，却能如此认真地上我的课，我只有讲好每一节课，回报他们温暖睿智的目光。二十多年来，他们的目光如一盏明灯，指引我前进。

二十年前，连接县城和乡村的交通工具是班车，因为人多，往往没有座，站着是常有的事情。我年轻，站着也容易，也能把仅有的座位留给年长者。一次，我照例站着，看着窗外的盘盘路，突然听到一声“老师，你坐！”我忙说：“没事没事，你坐着。”他执意站着，我不好意思地坐下，想着学生让座，还是坐下为好。我挖空心思，实在不是我教过课的学生，或许是学校的吧，哪个班呢？心骛八极，仍想不起来，斗胆质询：“同学，我不是你的老师，不过你能让座，一定是好学生。”“老师，我在回中，你给我上过一节课的，我听得出你的声音，课上得很好。”他这一说，我想起来了，是三年前参加优质课评选，给回中高一的学生上过一节课，讲的是《天山景物记》，但学生的面孔早已被时间不慎删除了，没有保存下来，一个也记不起来。我自豪之余，心里翻滚着，难道一节课的老师，也是老师吗，“一字之师”不假呀。一节课，在教师生涯中如一丝风拂过，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但在学生心中留下了烙印。自此，我不敢小看一节课，因为每个人都是别人心中的自己。

二十多年后，我任校长，全校没有音乐老师，我又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师范专业的音乐底子，就大胆给六年级两个班教音乐。我不熟悉音乐教学的课程标准，也不会键盘乐器，只能给学生教一些基本的乐理，如音节、节拍等，教学生乐谱，教他们唱歌。教室里有歌声，学校就有生气。看着学生摇头晃脑，看着学生扯嗓子，看着他们似乎也陶醉在歌声里，我感到我也是音乐老师。我先教歌谱，再教唱词，体会歌曲的优美旋律和情感。课本上学习北京奥运会主题曲，我让学生体会“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怎么可以用姿体语言表达。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伸出手抱住我，一股孩子的奶腥气息流遍我的周身，我也像抱我的孩子一样抱住他。课堂氛围很好，是音乐，让我们师生之间有了更深入的心灵交流和碰撞，也是音乐，更进一步地拉近了我和学生之间的感情。

一年教师节的时候，我参加县上的庆祝会议，很晚才回到学校。掏出钥匙开门，发现门上用胶带粘着一纸片，我轻轻剥下来，拿到灯光下，是一片绿色彩纸剪了个心字形，上面写着“老师，祝您节日快乐！”，“您”字是写好“你”字后补上“心”字的。我非常感动，这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知道，有学生惦记着我，惦记着我是老师，而不是什么校长。童心是最真挚的，因而礼物也是最珍贵的。我把这件礼物包好，珍藏起来，每每感到艰难的时候，松懈的时候，我抚摸一下它，顿时就会充满了信心和力量。我离开这所学校五年了，它还在我的书桌上，监督着我努力学习，努力做人。

一个老师，在一所学校工作，教同一个学生也就一两年，最多三年。1991年8月，我从西吉的夏寨中学被调整到三合中学，教初一两个班的语文，兼任一班班主任，一年后我去宁夏教育学院进修，两年后我又回到这所学校，他们毕业了。老实说二十五年后，也就是2017年，我能听到他们消息的也就几个学生，也很少见面。我常常想起他们，但总是一些模糊的片段，即就是他们清晰的面容，那时是充满童稚的，可爱的，今天已是不惑之年，肯定是岁月的痕迹爬上他们的额头和双鬓，即使相见也不相识，或者不知说什么。我曾碰见过我的一个学生，比我小不了几岁，甚至艰辛使他比我看上去还沧桑些。他不知道如何问候我，站着，两臂下垂，似乎是挨我训的架势，紧张得满面是汗。我忙说：“紧张啥呀，二十多年了，老师都记不起来给你教了什么，咱俩年龄相仿，就是朋友呀！”“是是，老师，不由人地紧张，不过还是尊敬老师着好。”我调动所有的记忆，想多说些他的故事，但仅此而已，上过课，当过班主任，可在学生心中却是深刻地记忆和尊重，难怪古人讲“天地君亲师”，把老师与天地君王父母并列。

有一天，一个不停加我微信的人，说是我的学生，我通过了，说：“老师，我是你的学生，我们打问了很多人，找到了你的电话，我们联系着的同学向你问好，我们都长大了。我们搜集到你的照片，加上我们的，制作了一个相册，发给你。”我连声说“谢谢你们，很多年了还记着老师。”作为老师，忘记了学生，也是很尴尬的。我赶紧打开微信相册，封面是我二十年前的照片，头发长了些，没有白发；穿着西服，没有领带；面带微笑，露出喉结，一副略显傲气的书生相。随着照片打开，伴着歌唱老师的音乐，有我的照片，学生的照片，还有他们的子女和住房照片等；女学生还特意打扮了一番，尽管他们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但还是能够从中揣测出大家对曾经学生生活的怀念。看着他们的照片，我认真链接二十年前的生活，记忆慢慢地清晰起来。我的照片最多，表达的是师生情。我问他们，哪来我的照片，说从电脑里，手机里搜集到的，制成相册，以表怀念。

时间磨平了很多记忆，却没有抹去师生情谊。我深深自责，未能做学生的贵人，却得到他们如此多的牵念。人生最美的或许就是不经意中的相遇和相知，再到分离和怀念。

你乘车远行，窗外的鲜花和野草，掠过你的视野，进入你的心里。其实，它们也看见了你，给你美好和回忆。从教三十年了，我的学生们，你们是我生命里的贵人，我心中灿烂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