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热乎乎的黄土大山（外一篇）

那热乎乎的黄土大山（外一篇）

古原

我们要在固原的大山里走一圈，听听老乡们对脱贫的心里话。

徒步采访，翻山越岭，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来一组系列报道，题目就叫：走向贫困角。

我脑海里回响着这样几句话。在年过五旬之后，又一次回首自己在这块土地上工作生活的足迹，心里涌动起一种悠远的深情。

1997年，我到固原日报社担任记者的第3个年头，报社策划了一组系列报道《走向贫困角》，其背景是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已实施3年多了，固原偏僻乡村的扶贫成效如何，基层干部有哪些想法，百姓有什么盼望？任务落到了记者部主任老刘头上，老刘找我谈话，说了以上3句话。我爽快地答应了。

那年我29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但对于下乡到群众中去调研采访，是十分高兴的。当即简单准备了一下，主要是买了一个双肩背的采访包，装上了方便面、矿泉水、雨伞。当年3月上旬，我们出发了。

第一站是固原县张易乡。张易是固原包产到户第一乡，有典型经验，我们搭班车到张易，在乡政府采访了这方面情况，然后徒步从张易街道向张易乡三湾村进发。之所以选择去三湾村，是了解到三湾是张易最偏僻的村庄，是真正意义上的“贫困角”。

出张易街道不远，拐上去三湾的山路时，开始飘起了雪花，零星的雪花落到土路上很快消失不见。面前随即是一道长长的陡坡，足有七八百米的样子。老刘是军人出身，脚步稳健，毫无惧色。我却苦笑了一下。我虽然出身农家，但自幼身体虚弱，高强度的爬坡跨沟对于我是个挑战。

第一站便开始了考验。我做了一个深呼吸，脚步平稳地向陡坡走去。早春时节，山路再无行人，显得空旷，四野也是一片寂静。雪花密集了一些，但落下去，会被黄土山路一一融化，地气开始回暖，厚实的黄土路上散发的热量，让人走在上面感觉心里都热乎乎的。那路段很陡，却很干净，路上连一根枯枝杂草都看不见，融化的雪片使路面显得滋润了一些，更加适合行走。额头上的汗冒出来了，身上也热起来。走到半坡，我们停下脚步，回首打量山下的村庄。正午时分，几缕青烟升起在小小村庄的上空，一声浑厚的牛哞从看不见的地方传来，山野显得分外静谧。我喜欢这种意境。转过头给老刘笑了一笑，却见他神情严肃。怎么了？过于冷清了，少了忙碌喧闹的景象。嗯，看来我关注的是景，他关注的是人。我也严肃起来，理顺了情绪，继续沿着土坡向上。

额头上的汗珠骨碌碌冒出来的时候，我们终于走上了陡坡，完全进入了山里。山包一座连一座，敦厚地矗立在你目力所及之处，似乎为你挡着山梁上的风。那天天气虽然阴沉，却没有一丝风。山里的春天让我滋生出一些美好的想象。

大约下午五点钟左右，我们走进三湾村村支书家的木门时，雪也停了。现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时间过去了22年，我已经忘记了支书的尊姓大名，后来的报道中没有出现他的名字，我当年的采访本早已找寻不见。但我的记忆中，永远储存着那晚坐在他家的热炕上，和村里的老人热烈叙谈的场景。

记忆中村支书比我俩年龄都大，50岁左右，回族，偏瘦。一进大门，待老刘说明来意，他脸上的纹路一下绽放开了：“太好了，先进房里，先暖和暖和。”走在前面，揭起上房的门帘，他让我们先进。“你们是客人，客人先进门，是我们尊客的礼数。”他说。我们微笑着，顺从地进了房门。他跟进来，手指着大炕：“直接上炕，炕上暖和。”我俩也不客气了，脱掉鞋，上了炕，用炕上的大花被子盖住脚。老刘坐在窗户边，背对着窗户，我坐在炕拐角，背靠着土墙。炕上热乎乎的，背后的土墙就像那长长的陡坡一样，厚实，温暖。炕的那头有一个炕柜，上面摞着被褥，房里地上有一个板柜，上面摆着些瓶瓶罐罐，都抹得干干净净的，让人看着舒服。

老刘坐下就谈工作，请支书将村里六七十岁的老人找几位来拉拉家常。支书认真听着点头应着，先端了两杯水上来，我们接过，放在了窗台上。随后，他出去了。我从窗子望出去，见他走进了灶房，又出来出了大门。一位头戴白帽的妇女在灶房门口闪了一下。

老刘和我坐在炕上。老刘经常下乡，我却很多年没有这样坐在山里百姓家的土炕上，没有这样地暖暖脚了。这样地一暖，心情舒展开了，仿佛就在自己家里，心理上同这家人这盘炕亲近了不少。老刘将采访本打开，在上面写着什么。我说，主任，采访完咱们是走呢还是在这住呢？走吧，睡这土炕有啥意思，睡到山坡上听风吼狼叫才过瘾呢！呵呵，最好在这住一晚，我舍不得这热炕。老刘笑了。

说话间，门帘一动，支书回来了，后面跟着三位老人。我们跪在炕上和老人们一一握手， 请老人们也坐在了炕上，支书摆上了炕桌，方便我们记录，然后迅速进入了正题。支书介绍了村子的基本情况，224户，1340口人，6个村民小组，人均耕地4亩，1996年人均有粮150公斤。老刘对这些数字敏感，一听人均有粮偏少，忙问缘由。一位老人搭言了，咱们这里大部分是陡坡地，有些地陡得驴都站不住，春天种上一帽子，秋天收回一抱子，地哄人呢。另一位老人说，这里山高路远，干部来得少，咱们希望说几句心里话，请你们写到报纸上，就是我们不怕苦不怕累舍得力气，只要政府派来推土机，帮我们把陡地变成梯田，我们种上玉米、谷子、胡麻，栽树种草，养牛养羊，一定会翻身过上好日子。说到动情处，一位老人咳嗽起来。

我听得心里热腾腾的，手中的笔在采访本上刷刷地写着，老刘则成竹在胸，让老人们分别谈各自的家庭情况，这些情况对一篇调查性报道最有说服力。

天黑了，房里的灯亮了。一个老人谈完，又紧接着另一个。

晚上十点钟的时候，老刘松了一口气，停止了记录，目光反复打量着采访本。支书给我们和老人们的杯中续了水，干瘦的脸上重新有了笑容，对着老刘说，采访好了吗？好了咱们就吃饭，忙了一下午了。老刘看着我，我点点头。老刘便对支书点点头，我们下乡采访，你们吃啥我们吃啥，我们出伙食费，千万不能特殊。支书说，没啥没啥。转身出去了。约莫十来分钟时间，他回来了，双手端着木盘，木盘中间是两碟子炒鸡肉，另外两碟子是炒洋芋丝，还有一些蒸馍。他将这些东西一一放在炕桌上。

老刘表情有些惊愕，这怎么能行，这，这不能吃，不能吃！三位老人平静地坐在炕桌周围。

脸上瘦瘦的支书，平静地说，记者兄弟，你们从城里来，来看望我们山里人，看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我们心里十分高兴，党和政府想办法让我们脱贫，让我们能够过上好日子，你们就是我们的贵客，贵客来了，没有一点心意我们心里过意不去，你们走了我们心里会不安！

老刘僵硬地坐着，不动筷子。

老人中的一个举起了筷子，来，我带头，客随主便，自家养的，你们不要过意不去，多少年来一次，是远路上的客人，不要让我们山里人心里留下遗憾。

是啊，尔格（现在）党的政策越来越好，只要人勤快，好日子在后头哩。对，好日子会来的。

老人们都说话了，我们拿起了筷子，再不拿筷子，就是对主人的不敬了。

在那个春天的一个夜晚，在半夜十点多，在一个叫三湾的村子里，坐在热热的土炕上，我有了刻骨铭心的一次经历。眼里有些潮湿，心里有些热浪。就是，我们多少年才来一次，就被山里的乡亲们当尊客一样，给了这么高的礼遇。我们究竟对乡亲们贡献了什么，就被他们让到热炕上，端上热茶，端来好吃的，那么亲热地对待我们。我的心中被感动着，突然又有了一些惭愧。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太阳红通通地照耀着这里的山坡、麦场，通往山外的那条黄土路，黄灿灿的十分好看。沿着黄土路翻过一道山梁，山那面就是另外一个村庄。

走之前，老刘嘱咐我将三天的伙食费交给女主人，支书推来搡去坚决不让收，老刘将采访包往地上一放，脸一沉，再不收，我们就不走了！

从三湾开始，在三个月的采访中，我们完成了共44篇系列报道《走向贫困角》，这组报道后来获得了1997年度宁夏新闻奖，报社还召开了座谈会。我的心中，也记下了固原大地上山坳里的一个个村庄，这些村庄印在我的脑海里，绵绵不绝地给予着我一种热量，温暖着我的新闻工作生涯，更温暖着我的人生旅程。那些村庄，不一样的外表，却一样的温暖心灵，比如黎套、下湾、底沟，比如马涝、代段、耀州……

兴隆镇旧日时光

有一个地方，叫故乡，总要让人回望。

我打小生活的村子叫下堡子，西吉县兴隆镇下堡子村，距离镇政府约15里路。下堡子往南，是玉桥村，我在玉桥中学上初一的时候，大约是1981年，住在玉桥的外祖父家。

玉桥那时还叫公社，数年后改为玉桥乡，2003年撤乡并镇，玉桥乡整体并入了兴隆镇，玉桥村仍然保留着。外祖父外祖母身边没有小孩，有些冷清，我去了可以改个心慌。外祖父那时候做点小生意，他平日在玉桥街道收羊羔皮，有两三张或三四张了（多了驮不动），他就对外祖母说，明儿该去兴隆镇了。又对我说，古拜，你放假了，阿爷带你到兴隆镇浪走。外祖父表情生动地说着。突然，他脸上又严肃起来，郑重地说，嗯，还不行，小孩子去兴隆要“过关”呢。咋“过关”呢？就是用一根竹子两头扎上驴粪蛋，第一次去的小孩子将这根扎着两颗驴粪蛋的竹子夹在鼻孔和上嘴唇之间，从市场管理员面前走过去，就算“过关”。“过关”了就给你个麻花吃。外祖父严肃地说着，外祖母笑笑地听着。的确，在我那一代孩子的心目中，在我们方圆30里，兴隆镇是个大地方了。村子里但凡有人家要娶媳妇嫁闺女，一定要去兴隆跟上两三趟集的，这个地方商贾云集，人流熙攘，小孩子去了容易走失，外祖父这样说肯定有他的道理。我想象了一下自己的鼻孔和嘴唇之间夹着那根竹子的样子，忍不住笑了。我不去，阿爷，我还有假期作业呢。我说。嗯，好。外祖父眉开眼笑。

第二天一早，外祖父用自行车驮着那几张羊羔皮出门了。外祖母收拾房子，做饭。我去学校。黄昏的时候，外祖父回来了。羊羔皮卖掉了，并且明显赚了钱。因为自行车后座上早晨放羊羔皮的地方，现在绑着一个纸箱子。外祖父顾不得抖掉衣服上的尘土，解开绳子，将纸箱轻轻放在台沿上，打开纸盖子。啊哈，里面有红红的大麻花，还有鲜艳的红柿子。外祖父又用力将纸盖子向两边压了压，使里面的麻花和柿子完全呈现在我的眼前。他说，快尝尝，阿爷给你和你奶奶买的。我拿起一根麻花放在鼻子前，一种特别的清香穿过鼻腔，直达后脑。我问外祖父，阿爷，你吃了没有？吃了，阿爷今天在镇上吃了一碗炒面片。外祖父通过自己的劳动吃了好饭，我很高兴，又啊哈了一声，拿着一只柿子，递给了外祖母。

来自兴隆镇的麻花和柿子，以一种温暖的色彩，映照在我的记忆深处。太阳照着外祖父古朴的老院子，靠近山坡是孔窑洞，灶房就在窑洞里。炊烟从半崖上冒出来。

我以为我的初中生活会这样过下去呢。不料到了初二，就有了变故。外祖父和外祖母要上新疆了。他们膝下无子，只有两个女儿，大姨一家生活在新疆米泉的铁厂沟，大姨的大儿子伊黑牙从小就由大姨姨父过继给了外祖父，由外孙子变成了亲孙子，就是要给外祖父养老的。因此，外祖父在那一年的秋天坚持去了新疆。上新疆后最终是由伊黑牙养老送终。我1997年夏天去新疆看望外祖父时，外祖母已去世了。现在，外祖父外祖母都静静地睡在米泉铁厂沟的坟院里。

外祖父走了，我离开了山坡下窑洞里的热炕，搬到了学校学生宿舍的麦草铺上。自此，我要从家里挑着洋芋和面粉交到学校灶上，要自己拿碗去排队打洋芋菜和杂面馍馍。晚上睡觉前，要穿着衣服躺进被窝，暖暖被窝，然后才脱衣服正式睡觉。生活中自然没有了麻花和柿子。我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最主要的是去一次兴隆镇。

父亲知道了我这个愿望，十分理解地说，去，顺便把鸡窝里那十只鸡娃捎上卖了，一只最少一块钱，卖了你花上五块钱。我精神为之一振，迅速行动，将一个背篼斜挎在自行车后座上，把鸡娃们小心放进去，又给我常用的一个军用水壶灌满开水，斜背在身上，骑上自行车就出发了。一路向北，一路耳畔风声作响，翻了两道沟，蹚了一条河，过了两个村，到了一个人潮涌动的地方，就是兴隆镇。没有“过关”，直达。

兴隆街市的繁华热闹超过我的想象。在街边找了一处空位支起自行车，鸡娃在背篼里叽叽喳喳叫着，很快有人过来，抓起一只托在掌心，用另一只手轻轻摸着。多少钱？一块。八毛卖吗？我大（父亲）说了，最少一块。那人放下鸡娃，头也不回地走了。过了一会又来了一个人，不抓鸡娃，只是埋下头看着。咋卖着呢？一块。哦。他“哦”了一声，也是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站在自行车旁，看着一街的人来来往往，我有些饿了，但鸡娃还没有出手，于是就喝了几口壶里的水。卖麻花的摊子就在不远处，一个老汉守着摊子。两毛钱哎，两毛钱哎。他隔几分钟就这么喊一两声。两毛钱一根麻花，这我知道。但再没有人过来摸摸鸡娃，问问价钱。那些鸡娃一上午没吃也没喝，它们互相踩踏着，声音渐渐小了下去。我感觉越来越热了，于是不断喝水，一壶水喝光了，一个集日也散了。那个卖麻花的老汉收拾摊子的时候，我有些疲惫地往回走。到镇南的桥头时，背篼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了。我停下车子俯身去看，十个鸡娃，五双没活。我的第一次兴隆镇之行就这样惨淡收场。

这年秋天，我又去了一次兴隆镇，这次是去卖豆子。那时，西吉下川里农民家庭几乎都是这样，吃饭靠麦子，花钱靠豆子。豆子就是豌豆，是我们主要的经济作物，秋收刚一结束，在兴隆镇桥头，好几个收粮的在那儿等着呢。我家的豆子扬得很干净，并且颗粒饱满，我心中是很有底气的。但我没想到的是，在验完豆子过了秤，把我用自行车驮来的五十斤豆子倒进大麻袋时，随着一阵响声，一群黑色的小飞虫腾空而起，密密麻麻地在袋子上方盘旋了一瞬，如一股风忽地飞走了。它们如此整齐划一的动作让收豆子的大哥惊愕得张大了嘴巴。他目送着小黑虫们飞向远方，随即咧开嘴巴笑了。把它的，把它的。他这样说。他也没说我把不好的豆子卖给了他，也没要求给我的豆子重打等次，只是那样自嘲式地说了几句，就招呼下一位顾主了。那位性情宽厚的大哥是位篮球爱好者，我后来在兴隆镇农民篮球运动会的赛场上多次看到他跨步上篮时的矫健身姿。

1982年6月，一个大雨滂沱的早晨，父亲在路边拦住村里一个叫六七的人，请他用自行车捎我去兴隆中学参加初中中专暨高中升学考试，六七在大雨中躬下腰身，奋力蹬着自行车一路驶进兴隆镇，使我按时参加了考试。9月，我成为了兴隆中学的一名学生。两年后，我自兴隆中学考入固原师专。固原师专中文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兴隆中学任语文教师，直到1994年3月离开。

兴隆镇，留下了我初入职场时的青涩模样，留下了我为文学梦想奋斗的身影。

现在，我还经常梦到下午的学校操场上阳光温暖，歌声嘹亮，我与火会亮、马红军、李学军、何成江等老师和朋友在篮球场上用力奔跑、汗流满面的场景。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个尘土飞扬的操场，那些孩子们纯真的笑脸，已是永存心底的回忆。

汗水流淌，心情舒畅，神采飞扬。兴隆镇的旧日时光，如特色鲜明的老照片，让我总想翻看。