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乡村的态度和选择

面对乡村的态度和选择

——李继林小说浅谈

倪万军

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李继林的九篇短篇小说，这种持续深入的阅读让我看到了这位在偏远地区沉默的写作者的深重与丰富。读这一组小说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沈从文、汪曾祺和孙犁，这三位独具风格的文体大家，在百年文学史上独领风骚，当然我不是在寻找某种可比性，而是前辈作家的开拓性的贡献和影响力，尤其是沈从文朝向自然与人性的笔触，随意勾勒点染，那些在悲哀的红尘中挣扎的或顽强或通达的生命，便生出动人的光辉。而李继林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沈从文、汪曾祺的影响比较明显，他将西部乡村的人、事、物通过看似闲散漫不经心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这种简约与随意，恰恰包含着一种沈从文式的对于命运的达观理解和孤苦无告的悲哀。

尤其是《豆花盛开》《辞路》《狗剩属狗》《本命年》等篇，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豆花是一个得了绝症的乡村女性，在孤苦无望中放弃了治疗，尽力的抗争之后默默地承受了命运的安排，小说最后“那一片白花花的豆花盛开”似乎与全篇豆花夫妇的沉默隐忍形成了对照，豆花的生命就在这种“盛开”的轰然喧闹中走向了终点。像这样的小说，于小小的生存悲剧中蕴藏着较为普遍且无法摆脱的命运困境。《辞路》也是一样，九十岁高龄的婆婆和七十岁高龄的儿媳妇在人生最后的路途上相依相伴，终于完成了婆婆的“辞路”，给漫长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李继林正是通过对命运之“常”与“变”的辩证考量，呈现出世界偏远一隅百姓的生存状态，豆花、婆婆、狗剩、老四构成了西部乡村的人物群像。

小说情节的淡化是李继林小说较为明显的特征。读李继林的小说，就像在读宋人的笔记，文字淡雅，行文简约，作者往往从散漫无常的故乡人事中随手截取一些片段，而不加刻意的修饰。比如《周吴小学的春天》几乎是一首挽歌，抑或是一段乡土的寓言，周吴小学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让美好人性有一个栖身之所，吴校长、王老师、周桃子、朵朵，他们共同搭建起遗失许久的传统乡村的风景。情节对于这篇小说而言只不过是一种修饰，作者终了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伦理秩序和道德理想。这是一种渐近自然的非功利的没有野心的写作（我一直比较反对很多人所谓的“写作的野心”），这种写作最终得以可能主要是依靠作者长久以来新鲜浓烈的人生经验。李继林长期工作、生活在乡镇，有“置身其中”的优势，因此他的作品中的乡村是可靠的，甚至根本不需要矛盾冲突，不需要大量的情节。而大多数乡土文学的写作者则是远离之后的回望，正如鲁迅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所说“不过在他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所以这些身处异地的作家不得不凭借“回归”才能够抵达故乡，这样的“故乡”其实是可疑的。

李继林小说另一个明显的特征是通过对底层百姓生存状态的探索，捕获他们具有普遍意义的乐天知命的生命态度，生的时候就生，死的时候便坦坦然然的接受，这是普通百姓朴素豁达的人生观。《本命年》中的老四虽然不幸，但他几乎没有任何激烈的挣扎，唯一的就是希望通过红裤带来抵抗厄运，但最终他还是不能摆脱命运的藩篱。《狗剩属狗》中的狗剩“在花儿岔村是个比较落寞的人”，是乡村社会最底层的籍籍无名之辈，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但当杜校长要重用狗剩做“娶客”的时候，他反倒不敢接受着突如其来的“垂青”。而《豆花盛开》则通过真实地再现西部乡村较为普遍的贫民生活的原貌、人的生存和精神状态，表现底层百姓顺应天命的达观（但却悲哀）的生死观。

或许李继林小说中的生命态度和他作为中医的职业身份有关，想必这些小人物的挣扎也让作者感伤不已，医者的悲悯心态在不动声色的铺排中一点一点呈现出来。

风景描写也是李继林小说的另一特色，有时候寥寥几笔，却成为哀凉散淡的命运中一缕温柔的诗意。“杏花梨花都开过了。山坡上、田野里已经显现出浓厚的绿色，树叶也偷偷地舒展开了。”对于风烛残年迫切需要“辞路”的婆婆来说，这几句风景描写就是安慰和召唤（《辞路》）。而《周吴小学的春天》中的风景描写更像是闲来之笔，这恰恰是小说该有的样子，不功利不急躁，随手拈来散淡缓慢，这不但降低了小说的节奏，而且给人一种从容之感。当然，作者也一定有深意在其中，这随处可见的风景——山水、田地、树木、村道、天空等等，就像是对传统社会的挽歌。

对于一篇短篇小说而言，适当的风景描写就像是恰到好处的补白，譬如书法或者国画作品上的落款或者闲章，可能无足轻重但也必不可少。可是对于很多作家而言，风景的消失却成为他们小说创作中集体的缺憾。或许我们应该给予这些写作者更多的理解和同情，因为好的风景描写一定代表着作家对生活最为独特的体验和吉光片羽式的美妙感受，而这些作家缺乏这种体验的能力，他们没有时间和勇气去拥抱生活和自然，因为闭门造车编故事讲段子是他们最为热衷的事情。

仅从以上几点来看李继林的小说，我认为它自有它的意义，看似闲散不事雕琢的文本背后隐藏着悲观的态度，这正是今天许多小说家所没有的，因为他们的眼里只有生活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