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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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说系列
李方
欢聚
写小说的人通常爱说无巧不成书。一方面当然是为着让情节出人意料，使自己的小说成色好一些，以吸引读者；另一方面，也是作者的某种投机，不那么巧，他的小说就写不下去了，玩不转了，读者又不是傻子。
我这个可是真的巧。因为精准扶贫，单位选派了第一书记、扶贫队员，驻村。单位上的其他人，每人有五户帮扶对象，虽不需要天天去，但每个月至少要去一次，和帮扶户共同努力，脱贫致富奔小康。
我就随着单位上的大队人马到了黄花乡张湾村，拿着扶贫手册让村干部领着去了我的帮扶户董汉山家。
董汉山不在，婆娘在。
“掌柜子呢？打工去了吗？”我望着从厨房里奔出来的女人问。
“你……你不是李方吧？”婆娘正在做饭，端着一双面手，满脸疑惑中深藏着惊喜。
“哈，张……张万秀！老同学，你怎么在这里？”我认出了她。
“我嫁到张湾了呀，都几十年了！”
张万秀和我同在一个大队，但不在一个庄子，在村小念到小学毕业，我上了公社的中学，她不知所踪了。
张万秀将我们请进正屋，极快地洗了面手，高声大嗓地喊着儿媳妇宰鸡：“几十年不见了，今天无论你多忙，都要在我这儿吃了饭再走。何况，我还是你的帮扶户，你要好好了解一下我家的情况。”
盛情难却，也为这四十多年后的欢聚，就和村干部坐下来。村干部打趣：“今天沾你的光，吃上了董汉山家的老公鸡。”
在张万秀家的相册里，看到了我们小学时的黑白毕业照，二十多个神情古怪的乡村少年少女或坐或站，簇拥着坐在椅子上、双手规矩地覆在膝盖上的老师。照片上题写的时间是1977年6月。
张万秀说：“快吗？一眨眼过去了四……四十二年了。”
我说：“是啊，我孙子都上小学二年级了。你呢？”
张万秀感慨：“你们有工作，过去计划生育政策紧，肯定只能生一个，我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孙子、外孙子一大群。”
我仔细端详着照片中的她：羊角小辫，碎花衬衣，下身看不见，被老师挡着。我自己瘦小，白衬衣，黑裤子，双手抱膝，满脸的难为情，坐在前排的土地上，脚上的布鞋破了洞，露出两个大脚趾。
我转脸对她说：“几十年了，你还保留着这张照片，我的早八年都找不到了。”
张万秀瞄了一眼照片，突然哈哈哈笑起来，少女一样赶忙用手捂住了嘴，说：“你还记得小学毕业的那年过六一，我们四个人表演快板得一等奖的事吗？”
艰涩的童年记忆被激活，使我的脸瞬间很不应该地红了起来。
那年我勉强12岁，班主任写了一段现在想来很不像样的快板，选了我、张万秀、王君琦、刘彩梅两男两女来表演。虽然训练了不短的时间，虽然是在大队部为全校师生和父老乡亲们表演，但毕竟是第一次登台，除了兴奋、紧张，还有说不出的难受：我没有演出服，其他三个同学跟我一样，大家都缺吃少穿。我的裤子裆部撕裂了一条长口子，屁股上还有对称的两个洞。演出在晚上，下午，母亲艰难地用线密密地连缀了，又找了两块颜色迥异的旧布，给屁股上缝了一双“眼睛”。我就穿着这样的服装，在头顶上哧哧作响的汽灯照耀下登上了舞台。
演出的程序是，四个人走上台，站齐，鞠躬。然后依次上前两步，打着竹板说四句，退回来，四个人打着竹板再说四句，鞠躬，下台，节目就算结束。
可恨的是，第一个打着竹板说四句的我，在迈出那两步的时候，一声微弱的、但在我听来却惊心动魄的裂帛声，让我方寸大乱。我不清楚是裤裆里开了线，还是屁股上掉了“眼”，稀里糊涂地说完四句，夹紧两腿退了回来，张万秀接着上前两步开始说。但她退回来后，王君琦并没有上前，刘彩梅却上前说了两句又退回来了。我在想裤子的事。张万秀小声给我说：“该你了。”我将羞愧化作了恼怒，转过头对她低声说：“我们已经说过了，该第三个了。”她挤眉弄眼地对我说：“该你了。”我的恼怒变为了愤怒，扭头大声对她说：“该驴日的了！”然后车转身，捏着竹板快速地走下了舞台，另三位同学惊愕了一会儿，在全村男女老少的哄笑热浪中也灰溜溜地走下了舞台。
我填满一脸的羞愤立即回了家，在煤油灯下，我看到了那已经洗涤磨损得“带不住线”的裆部，裂缝比原来更大，那一团黑乎乎的小东西，幸灾乐祸地露在外面。
第二天才搞明白，原来是第三个上前的王君琦忘词了，第四个刘彩梅同学上前救场，次序错了，坐在舞台侧面的班主任说：说乱了，向右传，重来一遍。所以我左侧的张万秀才会对我说：该你了。
尽管如此，我们的快板还是获得了一等奖。原因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的主席、饲养员赵大爷说：这个快板说得好，不亏是咱农村娃，说话就是硬气。该谁说谁就说，谁不说就是驴日的！应该给个一等奖。
奖品是每人一本带绿色横线的笔记本，两支屁股上带橡皮檫的铅笔。
清炖土鸡熟了，摆放到葡萄架下的饭桌上，看着张万秀家的新居，吃着鸡肉，喝着鸡汤，村干部说：这样的生活，还真难说你们是谁给谁扶贫呢。我和小学同学张万秀感觉：四十二年，我们曾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跌跌撞撞地生活，现在，终于处在了同一个平面上，挺起胸膛朝前走了。
夕阳中的雕像
我年轻的时候，正儿八经做过十八年小学教师。前八年在乡村，刚毕业，人年轻，有激情，简直一眨眼就过去了；后十年在县城，调动的时候是1990年，我都快三十岁了，拖家带口，感觉心比身先老，非常疲惫，而且活得相当失败，尤其是居住条件，特别凄凉，是在一间被废弃了的大教室里，从中间用砖头垒起比成人略高的一堵墙，连稀泥都懒得抹上，到处透着亮光。这样地住着两家人，别说是大声说话，就连对方不小心放个屁，都听得清清楚楚。我想出一个办法，凡是不便让对面听见的话，就用粉笔写在黑板上，妻儿看明白了，就用黑板擦悄悄地抹去，感觉每天在做着地下党的工作。
这怎么能让人有个好心情，对生活抱有热望呢？
所以就特别羡慕那些比我早调进学校、住在家属院的老师。他们住的家属院，单门独户，有客厅、有卧室、有厨房，简直和北京的四合院一样舒服。我觉得都是在干着教书育人的工作，而且我以前也是在给党和人民干啊，心里既委屈又愤怒，见了住家属院的同事都不用好眼睛看他们。
家属院在校园的最里面，没有单独辟出道路和大门。要上街，得先穿过空荡荡的操场，从相对而立的两栋教学楼中间的空地上走过，才能到达校门口。校门是两扇高大的铁栅栏，平时上锁，进出的人是从门卫室旁边的角门出入的，只有在上、放学的时候，才打开铁栅栏，师生流水一般或出或进。门前就是人民街和人民广场。
住在家属院里的张明典老师，退休十余年了，头发全白，雪一样，但身体和精神尚好。朝霞映红天边，暮霭笼罩校园时，总能看到他推着轮椅，轮椅上载着他九十多岁的父亲，在操场或校门口转悠。我第一次见，就发现父亲的头发倒比儿子的灰一些，不是全白。
老英雄又在出巡啊？学校里知情的老师遇到了，都会这样说。
我还发现，既是校长或者书记遇见了，反倒比教师更尊重，问候过了张老师，还要弯下腰，双手撑在两膝上，问候老英雄好，饮食怎么样，身体如何？
老英雄扬起胳膊，大声说：站好了说话！我耳朵中，能听清。就是腿现在不好了，闹革命的时候让吴佩孚的军警打坏了。
校长或者书记才缓缓地直起腰来，站着说话。
北方的夏天实际上是很短的，但真正的大热是在九月秋季开学之后。吃过晚饭，夕阳低垂，暑气渐散，晚风徐来，才显凉爽。人们三三两两，走出家门，上街办事，聚拢闲谈，算是一天中最为惬意的一段美好时光。这个时候，也是张老师推轮椅载老爷子出门纳凉最勤的时候。
住在学校里的老师常聚在门卫室前面喝茶、打牌、聊天。张老师将老爷子推到铁栅栏前，停好轮椅，顶着一头如雪的白发加入到聊天的人群中。
我问：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张老师抬起右手，将食指弯成一个勾，说：整整92岁了。又压低声音说：老糊涂了，连个三岁的孩子都不如了。家里一刻也不想待，时时刻刻嚷嚷着要出来。你想，校园里几千名学生，我又这么大年纪，推着他出来，碰了撞了，既害他害我，又害别人。
我说：我看老爷子精气神还好，是应该多让出来参加户外活动。人人都叫他老英雄，是老红军吗？
张老师摇头：不是。就是入党早，一辈子都干工会。
老爷子转过头问儿子：你说啥？大点声中不中？
张老师说：我说新闻联播都结束了，该回去了。说着走过去，手扶着轮椅的后背，脚底下松开轮椅的固定机关，准备推回去。
老爷子眼里流露出慌乱的光，用双手使劲儿拍着轮椅的扶手，神情不舍地变了腔调大叫道：我不回去，我不回去！你就让我把大街上的花裙裙再看看中不中？我还能看几天？！
张老师怒色上脸，颤着声说：真是老糊涂了！你看去，我回了。
转过身，不好意思着脸，低头蹒跚着走了，晚风吹散了他满头的白发。
老爷子缓缓地扭过头，双手抓着铁栅栏，神情凝重地望着人民街上穿红戴绿、熙熙攘攘的行人以及人民广场上的人群，口里喃喃道：还能看几天啊，当年拼死拼活不就是为了今天吗？我又不是光为自个儿看，也是在替林祥谦、施洋他们看啊。你个兔崽子，咋说，你就不明白呢？
夕阳的余晖，将学校东面的山峰映照得辉煌明亮，从人民广场上漫过来的霞光，照亮轮椅，坐在上面的老爷子，确如一尊庄严的英雄雕像。
我心里算了算，二七大罢工已经过去整整77年了。
固原表情
从事保险行业，最基本的要求，是全天24小时必须开机。但凌晨时分，刘蓓的一条微信：婕，睡了吗？方便的话我给你打电话。就像是从被窝里钻出来的一条冰冷的蛇，还是让我大吃一惊，从床上一轱辘翻身坐了起来，并迅速地拨通了她的电话：你在哪？所有人都在找你你知道吗？
此前一周，我觉得自己都快要崩溃了。几乎全世界认识刘蓓的人，都在通过我来找她。包括她的丈夫周明。我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她去了哪里？电话始终是通的，但就是无人接听。
我在杭州。蔡辉不在家吗？电话那头传来刘蓓明显压低了的说话声，似乎这样，通话的内容就可以保密了。
杭州？你跑到那儿去干嘛？蔡辉不在，去银川了。
和三年前一样。这次更是死里逃生。那个畜生捅了我两刀。一刀在右大腿上，一刀在左胳膊上。幸亏那天晚上我婆婆来我家，看我被他捅了两刀，我婆婆打开窗子，威胁他要从十四楼跳下去，他才停了手。不然，我肯定会被他杀掉的。
刘蓓三年前曾忍受不了周明的家暴，离家出走，最后离了婚。但后来儿子在西京医院查出了血液病，头发掉光，周明软硬兼施，她又舍不下儿子，复了婚。
这一次，就是死，我也不会再回去了。逃亡在外，还有活的可能，但回去，绝对是死路一条。刘蓓说。
我迟疑着。毕竟，我们是姐妹，是闺蜜，是同事。
那你打算怎么办？一直在杭州待下去吗？工作怎么办？给领导、同事该怎么说？
这儿有个固原的老乡开了家饭店，我在这儿打工。我给顾总请了假，说家里有事情。我手头上还有几笔保单没有做完，待会儿我发信息给你，你帮我扫尾。刘蓓在电话那头喘着气，犹豫着：还有，请你每天拍一些固原的街景图片发给我，我挑选后发朋友圈。
我问：为什么？
我不能关机。关机就意味着失联，他就可以报警。我发朋友圈，让他以为我人还在固原。
可……这当然不成问题。但你这样能维持到什么时候啊？
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我知道他在外面有女人，就是那个经营杂粮的女老板。他找不着我，就会向法院提出离婚的。他花了那个女老板那么多钱，那个女人又为了他买了车，人家也立等着他离婚办证呢。
刘蓓通过微信发给了我两张照片。是大腿和胳膊上的刀伤。差不多要结痂了。但是那暗红色的刀痕，镶嵌在她洁白的大腿和胳膊上，就像将玫瑰色的红酒线状地抛洒在白绸缎上一样醒目。我将手机放到胸口上，体味刀锋刺破皮肤的凉意。
这夜的黑使我觉得了一种大安全。黑，有时候比光明灿烂但一览无余的世界要安稳得多，广阔得多，深邃得多。
此后，无论是上班途中，还是在单位集训，或者是拜访客户，我都会强迫自己停下脚步几分钟，随手拍几张固原的街景，或者东岳山、古雁岭的风景。通过手机照相的取景框，拍摄车水马龙的街道、被生活追捕的男男女女、在季节转换中的花草树木，隐约地看到了我们每天视若无睹的小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表情。
有一天，周明阴沉着长脸，鼓胀着眼仁，来到公司，恨声恨气地楼上楼下找了一圈，未见到刘蓓，就站在大厅狂吼了几句，和以前与刘蓓口角的内容毫无差别，但最后说了一句：你们这里坐着的每个女人，都同刘蓓一样，是通过让男人睡才拿到保险单的！
惹了众怒，被保安赶了出去。
每一天，刘蓓的朋友圈都在更新。我在暗处，看着她的朋友圈，但我发现，她人虽在杭州，但那朋友圈所呈现出来的，依然还是固原表情。
羊蝎子
因为小弟的腰疼病在固原及周边的诸多正规医院、江湖郎中那里始终没有得到靠谱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小病大养，养成大病，甚至让小弟忧虑成疾，我就决定利用休年假的机会带他去301医院进行彻底的检查并施以相应的医治。
301医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通俗叫法。对军队医院，人总是从心理上有一种莫名的信任感。当然，我有个在北京某部任职的同学，他与这家医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我决定带小弟去北京301医院最重要的原因。
但固原并没有直达北京的航班。我们是先直航到天津，然后乘动车去北京南站。在动车上，同学发短信说：原本今天值班的是政委，但政委临时有事，换我值班，不敢擅离，因此派司机小王前来接站。
他同时发来了战士小王的手机号。
军车自然一路顺畅，很快驶过了夜色中的301医院，直达同学单位门口，军队上的同学和公安上的同学都站在单位门旁边的羊蝎子店前等着我们。
吃羊蝎子没问题吧？虽然简陋了一点，但今天不巧轮换值班，不敢走远，又吃不准你们什么时候到，不敢到别处订座。不过，羊蝎子你们宁夏人常吃，应该是合胃口的。
团长，你知道的，我对吃饭的地方是最不讲究的，我们在学院的时候街边小店不也常去吗？
进屋落座。
羊蝎子是羊龙骨部位的通俗叫法。俗话说：吃猪不如吃牛，吃牛不如吃羊。而羊身上最美味可口的就是羊脊椎。将脊椎一块一块拆开，形似“丫”字，那块块骨头就像是张扬的蝎子，故名羊蝎子。生活在宁夏的人，如果说没有吃过羊蝎子，那就不是地道的宁夏人。
小弟与我的两位同学不熟，也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饮酒。公安上的同学就劝他：那你好好吃菜。你不是腰椎不好吗？这是羊的脊椎，你多吃，吃啥补啥。
我只是频繁地与两位同学碰酒。要知道，我们已经整整四年没有见面了。
你也尝一块北京的羊蝎子啊，别光顾了喝酒。军队上的同学劝我。
我就象征性地从翻腾着的红油沸汤中捞起一块羊骨头来吃，果然觉得没有宁夏的羊蝎子味道好。
结束了往医院旁边的宾馆走，肚子里面像是塞进去了一个桶，哐当哐当响。
小弟说，你装了一肚子的酒。
第二天诊断结束，结论是稀松平常的腰肌劳损，并无大碍，情况好到医生连两片药都不愿意开。不像小弟以前去的那些医院和碰到的江湖郎中，想尽办法塞给你两大包都装不下的药。人民军队就是好啊。
我和小弟心花怒放，想疯狂地庆祝一下。我想起了在宁夏和我一起吃羊蝎子庆贺她离婚的一个女人。
她离婚后就离开了银川，来到了北京，感觉她就像是跟银川这座城市闹别扭、离婚了一样。
我在月坛医院附近，你们过来吧。
足足坐了四十分钟的出租车，我们才见到她。
她坚持要去一家火锅店吃火锅。
北京的羊蝎子不能跟宁夏的比。一是味膻，不像宁夏黄河的滩羊，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拉出来的羊粪豆都是六味地黄丸；二是肉质柴，没有宁夏的肉质嫩。她说。
她在宁夏的时候，我们就是酒友，只要相聚，非两瓶高度白酒不能结束。她拿到离婚证的当天，我正好在银川，就到玉皇阁北街的盛世花园酒店点了一锅羊蝎子，两瓶高度白酒。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菜。酒喝完了，沉寂下来的锅子里漂浮着一层红白相间的肥腻的羊汤，还有桌子上相隔不远的两碟羊骨头。
她在北京从事的工作，对外是保密的，但应该是与航天工业有关。这个，不宜过细、深入地探询。
你怎么样？在北京还习惯吗？
在哪儿都是生存，不是生活，无所谓好坏和习惯。
但起码心情不同。这儿应该比银川环境要好一些，收入高一些。
都差不多。挣得多，但吸的霾也多。小弟的病看得怎样了？月坛这边有家骨科医院，其实比301还要看得好，我有个朋友在里面，要不要联系再查一下？
小弟连忙笑着摆手说：不用不用。我是心理负担比病情更严重，现在检查了没事，负担就没有了。
她微着笑说，也是。主要是心情。转过头端起酒对我说，哪？我们俩再走一个？
咣！
在银川，还有你跟我可以这样喝；在北京，没人跟我这样喝的，我也不想喝。她干了杯中酒，抽起一棵烟。埋在锅汽烟雾里的她的脸，看上去更年轻、更真实一些。
我和小弟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候机的时候，她发了条微信给我：
哪里的羊蝎子都一样，没多大差别。当你吃尽了肉之后，剩下的，只有坚硬的骨头。
麻辣烫
还找啥呀，不找了。没一个好的。好的早死了，好人命不长。
我的第一个男人，和我是一个村的，念书跟我有一比，大眼瞪小眼，小眼瞪一个白瞪眼，哪门功课的成绩都没有超过50分。要不是实行义务教育，小学都毕业不了。勉强初中毕业，就跟着村里的建工队到处打工。埋管道、建移民村、修路、盖楼。等我和他结婚的时候，已经是个小包工头了，手下有五六个小工，自己干了。
生了儿子后，他的干劲更大了。我和孩子、公公婆婆在家种地，他领着人在新疆安装铝合金门窗、玻璃幕墙。后来……从楼上掉下来摔坏了，躺在床上整整抢救、治疗了60天，还是把命没留住，死了。所以我说，好人命不长。我那时候满打满算才二十五，好多和我一样大的女的，连对象都还没有呢，我儿子都已经三岁了。不再走一步也不现实，关键是孩子扔不下肠。公婆坚持要我走，简直是往外撵我，但孩子不给我，说带个拖油瓶，不好找。
人常说第一碗饭好吃。再年轻，也是个寡妇，就是眼睛翻到天上，能找个啥好鸟？但还真让我碰上了。我的第二个男人，当时三十大几，但没结过婚，还是个小伙子，而且是沙镇的，自己有辆大车跑货运。我想着老天睁眼，总算给了我一个蜜罐。结婚半年，有了三个月身孕，我才发现了他单身的真相。人常说十个司机九个嫖，剩下一个还在学。他倒是不嫖，但他吸。先前还藏着掖着，躲躲闪闪，孩子生下来后，就开始明目张胆地当着我的面吸。劝，根本不起作用；跪下来求，只招惹来令人心寒的嘲讽：我一个小伙子娶了你个寡妇，二手货还想拿整装货的事？没办法，只能在他吸的时候偷偷报警。一出戒毒所，刀子就上了我的身。车买了，打下来的粮食还没有装到袋子里，就有人来拉走了。那十三年，我和儿子简直是在地狱里过的，穷到我连续七年没给儿子买过衣服鞋袜，都是靠亲戚邻居救济。不敢提离婚，一提这事，刀子就架到我和儿子的脖子上，只能眼睁睁地看他吸。吸到最后，直接在胳膊、腿上扎针，胳膊双腿没一处好的，全烂了，就在脚上扎，一直把家底吸尽，把自己扎死，噩梦才结束。
幸亏高速路修得迟，他死了的第二年征了地，我和儿子就上城里来了，儿子念书，我盘了这家三味麻辣烫馆来经营，生活一天好过一天。哼，你问我还找不找，不是我要找，是别的人要找我。对面麻将馆的个常客，一出麻将馆，就到我这里来吃饭，套近乎，献殷勤，帮忙招呼顾客，抹碟子洗碗。我说你谁呀？自己把自己当老板了？他说我看你寡妇拉娃娃，同情你。我也是单身，说不定我们前世里还有一段姻缘呢。哼哼。我不能鸦窝里跳到猪窝里，黑到底。一个大烟鬼死了，再跟一个赌博客。我跟第一个男人生的儿子，看见没？就是在厨间忙活的那个，整十七了，和他老子一个样，念书也是个白瞪眼，空有一身力气，我就叫来给我帮忙，也给我壮胆，那个赌博客来看了几回，才不来了。
人啊，一辈子难活得很，谁都不容易。我觉得，就像我做的这麻辣烫一样，麻，但不是麻醉，不是麻痹，而是不断地有麻烦，但咽下去了，也就过去了；有些事，确实是辣（棘）手，就像和那个大烟鬼在一起的十三年，你就是有双手，也动弹不得，一动，就扎你两手血；但是有些人，有些事，确实是烫，暖人的心。那些年接济我们娘俩的亲戚邻居，我大儿子的爷爷奶奶，给我把孩子拉扯这么大，一听说我开麻辣烫馆缺人手，非常爽快地就叫孙子到我这儿来了。虽说麻，辣，烫，但麻辣烫一盆烩，就是好滋味。活着，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你就得打理；酸甜苦辣咸，全尝遍，这不就是日子吗？
哟，你等的人来啦？那你们先坐，我去给你们烫菜。
消失
一辈子很长，总有那么一天半日，无来由地感到人生的虚无和乏味。这个时候，就想联系某个志趣相投的人，远遁到无人知晓的地方，消磨掉这好像是多出来的一段时光。
王琦将这个人选瞄上了我。因为我在文联供职。在他看来，跟不上班是相差无几的。
我们决定驱车去城西的吴磨村，王琦在那里租种着二亩地。他原是交警八大队的大队长。新来了局长，他就被闲置了，跑到吴磨去租了两亩地，又把地分租给了老杨、老张、小丁、小魏这些同样有闲时间和无聊得发闷的人。王琦将两亩地起名“丽园”，弄了一块大石头栽到地头，我请书协主席题了园名，自己写了不足百字的《丽园记》：些小丽园，草木葳蕤，花朵嫣然。有田二亩，陋室三间。三五好友，挥锄禾间，偶作农夫，心身泰然。清风明月，把酒畅饮，物我两忘，惬意人生。丰，丽园快而世界平；收，丽园乐而天下安。王琦把这些内容统统刻到了石头上。
我其实并没有去过，是根据王琦的大致描述而想象出来的。
因为顺路，我打电话又勾扯上了砂石厂的欧阳女士。砂石厂是她丈夫开的，效益不错。但不幸的是，有天丈夫正好带了四岁的女儿去厂里，在职工餐厅吃饭，面粉爆炸，父女两人和雇用的女厨师遇难。欧阳女士接手，效益大不如前，有许多烂账、呆账和坏账，死无对证，她也不能追讨。按理说，她应该将砂石厂易手或关闭才对，这毕竟是她的伤心地。但她恰恰关闭了自己的瑜伽馆，勉强维持着砂石厂。
女人的心思，真是令人难以琢磨。
王琦看着风摆杨柳般往车边走来的欧阳女士，坏笑着对我说：这是个绝色啊，哥哥。我严肃了脸说：别乱讲，这就是那个面粉爆炸死了丈夫和女儿的女人，她的娘家就在吴磨。
王琦敛起了笑容，意味深长地看着欧阳女士上了车。
出城区到大营城这一段路是非常上档次的，八车道，路边不但有几百年的古柳，还有去年夏天播植的大丽花。过了大营城这座明代的军马营再往前，车道逐渐变窄，变得不像话了，只有两车道。
欧阳女士用手扇着风，扇过来若有似无的香水味。看着大营城，她突然失望地对我说：李哥啊，你这个大骗子。你还记得吗？去年夏天在大营城拍照的时候，你说要送给我一个宋朝的官窑瓷碟。瓷碟呢？瓷碟呢？瓷碟呢？大骗子！说着隔了车座后背给了我两粉拳。
我回过头，伸着脖子看着她两乳之间的白金链坠，咽着口水说：你才是个大骗子。我给你约了摄影家协会的主席为你拍写真，你一分钱没出，连一张照片都不给我，我凭啥给你宋朝的瓷碟呢？
嘁！欧阳女士轻蔑了一声，不屑地说：你说得轻巧。我给他当模特，没收他的钱就不错了。他拍了古堡夕照获了奖，照片上有我，也没分钱给我。至于照片，你要他敢不给吗？你文联不是管着他吗？男人都是骗子。再不给我宋朝瓷碟，以后不要再联系我。
我说：你念念不忘要个瓷碟儿做什么用呢？你又不倒卖文物。
不给算了，别问那么多。她恨天恨地地说。闭上了嘴。
从大营城到吴磨的这段路不好走，正挖了重修，车只能走便道。车窗外尘土飞扬，车窗紧闭。
咋又挖了修路？我问。
王琦说，吴磨现在开发休闲农业，好多人都在办农家乐。交通局长也在那儿入了股，只是不让人知道而已，所以要把路修好。
车子扭来扭去驶出了便道，拐上了去吴磨村的水泥路。
吴磨的山上出石头，以前村里的男人有多一半是石匠。在石匠们粗大有力的拳头下熬出来的妻、女，心肠都是很硬的。
欧阳女士在开了窗的车里出了一口长气说，男人们总会寻找出赚钱的办法，也会寻找到倾泻无聊和烦恼的渠道。
这二亩地被围在一个长方形的土围子里，三间房在北面。车开进院子，小丁、小魏跑上来笑着说，真是领导，就是有福气，时间把握得好，肉熟了，你们也到了。
王琦说，你们年轻人牙口好，我和李哥都是快要退休的人了，再煮一阵，我们先去地里转转。
这二亩地被分成了均等的八块。分属不同的人。所以在种植的品种上就截然不同。一块儿种着细高的玉米，叶子又长又绿，茎秆的中间，棒子已经成型；一畦子种的全是西红柿，搭了架，红的绿的果实极其繁盛；一方子种着各色的蔬菜，都长的很好；另有两畦地里种着莲花白，最南边的三方地里种着墨绿叶子、开紫色花朵的土豆。
王琦说，我从村民手里租来，打碾平整，施好肥，再租给他们，从中有赚头。
欧阳女士站在田埂上，沉稳地说，你倒会做生意。
王琦蹲在地边上拔着杂草，说，也不是做生意，平田整地、施肥浇水，这个钱都是我出的，收来的钱基本上就花光了，晚上还要雇人睡在这里守园子。租这两亩地，主要是为退休做准备。
欧阳女士没有再作声，慢慢地向土豆地边走去。
午饭没别的，就是吃羊肉，喝羊汤，就着从村子里买来的干粮。欧阳女士瞪着眼睛说，这不成心要饿死我吗？我不吃羊肉的。
王琦说，守着这么二亩地大的菜园子，还怕饿着你？只是你不吃羊肉早说啊，现在只能现摘现做了。
欧阳女士起身说，我回娘家去吃。你们走时打电话叫我。
袅袅婷婷地走了。
王琦用怀疑的眼光盯着我问：你和她不是很熟吧？
我睁着两眼说：她是我原来的瑜伽教练，现在瑜伽馆停了，联系就少了。不说她，喝酒喝酒。
喝完酒打电话叫欧阳女士回城。在车上，我发现她脸色很不好，似有泪痕，也不好多问。路过大营城的时候，夕阳正好。欧阳女士要求下车，说是要在大营城的古城墙上走一走。
我问：要不要我陪同？
她说：不必。
我说：你怎么回去？
她回头看着我，轻声说：我会叫砂石厂的司机来接我。这儿离砂石厂又不远，就是走我也走得到。
第二天，就传来了欧阳女士走失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